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对荣誉的追求
无论儿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如果他没有智力上的缺陷，他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并且很可能他会获得一些技能。但是，他同样存在一些自身不能获得的，甚至无法通过学习发展的力量。你不需要，事实上也不可能教会一颗橡籽长成橡树。但是当给予橡籽一个机会，它内在的潜能就会得到发展（长成一棵橡树）。同样地，当个体被给予机会，他往往也会发展出特定的个人潜能。那时，他会发展出独特的真实自我的活力：他自己清晰而深刻的情感、想法、愿望和兴趣；挖掘自身资源的能力；意志力的强韧；可能拥有的特殊才能或天赋；表达自己的能力；带着自发情感与他人交往的能力。所有的这些迟早能够让他找到他的价值观和生活目的。总的来说，他会极大地朝向自我实现的方向不偏移地成长。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以及整本书中，将真实自我作为核心的内在力量来讲述的原因。这种力量是所有人类都拥有的，而在每个个体中，又是独特的，它是成长的深层根源。
只有个体自己能够发展出他的既定潜能。但是，如同其他存在的生物，人类个体需要适宜成长的条件从而使“橡籽长成橡树”。他需要温暖的氛围，提供给他内在安全感和内在自由，让他能够拥有自己的感受、想法，去表达自己。他需要别人的善意，不仅仅是帮助他满足自身的许多需要，而且引导和鼓励他长成成熟、完整的个体。他也需要与他人的愿望和意志发生正常的摩擦。如果他能够如此与他人在爱和摩擦中共同成长，他也会与真实自我保持一致的成长。
但是由于各种不利的影响，儿童可能不被允许按照他个体的需要和可能性成长。这种不利的条件多到不胜枚举。但是，当总结起来，它们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事实，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们都太过沉溺于自己的神经症，以至于无法爱自己的孩子，甚至不能够将孩子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取决于他们自己神经症的需要和反应。简单地说，他们可能是支配性的、过度保护的、恐吓威胁的、易怒的、过度严苛的、过度放纵的、反复无常的、偏爱其他兄弟姐妹的、伪善的、冷漠的等等。它从来不是单独一个因素的问题，而一直是整个因素群对孩子的成长所施加的不利影响。
结果，儿童没有发展出归属感，无法感受到“我们”，相反，他发展出强烈的不安全感和模糊的忧虑，我把它称作基本焦虑。它是处在被构想出的潜在敌意的世界里，人的孤立感和无助感。来自这种基本焦虑的制约的压力阻碍了儿童带着真实情感的自发性与他人交往，并且迫使他找到应对基本焦虑的方法。他必然（潜意识地）使用那些不会引起或者增强，而是会减轻他基本焦虑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由潜意识策略性的需要所形成的特殊态度，同时取决于儿童既定的气质和环境中的偶然事件。简单地说，他可能试图依附于他身边最有权力的人；他可能试图反抗和战斗；他可能试图对他人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情感上与他们隔离。基本上，这意味着他可能会亲近他人、反抗他人或远离他人。
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亲近、反抗或者远离他人并非相互排斥。渴望爱与给予爱的能力、屈服让步的能力、战斗的能力和自处的能力，这些都是为了好的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互补的能力。但是，由于基本焦虑，儿童感到自己处在不稳固的根基上，他们的这些举动会变得极端和僵化。比如，爱变成了依附；顺从变成了让步。同样地，在特定的情况下，他被迫反抗或是保持置身事外，不提自己的真实感受，不顾及自己态度的不得体。他的这种态度，其盲目和僵化的程度与潜伏在他自身的基本焦虑的强度是成比例的。
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儿童不只是在其中的一个方向上，而是所有方向上被驱使，所以他从根本上发展出对他人相互矛盾的态度。因此，亲近、反抗和远离他人这三种举动构成了一个冲突——他和他人之间的基本冲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通过使其中一种举动持续性地做主导，来试图解决这个基本冲突。即试图让顺从、攻击或置身事外中的一种成为他的主要态度。
解决神经症冲突的最初尝试并非是表面化的。相反，它对于神经症进一步发展所采取的行动方向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和对待他人的态度有关，而是不可避免地引起整体人格的某些变化。根据儿童的主要发展方向，他也会发展某些恰当的需要、敏感性、禁忌和道德价值的启蒙。比如，一个以顺从为主导的儿童往往不只是屈从别人、依赖别人，而是试图做到不自私和良善。同样地，一个以攻击为主导的儿童会开始重视力量的价值，重视忍耐和战斗的能力。
然而，最初解决方案的整合效果并不像后面我们将要讨论的神经症的解决方案一样牢固或全面。比如，在一个女孩身上，顺从的倾向已经成为主导。它们表现为对某些权威形象的盲目崇拜、取悦和让步的趋势、表达自己愿望的羞怯，以及偶尔试图牺牲。在她八岁的时候，她把一些玩具放到大街上，为了让更穷的孩子找到，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这样做。在她十一岁时，她尝试用她孩子气的方式在祷告中寻求神秘的臣服。她幻想被她所迷恋的老师惩罚。但是，直到她十九岁，她同样可以轻易地参与进他人发起的报复某个老师的计划中。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她像一只小绵羊，但是她确实偶尔会在学校造反的活动中带头。并且，当她对教堂里的牧师失望时，她会从表面上对宗教的虔诚态度转变为暂时的愤世嫉俗。
这种所达到的整合，其松散的原因——上述的例证是典型的——部分地存在于成长中个体的不成熟性，部分地存在于一个事实，即早期解决方案的目标主要在与他人关系的统一上。因此存在空间，事实上是一个需要，为实现更牢固的整合的需要。
目前为止，所描述的这种成长并不是规范统一的。在每个案例中，不利的环境条件的具体情况都各不相同，就像神经症发展所采取的行动方向和结果各不相同一样。但是，它总是损坏个体的内在力量和一致性，因此总会产生某些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弥补造成的缺陷。虽然这些需要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我们能够区分出以下方面：
尽管个体早期的尝试放在解决与他人的冲突上，但他仍然是分裂的，并且需要一个更牢固、更全面的整合。
由于许多原因，个体没有获得发展真正自信的机会：他的内在力量被许多原因所消耗，比如他不得不处于防御状态、他分裂的状态、他的早期“解决方案”所开启的片面的发展方式，由此造成他大部分的人格不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所以，他极其地需要自信，或一个自信的替代物。
他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感到软弱，但是相比其他人，他感到特别缺少重要性，缺少对生活的准备。如果他具备归属感，他不如别人的感受就不会是非常严重的障碍。但是生活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在心里感到——就像他的确感到的——孤立和敌意，他只能发展出一种抬高自己至他人之上的迫切需要。
甚至比这些因素更为基本的是，他开始疏离自我。这不仅阻碍了真实自我的正常成长，而且他需要发展应对他人人为的、策略性的方式，这迫使他忽略自己真实的情感、愿望和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变得至高无上，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想法逐渐降低了重要性。事实上，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想法不得不被压制，变得模糊。（他感受到什么都不重要，只要他是安全的。）这样，他的情感和愿望不再是决定性因素。可以说，他不再是一个主动行动的人，而成为一个被迫行动的人。并且，他自身分裂的部分不仅从整体上削弱了他，而且通过增加困惑这一因素强化他的自我疏离。他不再知道他的立场，以及他是“谁”。
这种最初的自我疏离更为基本，因为它加深其他损伤的伤害强度。想象一下，假设没有与自我的活力中心相疏离，其他的发展过程会发生什么，如果能想象出，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会有冲突，但是不会被它们左右。他的自信（self——confidence）——正如这个词所显示的，它需要一个自我（self）让自信（confidence）放置其上——会被削弱，但不会被根除。他与别人的关系会受到干扰，但内在与他人的连接仍存在。因此，最重要的是，自我疏离的个体需要某种能够给他支撑的东西，一种认同感。把他称作真实自我的“替代物”是荒唐的，因为并不存在这样的替代物。尽管他的人格结构中存在弱点，但认同感能够让他对自己具有意义，带给自己力量感和重要性。
假如他的内在条件没有改变（由于幸运的生活环境），从而他能够摒弃掉我所列出的这些需要。只有一种方式使他似乎能够实现它们，并且似乎可以一下子实现所有的需要——通过想象。想象力逐渐地、潜意识地开始工作，并在他的头脑中创造出一个自我的理想化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他赋予自己无限的权力和尊贵的才能。他变成了一个英雄，一个天才，一个至上的爱人，一个圣徒，一个上帝。
自我理想化总是导致普遍的自我美化，由此带给个体被非常需要的重要性和超越他人的优越感。但是这绝不是盲目的自我夸大。每个人都用素材构建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这些素材来自他自身特殊的经验、早年的幻想、特定需要和被赋予的才能。如果这个理想化形象不符合个人的特征形象，他就不能够获得认同感和统一感。首先，他理想化了他的基本冲突的特定“解决方案”：顺从变成了善良、爱和神圣；攻击性变成了力量、领导力、英雄主义、全知全能；置身事外变成了智慧、自我满足、独立。根据他特定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是缺点或瑕疵的地方总会变得模糊或者被修饰。
他可能会用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去处理他的矛盾倾向。它们可能也会被美化，但是仍然处在幕后。比如说，一个攻击性的人把爱看作不被允许的软弱之物，他可能只有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才会发现，在他理想化的形象里他不仅是个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而且是个伟大的爱人。
其次，这些矛盾倾向除了被美化之外，它们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孤立的，以至于它们不再构成令人困扰的冲突。在一位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人类的恩人；是已达到自在清净的智者；是不带疑虑勇往杀敌的人。这些方面（都是意识中的），对他来说不仅不矛盾，甚至更不冲突。在文学上，这种通过隔离来消除冲突的方式在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出现过。
最后，这些矛盾倾向可能被美化成积极的才能或成就，从而它们变成了丰富人格中相融共存的方面。我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引用过一个例子，一个有天赋的人将他的顺从倾向看作如基督般的美德，将他的进攻倾向看作政治领袖的独特才能，将他的超然态度看作哲学家的智慧。于是，他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同时美化，而且彼此和解了。在他自己的头脑中，他变成了一种现代的文艺复兴人。
最终，个体可能会将自己与他理想化的、整合的形象等同起来。然后，它不再是个体暗自怀有的幻想形象，他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这个形象——理想化的形象变成了理想化的自我。并且，这个理想化的自我比他的真实自我对他来说更真实，主要原因并不是理想化自我更具有吸引力，而是它能够满足个体所有严格的需要。这种重心的转变完全是内在的过程，在他身上不存在可观察到的或者引人注意的外在变化。这种变化在他存在的核心处，在他感受自己的情感中。它是一个充满好奇的、人类专属的过程。它很难发生在一只可卡狗身上——认为自己“真的”是一只爱尔兰长毛猎犬。并且，这种转变会发生在个体身上，只是因为他真实的自我在之前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虽然在这一发展阶段，或者说任何发展阶段，健康的行动方向都应该是朝向真实自我的，但是现在，他开始为了理想化自我明确地放弃真实自我。理想化自我开始向他展示“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或者潜在的他是什么样子——他能够是以及应该是的样子。这变成了他看待自己的视角，衡量自己的标尺。
自我理想化的各个方面，我建议称它为全面性的神经症的解决方案——换言之，它不仅是一个针对特定冲突的解决方案，而且绝对保证满足个体在特定时间内所产生的所有内在需要的解决方案。另外，它不仅保证摆脱痛苦和无法忍受的情感（感到迷失、焦虑、自卑、分裂），而且最终神奇地满足了他的自我和他的生活。那么，难怪当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这种解决方案，他会为了他亲爱的生活依附于它。难怪——用一个准确的精神病学术语——它变得具有强迫性。自我理想化在神经症中固定地出现，这是由于神经症倾向的环境滋生的强迫性需要会固定地出现。
我们可以从两个主要的观点来看待自我理想化：它是符合早期发展的逻辑产物；它也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端。它势必会对进一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为根本不再有比放弃真实自我更为意义重大的一步。但是，起到革命性效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步的另一层含义。驱使他朝向自我实现的方向努力的能量转移到了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目标上。这个转向完全意味着个体整个人生方向和发展方向的改变。
通过这本书我们将看到，这种方向的转变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整体人格的塑造造成的影响。它更直接的影响是阻止自我理想化停留在一个纯粹的内在过程里，并且迫使它进入到个体生活的整个循环中。这个人想要——或者不如说是被迫去——表现自己。并且，现在这意味着他想要表现理想化的自我，想要在行动中证明。这渗透到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他生活的行为举止，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中。由于这个原因，自我理想化不可避免地成长为一种更为全面的驱动力，我建议给这种驱动力一个符合它本质和范围的名称：对荣誉的追求。自我理想化仍然是它的核心部分。其中，其他因素是对完美的需要、对神经症雄心的需要和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所有这些因素都始终存在，尽管它们在每个个体案例中的强度和被意识到的程度不同。
在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驱动力中，对于完美的需要是最根本的。它的目标完全是将整体人格塑造成理想化自我。就像萧伯纳的作品《卖花女》中，这种神经症的目标不仅是修饰自己，而且是将自己按其理想化形象的特殊特征改造成所设定的完美样子。他尝试通过一个“应该”和“禁忌”的复杂系统来达到这一目标。因为这一过程既关键又复杂，我们将把关于它的讨论放在一个单独的章节。
在追求荣誉的因素中，最明显和最外向的是神经症的雄心，即朝向外在成功的驱动力。尽管在实际情况中，追求卓越的驱力是普遍的，而且倾向于对每一件事都力求卓越，但是通常它会最强烈地作用于特定个体在特定时间最可能达到卓越的那些事情上。因此，雄心的内容在一生中可能会发生许多次变化。在学校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因为在班级中没有取得最好的成绩而感到无法容忍的丢脸。之后，他可能强迫性地迫使自己和最受欢迎的女生进行最多次的约会。再之后，他也许会着迷于挣最多的钱，或者在政治上成为最杰出的人。这种改变很容易带来某种自我欺骗。一个人在某一个时期狂热地决定成为一名最伟大的运动英雄，或者战斗英雄，可能会在另一个时期同样地想要成为一位最伟大的圣徒。那时，他可能相信他已经“失去”他的雄心。或者他可能认为获得运动或战斗中的卓越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所以，他可能不会意识到他仍然在雄心的小船上航行，只不过改变了航线而已。当然，个体也必须要具体分析是什么让他在特定时间改变了方向。我强调这些改变是因为它们指向了一个事实，被雄心控制的人和他们所做事情的内容几乎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卓越本身。如果个体没有认识到这种无关联性，许多改变会是难以理解的。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几乎不关注具体的雄心所指向的特定活动领域。雄心的特征是相同的，不论他考虑做一名社团的领袖；成为最出色的交谈者；像音乐家或探险家一样拥有最伟大的声誉；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著有最好的书；或者成为一位最会着装的人。不管怎样，根据所渴望的成功的性质不同，情况会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大致上，它可能更多地属于权力的范畴（直接的权力、王权背后的权力、影响力、操控力），或更多地属于声望的范畴（声誉、称赞、受欢迎度、钦佩、特殊的关注）。
相对而言，这些雄心的驱力是扩张型驱力中最实际的。至少，从人们投入实际的工作去追求卓越的目标上来说，它确实如此。另外，这些驱力看起来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如果足够幸运，拥有这些驱力的人可能的确会获得梦寐以求的魅力、荣誉、影响力。但是，从另一方面，当他们确实获得更多的金钱、更多卓越的成就、更大的权力时，他们也开始感到这种无意义的追求的整体影响。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内心平静、内在安全感或生活的快乐。他们为了消除内在的痛苦而开始追求虚幻的荣誉，内在的痛苦却仍然和从前一样多。因为这些并不是发生在这个或那个个体身上偶然的结果，而是不可阻挡势地必然发生的事情。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成功的全部追求本质上都是不现实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的文化中，这些言论可能听起来奇怪或天真。在我们所有人心里都如此根深蒂固地认为，每个人都想要超过别人，以及超过他自己，以至于我们认为这种倾向是“自然的”。但是，仅在竞争文化中产生追求成功的强迫性驱力，这一事实并没有使这些驱力减少神经质。即便在竞争的文化中，有许多人追求其他价值——比如，尤其是作为人的成长的价值——它比充满竞争地胜过他人更为重要。
最后一个追求荣誉的因素是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它比其他因素更具有破坏性。它可能与追求实际成就、实际成功的驱力紧密相关，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自己十足的成功羞辱他人或打败他人；或者通过越来越高的地位获得权力，让他人遭受苦难——大部分情况是以羞辱的方式。从另一方面，追求卓越的驱力可能会退居为幻想，然后，报复性胜利的需要常常不可抗拒地，大部分以潜意识的冲动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如让他人受挫、以智取胜或者打败他人。我把这种驱力称作“报复性的”，因为这股推动力源于对童年遭受的屈辱所采取的报复性冲动，而这种冲动在之后的神经症发展中被强化了。这些日后堆积的冲动很可能是造成这种方式——报复性胜利的需要最终变成追求荣誉中的固定因素——的原因。它本身的强度和人们意识到它的程度在很大范围是不同的。大部分人要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要么只在短暂的时刻觉察到它。但有时，它会公开地暴露出来（不再是什么秘密），进而几乎伪装成生活的主要部分。在近代历史的人物中，希特勒是一个好例子，他经历过被羞辱，而后将一生投放在一个极端的欲望中，即战胜日益壮大的人民。在他的例子中，持续增强的需要的恶性循环是清晰可见的。导致恶性循环的其中一个原因来自这一事实：他只能在胜利和失败的分类中思维。因此，对于失败的恐惧总是进一步增强了对胜利的需要。另外，伴随每一次胜利而增加的伟大感，使他越来越无法容忍任何人甚至任何国家不承认他的伟大。
许多个案在较小的规模上与希特勒的例子是相似的。我只举一个最近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它是《注视火车过去的人》。作品中有一个勤勉认真的办事员，他在家里和办公室中都是顺从的，除了尽到他该尽的责任，显然他从不思考别的任何事情。由于他发现老板用欺诈性的手段导致公司破产，他的价值标尺崩塌了。他对于上等人和下等人的人为划分破碎了。这个划分具体而言是：上等人做任何事都是被允许的；而像他一样的下等人只有一条正确行为的狭窄路径是被允许的。他意识到他也可以是“伟大”和“自由”的。他可以拥有一个情人，甚至是老板的那位极富魅力的情人。他的自负到目前为止如此膨胀，以至于当他真正接近她而被她拒绝时，他掐死了她。在警察的抓捕过程中，他有时会害怕，但是他的主要动机是大获全胜地打败警察。甚至在他有自杀企图的时候，这仍是主要的推动力。
更为经常的是，这种追求报复性胜利的驱力是隐藏的。的确，由于它的破坏性本质，它是追寻荣誉中最隐蔽的因素。可能显而易见的仅仅是狂热的雄心。只有在分析中我们能够明白，它背后的驱力是通过凌驾于他人之上而后打败和羞辱他人的需要。可以说，对优越感的不那么有害的需要，能够消减更多破坏性的强制力。这使个体将他的需要付诸行动，而且还感到这种行动是正直的。
当然，认识在追求荣誉中的个体倾向的具体特征是重要的，因为总有一个特定的集群因素必须被分析。但是，除非我们将这些特征视为一个统一存在体的各部分，否则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倾向的性质，也无法了解它们的影响。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是第一位把它看作一个全面性现象的精神分析学家，并且指出了它在神经症中的关键意义。
有各种可靠的证据表明，追求荣誉是一个全面的、统一的存在体。首先，上文描述的所有个体倾向常常会在一个人身上共同出现。当然，这个或那个因素可能占据极大的主导，使得我们粗略地称一个人是有雄心抱负的人，或是个空想家。但是，其中一种因素占主导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存在。有雄心的人也需要有关自己的浮夸形象，空想家也想要现实的霸权，即使后一种因素可能只在他的自负被别人的成功冒犯时才出现。
而且，所有的个体倾向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同一个人身上，占优势的倾向可能在人生过程中会改变。他可能从富有魅力的白日梦中转变成想要做一个完美的父亲和雇主，又转变到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人。
最后，他们共同具备两个普遍特征，从整个现象的源起和功能来看这两个特征都是可以被理解的：它们的强迫性本质和它们充满想象力的特点。这两个特征都已经提到过，但是值得对它们的含义有一个更完整、更简明的描述。
它们的强迫性本质源自一个事实，自我的理想化（以及整个追求荣誉的发展过程作为它的延续）是神经症的解决方案。当我们称一个驱动力是强迫性的，我们的意思是它是自发的愿望或自发的努力奋斗的对立面。后者是真实自我的表达；前者取决于神经症结构的内在必要性。个体一定会遵从它们，而不顾自己的真实愿望、情感或兴趣，以免遭受焦虑、感到被冲突撕扯、被罪恶感压迫、被他人拒绝等等。换句话说，自发性与强迫性的不同在于“我想要”和“为了避免某些危险，我必须”之间的区别。虽然个体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雄心，或者他想要达到的完美标准，但实际上，他是被迫要达到它。对荣誉的需要把他控制在其中。因为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想要”和“被迫”两者的区别，我们必须建立标准来区分这两者。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被迫走在追求荣誉道路上的人，会完全地忽略他自己和他最大的利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十岁的雄心勃勃的女孩，她认为倘若不能取得全班第一，她宁可失明。）我们有理由好奇——从字面意义上或者象征意义上来说——是否相比其他任何原因，更多的人牺牲在了荣誉的祭坛上。当约翰·盖勃吕尔·博克曼开始怀疑实现他浮夸使命的有效性和可能性时，他就去世了。在这里，一个真正的悲剧性因素进入到了情境中。如果我们为了一项事业牺牲掉自己，而我们以及大多数健康人都能够实事求是地找到牺牲对人类价值的建设性，那这种牺牲必然是悲剧性的，但也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因为自己不知道的原因，消耗着我们被虚幻的荣誉奴役的生命，这呈现出无法弥补的悲剧性浪费。这些生命的潜在价值越高，这种浪费越大。
对于追求荣誉的驱动力，其另一个强迫性本质的标准——如同任何其他的强迫性驱动力——是它的不加选择性。因为在人们的追求中真正的兴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须是关注的焦点，必须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最聪明的、最富有原创性的人，不论环境是否这样要求；不论他既定的品质是否可以让他成为第一。他必须在任何争论中获得胜利，不论真理在何处。在这件事情上，他的想法和苏格拉底的完全相反——“……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简单地为了我的或者你的观点可能胜出而争论，而是我以为我们两个都应该为真理而战。”神经症患者对于不加选择的霸权的需要，其强迫性使他无视真理，不论是关于他本人、他人或者事实。
另外，就像任何其他的强迫性驱力一样，追求荣誉有不知足的性质。只要（对他而言）这种未知的力量在驱使他，这种不知足性就一定会起作用。他可能会因为完成某项工作所得到的好评、因为赢得的一次胜利、因为任何被认可或被钦佩的迹象而扬扬得意，但是这不会持续很久。在最初成功的感受可能很难被体会，或者至少很快就被继而的沮丧和恐惧所代替。无论如何，无休止地追求更多的声望、更多的金钱、更多的女人、更多的胜利和征服会一直持续，伴随着几乎不存在的满足感和停歇。
最后，这种驱动力的强迫性本质表现在对挫折的反应上。它的主观重要性越强，实现目标的需要就越迫切，因此对于挫折的反应就越强烈。这些构成了我们能够测量驱动力强度的方法之一。虽然它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荣誉的追求是最强大的驱动力。它就像一种着魔似的强迫观念，几乎像一个——要吞噬掉那个创造它的人的——怪兽。所以对于挫折的反应一定会很强烈。它们被暗示为对厄运和耻辱的恐惧，对许多人来说，这来自对失败的诅咒。被构想出的“失败”的反应——惊恐、抑郁、绝望、对自己和他人恼怒——是经常发生的，并且与事件的实际重要性是完全不相称的。恐高症是害怕从虚幻的伟大高度跌落的一个常见的表现。细想一个恐高症患者的梦：这个梦出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他所建立起的有关毫无争议的优越感信念的时候。在梦中他站在山顶，但是处于坠落的危险中，他拼命地抓住山顶部的山脊。“我不能到达比现在更高的高度了，”他说，“所以我在一生中所有要做的就是抓住它。”在他的意识中，他指的是他的社会地位，但是在更深的意义中，这个“我不能到达更高”也适用于他对自己的幻想。他不能高过（在他的头脑中）拥有神一样的全知全能，以及在时间或空间上无限延伸的重要性！
在追求荣誉的所有因素中固有的第二个特性，是想象力在其中起到的重要并且特有的功能。在自我理想化的过程中，它起到工具性的作用。而这个极其关键的因素必然使整个追求荣誉的过程弥漫着幻想的元素。不论一个人对自己的讲求实际有多么骄傲，不论他在迈向成功、胜利和完美时究竟有多现实，他的想象力陪伴着他，让他误把海市蜃楼当作真实之物。一个人绝不可能对自己不切实际，却在其他方面完全实事求是。当一个沙漠中的漂泊者，处于疲劳和口渴的逼迫下看到了海市蜃楼，他可能会做出真实的努力，伸手去够它。但是这个本该终结他痛苦的海市蜃楼——即荣誉——本身是想象力的产物。
实际上，想象力在健康人身上也渗透着所有精神和智力的功能。当我们感到朋友的悲伤或者快乐时，是我们的想象力能够让我们做到的。当我们产生意愿、希望、恐惧、相信和计划时，是我们的想象力显示给我们这些可能性。但是想象力可能是富有成效或没有成效的：它能够带我们更接近真实的自我——就像它经常在梦中所做的——或者带我们远离真实的自我。它能够使我们实际的经验更丰富或者更贫乏。这些差异可以大致上区分为神经症的想象力和健康人的想象力。
当我们想到许多的神经症患者所逐步形成的浮夸计划，或者他们的自我美化和他们的要求中的幻想本质，我们可能会倾向于相信他们要比其他人更富有想象力这一高贵的天赋。并且，正是这个原因，想象力在他们身上更容易误入歧途。这个观点不是由我的经验证实而来。神经症患者的天赋各不相同，就像在较为健康的群体里一样不同。但是我没有找到证据证明神经症患者本质上天生比其他人更富有想象力。
不管怎样，这个观点是基于准确的观察而得出的错误结论。想象力确实在神经症中起到更大的作用。然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构成上的因素，而是功能上的因素。想象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起到作用，就如同在健康人身上一样，但是另外，它接手了正常情况下它不具备的功能。它在为神经症的需要服务。这在追求荣誉的例子中特别明显，如我们所知，追求荣誉是由强烈的需要所产生的全面影响所导致。在精神病学的文献中，对现实的想象扭曲被称为“愿望的思维（wishful thinking）”。到目前为之，它已是被大家接受的术语，但是仍然不准确。它的含义太狭窄：一个准确的术语不仅应当包含“思维（thinking）”，而且要有“愿望的（wishful）”观察、相信，特别是情感。另外，它不是被我们的愿望所决定，而是被我们的需要所决定的思维，或者说情感。这些需要的全面影响使想象力在神经症中增添了顽固性和力量，它们使想象力变得丰富，但没有建设性。
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想象力起到的作用可能毫无疑问并且直接地出现在白日梦中。在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显而易见的浮夸性格。比如，一个大学男孩虽然胆小与畏缩，但是却拥有成为最伟大的运动员、或者天才、或者唐璜的白日梦。也有在后期像包法利夫人一样的人，几乎总是沉浸在罗曼蒂克的体验、神秘的完美或者玄妙圣洁的白日梦中。有时，它们以虚构的对话形式出现——在对话中给他人留下印象或者让他人感到羞愧。另一些神经症结构更为复杂的人，他们通过想象暴露在残酷和恶化的状况里，应对那些令人羞愧或者高尚的痛苦。通常，白日梦不是精心编织的故事，而相反，它们是对日常例行的公事充满幻想的伴奏。比如，一个女人当她在照看孩子、弹钢琴，或者梳头发的时候，她可能会同时把自己看成一个温柔的母亲、一个狂热的钢琴家，或者一个可能出现在电影中的迷人女子。在某些例子中，这些白日梦清楚地显示了一个人就像詹姆斯·瑟伯的小说《沃尔特·米蒂的秘密生活》中的沃尔特·米蒂一样，可能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不过，在其他同样置身于追求荣誉的例子中，白日梦是如此稀缺和失败，以至于人们可能会主观上诚实地说他们没有幻想的生活。不用说，他们是错误的。即便他们只是担心可能的不幸会降临到自己身上，这归根结底是他们的想象力使这些偶然事件浮现在大脑中。
虽然白日梦的出现是重要的、发人深省的，但是它们并不是想象力中最具伤害性的部分。因为一个人通常会意识到这个事实：他在做白日梦。换句话说，他在想象一些还没有发生，或者不可能按照他幻想中经验的方式而发生的事情。至少，他不难意识到白日梦的存在和它不切实际的特征。想象力中更有危害的部分是关于对现实微妙的、全面性的扭曲，而个体对于这样的编造毫无觉察。理想化自我不是在一次单一的创造行动中完成的：理想化自我一旦产生，它需要持久的关注。为了它的实现，个体必须通过扭曲现实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工作。他必须把他的需要变成美德或者更为合理的期望。他必须把他的诚实或体贴的意图变成诚实或体贴的事实。他用来写论文的聪明点子使他成为伟大的学者。他的潜能变成实际的成就。对“正确”的道德价值的了解使他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通常，确实还是一个道德天才。当然，他的想象力必须加班加点地工作以消除所有与之相反的、令人困扰的迹象。
想象力在改变神经症患者的信念方面也起到作用。他需要相信别人是美好的，或者邪恶的——看！他们就在善良或危险的人群队列中。想象力也改变着他的情感。他需要感到不受伤害——看！他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力量刷洗掉他的疼痛和苦难。他需要拥有深层的情感，比如信心、同情、爱、痛苦，从而他的同情感、痛苦感和其他情感都会被放大。
想象力在服务于追求荣誉中所带来的对内在和外在现实扭曲的知觉，给我们留下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神经症患者的想象力会飞向何处而止？毕竟他没有完全失去他的现实感。那么，神经症患者与精神病的分界线在哪里？如果有任何关于想象力功绩的分界线，它无疑是模糊的。我们只能说，精神病倾向于将他头脑中的过程完全地视为唯一的现实，而神经症（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仍然对外部世界和他在其中的位置存在相当大的兴趣，因此他们在其中具有一个粗略的定向。然而，尽管他稳固地站在地面上，在某种程度上功能没有受到明显干扰，但他的想象力所能飞到地高度是没有限制的。事实上，在追求荣誉中最显著的特征是，它能进入幻想、进入无限可能的领域。
所有追求荣誉的驱动力有共同点，就是要获得更多的人类被赋予的知识、智慧、美德或权力。它们全部以绝对、无限、无止境为目标。除了绝对的无畏、掌控或者圣洁，没有什么能够吸引沉溺于追求荣誉中的神经症患者。因此他是和真正宗教信徒对立的。对教徒而言，只有上帝是万能的，而在神经症患者的世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的意志力应该有魔力的部分；他的推理万无一失；他有毫无瑕疵的先见之明；他的知识包罗万象。即将贯穿于本书的魔鬼契约主题开始出现了。神经症就是浮士德——他不满足于知道得很多，而是必须要无所不知。
这种进入无限领域的翱翔取决于在追求荣誉背后的需要，其产生的力量。对于绝对和极端的需要是非常严格的，以至于它们无视那些通常阻碍我们的想象力脱离现实的制约。为了实现完善，人既需要具备可能性的视野、无限的角度，又需要认识到局限性、必然性和具体的事物。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主要聚焦在无限的事物和可能性的视野上，他会失去对具体之物，对此时此地的感受。他丧失了活在这一刻的能力。他不再能够遵从他自身的必然性，屈从于“可能被称作人的局限的东西”。他看不到对于实现某件事情实际需要的是什么。“每一个微小的可能性甚至都需要时间得以实现。”他的思考可能变得太抽象。他的知识可能变成“一种没有人情味儿的认知，这是人类的自我被浪费的产物，就像人类被浪费在建造金字塔这件事情上。”他对于他人的情感可能挥发成为“对人性抽象的多愁善感”。从另一方面，如果人的眼界不能超越具体之物、必然性和有限之物的狭窄范围，他会变得“思想偏狭与心胸狭窄”。如果要成长，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两者都要存在。认识到局限性、法则和必然性会提供一种制约，避免被带进无限以及完全“挣扎在可能性之中”。
在追求荣誉中，对想象力的查验变得不起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普遍不能看到必然性、不能接受它们。在神经症进一步的发展中，一个特殊的方向可能使许多人感到限制自己的生活会更安全，继而他们可能倾向于把进入幻想的可能性看作是需要避免的危险。他们可能对任何在他们看起来不切实际的事物关闭了思想；反感抽象思维；过于焦虑地依附在那些可见、有形、具体或者立即可用的事物上。虽然每个神经症患者对这些事的意识态度不同，但是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他对自己期待的局限性，和他所相信的可实现之物的局限性。他对于实现理想化形象的需要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必须将制约放置一边，视作不相关或不存在。
他非理性的想象力越是占据上风，他越可能真切地害怕任何真实的、明确的、具体的或决定性的事物。他往往痛恨时间，因为它是明确的；痛恨金钱，因为它是具体的；痛恨死亡，因为它是不可改变的。但他也可能痛恨拥有明确的愿望或观点，从而他避免做出明确的承诺或决定。举个例子，有个患者怀着一个念头，自己是月光下跳舞的鬼火，她可能在照镜子的时候变得害怕，不是因为她看见了可能的不完美，而是镜子迫使她意识到她有明确的轮廓，她是一个实体，她“被具体的身体形态固定住”。这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一只翅膀被钉在木板上的小鸟。并且，每当这些感受进入意识中，她就有打破镜子的冲动。
当然，神经症的发展不总是这么极端。但是，即使每一个神经症患者他表面是健康的，当他出现关于自己的特定幻想时，他是不愿意去验证的。而且他一定会如此，因为如果他去检验，他会崩溃掉。他对于外部法则和规定的态度不同，但是他往往总会否认法则在自己身上的作用，拒绝看到精神问题的因果必然性，或者拒绝看到一个因素来自另一个因素或者强化了另一个因素的必然性。
他有无数的方法用来忽视他不想看到的证据。他忘记了；它不算数；它是偶然的；它是环境导致的，或者是他人诱发他做的；他无能为力，因为事情是“自然发生的（大自然决定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记账员，他竭尽全力地保持复式账目。但是与记账员不同，他只计入有利的账目，而且公开表示忽略另一个。我还没有见过一位患者在坦然反抗现实的过程中，没有引发熟悉的共鸣。就像在哈维书中描述的：“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和现实做斗争，而且我最终战胜了它。”或者，再一次引用一位患者的经典表述：“如果不是为了现实，我完全会很好。”
追求荣誉和健康人的努力奋斗之间的不同，仍然需要更清晰地分辨。表面上，它们可能看起来具有欺骗性的相似，以至于差异好像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神经症患者似乎只是比健康人更有雄心，更关心权力、声望和成功；仿佛他只是比普通人的道德标准更高、更僵化；仿佛他只是比通常人所表现得更自负，或者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确实，谁会冒险画一条清晰的线，然后说：“这是分界线——健康人的终点，神经症的开端”？
健康的努力奋斗与神经症的驱力之间存在相似性，因为它们共同的根源来自具体的人类潜能。通过智力才能，人有能力超越自己。和其他动物相比，人能够想象和做计划。在许多方面，人可以逐渐扩展他的能力，如同历史显示的那样，人类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如此。个人的生活也同样是这样。对于他能够从生活中获得什么、他能够发展的特质或能力是什么、他能够创造出什么，都不存在严格固定的限制。考虑到这些事实，人对自己局限的不确定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很容易把目标设置得过低或过高。这种现有的不确定性是基础，没有它，对荣誉的追求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健康的努力奋斗和神经症追求荣誉的驱力之间的基本区别在于，推动它们的作用力是不同的。健康的努力奋斗来源与人类固有的、以发展既定潜能的习性。相信固有的成长的强烈欲望一直都是我们的理论上、治疗方法上的基本信条。并且，这一信念随着新经验的增加而不断发展。唯一的变化是朝向了更为确切的表达。我现在要说（如我在本书最初几页指出的）真实自我的生命力驱使个体走向自我实现。
另一方面，追求荣誉来自于实现理想化自我的需要。这个差异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其他的不同之处都来自这一点。因为自我的理想化本身是一种神经症的解决方案，并且由于它的强迫性特点，所有来自它的驱动力也必然具有强迫性。因为，只要神经症患者坚持他对自己的幻想，无法认识到局限性，他对荣誉的追求就会进入无限的领域。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荣誉，他对循序渐进地学习、做事、收获的过程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往往还会蔑视这个过程。他不想爬山，他想要站在山顶。因此，尽管他可能会探讨演进或成长，但是他失去了对它们意义的理解。因为创造出理想化自我可能只是以牺牲自我的真实性为代价，最终，实现它要求进一步对真实的扭曲，而想象力甘愿为这一目的而服务。因此，他或多或少丧失了在此过程中对真实的兴趣，丧失了对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的意识。其中，这种丧失导致他难以区分自己和他人身上真实的情感、信念、努力以及虚假的情感、信念、努力（潜意识的伪装）。重点从真实存在转移到表面上看起来的样子。
那么，健康的努力奋斗和神经症患者追求荣誉的驱动力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自发性和强迫性之间的不同；承认局限和否认局限之间的不同；关注荣誉的最终产物和关注演化过程的感受之间的不同；是表象与存在，幻想与真实之间的不同。所以，这里所说的不同并不等同于相对健康的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差异。前者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实现真实的自我中，后者也不可能被彻底驱使实现理想化的自我。自我实现的倾向也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起作用。如果神经症患者还没有开启这种努力奋斗的部分，我们不可能在治疗中对他的成长给予任何的帮助。但是，虽然健康人和神经症患者之间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不同，真实的努力奋斗和强迫性的驱动力之间的差异存在在性质上，而非数量上，尽管它们表面相似。
在我看来，对于追求荣誉所引发的神经症的过程，最为恰当的象征就是魔鬼契约这个故事的概念化内容。魔鬼，或者其他邪恶的化身，通过提供无限的权力，引诱倍感精神或物质困惑的人。但是人只有在出卖灵魂或去往地狱的条件下，才能够获得这些权力。这种诱惑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不论他精神上富足或贫穷，因为它指向两种强有力的欲望：渴望无限、渴望捷径。按照宗教传统，人类最伟大的精神领袖，佛陀和耶稣都经历过这样的诱惑。但是，因为他们牢固地以自己为基础，所以认识到那是诱惑而且拒绝了它。另外，这个契约规定的条件恰当地呈现了神经症的发展过程需要付出的代价。用这些象征性的术语来说，通往无限荣誉的捷径，它必然也是通往自我蔑视与自我折磨的内心地狱之路。走上这条路，个体实际上在失去他的灵魂——他的真实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