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时代昆明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特征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以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本质特性为基础，进而促进“一建·六体系·六能力”昆明模式的构建。

“市域”不仅是个城市概念，而且是一个“地域空间”的概念，它包含以行政区划内所确定的城市以及下辖的县（市）区。昆明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着重立足以下四大特性，推进“一建·六体系·六能力”市域社会治理模式的打造。

（一）治理实践空间的“多维性”

从空间范围的角度来看，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内容既不同于基层社会治理，又不同于县域社会治理。从社会治理的空间范围来看，包括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村（社区）四个层级；从社会治理空间的要素看，包括政治、经济、民生、文化、产业、医疗、金融、航空、物流等。同时具备党委组织、政府主体、社会组织、人民群众、企事业单位等社会主体。因此，市域社会治理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多维要素、多元主体的全面系统的治理体系。

（二）治理实践的“协同性”

社会治理实践的“协同性”，就是将“协同”治理的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实践。协同共治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内在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中“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就是要引导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社会治理实践的“协同性”，从治理实践的空间来看，治理主体主要有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群团组织、人民群众等多元社会治理主体，这是昆明市域社会治理的主要核心力量。昆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坚持对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整合，落实治理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协同共治，在横向上构建昆明市域共治“同心圆”。

（三）治理实践的“行动性”

治理实践的“行动性”是治理实践的内在特征。也正是在治理实践的“行动中”，才能形成并完善昆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模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行动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保持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度目标和行动目标关系之间的平衡，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和“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的关系。制度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保障，行动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只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制度和行动都发挥各自的作用，才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二是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社会治理现代化格局的构建，就要引导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发挥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形成追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共同目标，并共同将其转化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行动。

（四）治理实践的“灵活性”

随着昆明城乡一体化、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的推进，一度曾面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诸多城市社会治理的难题。面对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问题、新挑战，昆明没有照搬西方国家治理方式、走西方国家治理的路，也没有沿用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所固化的治理方式，而是根据昆明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以全面协同为基础，灵活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目标，完善治理体系、改善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