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宗教法庭

1198年，塞格尼公爵罗太里奥继承了他叔叔保罗在几年前才得到的崇高荣誉，以英诺森三世之名登上了教皇的宝座。

他是所有曾经入主过拉特兰宫的人当中最显赫的。他就任教皇时37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秀学生，富有而聪明，精力充沛而抱负远大，善于使用权力，因此可以自称“不仅掌握着教会，还左右着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总督赶出了罗马城，再次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地区，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只好完全放弃了他在阿尔卑斯山那一侧的领地。通过这些，他使意大利摆脱了德国的掌控。

他组织了著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但这次东征从未到过“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屠杀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抢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由于他们的行径令人发指，以至于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担心被当作亡命徒绞死。英诺森三世的确表示过，不赞同这些残暴行径，它们使得少数德高望重的基督徒感到厌恶和绝望。但英诺森是个务实的人。他很快就接受了不可更改的事实，让一个威尼斯人去顶替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空缺。通过这个聪明策略，他使东正教再次处于罗马统治之下，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随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表现出了极深的造诣和圆滑的策略。

在经过近1000年的犹豫之后，教会终于开始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件神圣的事，必须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真正生效。当法国的菲利普·奥古斯丁和莱昂的阿方索九世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时，他们很快就得到教皇的警告，要记住自己的职责。他们都小心处世，立即遵从了教皇的旨意。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准确无误地意识到谁是他们真正的主人。国王哈康四世（海盗同伙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他的统治范围除了他所在的挪威之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但是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必须向罗马法庭交代清楚自己复杂的身世。

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有时还会折磨拜占庭的皇帝，因此他对宗教思想根本不感兴趣，但他还是赶赴罗马，谦卑地恳求当教皇的仆人。在英格兰，几个贵族想用一些规则来约束他们的国王，但教会却粗暴地声明他们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靠武力获取的”；接着，他们又因为起草了那份著名的《大宪章》而被逐出了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对那些敢于质疑教会法律的朴实的纺织工和目不识丁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人敢这样去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所有异端邪说都是令人极其费解的。

异教徒几乎都是贫苦大众，没有搞宣传的天赋。他们偶尔会写几本拙朴的小册子阐述自己的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它们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密探发现，并被立即销毁。因此我们只能凭借异端邪说的审判记录中的线索，以及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向虔诚信徒揭露的令全世界震惊的《新的撒旦阴谋》的文章来了解大多数异端学说。

结果，对这些人我们通常会得到较复杂的印象：他们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绝接触崇高的基督食物，坚持只吃蔬菜，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叨唠着救世主第二次下凡的奇怪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由于恶意攻击万物的既有规律而让他们体面的邻居感到厌恶。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令人讨厌，而那似乎正是自命不凡的人应有的下场。

没错，很多异教徒是以非神圣的热情去追求神圣生活的。他们脏得像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生活的怪诞思想通常会把他们家乡的平静生活搅乱。

不过，我们还是要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诚实。

他们可能所获无几，却失去了一切。

结果呢，他们失去了一切。

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趋于有序化。最后，甚至那些根本不相信组织的人如果想有所成就，也必须成立一个“无组织促进会”。喜爱神话、沉湎于感情的中世纪异教徒也不例外。自我保护的天性使他们聚集在一起，不安全感迫使他们在自己神圣教义的外面裹上了两层玄奥神秘的礼拜和礼仪来做掩护。

但是，大多数忠诚于基督教会的人却不能区别这些不同的组织和教派。他们把所有异教徒混为一谈，称他们是肮脏的摩尼教徒或其他不恭的东西，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

这样，摩尼教徒成了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我当然不是指一个有明确纲领的政党，就像数年前在俄罗斯帝国确立了统治地位的那个政党。我是指一种含混不清的谩骂，如今人们也用它来诅咒所有的敌人，包括从收房租的房东到没有把电梯停在适当位置的电梯工。

对于中世纪的上等基督徒来说，摩尼教徒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可是由于没有真凭实据对他进行审判，所以就指控他为异端。这个方法和一般的法庭审判相比，既不怎么引人注意，也比较快，不过它常常稍欠准确，导致了大量的冤案。

在可怜的摩尼教徒的案子中更应指责的是，这个教的创始人是个名叫摩尼的波斯人，他是宽厚和仁慈的化身。他是个历史人物，于3世纪前25年出生在一个叫艾卡巴塔那的镇子里，他父亲帕塔克是那里很有钱财和影响的大人物。

他在底格里斯河畔的采斯雯受过教育，他青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就像如今的纽约，具有国际性、语言混杂、人性虚伪、不信上帝和追求实利，并充满空想。在从四面八方赶来两河流域大商业中心的人群中，各种异端、宗教和教派都有自己的追随者。摩尼倾听着各种传教士和预言家的言论，把佛教、基督教、密特拉教和犹太教融合在一起，再掺上一些古巴比伦的迷信，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

如果不考虑摩尼教徒有时会把摩尼教义推向极端，那么可以说摩尼只是复苏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坏上帝总是与人的灵魂作对，摩尼把古代的万恶之神与《旧约》中的耶和华相联系（于是耶和华变成了摩尼教的魔鬼），把洪福之神和四福音书中的“天父”相联系。而且（这里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摩尼认为，人的身躯是天性邪恶卑鄙之物，所有人都应该不断磨砺躯体，严格遵守节食和行为规范，以摈除自己的世俗野心，不至于沦入万恶之神的魔掌，不被炼狱烧为灰烬。结果，他恢复了一大批禁饮禁食的规矩，只让追随者喝凉水，吃干菜和死鱼。这后一项教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吃惊，不过教徒们一直认为，海里的冷血生物对人的不朽灵魂的损伤要比陆地上的热血亲族小一些，这些宁愿死也不愿吃一块牛排的人，吃起鱼来却津津有味，毫无愧疚感。

摩尼轻视女性，这表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他禁止信徒结婚，主张人类走向消亡。

至于对最初由犹太派创立、由施洗约翰发起的洗礼以及其他仪式，摩尼则深恶痛绝；因而想入教的人不必将身体浸入水中，而是行按手礼。

25岁时，这个怪人开始向全人类解释他的思想。他首先来到印度和中国，在那里非常成功。然后他返回家乡，想把他的教义的祝福带给自己的同胞。

但是波斯教士们开始发现，摩尼教那些超凡脱俗的教义的成功使他们丧失了许多秘密收入，于是转而反对摩尼，要求处死他。起初，摩尼受到了国王的保护，但是老国王死后，新国君对宗教事务毫无兴趣，于是摩尼被交给了教士阶层去处置。他们把摩尼带到城墙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剥了他的皮挂在城门上示众，以警告那些对这个艾卡巴塔那预言家的异端邪说感兴趣的人。

由于和当局的激烈冲突，摩尼教自身也分崩离析了。但是这位预言家的思想火花却像众多的精神流星，在欧洲和亚洲的广大土地上传播开来，在以后很多世纪里在朴实贫苦的百姓中继续产生着巨大反响，他们不自觉地捡起了摩尼的思想，仔细审视，发现它们很合自己的口味。

摩尼教具体是在何时以及怎样进入欧洲的，我也不清楚。

很可能它是经过小亚细亚、黑海和多瑙河来到欧洲，然后翻过阿尔卑斯山，很快在德国和法国受到了热烈欢迎。在那里，新教义的追随者给自己起了个东方名字“凯瑟利”，也就是“过纯洁生活的人”。这一让教会苦恼的教义迅速蔓延，以致在整个西欧，“凯赞”或“凯特”成了“异端邪说”的同义词。

不过，请不要认为“凯瑟利”是一个固定教派，根本没人试图建立一个新教派。摩尼教的思想对许多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这些人却仍然坚持自己是基督教会的虔诚信徒。这使这种特殊形式的异端邪说非常危险，而且难以察觉。

对于普通医生来说，要是某些病菌的体积大得在地方卫生部门的显微镜下就能看到，那么由这种病菌引起的疾病是比较容易诊断的。

但是上帝会保佑我们不受在紫外线下仍然能隐匿的小生物的侵害，因为上帝还要让世界延续下去。

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摩尼教是最危险的社会瘟疫，它使教会上层人物充满了恐惧，这种恐惧是在各种常见的精神疾病面前体会不到的。

这也许不能公开说，但早期基督信仰的最坚定支持者的确表现出了这种病的征兆。就拿圣奥古斯丁来说吧，这个十字军最杰出、最勇敢的人，这个曾奋勇争先摧毁异教的最后一座堡垒的人，据说内心却向着摩尼教。

普里西林是西班牙主教，他于38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因为他被指控倾向于摩尼教，由此成为《反对异教法》的第一个牺牲品。

就连基督教会的领袖似乎也渐渐被可怕的波斯教义吸引了。

他们开始劝阻不懂神学的门外汉不要读《旧约》；最后，在12世纪还宣布了著名的法令：所有神职人员都必须保持独身。不要忘记，这种波斯苦行思想很快就在精神变革的伟大领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最受人爱戴的阿西斯的弗朗西斯制定了严格的摩尼教“纯洁”思想的新僧侣制度，这为他赢得了“西方的释迦牟尼”的头衔。

但是，当自愿贫穷和灵魂谦卑的高尚理想开始向普通大众渗透的时候，当皇帝与教皇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当外国雇佣军各自扛着十字架和雄鹰旗帜你死我活地争夺地中海沿岸珍贵的弹丸之地的时候，当大批十字军携带从朋友和敌人那儿掠夺得来的不义之财蜂拥回国的时候，当修道院长住在奢华的宫殿并豢养了一群阿谀之徒的时候，当教士们匆忙念完清晨的弥撒赶去饱享狩猎早餐的时候，一件不妙的事情就要发生，而且真的发生了。

毫不奇怪，对基督教现状的公开不满首先出现在法国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古罗马文化传统虽然维持得最长，但是文明却从来没有教化好野蛮人。

你可以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它叫普罗旺斯，由位于地中海、罗纳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一个三角形组成。以前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过去曾是、现在依然是这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这儿有不少富裕的城镇和乡村、肥沃的土地、充足的雨水和阳光。

当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区还在倾听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时，普罗旺斯的行吟诗人就已经发明了新的文学形式，它为我们现代小说奠定了基础。而且普罗旺斯人与邻邦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这使人们能够及时了解科学领域的最新知识，而在欧洲北部这种书却屈指可数。

在这个国家，再现早期基督教的运动在11世纪前十年就开始变得明朗了。

但是无论如何，当时都不会有任何事情会导致人们公开反叛。在一些小村子里，一些人开始暗示说，教士应该像教民那样朴素无华；他们拒绝随领主奔赴疆场（啊，这让人想起了古代的牺牲者）；他们要学一点儿拉丁文，以便能自己阅读研究福音书；他们公然宣称不赞成死刑；他们否认“炼狱”的存在，在耶稣死后6个世纪时，“炼狱”就被官方宣布为基督天国的一部分；而且（这是最重要的细节）他们拒绝向教会缴纳什一税。

只要有可能，反对教士权威的叛逆首领就会被查出来，如果他们不听劝告，有时会被小心谨慎地处死。

但是邪恶继续蔓延，最后不得不召集普罗旺斯所有主教开会，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这场非常危险的煽动性骚动。他们激烈地讨论着，一直持续到1056年。

事情已经很清楚，普通形式的惩罚和逐出教会不会有任何效果。只要有机会在监狱紧锁的门后面表现他们基督徒的仁慈和宽厚信念，要过“纯洁生活”的淳朴乡下人就会高兴不已；如果有幸被判处死刑，他们会像羊羔一样顺从地走向火刑柱。况且，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出现的那样，一个牺牲者留下的位置总会立即被十几个怀抱圣念的新人填补上。

教会代表和地方贵族、牧师之间为此争吵了近百年。教会的代表坚持要采用更严厉的迫害，而地方贵族和牧师（由于了解老百姓的本意）则拒绝执行罗马的命令，并抗议说暴力只会鼓励异教徒更加坚定地反对理性的声音，因此是白费时间和精力。

到12世纪末期，这场运动得到了来自北方的新动力。

在与普罗旺斯隔罗纳河相望的里昂小镇，住着一位名叫彼得·沃尔多的商人。他严肃而善良，为人宽厚，一心想以救世主为榜样，简直都痴迷了。耶稣曾教导说，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整整30代基督徒都极力想弄明白耶稣说这话时的确切含意。彼得·沃尔多却没有这样，他读了这句话便深信不疑。他把自己拥有的一切都分给了穷人，然后退出商界，不再积累新的财富。

施洗约翰写道：“你们应自寻圣经。”

20位教皇评论了这句话，并小心谨慎地规定，在什么情况下俗人才能不经教士指点自行研究圣书。

彼得·沃尔多却不这么看。

施洗约翰已经说过：“你们应自寻圣经。”

那好吧，彼得·沃尔多就要自己去寻找。

当他发现自己找到的东西和圣吉罗姆的结论不一致的时候，他就把《新约》译成自己的语言，把手稿散发到普罗旺斯这块福地。

起初他的活动并未引起很多人注意。他渴望贫穷的热情似乎没有危险。他很有可能被说服，为真正愿意过艰苦生活的人以及指责现存修道院有点儿太奢侈太舒服的人建立一种新型的修道院式禁欲条令。

罗马一直很善于为那些信仰过于狂热，却常常闹出乱子的人找到适当的发泄场所。

但是一切都要按照常规和先例行事。就此而言，来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当然做不到了。他们不仅没有告诉教皇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大胆地宣称，即使没有职业教士的指点，一个人也能成为完美的好基督徒，而且罗马主教在自己的司法权力之外没有权力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信仰什么，正如鞑靼的大公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也没有这种权力一样。

教会当时处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说实话，它等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决定以武力来对付这个异端邪说。

但是，如果一个组织从根本上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其他的都是可耻而值得诅咒的，那么当它的权威受到公开质疑时，它必然会采取极端措施。

如果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无法生存。这种想法终于迫使罗马采取果断行动，制定出一系列惩罚条例，以使将来所有的持异见者都感到恐惧。

阿尔比教徒（以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该城是这个新教义的发源地）和沃尔多教徒（因其创始人彼得·沃尔多而得名）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地位不高，因而不能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被选中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一个教皇代表统治了普罗旺斯好几年，他把这里当作被征服的土地而肆意妄为，他的被杀给教皇英诺森三世提供了干涉的借口。

他召集了一支正规十字军攻打阿尔比教徒和沃尔多教徒。

在40天内志愿加入讨伐异教徒远征军的人，还债时可以免交利息，可以赦免过去和将来的一切罪孽，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受一般法庭的审判。这些条件很不错，极大地吸引了北欧人。

如果攻打普罗旺斯的富裕城市能够得到回报，而且在更短的时间内就能获得同等的荣耀，那北欧人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去征战东方的巴勒斯坦呢？

那时“圣地”已被人们遗忘，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撒克森和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纷纷逃往南方，不但可以躲避地方长官还可以重新装满他们的空钱箱，而把一切灾难加在富裕的普罗旺斯人身上。

被这些“勇敢的”十字军绞死、烧死、淹死、斩首或大卸八块的男女老幼难以计数，我也不清楚有几万人死了。各地在执行正式的大屠杀时很少提供具体数字，根据城镇规模大小，通常都在两千和两万之间。

贝兹埃城被占领后，十字军士兵分辨不出谁是异教徒，谁不是异教徒。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了随军的教皇代表精神顾问那里。

这个好心的家伙说：“孩子们，去吧，把他们都杀了。主知道谁是他的子民。”

有一个叫西蒙·德·蒙特福特的英国人，是个真正的十字军老兵。他以残暴成性和不断地以新花样杀戮掠夺而著称。作为对他“功绩”的报答，他得到了大片刚被他抢掠过的土地，他的部下也按“功”行赏。

剩下几个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沃尔多教徒，逃进了人迹罕至的庇埃德特山谷，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教会，直至宗教改革时期。

阿尔比教徒没那么幸运。经过一个世纪的折磨和绞刑之后，他们的名字从宗教法庭的报告中消失了。不过三个世纪之后，他们的教义稍做修改之后又重新出现了，其倡导者是个名叫马丁·路德的撒克森教士。这个教派即将掀起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将打破教皇的超级帝国把持了近1500年的垄断。

当然，这一切都瞒过了英诺森三世机敏的眼睛，他还以为困难局面已经结束，绝对服从的信条已经成功地重新确立了。《路迦福音》第14章23节有一条著名的命令，耶稣在那里讲道，说是一个人想举办一场晚会，却发现宴席上还有空位子，几个客人还没有来，便对他的仆人说：“到大路上去，把他们拉进来。”现在这条命令又一次执行了。

“他们”，也就是异教徒，被强行拉进来了。

教会面临着怎样留住他们的问题，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然后，由于地方法庭在很多案子中未能完成使命，因此诸如在第一次阿尔比教徒叛乱时所用的特别宗教法庭便在欧洲其他首都纷纷建立起来。它们专门审判所有异端邪说的案子，后来人们干脆称之为“宗教法庭”。

甚至在今天宗教法庭早已停止运转的时候，仅仅这个名字仍然会让我们极度不安。我们仿佛看见了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博物馆的锈铁锅和烙铁、黄色的兜帽和黑色的面纱，以及一个下颚肥大的国王冷笑地看着一排排望不到边的老人慢慢地走向绞刑架。

19世纪后半叶的几部通俗小说的确使人们对宗教法庭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留有印象。我们可以去除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浪漫想象，再去除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的异教徒的偏见，我们就会发现，剩下来的恐怖也足以证明某些人的说法——所有秘密审判都是难以容忍的魔鬼，在文明世界是绝不可容忍的。

亨利·查理·李在煞费苦心写成的八卷书中讲述了宗教法庭的内容。我必须把这些内容压缩到两三页，要在这样短的篇幅内对中世纪最复杂的问题做精辟阐述是不可能的，因为宗教法庭并非只有一家，这和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可不一样。

在不同的国家有形形色色的宗教法庭，它们又都是为了不同目的而设的。

在这些宗教法庭中，最著名的是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神圣宗教法庭。前者是一个地方性机构，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

后者的触角伸到了欧洲各地，在大陆北部烧死了圣女贞德，在南部烧死了乔达诺·布鲁诺。

严格地讲，宗教法庭真的没有杀过一个人。

教士法官宣判之后，获罪异教徒便被送交给世俗当局手里。当局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他。但是如果当局没有判处他死刑，便会给自己招致许多麻烦，甚至被逐出教会或失去教廷的支持。如果罪犯逃脱了这一劫难，没有被送到地方当局，就像有时曾发生过的那样，那么他遭受的磨难只会增加，因为他极可能会被囚禁在宗教法庭的某个牢房里，孤独地度过余生。

由于死在火刑柱上比在岩石城堡的黑牢里缓慢发疯的折磨要好受一些，因此许多囚犯招供了自己根本无辜的罪名，这样他们就可以被判处异端邪说罪而早日获得解脱。

谈论这个话题而不带偏见是很不容易的。

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无辜平民仅仅由于某些多嘴的邻居道听途说而在半夜从床上被拖起来，在污秽的地牢里被关上几个月或几年，等待既不知姓名又不知身份的法官的审判。从来都没有人告诉他们因为什么被指控，他们也不许知道证人的名字，不许和亲戚联系，更不许请律师。如果他们坚持自己无罪，就会饱受折磨，直至四肢都被打断。别的异教徒可以作证控告他们，但要替被告说好话却是没有人听的。最后他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何会遭此厄运。

更难以置信的是，已经入土50年的男女也会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并以“缺席”的形式被判罪，这种被定罪的人的后代还要在罪犯死去半个世纪之后被剥夺财产。

但这就是实际情况，因为宗教裁判官正是靠贪赃所有没收来的物品中饱私囊的，所以这种荒唐事就时有发生，比如某人时隔两代的祖父据说干过某件事而导致孙子沦为乞丐等。

读过20年前沙皇俄国处于全盛时期发行的报纸的人都记得密探。这种密探以前往往是窃贼或已洗手不干的赌徒，他们有着让人喜欢的个性和“悲伤”情怀。他会故作神秘地让人知道他是由于痛心才参加革命的，这样他就经常能博得诚心反对帝国政府的人的信任。但他一旦探得新朋友的秘密时，就会向警察告密，把报酬装进腰包，再到下一个城市，在那里重演卑鄙的勾当。

在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南欧和西欧到处都是这种居心歹毒的私人密探。

他们靠告发那些据说批评教会或对教义中的某几点表示怀疑的人来谋生。

如果周围没有异教徒，这些密探就会人为地制造几个。

因为他确信，无论被告多么清白无辜，严刑拷打也会使他承认罪名。他没有任何风险，可以无休止地从事这一行业。

在许多国家，允许人们匿名告发他们认为思想不端的人，这种制度制造了真正的恐怖。最后，没有人敢相信即使是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一家人也要相互提防着。

掌管宗教法庭大量工作的行乞修道士充分利用了他们制造出来的恐惧，在近两个世纪里他们靠民脂民膏生活。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宗教改革的主要内在原因之一，就是广大民众对这些盛气凌人的乞丐深恶痛绝。这些人披着虔诚的外衣，强行闯入令人尊敬的市民家里，睡在最舒适的床上，吃最好的饭菜，还喋喋不休地说他们应该被奉为上宾。他们只需要吓唬人们，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奢侈豪华，就要向宗教法庭告发施主，这样他们就可以维持舒适的生活。

针对这一切，教会当然可以答复说，宗教法庭只是承担思想健康检查官的作用，它立誓要尽的职责就是防止传染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传播。它可以向所有因无知而误入歧途的异教徒示以仁慈；它甚至还宣称，除了叛教者和屡教不改重新犯罪的人，几乎没有人被处死。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

一条诡计就可以把无辜的人变为绝望的罪犯，同样可以用来使他进行表面的悔过自新。

密探和伪造者从来都是亲密的朋友。

而在这些奸细中间，几封伪造的文件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