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聘与辞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宛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而马裕藻在历次风波中，都能够平稳过渡或涉险过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后，政治格局天翻地覆，教育界随之变化。尤其是蒋梦麟再度接掌北大，听取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进行改革，太炎门生失去上面的保护，下面又有人暗中鼓动学生闹事，马裕藻终于无法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930年12月，北大在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连续动荡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次年，蒋梦麟开始着手整顿各学院。首先，蒋梦麟废除了北大实行多年的教授保障法，使得教授可以被解聘，社会科学院先行改聘教授，并自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其次，配合由他主导制定的国民政府关于大学组织的新立法规，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前者基本采用民主制，后者则由当然委员（行政）和选举委员（教授）组成，以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之代表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主导；最后，提出文学院新计划。1932年，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落实国文系改革计划，可是裁并课程之类的措施遭到马裕藻等人的抵制，只得暂时搁置。直到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协商后，决心排除阻力，实施改革，引发与国文系教授林损的冲突，马裕藻也被迫去职。

关于此事的由来，胡颂平所编《胡适年谱长编初稿》称，国文系主任改由文学院院长兼任是出自校长蒋梦麟之意，致使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1890—1940，字公铎，又字攻渎，浙江瑞安人）、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广东番禺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三人相继辞职，引起一场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心意，因而写信攻击。后因亲历其事的张中行撰文质疑胡适取代国文系主任及解聘林损有公报私仇之嫌，引发胡适研究者程巢父的兴趣。程巢父做了一番刨根问底的探究，证明蒋梦麟此次整顿北大国文系，源于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帮助蒋梦麟拟出具体改革北大的方案，即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内容据《丁文江的传记》的记载，为1931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其中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此后，蒋梦麟到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1931年4月24日，胡适出席了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案”。合作办法规定设顾问委员会，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以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共五人担任。所定“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载明，合作以5年为期，自民国二十年度起，至民国二十四年止。

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称：

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19]

程巢父的文章解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蒋梦麟何以在拖延了几年后不得不痛下决心。原因就是，如果当年再不执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协议即将到期，无法交代，而要实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就必须先行解聘若干教授，腾出位置，才能引进新人。但是程巢父据此断言解聘林损不关胡适的事，恐怕有些武断。蒋梦麟的意思只是表明他愿意唱白脸做歹人，问题是蒋何以要解聘林损，以他的学识，应当无法准确判断国文系教授的水准能力，即使其有主见，也不便贸然自行决断。在程文所列相关者中，最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影响的正是胡适。胡适当然不会以林损骂自己为由头，而是说北大的温州学派没水平，不值一谈。如此一来，林损自然就成为首先被开刀的俎上鱼肉。其实，时至今日，关于林损的学问到底如何，诉讼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并不交集。

1934年4月17日，《世界日报》刊登特讯“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称：

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林损昨日突致函该校当局，呈请辞职，该系学生闻讯，拟全体赴林宅挽留，林遂在第一院贴出通告，大意谓：本人尚未离校，有事可在校晤谈。该校当局接林辞职函后，亦正在设法挽留中。闻林辞职原因，系因该校当局近拟将国文系归并史学系，改称文史系，并拟将文学院其他各系及法学院各系，亦加以归并或裁撤，因此国文系教授均表示消极，林则首先辞职。闻国文系其他教授马裕藻、黄节、许之衡等，亦将相继提出辞呈。但是否属实，尚待证明。[20]

4月16日这天，刘复（半农）刚好有课，目睹了事情的发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21]

4月18日，《世界日报》调查后更正了林损辞职的原因。[22]同日《北平晨报》刊登消息“蒋梦麟否认北大裁并学系”，进一步追究冲突的由来。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当事人蒋梦麟、林损和学生，做出综合报道。蒋梦麟否认外传北大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改为文史学系之说，称本校国文系具有悠久历史，事实上无裁并需要，故从无此项计划。至于将文学院各系并入法学院，更无其事。北大各系均有悠久历史，事实上亦不能裁并。林损辞职，是因为本校拟于下年度将国文系教授更动数位，林在之内，“本校教授聘约均以一年为期，于每年度开始时选出，现本年度行将终了，应行更动之教授亦将决定，想林先生对本校之更动教授事件，有所预闻，故提出辞职。总之，本校更动教授之拟议则有之，而裁并学系之说实无。本校国文系主任于下年度起，拟请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兼任，胡先生并已同意”。

林损则表示：“本人之辞职原因，系与蒋（孟麟）、胡（适之）两先生学说不同，本人之与孟麟、适之二先生之学说不同，由来已久。”记者叩以不同在何处，林笑而不答，并出示致蒋、胡、国文系同学函稿及留别诗。其致蒋梦麟函称：“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23]交相责难，喑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致胡适函称：“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布告来学诸生谓：“损即日自动停职，凡选课者，务祈继续自修，毋旷时日，以副平素区区之望。”别学生诗曰：“终让魔欺佛，难求铁铸心，沉忧多异梦，结习发狂吟。敦勉披襟受，余情只海深，吁嗟人迹下，非兽复非禽。”[24]

言辞之间，可见林损对学生尚有惜别之意，对蒋、胡则积怨极深，去意已决。学生来其寓所挽留时，林表示与当局意见不合，决不再返校，希望诸同学毋再徒劳。若诸同学不弃，可随时互相研究，亦可互护其益。

上海各报，关注此事的不多，只有4月19日《申报》的北平特讯报道较详，指北大教授纠纷，林损与胡适意见冲突而辞职，国文系将大变动，胡将兼主任。据称：“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损突然提出辞职，教育界非常注意，其内幕复杂，为北大多年积成之结果。林氏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并布告学生，自动辞职，同时留别学生诗一首，痛述苦衷。蒋氏昨发表谈话，否认裁并学系。林氏亦表示意见。”

林损回答来访的《申报》记者关于其辞职原因的询问，言辞与《北平晨报》可互为补充：“本人辞职，因学说上意见与适之（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同，并非政见之差异。本人系教授，教授教书，各有各之学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其实本人与适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辞职，完全为闹脾气。至于裁并学系说，系学校行政，非教授所顾问。”而蒋梦麟回答记者的询问时，也表示北大组织绝不更变，下学期国文系教授略有更动，此系人的问题。

事发后，由于林损自动停课，使得选课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4月17日下午4时许，国文系有10位学生自行赴林宅，请求其打消辞意。林表示义无反顾，诸君诚意，只能心领。虽然来人再三请求为学生学业前途计，早日到校授课，林毫不松口，且劝学生不必挽留。来访的学生对记者表示，挽留系私人意见，将来开国文系大会，再正式要求勿萌去志。

胡适虽然早已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实际上未完全负责。“现北大决定改革国文系，该系主任马幼渔深感困难，亦拟辞职。马氏辞职后，北大当局决仍聘马氏为教授，主任一席，将请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事实上，胡博士对于此席，当不致推辞。”据熟悉内幕者称：“自蒋梦麟长校后，确拟整顿国文系，对于课程有所革新，因革新课程，乃涉及人的问题，故林损首先辞职。学校当局对于林之辞职，表示惋惜，在学期中间辞职，更无办法。中国文学系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各有意见，现课程将有更改，系主任马幼渔确有困难之处。”据北大教授陶希圣推测，改革国文系是因为该系预算较多，恐下学期将略有变动。[25]

胡适挂名北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傅斯年对于该院文、史两系的事务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件发生后，他从蒋梦麟发来的函电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于此人”。[26]大有赶尽杀绝之势。

当天，傅斯年又致函胡适：“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事已如此，想孟麐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今日上孟麐先生一书，痛言此事。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27]

傅斯年分别致函蒋、胡二人，看似响应赞同，实则带有督战之意。胡适到北大后，提倡整理国故，甚至输入新知，都得到章门弟子的积极支持，尽管观念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钱玄同、周作人外，与其他人的不合逐渐显露。而蒋梦麟以局外人入主从来难以掌控的北大，章门弟子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对于他们而言，辞退单打独斗的林损毫无挂碍，可是要赶走马裕藻，就难免要顾及道义情面、现实利害以及舆论清议。

任教于北大的章门弟子原来与傅斯年不仅有师生之谊，还有提携之功。1918年夏，沈尹默、马裕藻、马鉴、钱玄同、刘复、陈大齐等人着手编辑《国语读本》，因“几个人空的时候很少，并且常识太不完备”，到1919年1月14日《国语读本》第二册亟须着手编纂时，“拟请傅孟真君加入”，众人商议的结果，“拟请傅君先搜材料和选字”。[28]傅斯年以未毕业的本科生而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在一众师长自觉常识太不完备的前提下，可见太炎门生对这位后生的看重。

或许正因为接近并知底，声名显赫的太炎门生头上的光环反而黯然失色。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大张旗鼓地对“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发难，指“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29]

这样的罪名，的确是非同小可。照此看来，章太炎非但于近代学术无功，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进步，罪莫大焉。不仅如此而已，如章的“一流人”，首先就是或至少包括章门弟子。章氏门下，除了朱希祖治史，与老师不同，黄侃的音韵学有所突过以外，其余大都尚在老师的笼罩之下。而且章太炎主张学术在野则盛，不肯到国立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弟子们的把持，也谈不上“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傅斯年之所以要对章太炎大张挞伐，真正的目标或许不在老师，而在占据南北大学文史各科要津的一众弟子。

近代学界风气转移，往往好以革命方式打倒前人，树立自我，否则城头难以变幻大王旗。而前人往往不可能真正被打倒，除了少数妄人，一般也心知肚明，所以真实的目的不过是树立自我而已。傅斯年归国之时，南北各校如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纷纷伸出橄榄枝，唯独母校北京大学深陷与南北政权的苦斗之中，无所表示。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傅斯年虽已急于打倒无理的权威，破除偶像的崇拜，但并没有指名道姓，此时突然发难，很可能是因为事先曾经想染指北大而遭到阻碍排拒，因而决心非根本扫除祸根不可。

据刘半农4月20日的日记：“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30]马裕藻并不在被解聘者之列，所愤在于校方对他视若无物，解聘教授居然绕开现任的系主任，况且连自己系主任的位置也早已通过非常手段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决定拿下，真是情何以堪，就算涵养再好，也万难腆颜留任，只能提出辞呈，索性连教授职位一并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