二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分析与超越“东方社会停滞”说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弗兰克的“挑战”在客观上为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从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其科学批判第四种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和逻辑的视域，来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及其科学性。为了叙述的方便，笔者认为，可把上述“历史和逻辑的视域”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构成部分：一是，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结构性分析，昭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以及超越“东方社会停滞”说的过程；二是，基于对马克思历史学批判方法论的把握，科学诠释马克思对殖民主义认识的过程；三是，基于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认知，揭示马克思把对资本主义的一般与特殊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认识，有条件地由西欧推及到整个世界，从而实现超越“欧洲独特”说的过程；四是，基于对超越“东方社会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的考察，昭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认识拓展和深化的过程[15]。本节重点阐释“第一个构成部分”方面的问题。

从文化上看，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学说创立和发展的时代，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中开始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16]，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必然离不开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既包括“理论批判”，也包括“实践批判”）[17]。可以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是贯穿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其理论著述的一条主线，虽然，在“创立”和“发展”时期，其“科学批判”的过程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关于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期如何科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笔者在本书第一章已做了详尽的阐释，故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一生的著述活动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一个有阶段性的复杂过程。而要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复杂过程，就必须对“西方中心主义”加以结构性分析。这是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复杂过程，特别是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复杂过程的逻辑前提。不清楚这一点，不仅会把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过程简单化，而且也会在方法论上曲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实际上，弗兰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

迄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一种术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国内外学界使用得比较混乱。不同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价值理念甚至立场，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故这一术语有或多或少被滥用的倾向。这显然不利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认识和批判，当然也不利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复杂过程的正确把握。一般说来，“西方中心主义”有四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层次。一是种族主义（和自然地理环境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18]。宽泛地讲，种族主义是这样一种信仰，即：“它相信政治的和社会的结论都能够从‘人类划分为在生物学上有差异的许多种族’这个观念中推导出来。可见，种族主义理论得以建立的基础假定有两个：其一，在世界各民族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基因或种类差异——种族差异是有意义的；其二，这些基因分化，反映在文化、智力和（或）道德差异中，就有着政治的和社会的重要性。种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如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在理论原则上，则鼓吹血统优越论或血统卑劣论（如亚利安主义或反犹太主义）。”[19]当然，严格地说，“西方中心主义”并不等于种族主义，但它的确又与种族主义有“扯不清”的联系。如“西方中心主义”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孔德，就把作为其历史研究对象的“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视为“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笔者正是据此而提出“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这一概念的。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是最原始的“西方中心主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种族主义也有“野蛮”与“温和”之分。笔者所说的“温和”的种族主义也称“新种族主义”。“新种族主义”不提人种的优劣和种族奴役，而是强调种族文化的优劣，把对非西方文化的歧视编码到对其的描述中，制造和崇尚话语及符号暴力。在当代，在种族主义意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中，“新种族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

二是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一般不再简单提及种族文化的优劣，虽然，其基本原则蕴含着“新种族主义”所强调的种族文化差异。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其主旨在于直接为欧美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统治和扩张的合理性及永恒性做论证。它把西方视为现代世界的本源和现代世界进步的引领者，认为，世界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或西方界定，因为，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主动创造者。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西方具有发出行动的能力，而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即世界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社会发展的轨迹）。所以，西方承担向世界传播由其所创造出来的文明的责任，故它自然就一直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则一直处于边缘或外围。如果说，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也能有所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发展也只能是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展。

三是历史观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是从纯粹意识（如“世界精神”等）的角度，来为地域的“西方中心主义”作论证。具体说来就是：以西方启蒙思想和进步理念为绝对尺度，把地方或地域性的利益全球化或世界历史化，以致“西方”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顶点，而非西方成为西方世界发展的手段，或成为西方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环节；西方一旦成为世界历史的中心，世界历史的结构就不再有变动，这是由“世界精神”复归到了“绝对‘真理’成为‘自由’的无限制的自我确定”的那种状态决定的。在历史观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看来，世界历史是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想、理念）所取的形式。所以，“历史是精神的形态”，它无非采取了“事故的形式”，世界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保持着世界精神的理念的那个必然环节，而那个环节就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至于生活在那个环节中的民族则获得幸运与光荣，其事业则获得成功。但只有那种“把握住神的本性（世界精神的本性——引者注）与人的本性统一的原则”，且“客观真理与自由的调和”的世界[20]，才是世界历史的最后阶段。这个世界就是西方世界。

四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与上述三种“西方中心主义”有所区别，即：前者是在思维的习惯性范式和长期的文化偏见积淀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定式和话语环境，而这与自觉或不自觉接受，或认可这种思维范式和话语系统影响的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无直接的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以“东方停滞”说和“欧洲独特”说为两大支撑点，把历史上的进步和落后绝对化。至少就目前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比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都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更容易渗透到人们的文化和情感中。在西方和东方的知识界，许多知识分子虽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却难以摆脱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其主要表现是：他们或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反对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或在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中，反对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21]。

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和其所论及的一些问题，以及人们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与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也是有区别的。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抑或说，不能把前者简单地称之为“西方中心主义”。笔者认为，正确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及其发展的复杂过程，必须要以对上述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它们相互关系的辨析为其逻辑前提。否则，不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及其发展的复杂过程，无从把握，而且也会把“西方中心主义”泛化。这样一来，就在方法论上把“西方中心主义”抬高到类似于“上帝”的地位，即它“无所不在”。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只是一种文化思潮。从社会认识论角度看，它是对近现代世界历史演变发展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其影响范围主要限于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故它不等于也不可能等于现实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同时，即便对它在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把其对东西方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影响，也一概视为“西方中心主义”本身，正如不能把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对现代西方学界的影响，一概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学说本身一样。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现实的历史。因此，我们既不能把马克思，其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所呈现的某些特点的客观描述，归之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能把马克思在一定的时期内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称之为“西方中心主义”[22]。

毋庸置疑，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构建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在方法论上深刻批判了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23]，而且也在逻辑上涉及了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24]。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本性和马克思人类彻底解放的旨趣所致。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方法论上看，在这个时期，马克思虽然在逻辑上涉及了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即理论批判，然他还尚未完成对其的理论批判。自19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东方社会及其与西方社会的关系问题（特别是东方社会的变化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地纳入了马克思的视野，故也越来越成为其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对象。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其逐渐展开对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批判的第一个阶段。但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种种原因（见下文），马克思有时关于印度和中国看法的一些词语表述[25]，还受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从而也使得他在诠释东西方关系的问题方面，有时使用“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这也说明，虽然，在上述“第一阶段”，从逻辑上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涉及到了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批判，但这种理论批判尚未最终完成。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属于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以，我们对这方面问题的正确认识的获得，是不能脱离对发展着的历史唯物主义，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阶段性的考察的，否则，就会陷入误区，得出模糊的、不科学的结论。

对马克思来说，要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至少要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即：对东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手资料的直接把握，以及全面展开对人类学新成果的研究。而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构建时期，马克思仅在逻辑上涉及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是不能替代他这方面的缺憾的。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以前，马克思主要是通过一些中世纪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关于东方的著述、18世纪法德启蒙学者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以及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关于东方国家的著述，来了解东方社会的；而在19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末期，马克思除了受詹姆斯·穆勒、理查·琼斯以及法国医生和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等人的相关著述的影响外，还受英国官方和外交官员所提供的相关材料的影响。虽然，上述这些著述和相关历史叙述材料也有其合理之处，对马克思认识东方国家的某些特点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在其中也有相当的部分含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成分。这就使得当时尚未直接把握关于东方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同时也尚未全面展开对人类学新成果研究的马克思，自然会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或词语表述，加以“有条件地使用”。但即便如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也不是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其具体原由如下。

第一，马克思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纳入他当时所特有的话语系统，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构建和发展他的危机理论。例如，19世纪70年代初以前，处于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期的马克思，在批判性地汲取西斯蒙第等人的危机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开始构建和发展自己的危机理论，以揭示资本逻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值此，他自然把东方国家的落后方面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否则，就不可能解释不少东方国家，何以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地化，以及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相比较，东方国家当时的社会状况也的确凸显了其进步缓慢、整体上的相对落后。如何描述这种“相对落后”呢？对当时的马克思来说，借用类似“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些词语所直接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当时东方国家是相对落后，但其内部存在着发展动力，故并非是处于“停滞的社会生活”状态，只不过与当时的西方社会相比变化得缓慢罢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详见本章第三节）。

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对笔者的上述观点产生误解，这里需要对四个方面的事实，从经济学和历史学意义加以认定。其一，我们反对的是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把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东西方的先进与落后绝对化，而不是否定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东方各国相对落后的事实[26]。其二，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方各国是因为落后才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而不是被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后才落后的。至于如果评价在东方各国被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变化，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否定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把进步与落后绝对化，就认为区分一定的世界历史时期内的“先进与落后”没有意义。其三，“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等，只是马克思有时用于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东方国家（如中国），其社会状态的形容词，不是严格的学术用语，而“形容词”自然就有夸张和“漫画”的成分。其四，虽然，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有时对东方国家社会状况的看法中，明显地夹杂着“西方中心主义”某些词语，但不能否认这一看法本身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其中所包含的不少观点迄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二，马克思将“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纳入了他当时所特有的话语系统，也是与他当时在世界历史认识方面的局限，以及对西欧社会革命的渴望息息相关的。在19世纪 70年代以前，马克思往往把对原始公社的认识与对东方国家特性的认识混在一起，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一术语，在他那里的“双重作用”及其局限性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见本章第五节）。这就使得马克思把当时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存在的原始社会遗迹的某些特征（如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当时东方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虽然这对他来说是认识世界历史的必经阶段。所以，在当时他的视野中，“不存在土地私有制”[27]→以手工业和农业构成的自给自足村社为基础的专制制度自古以来就存在→“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印度和中国等东方国家处于“停滞的社会生活”“活的化石”状态的成因。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特征的这种看法，其基点与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即：超越狭隘的“进步观”，寄希望于东方国家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其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对西方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他如是说：“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28]“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9]“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指欧洲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时期——引者注），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指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引者注），以激励别人。”[30]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以上论述得出这样两个结论：马克思希望东方国家如中国在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发生的巨大变革，成为西欧社会革命的先导（他对印度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也寄予这样的期望）；在马克思宽宏的世界历史视野中，东方国家并非会永远落后和依附于西方。由此可见，在不同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中，某些类似或相同的词语，其功能是全然不同的。笔者这样认为，其主旨是要强调：虽然，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有条件地”使用类似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的确是受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但不能把这种影响“孤立化”。这就是说，应当把对上述这种“影响”的认定，置于马克思历史唯物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发展过程中，以及马克思当时的话语系统或语境中来把握，否则，就会以偏概全，得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乃至马克思整个学说，是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结论。

第三，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之所以“有条件地使用”类似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他发表关于东方国家看法的特定情境。这里所说的“特定情境”是指：马克思发表上述这些看法的直接动因及其所满足的对象。只要我们细微观之，就会发现：在公开发表的著述中，他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西方关系时，“有条件地使用”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主要见于他给两家报纸的撰稿中，即：《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闻报》。而马克思给这两家报纸撰稿的直接动因是为了谋生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当时报纸和读者的“口味”。1853年9月15日，马克思在给阿·克路斯的信中抱怨道：“无论如何，运动比我期待和希望的来得早（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象1847年那样）。我总是希望，在这个时间到来以前我能隐居几个月，搞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看来办不到了。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象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31]马克思这里讲的“报纸”就是《纽约每日论坛报》。1861年6月10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以无可奈何的口吻谈及他与《新闻报》签订的报酬合同：“我每篇文章可得一英镑，每篇普通的通讯可得十先令。按照德国的标准，这算是优厚的稿酬，我只得同意，因为必须生活下去。”[32]当然，马克思的“谋生需要”也蕴含着为其进一步进行科学研究创造必要的条件，但这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至少其中关于东方国家看法的一些词语，还不属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此，人们没有必要“大做文章”。

由上可见，马克思是“有条件地使用”类似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来表达他当时对东方国家的看法的。所谓“有条件地使用”旨在强调两点。一是，马克思使用的上述词语已经有了功能上的转换，从而使其脱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虽然这些词语所直接表达的意思是不准确的。进而言之，这些词语已经转化成为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主题话语，即：资本主义在全球中的扩张本性和其最终灭亡的必然性的一个构成部分，而不再具有表达把“进步和落后”绝对化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使用类似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而要把他所使用的这些词语置于其特定的话语系统或语境中来认识。唯其如此，才能明了：对马克思来说，在描述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东西方关系的过程中，“有条件地使用”类似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并非是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二是，马克思使用的上述词语不是出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一旦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马克思就必然会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西欧资本主义完成了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全面地研究土地和地租问题（直接缘于写作《资本论》地租一章而进行“全新的专门研究”的需要），以及对俄国的经济形式发展作正确的了解和判断，促使马克思开始学习俄文[33]；《资本论》俄文译本的出版并在俄国革命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进一步引起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关注。可以说，19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已经能够把握关于俄国社会和革命运动状况的第一手资料了。马克思“俄国的友人”时常给他提供关于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资料，如《资本论》俄文的主要译者之一——“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丹尼尔逊，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而对俄国农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研究，又彻底动摇了他以往对东方农村公社原有的一些看法，明确认识到了农村公社的两重性（公有和私有）；对新的人类学成果展开全面的深入研究，使马克思完全把原始社会与东方社会加以区分开来（见本章第五节）；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开始把推动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他所祈望的由俄土战争所引发的俄国社会的变革上。上述情况的变化，使马克思彻底摆脱了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是：他认定，在历史上，一些东方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等）的某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曾高于同期的西方国家[34]；他特别提示要警惕历史叙述材料中的“资产者”的“伪造”[35]，明确意识到考察东方社会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36]；他指出东方社会（如印度）在古代时期就存在着私有制[37]，认为所谓“专制”制度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38]，并反对把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乱套于东方国家[39]，等等。可以说，19世纪 70年代以来，马克思在此以前所使用过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某些词语表述，再也没有在他的著述中出现过。不仅如此，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俄国村社“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40]，这使其具有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必自杀就获得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在《共产党宣言》1882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以往作为“欧洲反动堡垒”的俄国，视为“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41]。当然，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全面、详尽地把握住了东方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但这与断定马克思，是否彻底摆脱了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是否彻底超越了“东方社会停滞”说，没有关系。

综上所述，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构建时期，马克思从方法论角度对前三种意义上“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与其在对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的过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别在于：前者不等于也不能替代后者。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构建后，对马克思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个在对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影响的过程。但不能把马克思在一定的时期内，暂时受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视为是作为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更不能把这种“影响”归之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其联系在于：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构建，为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发展，从而也为马克思对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历史及其发展的具体研究中，彻底摆脱上述“影响”，奠定了逻辑基础。前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其实质就是“西方资产阶级中心论”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心论”。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构建过程中，马克思只有从哲学方法论上彻底批判这三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在逻辑上涉及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才能进而彻底摆脱具有“西方中心主义”成分的历史叙述材料的影响。当然，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对第四种意义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过程，还必须对他关于英国殖民主义认识变化的深层机理，以及在哲学方法论上对“欧洲独特”说的超越，加以历史和逻辑上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