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相关理论

这里将与本书研究相关的理论分为三部分：迁移理论、城市适应理论以及性别相关理论。

2.2.1 迁移理论

流动人口研究中，迁移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现象（Chant，1992；Bravo-Ureta et al.，1996；Yang and Guo，1999；Kanaiaupuni，2000）。如果将性别因素考虑进移民问题中，则需要从性别视角重新考虑移民的某些因素——经济机会、人力资本、家族关系以及移民网络（Chant et al.，1992；Kanaiaupuni，2000）。女性与男性的迁移是对经济和非经济机会的区域差异做出的响应。此处介绍的迁移理论主要有推-拉理论和结构主义。

2.2.1.1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正、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迁出地和迁入地都存在推动、阻碍人口迁移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迁出地“推”的力量大于“拉”的力量，迁入地“拉”的力量大于“推”的力量，即形成人口的流动与迁移。

对于农村女性而言，由于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以及土地的条块化，农业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使得人口过剩，农业利润降低，导致的结果是当地要么缺少适合女性的就业机会，要么女性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而大城市里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相对发达，对于女性劳动力的吸引力强，入职门槛较低，更加适合女性发挥其聪明才智，女性的劳动价值更能够得到认同。因此，推与拉的力量更容易使农村女性引发迁移的想法，迁移是其实现自我价值、寻求个人更好发展前景的一种途径。

拉文斯坦的移民法则认为，移民有从乡村到集镇、从集镇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迁移倾向，主要是从农业地区迁移到工商业中心，主要动机以经济为主。但是即使是因为贫困，也存在性别差异。“贫困有一张女人的脸”，世界上70%的贫困者是女性，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妇女和女童对于贫困的遭受要多于男性（转引自 S. Sundari，2005：2301）。李（E.S.Lee）的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者在迁移过程中遇到不同程度的引力和阻力，迁出地、迁入地、迁移过程中的障碍以及个体特征等都会对迁移产生影响，男性与女性对此做出的反应不同。由于男性和女性扮演着不同的经济和社会角色，女性迁移更多的是出于社会和家庭原因，而男性则是出于经济上的动机而迁移。

然而，事实上，性别因素在劳动力流动与迁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有学者（如拉文斯坦）早在19世纪初就注意到男女在迁移中的差异，并在其著名的迁移规律中做出如下总结：女性主导近距离迁移。但是后来的迁移理论并没有在这方面继续发展，而是把其作为迁移选择性的一种表现加以笼统阐述（杨云彦，2001）。有关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男女具有相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行为方式，女性在迁移中主要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与赋予其的再生产、做家务和抚养儿童的社会角色相联系（Patricia，1998）。

2.2.1.2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研究基于女性流动与区域、国家历史变革的关系，基于女性与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关系以及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强调性别在生产力空间组织中的作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由于女性更多地需要扮演照顾家庭的社会角色，而且女性受到自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女性在劳动力流动和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她们通常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是在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中从事非付酬的劳动。这种就业有较大的灵活性，女性能够兼顾家庭，然而，另一方面，她们更可能在劳动待遇、薪酬条件方面受到歧视。而制度分析学派理论则从家庭制度以外的社会制度，如社会分层所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在一个男性占主要决策地位并在资源占用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女性只能通过丈夫和儿子间接地实现对资源的使用，迁移中存在性别差异在所难免（杨云彦，2001）。

2.2.2 城市适应理论

纵观国内外理论，对于城市适应性进行直接论述的理论较少，这里介绍与之相关的理论——融入理论及社会资本理论，以解释个体的城市适应性问题。

2.2.2.1 融入理论

融入理论认为，新移民在迁移之初处于劣势，因为他们缺乏英语语言技能，缺乏教育（可用于美国社会或美国承认的教育），对迁入地社会的了解较少，因此很多人收入少，经济地位较低，而且社会地位也较低。随着在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经济收入的提高、语言的适应以及文化上的认同，移民逐渐移动到地位较高的工作上，最终能够融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这种融入是长期的、累积的过程，既包括个体自觉的行为，也包括自发的日常生活决定。

但是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融入感知和城市经历因性别而有所差异（Hondagneu-Sotelo，1999；Pessar，1999a，1999b）。女性和男性在迁入地社会中遭遇的经历不同。虽然相关政策法规没有明确的性别歧视内容，但是外来人口往往受到性别在传统社会里扮演的定型化形象的影响，这种形象强化性别不平等，并导致城市融入结果的性别差异。传统观点是，男性往往占据经济主导的移民位置，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家属而被承认。另外，在迁移过程中，男人的社会地位不会有太大改变，同男性相比，女性没有体验到地位的损失，而且通过就业和保护性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女性有机会获得其在迁出地无法获得的资源，承担与迁出地不同的、新的角色和任务，即可能会遇到地位上升的情况，她们的能力和自信感提升，从而易于适应城市生活。正如Pessar（1999a：586）总结的：“现在有广泛的共识，女性移民从迁移和定居中获得一些有限的，尽管是不均匀，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好处……”

2.2.2.2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是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带给他们的资源。社会资本理论在人口迁移及移民适应中被广泛应用，被称为迁移网络理论。

迁移网络理论认为，迁移者若在迁移地有亲属或朋友等构成的移民网络，该网络不仅在迁移环节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在促进移民个体的城市适应方面发挥重要的调适作用。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迁移者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决定其城市适应是否顺利。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网络规模往往不同，再考虑到天然的性别差异，女性往往比男性更依赖社会网络，更愿意使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先于她们来到城市的亲属、同乡或同村朋友可以帮助她们解决住房、就业等问题，她们由此可以应对城市环境带给自己的不适应感，减少适应过程中的风险。

另外，通过社会网络起作用的一些机制（例如，利用网络提供信息和帮助）对于男女来说也是不同的（Hagan，1998）。在迁入地，在性别区隔的劳动力市场上，移民更有可能从与其同性别的移民中受益更多，为其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或联系。因此，社会网络导致的城市适应也因性别而有所不同。

2.2.3 性别相关理论

2.2.3.1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又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于1979年提出的这个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被划分为两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密集的第一部门和劳动力密集的第二部门，这种划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层次化。第一部门的劳动力雇佣年限稳定、工资与福利较高、工作环境良好；第二部门的劳动力雇佣不稳定、工资低、福利有限、工作环境恶劣。发达国家的本地劳工对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趋之若鹜，不屑于从事那些报酬低、危险度高、有伤脸面和有碍个人发展的工作，这使得发达国家在第二部门工作的工人短缺，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大。

劳动力市场的区隔不仅体现在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的分工上，实际上，劳动力市场分割在男女流动人口上体现得更加突出。男性移民更容易找到建筑工地和重工业方面的工作，而女性移民更容易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和家政行业找到工作。一方面，女性的体力以及生育、哺乳等对其就业以及在劳动市场上的表现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企业自主经营的政策引导下，大多数雇主优先考虑男性雇员。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文化以及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女性的位置在家庭之内，女性被模式化为照顾家庭的成员，被希望是主要的家庭照料者。另外，因婚姻、生育而中断就业后，大多数女性难以返回到之前受雇的单位，因而不得不转向工资低、待遇差、职业生涯短暂等非正规行业。事实上，由于女性移民劳动力占据的大多数是较低阶层的职业，而且人数众多，因此在劳动力价格和上升机会上受到很大限制（Dumon，1981：191）。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分工与区隔，导致男女在生活观念、行为选择以及城市适应等方面存在不同。

2.2.3.2 社会性别理论

格·如本于1976年第一次提出“社会性别”的概念，随后被广泛运用到分析男女关系平等的问题中（王晓焰，2005），并逐渐形成社会性别理论。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主内、男主外”的社会性别角色不是直接取决于生理因素，而是建立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生物学差异的基础之上，是对生物决定论的否定。两性地位的不平等不是先天因素导致，而是由诸如社会文化习俗、教育、法律、传统观念等后天环境所致。社会性别理论由两性各自的社会特征与角色、社会文化对两性之间的影响以及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等构成（王东平，2011）。男性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保持优势，而女性的劳动生产价值贬值，这是由社会依据传统文化分别对男女两性劳动力做出的位置安排决定的，而不是由劳动力市场中的某些个人因素和个别行为决定的（王东平，2010：21）。因而，研究者倡导改变由后天因素造成的两性不平等的现状，认为女性有获取平等就业机会的权利。

虽然以上不同理论流派针对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移民提出的，但是其理论对于国内移民研究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国内移民，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而迁移，在其来到迁入地时，他们最初总是要面对适应新环境、应对新环境的问题。本书将借鉴这些理论观点，对在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状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