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儿子看到了父亲的局限

我的父亲必然不能为我们保持他从未宣称过的形象，即一个全能的、一尘不染的权威人物。这是另一种改变我人生的认知。

在一次事件中，父亲明确地告诉了我他的能力极限在哪儿，他从何时开始便帮不了我了，而我在那一瞬间也意识到了这些，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课。我看到了父亲的真诚，也明白了一个人不可能做到一切，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那是发生在中学时期的一件事：我曾经有几位优秀的老师，比如阿曼（Amann）和里希特（Richter），每每想到他们，我的心中都充满感激，但我身边也有一个眼里容不下我的校长。有一天，我和体育老师发生了冲突。我有医生开的诊断书，证明我不能做某些练习，也不应该脱掉外套。体育老师觉得这是寻事生非，要求我服从。我很不听话，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第二天，灾难便开始了。校长想要把事闹大，他威胁我：“要么你去找体育老师道歉，要么我们就把你开除了。”（我那时已经读到了中学二年级）

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城市（耶弗尔市或韦希塔市）去上人文中学，而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待在父母的身边，但怎么才能留下呢？校长的态度十分坚决。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做决定。假如校长真的开除了你，那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会一直把事情捅到主管部门那里去，从而让你能留下来，但我觉得主管部门永远也不会废除校长下达的命令。所以你必须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冒险。”

父亲借助自己的榜样作用以及在决定性时刻做出的判断，用自己的理性、可靠、忠诚的精神教育了我。

在人文中学，我和校长发生了冲突。我拒绝盲目地服从在我看来不合理的命令。父亲让我从小就习惯于在他那里获得问题的答案，不必去做任何我看不到意义的事情，哪怕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对于那些自带说服力的必然之事的敬畏。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主张校纪与军纪有别，军纪不应当错误地照搬到学校中。

父亲做不到每时每刻都完全符合理想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我一直在潜意识中仰望着毫无瑕疵的父亲，所以在他那可靠的优越性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平静下，他的错误才会如此明显。正因如此，我在五年级时所经历的那件事才会令我终生难忘：父亲也像我们那些农村亲戚一样，不想遵从他们所厌恶的伊比利亚东部农民精神，他们反对当时不时提高的粮食税，将其视为送给大农户的礼物，出于自由贸易的基本思想，他们想要像摒弃工业税一样摒弃粮食税。而当时的我，或许在某些地方听到过一些可以继续执行这种关税的理由，经过一番准备，我满怀热情地向父亲陈述了这些理由。那是一种渴望讨论的热情，父亲的教育唤醒了我们探寻真相的意愿，让我甘愿毫无保留地探究最终的原则和真理。父亲当然不喜欢我这种争论性的态度，他回答道：“孩子，你不能要求我和你讨论这件事。”这种语气在我听来就是一种要求权威的语气，在此之前，除了在那些被我鄙视的老师那里，我还从未见识过这种语气。父亲的教育使我们对这种说话的态度十分敏感。我的内心很受打击，我渴望充满激情的讨论，渴望正方与反方观点之间那种你来我回的交锋，除同父亲外，我不可能同其他任何人讨论这件事，因为我在他们那里只能收获固定的观点，要么处于一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这些观点都是不容讨论的，这也符合当时资产阶级世界约定俗成的礼节原则：除非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否则人们不会谈论政治和宗教。

后来到了七年级，我还经历了父亲不愿与我讨论哲学问题的事情，这绝对算不上什么错误，但却将我痛苦地推向了孤独的边界。那段时间，我读了斯宾诺莎的书，还有包尔生(6)的《哲学导论》。斯宾诺莎的文字让我感动。我一直以为，自然界的整体一定是有生命的，而这个万物合一的整体可以被称为神。还记得有一次，在同父亲一起散步的时候，我起初一直都胆怯地将想说的话憋在心里，最后，我鼓起勇气斗胆向父亲讲述了我的世界观，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用一种我不习惯的、充满温柔和爱意的语气回答道：“孩子，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哲学，我不懂哲学，但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难以证明的思想，这些思想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后一句话在我看来倒是醍醐灌顶，但是前一句话意味着，我现在还不可能和我最爱戴、最尊敬的人谈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是在罗恩大街的哪个位置说的这句话。后来，到了大学第二学期，在雷根斯堡附近的马车上，我又开始同他讲哲学，这次的话题是康德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性的学说。父亲和蔼地倾听着我的发言，但随后摇摇头说，他不能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他唯一的观点就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