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超越西半球:美国“门罗主义”话语的嬗变
啊啊!大西洋呀!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
——郭沫若《晨安》(1)
1919年1月7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结束了在欧洲大陆为时三周的巡回演讲,回到巴黎。在过去的三周里,他在欧陆各大城市受到了几近顶礼膜拜式的欢迎,无数灼热的目光投向他,期待他宣讲的“美国方案”能够为这片满目疮痍的大陆带来和平。(2)当威尔逊步入巴黎和会的会场,毫无疑问,他代表的美国,正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威尔逊时刻”。(3)
威尔逊带来的是一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世界秩序主张。他批评欧洲列强多年来习惯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秘密外交、贸易壁垒、军备竞赛等种种实践,认为世界需要转向由国际法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公开外交、自由贸易、海洋自由、裁减军备等构成的新原则和新实践。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建设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计划,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国家联盟,更是一个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之间纠纷的集体安全机制。这一设想通过威尔逊建立的宣传机构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和留美知识精英的传播,在中国引起了政治—文化精英的热烈反响(4),康有为甚至一度感叹自己看到了“大同”的曙光。(5)
然而,威尔逊的“高光体验”并没有持续多久。欧洲列强与日本利用威尔逊急于建立国联的心态,诱使其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威尔逊同意了法国对德国的领土要求和惩罚主张,同意承认英国在“海洋自由”问题上的特殊利益,为了让日本收回“种族平等”的提案,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转让日本,对“一战”战胜国所支配的诸多弱小民族的自决主张,威尔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而这就重挫了威尔逊的高调宣传在世界各地所引发的极高期待,随着和会的进行,威尔逊的威望也不断下行。
威尔逊在形式上实现了其核心主张——1919年6月28日签字的《凡尔赛和约》中包含了国际联盟盟约,但当他将盟约带回美国寻求国会批准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威尔逊是国际联盟最强有力的倡导者,然而他领导的美国却没有成为国联的成员国,这对于美国的国际威望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19年,美国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大放异彩,但很快又回到侧翼的位置,转而以各种较为间接和迂回的手段,对世界舞台中心的事务施加影响,直至“二战”时期全面回归。
然而这个“威尔逊时刻”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威尔逊向世人展现了一个18世纪晚期远在偏僻的北美的新生共和国逐步成长为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威望的历史轨迹。然而威尔逊从华盛顿向巴黎的“纵身一跃”,究竟是美国19世纪国际战略的自然发展,还是对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实践代表的外交传统的某种偏离,在当时却引起了美国国内外的激烈争论。威尔逊及其政治盟友当然要强调,从“门罗主义”发展到“威尔逊主义”,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堕落。然而,在1919年美国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尔逊的政敌们恰恰认为威尔逊的国联计划背离了“门罗主义”传统,有可能导致一个欧洲国家主导的国联干涉美国以及美洲事务,美国不仅可能无所得,甚至还可能失去已有的成果。最后,国联盟约不仅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威尔逊“纵身一跃”在美国政坛引发的反弹持续了多年,甚至对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参与“二战”,都产生了很大的掣肘作用。
在欧洲与亚洲,“一战”之后受到美国挤压的列强也对威尔逊主义相当不满。在德国与日本,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回应的姿态:抽取美国19世纪“门罗主义”的经验,将其建构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模型,为德日两国扩张和捍卫区域影响力的做法进行正当性论证。而这在话语策略上,意味着用美国的过去反对美国的现在,论证门罗总统的原则是好的、普遍的,值得为列强所效法,但威尔逊对“门罗主义”的新解释却是坏的,以美国的全球霸权否定了其他列强正当的势力范围,是“上房抽梯”“过河拆桥”之举。在德国,思考“门罗主义”的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对同时代日本“亚洲门罗主义”论述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国际法学界在“二战”期间对于日式门罗主义的理论阐发,又受到了施米特的影响。
因而,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尔逊时刻”都带来了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将“门罗主义”与“威尔逊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化。美国的当下是否背叛了过去,成为时人讨论的主题,相关理论思考甚至持续到“二战”之后。对于威尔逊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中国学界已有一系列专著讨论,论者通常将威尔逊时期的新旧斗争概括为“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与“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的斗争。(6)但本章试图从对两种“主义”的命名,进一步下沉到对“主义”所借助的核心概念和符号的研究。“Monroe Doctrine”这一概念和符号,无论在认知还是情感上,在美国19世纪外交传统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威尔逊需要重新解释“祖宗成法”,以证成自己倡议的广泛参与世界事务的新导向,而威尔逊的内外政敌更需要通过不同的解释,以更有力地阻击威尔逊的创新。在这一方面,国内已有的研究仍缺乏足够的聚焦。本章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勾勒出若干基本研究线索,以抛砖引玉,为进一步的理论反思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