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全面整顿 发出改革先声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长达10年的社会动荡，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历史推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邓小平。他总是在关键时刻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精神，最先倡导中国进行改革，并冲破阻力，毅然决然地启动了中国改革的巨轮，真正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航程。
改革实际上从1975年就开始了。发生在那时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领导改革的一次尝试和预演。对此，邓小平本人曾有过明确论述。1987年10月，他在会见匈牙利客人时这样说：“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一、从“吃不吃食堂都是社会主义”到“猫论”
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历史之所以选择了邓小平，除了其他必要因素以外，也跟他的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有着不拘泥于形势，敢于“唱反调”的胆识和智慧。他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受尽了艰辛，正值少年时候由于吃不饱而导致个子矮小，但生活的苦难没有压倒他，反而使他认识到只有使人民过上好生活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如果不能，就要推翻它。所以归国后，他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同样道理，新制度下的哪个方面阻碍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一定要改正它，去探一条新路子！所以改革的思想就是他思维的一部分。而这种思想从下面这几件事上就看得出来。
1958年的中国农村，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的萌芽而普遍建立的。当时，农村家家户户都取消了炉灶，不管居住怎样分散，都必须到食堂打饭。“大锅饭”就是这样吃起来的。俗话说，民以食为天。1960年，我国进入困难时期，粮食紧张了，食堂问题就突出地提了出来，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1961年4月，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怀着急于了解农村实际情况的迫切心情利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北京近郊的顺义县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的顺义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公共食堂众多，全县共有1100多个。这些食堂都是在1958年7月先后建立起来的。此后便大讲“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子吃饱饭”。结果是，粮食归大堆，吃饭不要钱；大炼钢铁，砸了好锅；大搞深翻，不顾收粮；虚报产量，征购过头粮。不久就带来了“低指标，瓜菜代”，公共食堂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境地。加之公共食堂炊管勤杂所占劳力多，超过吃饭劳力的10%，甚至多达20豫，加工粮食又有损耗，使本来低得可怜的指标也不能如数吃到群众的嘴里。对于这种追求形式、不顾实际的“一刀切”的做法，群众心里非常不满，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4月15日，邓小平在顺义县北小营召开的有田上辇大队、北小营大队、仇家店大队的支书、队长参加的座谈会上，反复询问干部：“公共食堂是吃好，还是不吃好？”多数人都不敢说不吃好，相反的却违心地拼凑吃食堂也不错的“道理”。随邓小平来视察的卓琳由于在上辇村孙旺家住了一星期，比较了解情况。她告诉邓小平说：“上辇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粮食，社员自己回家做饭吃才是真的。”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你们村的干部对‘共产’风、平调风顶得好，锅、碗、瓢、盆没有被刮跑，锁没有砸，门没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们村把生产搞上去了，粮食单产1959年达到540多斤，比1958年提高60多斤。副业收入3万多元。社员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国家的贡献也大了，你们的好经验应该总结一下，推广下去。”他还明确指出：“吃食堂光荣，不吃食堂也光荣。吃不吃食堂要由群众决定。”
邓小平在顺义县牛山公社白庙村考察时，看到公共食堂停火，只养着一头40来斤的小猪，一片荒凉景象，就问是怎么回事。管事的说是“内部修理”。邓小平听后没再说什么。接着在深入农户访问时，他没有去事先安排好的两家，而是随便走进路北的一户人家。一进门，看到一位老大娘正在喂羊，猪圈却空着。他上前问老大娘：“您养羊，为什么不养猪？”老大娘不认识邓小平，没好气地说：“还养猪？人还没得吃呢！”邓小平听后神情沉重地点了点头。原来这是村里副支书的家，只有副支书光棍一人和老母亲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从这家出来，又转了一家，看到的情况也并不好多少。邓小平越看心情越沉重。
经过深入的了解和考察，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因而在桑园村召开的大队干部会上再一次明确表态说：“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不管以前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在县委书记汇报近期工作时，邓小平指出：“现在食堂是过渡时期，可以自由一下，不愿意在食堂入伙的就可以不摊工分了，还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种的菜、养的猪对不入食堂的户怎样分配的问题。”
调查研究临近结束时，在公社、管理区、大队干部座谈会上，一些干部反映说，有些群众愿意办农忙季节食堂，冬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邓小平说：“这样也可以，一年农忙6个月吃公共食堂，农闲时自己回家做饭吃，还可以解决社员冬天烧炕取暖的问题，能节省一些煤。”邓小平的话既明确又实在，像一股暖流，温暖了干部群众的心。仅上辇村，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就有250多户退出了公共食堂，余下的公共食堂也仅持续了两个月便解散了。
不管什么形式、什么政策，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就是好的，如果不行，就要改革！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作为邓小平的名言，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广为人知。其实，这并非邓小平的原话，他的原话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原本是四川的一句农家俗语，刘伯承元帅在战争年代常说这句话。
刘伯承生于四川农村。在战争中，他十分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因地制宜，灵活多变地运用战略战术。一切视情况而定，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痛斥不讲实际、不顾后果的军事教条主义；运筹帷幄，指挥打仗。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在战争年代又是多年的搭档。所以，对于刘伯承经常说的这句家乡话，他自然倍感亲切，十分理解，非常赞同。然而，作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邓小平认为，任何一个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黄猫、黑猫”的比喻也如此，不宜任意地到处套用。所以，对于这句俗话的引用，邓小平一直十分慎重。
1962年，我国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村，调整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当时，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农村里除了有的地方实行人民公社所有制，有的地方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有的地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外，还有不少地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和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的“五统一”方式。怎样看待这些生产核算形式特别是后几种生产核算形式，党内有不同意见，群众则要求中央有明确答复。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在党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的问题时指出：不管黄猫、黑猫，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要求，总有道理。5天后，他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邓小平只在以上两次讲话中引用了“黄猫、黑猫”这个比喻。这两次讲话，前一次因为是在书记处会议上，范围很小。后一次曾有记录稿下发，但是不久即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收回。所以，这个比喻在当时并没有流传开来。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作为邓小平的名言广为流传，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这个比喻成了被诬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邓小平的一大罪状，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错误地加以批判。然而，出乎林彪、“四人帮”一伙意料的是，这句话不但无助于把邓小平批倒、批臭，反而使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他敢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高贵品质。因而，邓小平所引用的这个比喻不久便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如今，这段“公案”的孰是孰非已经不言而喻，事实证明，人民需要一个具备改革魄力和胆识的领导人。
二、全面整顿打响又是一颗重磅炸弹
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改革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要打破旧的观念，就要有人反对，甚至要流血。古有商鞅变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持有改革思想的人，都要有决心——冲破万难的决心，首先，他不能是个容易屈服的人。邓小平一生的三起三落，正说明他具有改革家的基本素质，他是“叛逆”的，即便几次面临被打倒，也不对错误的事情低头。
全面整顿就发生在他第二次被启用之后。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主席圈阅，中共中央发出当年第l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在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得到追认，并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随后于1月中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他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代他主持有关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从此，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引人注目地出现在治国安邦的第一线。
至1975年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使中国大乱了9年。全国的形势复杂而严峻。“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继续在各地造反，挑动武斗。一批铁路干线长期受阻塞，使铁路运输任务远远不能完成。许多厂矿企业陷于半停产状态，一些厂矿被迫停产。大中城市的商品供应日趋紧张。全国笼罩在混乱动荡的气氛之中。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在四届人大闭幕后一个星期，就针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破坏和混乱，开始了紧张的全面整顿工作。
1月25日，邓小平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从工交部门开始的，而铁路整顿又是工交部门整顿的起点。
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见面方式出席会议，并作了撼动人心的讲话，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这次会议并讲话，国务院主管工业的领导干部和各省、市、区的工业书记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情。尤其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战斗和工作的干部，更是对这位老首长出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悦，急切地盼着早一点见到多年未见的老首长。
离开会的时间还差几分钟，邓小平快步走进会议厅。他神态安详地环顾四周。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和热烈的问候，他只以含蓄的点头作为回答。
几个省、市的领导人走上前来，满面笑容地要与小平握手。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右手在空中摇了摇，对大家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邓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使那些原本想与他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一下子怔住了，都定定地望着邓小平。
邓小平走近几步，站住脚，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句话，虽然声音不高，却使绝大多数干部深深感到其中包含的分量、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讲完这句话，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面对在场的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磕磕烟灰，吸一口烟，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人，提高了嗓门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接着，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他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明确指出：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邓小平言辞激烈，全场悄无声息。
最后，他打住话头说：“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邓小平以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邓小平的出现和他的讲话，使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邓小平把严峻的形势和重大的责任摆在大家面前，同时也把他那独特的性格和作风印在与会者的心里。直至散会时，许多人的表情仍然十分严肃。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第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贯通祖国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就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整顿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出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他响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后，万里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问题严重的铁路局，撤换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很快，严重堵塞的一批铁路干线全部疏通，铁路系统实现了万里提出的“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的口号。
铁路整顿见到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四人帮”及其控制、影响的帮派势力并不善罢甘休，他们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他们极力煽动，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借以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同志。于是，从4月到5月，邓小平一边领导整顿工作，一边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5月底，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工作的前哨战——反对“四人帮”挑起的派性的斗争，首战告捷。此后，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9月中旬，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使各条战线的形势明显好转。
三、军队大整顿“老九不能走”
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字。
整顿军队是邓小平抓全面整顿的开端。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根据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提出了军队整顿的问题。同月25日，他在总参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对军队整顿的任务和要求发表了重要意见。
提出军队的整顿，首先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因为闹派性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新中国建设的各个方面，对军队的消极影响尤其大；另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作为军队，比任何一个集体更要有纪律。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这是继解决铁路问题之后，邓小平等采取的又一步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建设遭到很大破坏。“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又妄图插手军队，他们一方面私自给许多单位写信、送材料，派人抓点；另一方面又煽动对军队“放火烧荒”，点名攻击军队领导机关。江青还曾以政治局名义强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达6个月之久。争夺军队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
为了消除林彪、“四人帮”对军队工作的恶劣影响，1975年1月，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发出“军队要整顿”的号召。中央九号文件发出后，军工企业即按此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也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头头送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使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五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懒”、“散”、“软”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所谓“肿”，就是人数多，军费开支大多花在吃饭穿衣上面了；所谓“散”，就是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所谓“骄”，就是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的一部分人中，滋生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影响了军队内部、军政、军民的团结；所谓“奢”，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有的甚至公私不分，违反政策；所谓“惰”，就是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有的人工作不努力，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靠秘书办事，官僚主义；还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
邓小平指出，军队的整顿就是要重点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他特别提出：
一、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
二、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三、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7月15日，叶剑英作了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绝不容许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从而在根本上打击了“四人帮”争夺军队的种种图谋，为最终粉碎“四人帮”的篡权阴谋做了重要准备。后来，老将军杨成武在回忆这次会议时，就深有感触：
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搞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离讲稿，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作了部署。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7月20日至8月4日，经中央批准，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讨论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
邓小平在讲话中再次重申：“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
“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同时，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他具体提出调5亿斤粮食给一些城市，养500万头猪，甚至可以考虑办现代化的养鸡场。
叶剑英的讲话指出：现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们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这个讲话事实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江青一伙。
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
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军工企业自当年3月起在国防工办领导下进行整顿并取得初步成效，生产情况明显地全面好转。
四、科研工作不能停滞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邓小平清楚地看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要走在前面。
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而我国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中国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重灾区，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原有的国家科委及由其代管的国家科协，都合并到了中国科学院。所以，科学院的整顿，不仅关系中国科学院本身，同时关系到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整顿中国科学院，恢复正常的科研秩序，调动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实在是迫在眉睫，再也不能拖延了。
1975年7月7日，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后就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尽快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
胡耀邦不辱使命。他同李昌、王光伟在7月中旬到任后，经过20多天调查研究，参考1961年制定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研十四条》）等文件，于8月11日写成了一个文件，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为写好这个文件，胡耀邦组织了一个小的工作班子，亲自抓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中的许多观点和语言，出自他本人。胡耀邦请邓小平通读了第一稿，得到肯定，提了修改意见。同时，在科学院内，胡耀邦组织了对这个稿子的座谈讨论，还把这个稿子交给出席计划工作务虚会科学技术规划小组会的有关部委负责人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后作了修改，于8月15日印出“第二次讨论稿”。再次征求意见后，修改成第三稿，加上“汇报提纲”的称谓，名之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初稿）。另有反映基本情况的表格五份，作为附件。8月17日，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
同时，胡耀邦还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说是拼了一点老命的。”信中说明，“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胡耀邦同时把这一稿送给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胡乔木和国防科委张爱萍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还在18日、19日两天主持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科学规划小组会开了两次会议进行讨论。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从“讨论稿”到“汇报提纲”，三个全一样：一、关于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科学院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针对否定“十七年”，把建国以来十七年的科技工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黑线统治，《汇报提纲》第一部分明确提出：“二十多年来”科技战线“成绩是主要的，必须加以肯定”。
这一部分扼要地列举了20多年来科技战线的成绩——我国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了。
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和一定科学技术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全国近400万人，其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有15万人。
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出现了许多发明创造，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
在工农业战线上，解决了农田基本建设、农业增产、大型工程建设、资源勘探开发、成套装备、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许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医疗卫生战线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断肢再植、大面积烧伤治疗、骨折治疗、急腹症治疗、针刺麻醉、中药麻醉、计划生育等，已居于世界前列。
原子能、喷气技术、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机、自动控制、激光、红外等现代新兴的科学技术已经从无到有发展起来了；两弹试验成功，粉碎了美苏两霸的封锁垄断，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当代重要的自然科学理论研究领域，我们大都开展了工作，有的已取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如胰岛素合成、地质力学、理论数学某些方面）。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地赶了上来，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在第三部分《关于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中指出：“1963年5月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这一整段论述，就是科技战线的总方针。”
在这一总方针下，《汇报提纲》初稿从六个方面鲜明地阐述了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方针：第一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第二是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第三是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第四是自力更生与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第五是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第六是党的绝对领导与百家争鸣的关系。胡耀邦等选出马、恩、列和毛主席关于科学工作的十六条语录，作为立论的依据和工作的准绳。文件紧密结合实际，富有针对性，批判的锋芒直指“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布的“左”倾谬论。
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张爱萍率工作组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邓小平看后，于8月26日找胡乔木，专门商谈修改科学院《汇报提纲》的问题。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讲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要胡乔木同胡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并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在此之前，胡耀邦也在8月18日、19日两日在科学技术规划小组内召开两次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对《汇报提纲》的意见。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着手主持修改《汇报提纲》，9月2日改好。这一稿是第四稿，改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把原来的六部分改为三部分：
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肯定“二十六年来”中国科学院“取得了很大成绩”，指出科研工作如不加快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发展的速度，提出作为我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综合性中心，中国科学院今后十年根本任务的三个方面是：协同各有关部门，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
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还辩证地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群众路线与专业队伍、理论与实际、对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使用、哲学与自然科学五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说明必须系统地、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防止和克服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时，就首先抓了科学和教育两件大事，认为我国赶上世界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了建立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的任务。这次科学大会制定的《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是1975年整顿中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而1975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科技、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前奏，也为改革开放铺垫了道路。
五、进行农业整顿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
工交、军队、科技各方面整顿都已经顺利开展，邓小平开始着手把整顿推向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和其他领域上来。
这年的9月至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建设大寨式的县、农业机械化和整顿社队等问题。
实际上，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早在1972年就提出来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会议被一再延期。1974年7月，农林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预备会，研究了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准备工作，确定把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作为会议的主题。1975年8月13日，由华国锋、陈永贵领导的会议筹备小组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请示报告》，确定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交流农业学大寨，特别是建设大寨式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和迅速改变穷队面貌的问题。同时，交流农业机械化经验和讨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1975年8月16日，邓小平批示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对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分重视，他提议，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员，都要参加这次会议，并委托邓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报告。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地方省、地、县负责人，农业、科技、财贸等许多单位代表，共3700多人，这是中共中央在山西召开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
会议分两段进行：9月15日至28日在昔阳，参观大寨等先进单位，听取经验介绍；9月29日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继续开会，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
邓小平是9月15日会议开幕的当天赶到大寨的。他先从石家庄乘火车到阳泉，然后转乘汽车到昔阳。到阳泉站迎接邓小平的有陈永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主持昔阳县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大寨。两年前，他曾陪同马里国家元首兼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参观大寨。
邓小平走下火车，环顾一下阳泉车站，感叹地对陈永贵说：“这里太古旧、太古旧了！”他转身又对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最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他说：
“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邓小平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更费劲的也是农业现代化。他提醒人们“必须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农业拉我们国家建设的后腿”。此外，邓小平还在当时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进一步阐述了全面整顿的问题，对农业整顿和其他各方面的整顿都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区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了农业生产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中央还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应当指出的是，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虽然就其重视农业、坚决要把农业搞上去这一面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主题毕竟是“左”的，再加上农业整顿起步不久即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因而未能像工交、军队等方面的整顿那样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抓住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的契机，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首先他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枝独放”。后又根据毛泽东批示，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创业》和《海霞》、《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一些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公演，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这就是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于6月设立了政治研究室。其主要成员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著名的理论工作者。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编辑《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工作和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理论宣传斗争的得力助手。
政研室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代管学部。6月29日，邓小平向胡乔木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管起来，并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机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正式通知执行。
7月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发表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任主任，主持学部工作。7月下旬，工宣队、军宣队被送走，下乡下厂的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全部撤了回来，学部各个研究所的业务工作逐步恢复起来。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此举引起强烈反响，认为国庆招待会体现了安定团结的方针，体现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招待会的有关学者的反映整理成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了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这一批语，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落实。
在这场争夺理论宣传阵地的斗争中，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际，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到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了理论宣传和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并逐渐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效果：
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07亿元，增长15.5%；农业总产值1260亿元，增长3.1%。在工农业产品产量方面，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长3.36%，创历史最高水平；钢产量2390万吨，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增长16.71%；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3%；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7.39%；铁路货运量8.9亿吨，增长12.9%。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
在全面整顿不断展开的同时，邓小平围绕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中心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思想和主张，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冲破“唯生产力论”思想禁锢
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
由于当时建国时间尚短，社会主义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人们的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乱了。虽然毛泽东也曾发觉“革命”把生产搞乱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谁敢抓生产？因为谁要去抓生产，就会被冠以“唯生产力论”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会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颠倒的日子里，“唯生产力论”帽子满天飞，使得人心惶惶，国民经济已濒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更趋低下。
邓小平临危受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主持了全面整顿，首先是经济生产领域整顿的工作。他以毛泽东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为契机，力图从理论上冲破“唯生产力论”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1975年3月5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题，以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8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又补充收入了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敢于说这样的话，显示出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上又针对“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
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在陪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期间，专门找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天水谈话。他本希望这位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革命”能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在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殊不料，这次谈话随即就被马天水向其主子告发，并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炮弹”。
围绕“唯生产力论”，邓小平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较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1977年10月在会见加拿大林达光教授时回顾这场争论说：“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
七、全面整顿是改革开放的先声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1975年1月即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毛泽东在“九一三”事件后就已作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作了部署。2月酝酿，3月开始，雷厉风行地领导铁路整顿。重点突破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以后，随即在工交战线各行各业推广铁路整顿的经验，并乘胜转入国防科技和钢铁的重点整顿。短短三四个月，铁路运输面貌改观，煤炭工业恢复发展，钢铁扭转欠产局面，整个工业交通战线出现安定团结和把生产搞上去的好势头。国防科技事业恢复正常，为当年取得“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奠定了基础。这是整顿的第一阶段，是重点的整顿阶段，也可以说是整顿的试点阶段。
邓小平在整顿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入的基础上，决心乘胜前进，提出“党也要整顿”，并部署在1975年冬至1976年春进行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他在政治局讲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得到毛泽东赞成；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向全党全国提出“全面整顿”的任务。为了为全面整顿作准备，邓小平指导起草了工业和科技两个条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整顿的社论。就在1975年整顿准备进入第三阶段——全面整顿阶段之际，一场名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以整党为核心的“全面整顿”还没有来得及展开，1975年整顿就被迫中断了。
1975年整顿进行不过八九个月，其发展之迅速，成效之显著，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通过整顿，“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动乱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军队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开始实施缩编方案，逐渐步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通过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大批被长期关押、审查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重新恢复和建立起来。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县直到基层单位的各级领导，经过调整充实，逐步克服了软、懒、散的状态。派性斗争在全国各地得到了遏制。除个别地区以外，全国各地武斗停止了下来。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不少电影、戏剧、文学作品被解禁，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跃起来。农村政策的调整，使得人们能够较多地吃到猪肉，口袋里也有一点钱了。坐火车，坐长途汽车，一律对号入座，改变了拥挤、争抢的混乱状况。总之，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全国上下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战胜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整顿，只用了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中国由从持续九年的动乱中逐渐恢复正常，确实写下了令人赞叹的篇章。
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最终要用经济的效果来衡量和检验。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是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号召、作动员的。用经济建设的成就来衡量和检验，1975年的整顿确实是非常辉煌的。
1975年7月，国务院总结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在报告中指出：“今年上半年，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九号、十二号、十三号文件，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这个报告还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从各地区完成的百分比看，高出全国平均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广东等十二个省、市。其他省、区，也正在赶上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从这些数据可见，整顿仅三个多月，成效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全年统计，经济形势令人欣喜。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467亿元，比1974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进出口贸易额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国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优异成绩，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财政收入815.6亿元，比1974年增长32.5亿元。整顿使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年。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八年长期动乱之后，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只用了八九个月时间，在政治上、经济上就取得了如此显著、如此巨大的成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十分辉煌的一页。
全面整顿，对于全面动乱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党与国家正常工作秩序的恢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增强了邓小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声。
改革评点
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和对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整顿在一定范围内开始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醒，使他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所在，从而积极贯彻整顿的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促使生产形势逐步好转，科技、教育受到重视，文艺禁锢开始松动。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