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文化观与改造国民性思想
鲁迅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戊戌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上海十年在文化战线上反“围剿”斗争等重要阶段。鲁迅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但他最卓越的历史功勋，就是在文化战线上，以自己辉煌的战斗业绩，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称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因此，研究鲁迅的思想、包括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就需要考察他的文化观。对于以改造国民性为职志的鲁迅来说，他的这个思想的形成，他从伦理道德、历史、宗教、儒道思想、文艺等方面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剖析，都主要是在文化上着眼的。可以说，不了解鲁迅的文化观，就无法深入掌握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一
所谓文化，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是指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所带来的成果或社会结果，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鲁迅使用文化这一概念，主要指狭义的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
鲁迅往南京求学的一八九八年，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而且是一场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约从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甲午战争后，中国救亡图存的呼声促进了变法维新政治运动的蓬勃发展。“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83维新派以开民智而育人才作为变法之本，把变封建主义之旧、维资产阶级之新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他们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84；要使中国像“西洋”一样地富强起来，必须“用西洋之术”。85他们所说的“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是对立的。维新派拿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作标准，深感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便大力介绍西学，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出版报刊，又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史界革命”等口号，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使风气为之大开。这场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新文化运动，几乎涉及文化的各个领域，打破了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使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在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的变革和它的性质时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还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86文化战线上的这种变革，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萌蘗、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鲁迅作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也是西学的热心传播者，他的《说鈤》（1903年），是我国最早谈镭的发现的论文之一；《科学史教篇》（1908年），论述了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人之历史》（1907年），介绍了生物进化学说；《摩罗诗力说》（1907年），介绍了西欧文学流派。这一系列重要论文，就是在当时的革命潮流和他的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为着促进革命的文化启蒙运动而撰写的。在这些文章中，鲁迅通过西方文化发展过程的研究以及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总结，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重大课题。
第一，鲁迅研究了西方文化发展的过程，认为西方强盛的根本在于“立人”，“立人”之道是改造国民性。
鲁迅抨击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统治，高度评价了“去羁勒而纵人心”的宗教改革，热情歌颂了“扫荡门第，平一高卑”的法国大革命，也赞扬了“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之盛。鲁迅认为，由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人民受到莫大便利，便逐渐把物质文明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并且拿来范围精神世界的一切事。这样一来，“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87。但是，“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亦以矫往事而生偏至”88。为了矫正十九世纪末叶这种重“众治”、重“物质”的弊病，就出现了“新理想主义”的思想。“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叔本华、契开迦尔、尼采等人，他们鼓吹绝对自由，宣扬个性自由发展。鲁迅指出，欧美所以强大，并不是表现在外的“物性”和“众治”，“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89“立人”之道，就是改造国民性。
鲁迅洞察到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堕落，对被鼓吹为美妙无比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尖锐的批判，这无疑是深刻的，有卓见的。但是资本主义精神生活的腐朽堕落，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鲁迅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鲁迅这里说的“立人”“根柢在人”等，不仅是指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所宣传的“人的解放”“人的觉醒”，而主要指十九世纪末以叔本华、尼采等被鲁迅称作“新理想主义”的人为代表的反理性主义思潮。这些反理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对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到的种种压抑作了不少揭露，对人的自由的丧失和人的个性的被扼杀以及人的道德的堕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弊病的根源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理性和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是人把外部世界当作认识和研究的对象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人们运用和发扬理性，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构造出更多、更精确的关于自然的理论体系；人们越是把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理性的要求当作普遍的人权，人们就越是由于使主体和对象分裂而忘却主体，使主体的个性得不到发挥，从而丧失自由90。因此，反理性主义者虽然也往往自称为人道主义者，但与古典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着原则的区别，他们猛烈抨击一切提倡发扬人的理性的哲学，诅咒科学和文明的发展，鄙视现实的物质幸福；他们要求把作为主体的个人与其对象分离开来，着重研究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心结构，即人的主观性本身。显然，这在揭露资本主义弊端、要求发展人的个性上，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鲁迅针对重“物质”、重“众治”而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虽然与叔本华、尼采等反理性主义者有相似之处，受他们的影响，但其实有着本质的不同。鲁迅是从中国民族解放的宏大目标出发，借用“立人”武器，反对强大的封建势力，促使人们个性的解放。把“立人”当做“立国”之本，当然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我们说，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立人”，并不是人们从头脑中臆想出来的口号，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在旧的封建社会的硬壳里面不能自由发展，要自由发展，就必须冲破这个外壳，提高人权，强调解放人，这就是“立人”。鲁迅强调“立人”，也不是西方口号的简单搬用，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以求冲破封建势力桎梏的反映，因此客观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二，鲁迅分析了维新运动成效不大的原因，提出要依靠“精神界战士”启发群众、改造国民。
鲁迅当时很重视维新运动。他说，大家都说要维新，这就是自己宣告自己历史罪恶的呼声，也就是说要“改悔”（“此即自白其历来罪恶之声也，犹云改悔焉尔”91）；既然维新了，希望也将随着开始。鲁迅是把维新作为文化运动看待的。他殷切地期望维新运动能唤醒国人，启发蒙昧。但这个运动的结果使他失望。维新运动为什么呼声甚高而又收效甚微呢？当时就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总结，鲁迅则从文化角度提出了他的看法。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自己独特的光彩，长期处于先进地位，近代虽然衰落，在世界上仍是罕见的，这是它的“得”、是“幸”；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不能顺应世界潮流，自己陷于孤立，还自以为是，堕落到只追求实利，则是“失”、是“不幸”，再加上受旧文化影响很深，常用习惯的目光观察一切，荒谬的看法很多，因此维新口号喊了二十年，新的声音仍然不能在中国兴起。我们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但它还是不成熟的，有很大局限性。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戊戌维新运动成效不大以及它的不成熟性，正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所决定的。但是鲁迅从中国近代文化本身发展的特点去探讨维新运动，也是有意义的。
那么，怎样才能使新的声音出现在寂寞的中国？鲁迅认为，必须要有一批“精神界战士”。在鲁迅看来，西方国家强盛的根柢在“人”。这样的人，是摆脱了奴隶地位、个性得到自由发展、意识到自己和整个民族自尊、自信的国民。然而一般民众是庸俗保守的，要启发他们，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就需要那些“刚健不挠，抱诚守真”的“精神界战士”；他们“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92。在中国“立人”，使人民得到新生即改造国民性，同样需要这样的“精神界战士”。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还期待在中国能出现“第二次维新”。这“第二次维新”，显然是第一次维新（即康、梁等掀起的维新运动）的赓续，同时又有着新的内容，是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震撼人心、改造社会的革新运动，同时仍是一次文化运动，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出发的，与改良派不触动封建制度根基的“维新”有本质区别。鲁迅盼望的“第二次维新”，旨在唤起国人觉悟，改造愚弱的国民性。他拟办的杂志取名《新生》，正与“摩罗”诗人“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相通；他准备掀起的文艺运动，就是“第二次维新”大潮中汹涌的浪头。
第三，鲁迅从发扬国民精神的目的出发，提出接受西方文化必须坚持“审己”与“知人”的原则。
在近代中国，古老的刀枪戈矛抵挡不住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陈旧的中国思想文化同样没法阻止“西学”的传入。西方思想文化早在明万历年间就传入中国，但这种传入是零星的、不系统的，还不足以威胁中国旧有文化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了，它不仅不可能同化资产阶级文化，而且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过去“不知泰西有学问”的中国人，才把惊讶的目光转向西方，重视起了西学。“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93鲁迅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94因此，学习西方文化，是改造中国国民性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鲁迅坚决反对当时在学习西方文化中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盲目崇拜西方，“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同西方之术弗行”95。例如，有的人“游行欧土，偏学制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以归，则再拜贞虫（指束腰的女子——作者注）而谓之文明，且昌言不纤腰者为野蛮矣”96。在这些人眼里，西方什么都好，竟连女子束腰道具之术也是“文明”之极！应该说，在开始向西方学习时，是容易出现这种偏向的。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人们就普遍认为从西方传来的新的东西都是好的，尽管争道“文明开化”，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文明开化”的真意，什么“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这些时候一直打着洋伞走路，真是太文明了”等等97。可见，鲁迅当时反对一味迷信、盲从西方，反映了他的卓见，具有重要意义。盲目崇拜西方，就必然无视或贬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鲁迅批评了当时一些青年不加分析，“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98，认为学习西方文化，必须“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99。这里体现了鲁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也是鲁迅思想上的一个特点。
二是选择不当，“宝赤椒以为玄珠”。鲁迅看到，西方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具体分析，正确选择，不能把那些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输入国内。他指出，许多“辁才小慧”之徒，或者“竞言武事”，或者鼓吹“制造商估立宪国会”，还自认学到了西方的真谛；有些所谓介绍新文化的人，介绍来的倒不少，但除了制造食品和看守监狱的办法外，再什么也没有了。这同样不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
鲁迅提出了正确接受西方文化的原则——“审己”与“知人”。“审己”，就是认识自己，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知人”就是了解别人，弄清别的文化的实质，周密比较，审慎选取，吸取精华，为我而用。鲁迅的见解是深刻的。各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都应该学习、吸收、改造、融化外国和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内容，但是，这种学习和吸收，应以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使外国、外民族的文化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相结合。鲁迅反对那种“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的态度。“自既荒陋”，就难免“拾他人之绪余”，或者对于“已陈旧于殊方者”而“馨香顶礼”100。因此，“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101。当然，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无论在“审己”还是在“知人”上，鲁迅还有不很确当的认识，例如被他誉为“作旧弊之药石，造新生之津梁”的叔本华、尼采的哲学，其实是当时已经腐朽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的反映。但是鲁迅提出的“审己”“知人”的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
鲁迅早期重视文化问题，与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紧密联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是鲁迅文化观的哲学基础。进化论使他认识到，自然进化，社会进化，人们的思想道德也在进化；因此，只要把国民性改造好了，社会改革才有希望，改造国民性就要改革文化（道德、宗教、文艺等）。这种把文化当作革命根本的“文化决定论”，是鲁迅早期文化观的一个特点，这说明鲁迅还不能科学地认识文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02。因此，文化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而孤立存在，也不能决定政治和经济，但是文化又有反作用。恩格斯说过：“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03文化对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在历史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因素。这种反作用有时是相当巨大的，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促进。鲁迅重视文化的反作用是对的，只是夸大了这种反作用。这是早期鲁迅文化观上的根本缺陷。
二
鲁迅早期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探讨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
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现象的文化，存在着所谓的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的问题。从空间角度看，就有特点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它与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的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定的文化类型。从最大的文化类型来说，有所谓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枪炮大规模地侵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强盛，西方文化也是先进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什么特点呢？维新运动中，就有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试图从中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例如，严复的《论世变之亟》一文，对中西文化从哲学、政治、道德、民俗等多个方面作了广泛的比较。他说：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104
鲁迅也较早地注意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他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就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论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从改造国民性的职志出发，从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和不足。这种比较，大致有三点：
第一，向往古代。
鲁迅认为，在世界上不存在和平这一事物，人类社会也是如此。西方的哲学家惮于前进道路的艰险，又知道斗争不可避免，便向往未来，并且发挥他们的想象，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抱着这样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鲁迅对此是称许的：“虽自古迄今，绝无此平和之朕，而延颈方来，神驰所慕之仪的，日逐而不舍，要亦人间进化之一因子欤？”105但是，中国的哲学家却与此相反，他们心神所注，在于辽远的过去，或者是唐尧虞舜，或者竟是人兽杂居的原始状态。这种向往古代的思想是我们祖先的历史观的反映。古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变化是缓慢而微细的，给人以凝固稳定的感觉，“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古人由这种历史感所作的理论概括。政治史上有“正统”，思想史上有“道统”，文学史上有“文统”，言必称三代，甚至言必称孔孟，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在对待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改造和建设问题时，人们不是着眼于未来而是常常注视过去，恪守古训。鲁迅坚决反对这种一味向往古代的传统观念，认为其本质“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106；其结果十分危险：“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107
第二，“不撄人心”。
鲁迅认为，西方哲学家由于面对未来，因此欢迎进化，不怕斗争；中国哲学家由于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逃避现实，害怕斗争，因此鼓吹“不撄人心”。所谓“不撄”，就是不触犯。“不撄”，这是中国的政治理想。鲁迅指出，有人触犯他人，或者有人被触犯，皇帝和百姓都是要严厉禁止的：皇帝是为了保持王位，使之传诸子孙万代，百姓则在于过安稳的生活，宁愿蜷伏堕落而厌恶进取。因此，虽然他们地位不同，但都反对敢撄人心的天才人物。“不撄”思想影响很广。例如爱国诗人屈原，灭身殉志，被后人目之为“贬洁狂狷景行之士”108“狷狭之志”109，鲁迅称赞他“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鲁迅又认为，屈原作品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110。鲁迅的评论切中肯綮。屈原作品虽然批评了时政，但还不完全背离中道。他的批评不仅出于一腔忠君爱国之忱，就是在表现方法上也多采用香草美人作比兴，被赞许为“优游婉顺”“依经立义”111。“不撄”思想长期影响的结果，就产生了“不争之民”“畏死之民”。这些人不敢斗争，逐渐变得卑鄙、懦怯、吝啬、胆小怕事，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对个人实利的追求则孜孜不已；在外敌的摧残下，只求活命，不惜卑躬屈膝。鲁迅指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112。“不争之民”“畏死之民”向往的是“污浊之平和”，极力保持“故态”；这样的国家，就是“古国”，它们无不“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后来不可避免地变成“影国”。这是很可悲哀的。
在中国封建时代，社会上对那些隐居不仕的“隐士”评价甚高，誉之为“高蹈之人”。这些人远离红尘，与世无争，似乎自得其乐。鲁迅指出，隐士弃绝人世的原因是回避斗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自己软弱无力，无事可为，就想独自超脱尘世。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不撄”思想的严重影响。但是现实社会毕竟是弃绝不了的。正像鲁迅后来所说的：“隐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113隐士并不如人们所称许的那样清高，“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114的诗句，就是对隐士的尖锐讽刺。
鲁迅运用生物进化的理论，批评了“不撄”思想的乖谬。他认为，自从星云凝固、人类社会出现以后，无时无物不存在斗争，进化也许可以停一下，而生物却不能恢复原样了，如果阻挠向前发展，那就势必趋于衰亡。所谓“不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进化的力量像飞箭，不会中途停止，人们得到这股力量，就可以生存、发展，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鲁迅坚决反对“不撄人心”的传统思想，提出要打破“污浊之平和”，像“撄人心”的西方“摩罗”派诗人那样，勇于抗争，使我们的国家在斗争中强盛起来。
第三，盲目自大。
鲁迅认为，辉煌的中国文化长期以来处于领先地位，没有遇到过可以抗衡的对手，养成了一种“益自尊大”的心理；近代落后了，但不少人却无视或不承认这个现实，仍然盲目自大，就难免自欺欺人了。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批判了那种“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的崇古蔑今的思想。他举例说，从前英国要人在印度铺设地下水道，印度人反对，有人就说地下水道原本是印度古贤人创造的，只是日子久了，技术失传，白种人不过是窃取这种技术而加以改良罢了，这样地下水道才得以铺设。鲁迅指出，这种盲目自大、“不惜自欺如是”的毛病，在中国是严重存在的：“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115鲁迅的批评是颇有针对性的。在当时的知识界中，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就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起源于中国，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这些东西都在中国失传了，反而在西方国家得到流传。就是说，中国是西学的老祖宗，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礼失求诸野”。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就说：
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不仅此也，浑天之制昉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则机器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116
薛福成也说：“《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117梁启超后来竟然说“社会主义”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认为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要的论据118。这种牵强附会、自欺欺人的说法，固然有在当时强大的封建势力下，为学习西方和进行改革的主张寻找合法根据以打破顽固派反对的原因，但也反映了“尸祝往时”，盲目自大的思想。
不正视现实，不承认落后，陶醉在自我编织的幻梦中。这是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普遍的心理状态。鲁迅指出，这样的人就像破落户的子孙，仍然神气十足，保持着优越感，常对人说什么“厥祖在时，其为智慧武怒者何似，尝有闳宇崇楼，珠玉犬马，尊显胜于凡人”119。这难道不正是阿Q的影子吗？——阿Q在和人口角时，总是瞪着眼说道：“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
鲁迅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所指出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有把一部分人的思想看成是全中国人的品性，有把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当作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等偏向。鲁迅的比较是有意义的，这不仅因为这是早期中西文化比较的探索，具有开拓作用，而且他的比较是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他的反对守旧、恋古、自大、怯斗，都有强烈的针对性，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
在势如狂澜的五四时期，鲁迅从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任务出发，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清醒的反省，努力探索中国国民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全面地、尖锐地抨击了造成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封建文化，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打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硬仗。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曾对封建思想文化进行过一定的批判，但由于他们在思想上比在政治上更加软弱，由于他们使用的批判武器是已经陈旧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因此并未能真正打败封建思想文化。这样，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如鲁迅所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120。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不久，就做起了当皇帝的美梦，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什么“欲树尼山教义作民族精神”，什么“国体虽变而纲常未变”，什么“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在这种喧嚣下，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之类的组织纷纷出现。帝国主义大力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的“僧侣主义和蒙昧主义”，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也受到他们的喝彩。李佳白主持的尚贤堂与陈焕章组织的孔教会的沆瀣一气，就提供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上结成反动同盟的一个黑标本。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121
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顽固派的复辟活动，启发鲁迅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真地去总结和思考。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真正建立起来，是由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等旧的文化，因此必须批判它们，为共和制度扫清道路。陈独秀说过：“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得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122孔教与帝制复辟的密切关系，使人们对封建文化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袁世凯愈是想利用孔子作为敲开“幸福之门”的工具，人们对“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愈加旺盛”123。因此，急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便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从一九一五年起，发动了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的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奋起，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向封建文化猛烈开火，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和科学，后期则出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生力军，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加入了反封建文化的战斗。鲁迅是稍后一点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他一加入，就成为冲决封建罗网的“凶猛的闯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鲁迅也“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新世纪的曙光”124。他的篇篇如匕首的杂感，他的体大思精的论文，他的从《狂人日记》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使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主义精神达到了更大的深度。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指出：“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125鲁迅有一段话，就是他的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的写照：“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26
鲁迅向封建文化发动气势凌厉进攻，建立在他对于传统文化与国民性弱点关系的认识上。文化具有累积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累积的基础。文化累积的能力，是人类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有的能力。这种累积，是通过人的活动进行的，并正在从历史上的完全盲目的自发阶段进到有组织有计划的自觉阶段。应当看到，所谓累积，不仅是指累积自己这个地区、民族、国家的文化，而且文化累积的过程，也就是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的过程。文化经过这样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就成为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心理特征，由此构成一个民族的思想风貌。文化传统与民族性、国民性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起来，在各个社会集团，从风俗习惯到道德、宗教、法制、艺术，规定于该集团每个人的行为、价值观念的方向的一种力量统治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起来，“处于文化的两极的这种价值体系和技术体系，以语言和社会结构为媒介形成一个叫做文化的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具有不同的形态类型和发展史。所谓民族性、国民性就是这种结构所表现的类型。”127文化传统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行为上的表现，就是鲁迅所说的国民性或民族性。
作为具有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积累、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亦即“儒教文化”。主要代表是孔孟之道及其后世的儒家学说，它对中国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有两大重要支柱：“重义理轻艺事”和“贵义贱利”。前者维持了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界限，注定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低下地位，后者与几千年的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的政策相呼应，维护了小农经济结构的牢固128。与此相联系，就是厚古薄今，重人事、轻鬼神，重义务、轻权利，重社稷、轻个人，重精神、轻物质，重德育、轻智育等等。这里面既包含着我们民族的美德，形成中国民族性、国民性中积极的方面，也包含着导致影响社会前进的消极因素，形成民族性、国民性中陈腐萎靡的病态。因此，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又是我们民族的包袱。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就由于它是愚弱的国民性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
鲁迅深刻揭露了封建文化的顽固性。他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129“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130封建文化在中国土地上发展了几千年，孳乳连绵，显得格外的顽强，任何新思想、新学说，不是被它消融、同化，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在与它的较量、冲突中，落荒而逃，最后销声匿迹。中国近代所谓“新学”和“旧学”、“西学”和“中学”的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但是“旧学”并没有随着这个历史巨变退出战场，倒是“新学”一个又一个给战败了。风靡一时的进化论，“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131；就是鼓吹“西学”最力的严复，后来也尊孔复辟，甚至迷信灵学万能，完全投到了封建思想文化的怀抱里了。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132当然鲁迅当时还不能站到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但他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了封建文化的顽固性，提醒人们要同它作持久的艰巨的斗争，则是确当而又深刻的见解。
鲁迅还批判了封建文化的残忍性。他看到人民群众普遍落后、麻木，突出表现就是没有自己的是非观念，一切以“祖传老例”为是非标准，一切以封建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许多人“分不清理想与妄想的区别”，“将扫除庭园与劈开地球混作一谈”133。鲁迅在《野草·复仇（其二）》中，描写了拯救人类的耶稣，就死在他要拯救的然而是以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的人们面前。造成人民群众精神麻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愚民政策。鲁迅曾借生物界细腰蜂用毒汁麻痹小青虫以供幼蜂食用的事例，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封建文化推行愚民政策的伎俩。他说：“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134这“神奇的毒针”，就是封建文化，就是世代相传的旧货色，它是反动统治者施用“麻痹术”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但是鲁迅又指出，从历史上看，愚民政策的理论尽管很完备，却从来不能奏效，因为它总不能禁止人民去思想。鲁迅希望人民群众团结斗争，“排角成城以御强敌”，彻底打破愚民政策，使富人的天下不得太平。
由于对封建文化的顽固性和残忍性认识得深刻，谙熟旧势力五花八门的战法，鲁迅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态度就最坚决，也最能击中要害。他提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对于“祖传老病”的攻击。“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135。彻底破除封建文化就要去掉“二重思想”。“二重思想”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改革者的妥协退让而产生的一种调和、折衷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弥漫下，社会上便出现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奇异画面：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136鲁迅剖析了“二重思想”同封建文化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坚决反对向旧势力、旧文化妥协。他指出，有“二重思想”的是“彷徨的人种”，而“彷徨的人种”是没有出路的，“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拔去了‘二重思想’”137。
四
早期的鲁迅从发扬国民精神出发，号召人们学习西方文化，广博世界见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他从反对封建文化、改革国民精神、建立民族自尊自信的主旨出发，提出“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138。这是他的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四时期，各种新思潮、新主义纷至沓来，中西、古今之争也更为激烈，以致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出现了延续十数年之久的中西文化大论战。当时在对待西方文化上，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遗产采取彻底的虚无主义态度。这以胡适为代表。胡适宣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因此，他主张“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甚至“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139。受到胡适影响的傅斯年在《新潮》杂志上说：“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140当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很有成绩的钱玄同，也提出了要彻底抛弃汉字的主张。
另一种是竭力贬低、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他们推崇以孔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认为即使引入西方文化，也要注入东方的精髓。梁启超一九二○年欧游归来后，说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破产，“许多先觉之士，正思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他认为，真正救中国的还是封建文化，因而今后的唯一根本办法，是“从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在从事“先秦诸哲、汉唐诸师”或“中国印度文明”的复活运动中，“跟着三圣（指孔、老、墨——作者注）”前进141。梁漱溟一九二一年写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力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复兴中国文化，便“主张大家作孔家生活”。他颇为自负地说：“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142
鲁迅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一概拒斥外来文化的偏向。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但是，任何国家或民族的高度发展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封闭的或与世隔绝的，而事实上存在着文化的交流、融合现象，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例如四大发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明显的，儒家思想对于邻近各国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同样，中国封建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也学习、吸收了不少外来的文化。中亚和西方的音乐舞蹈、天文历算、工艺美术，以及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印记。鲁迅批判了当时中国的守旧顽固派，他们对国外的新文化、新思潮，排斥唯恐不力，总想把人民群众套在传统思想的硬茧里，与外界完全隔绝，继续推行维持了数千年的愚民政策。鲁迅指出，这些中国人的理想与锡兰岛上的味达族（Vedda）人的情况很相合。味达族和外界毫无交涉，也不受别民族的影响，还是原始的状态，可谓“羲皇上人”。“但听说他们人口年年减少，现在快要没有了：这实在是一件万分可惜的事。”143原因很简单，自绝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民族，只有倒退、衰亡一途。
鲁迅提出大力吸收西方新文化，与他对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思想的批判、努力树立民族的自尊和自信紧密联系的。他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144“合群”思想是十九世纪末维新派为挽救祖国危亡而引来的西方学说145。维新派从历次对外战争和交涉失败中得到体验，认为广土众民的中国之所以衰弱不堪，主要是由于分散隔离、闭塞愚陋，这不仅对强敌失去抵抗力，而且也是破旧立新的极大障碍，因此必须合群。他们把群看作社会的基数，有群的吸力才能聚为社会、成此世界，能群与否是国家强弱的分界线146。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就专门写了《说合群》一节，他还指出：“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147可见，当时鼓吹合群具有民族觉醒的意义，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动。但是，后来有些人又宣扬“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个论调宣扬的是些什么东西呢？鲁迅概括了以下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148
可见，“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思想的实质，就是维护传统文化，拒绝接受外来新事物，反对任何改革。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也是一种民族的自大。鲁迅指出，中国人历来对异族只有两种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把他们称为朋友149。由于民族自大，便呼异族为禽兽；也由于自大易变为自卑，因此在异族的锋镝下，匍匐称臣，尊为圣人，这是病态的民族性、国民性的反映，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同民族的自大与自卑是截然对立的。鲁迅深刻地批判了民族的自大与自卑。他针砭民族性、国民性的这些弱点，就是为了树立民族的自尊与自信。有爱才有憎。对于自己民族的深沉的热爱，使得鲁迅强烈地憎恶阻滞民族发展的消极方面。在进行民族的自我解剖，自我反省中，鲁迅曾称我们民族是“不长进的民族”150，用了许多激烈而近于偏颇的话。这种站在人民大众立场，渴望民族复兴的批判，与胡适等人诬蔑、攻击中华民族的言论是迥然不同的。
同每个人具有自我意识一样，每个民族作为认识主体，也具有自我意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就是这种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的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民族自尊心是民族自信心在民族道德情感上的深化。作为社会心理现象，二者具有广泛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自信、自尊这种心理机制，决定了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必然采取自我意识、自我评价的主观形式，形式上虽是主观的，但在内容上却要求客观地反映本民族的一切现实的历史的东西，热情肯定一切优秀的东西，坚决否定落后的东西，否定落后正是为了改变落后。这种建立在客观地反映和评价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创造力量和发展前途基础上的民族自信心、自尊心，与民族自大、民族自卑有着本质的不同。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论战中出现的两种偏向，与没有正确认识和解决好上述问题有很大关系。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论者，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东西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至对自己民族的长处和优良传统也一概否定，表现了妄自菲薄的民族自卑感；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存“固有的精神文明”论者，不切实际地夸大本民族的长处，甚至把自己民族历史上的糟粕也当作精华，拒绝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则表现了妄自尊大的狭隘民族主义。因此，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
鲁迅正是从对中华民族的深切了解，从树立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出发，主张勇敢无畏地吸收一切外来文化，择其精华，作为我们民族发展的滋养。他通过汉唐的“闳大之风”与宋以后的“偏多忌讳”的比较，指出能否大胆吸收外来文化，敢于“将彼俘来”而不是只怕“彼来俘我”，关键在于是否有魄力、有自信。他提出，要有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151鲁迅不断抨击那些“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守旧思想，热情地传播新文化。应该看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指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当时的所谓新思潮、新主义，内容是很复杂的。新思潮的主流是社会主义，但是又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政治、社会和伦理思想，还有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柏格森、尼采、杜威、罗素等的思想。就是初期的“社会主义”，也是兼容并包的，除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外，更有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都被笼统地当作“社会主义”接受过来。由于思想上的局限，鲁迅当时对西方社会思潮中的各种流派和倾向还不能够进行科学的鉴别。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世界观上仍未完全突破进化论观点的局限，所操的主要仍是个性解放的武器，“文化决定论”还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造成畏缩、麻木的国民性的封建文化，鲁迅的批判是尖利的，但还缺乏具体分析，区分其中的糟粕和精华（例如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152）；大力主张学习、吸收外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但对这些新思想、新文化还不能够正确地进行选择。一九二五年以后，经过尖锐的阶级搏斗的锻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鲁迅终于彻底轰毁了在自己头脑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的进化论，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他的文化观也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五
鲁迅在一九二七年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以后，正确解决了革命的力量、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实质以及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有了确当的认识，克服了早期和前期的“文化决定论”倾向。但是后期的鲁迅仍然重视文化问题，重视改造国民性问题。他勇猛地战斗在文化战线上，同毒害、麻痹人民群众的半封建文化与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文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鲁迅从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推翻满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出发，对传统文化较多地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在五四时期，为了打退封建顽固势力的进攻，保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鲁迅倾注全力去抨击传统文化；到了后期，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注重对传统文化具体分析，择取其中精华，以利于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设。这是鲁迅文化观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转变，可以说经过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新文化的诞生，必须对旧文化进行猛烈的批判，但为了战胜旧文化和建立新文化，又必须对旧文化有所继承和择取。这就是革新和继承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鲁迅深刻地分析过这种关系：“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53在批判和继承文化遗产时，鲁迅既反对像未来派那样盲目地破坏，也反对像复古派盲目地因袭，而主张无论破坏和保存，都要从“新的建设的理想”出发，即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服务。鲁迅的见解和毛泽东的精辟论述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54。鲁迅的这个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他的著名的“拿来主义”口号中。他以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作比喻，批评了对待文化遗产的三种错误态度：一是畏畏缩缩，不敢接触遗产，这种人是“孱头”；二是全盘否定，搞民族虚无主义，这种人是“昏蛋”；三是弃精华而专吮吸糟粕的保守复古主义，这种人是“废物”。155鲁迅认为，对待文化遗产，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以“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的精神，“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156。这是鲁迅过去一系列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而且更加科学和具体了。这反映在改造国民性上，就是既坚决批判传统文化中消极方面对国民性的影响，又注意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方面，弘扬国民精神。
在鲁迅生活的后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对革命力量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57。反动派一方面指使御用文人向无产阶级文化发起猖狂进攻，另一方面提倡“新生活运动”，鼓吹“尊孔读经”，在“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幌子下推行愚民统治。鲁迅认为，所谓“保存中国固有文化”，其实是要保存中国文化中窒碍中华民族生机的消极、落后的部分。鲁迅批判了“保存中国固有文明”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毫无理由地处处反“洋”，与“洋气”唱反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158二是“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159。例如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疗救愚昧的有力武器，但在中国，却被某些人用以维系落后的社会风气：“麻将桌边，电灯代替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160鲁迅激愤地说：“科学不但更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161可见，“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论调的实质，就是反对进步，反对改革，反对一切新事物。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既有半封建的文化，又有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162。奴化思想的文化是直接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服务的。帝国主义除了依恃洋枪洋炮在中国土地上横行无忌外，还要在思想文化上欺骗、毒化中国人民，使它们的侵略“有理”，掩盖其罪恶的嘴脸。三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活动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鲁迅对奴化思想文化的批判也更加猛烈。他揭露了帝国主义宣传奴化思想文化的几种手段：第一，主动“送来”，例如电影、书籍等。“欧美帝国主义者既然用了废枪，使中国战争，纷扰，又用了旧影片使中国人惊异，糊涂。更旧之后，便又运入内地，以扩大其令人糊涂的软化。”163第二，推行“以华制华”的老法宝。帝国主义为了要保持它们的“在华利益”，就积极网罗、培养一批可以“制华”的“华人”，有掌握政权的，也有弄文化的。“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分的‘莠民’。”164第三，赞赏和利用“中国固有的文明”。帝国主义看到中国固有的“文明”有利于培养奴才主义，而奴才主义又有利于帝国主义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他们因此大肆鼓吹和利用中国固有的“文明”。鲁迅揭露了这种现象：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生还请腐儒教学生读《四书》；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太学校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日本人拜骈文于北京，英督“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等等。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文明”如此一往情深，如此不遗余力地保存，就是要“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前期主要集中在攻击封建的意识形态上，晚年所攻击的对象则比先前广泛得多，包括一切守旧的思想体系，即旧文化的各个方面。这突出体现在他重视改革旧的风俗习惯上。风俗习惯主要是指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包括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好尚、信仰和禁忌，它既是民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又体现了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具有群体性、地域性、稳定性以及可变性等特点。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风俗习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反过来又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鲁迅一直重视风俗习惯问题，他在一九三○年给许世瑛开的书单中，就有记叙“晋人清谈之状”的《世说新语》、“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的《抱朴子外篇》、“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的《论衡》、反映“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的《今世说》等165。他爱读明清笔记之类的野史，因为从中可以使人们了解某一时代的生活、习惯、风尚，“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166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其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甚至坏的。坏的风俗习惯对人民群众起着潜移默化的毒害作用，使旧的思想绳绳不断，成为社会改革的阻碍。当时的中国，许多风俗习惯是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甚至是人类蒙昧、野蛮时代的产物的残余，影响很广。三十年代，报刊上开展关于“社会改革”问题的讨论，鲁迅便把社会改革同改革旧的风俗习惯联系起来，显示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深度。鲁迅指出，要进行社会改革，必须注重研究风俗习惯，同旧的习惯势力作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列宁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167他又指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帮助培养和教育劳动群众，使他们克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旧习惯、旧风气，那些在群众中根深蒂固的私有者的习惯和风气”168。鲁迅赞扬和接受列宁的意见，指出：“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即列宁——作者注）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169因此，革命者应当深入民众，了解社会，研究风俗习惯，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然后“设法引导，改进”；如果只是“大叫未来的光明”而不敢正视黑暗的现实，那不过是书斋里欺骗性的空谈。鲁迅的这些重要的观点，就是在今天也有启发的。
如何使人民群众真正获得思想和精神的解放，彻底摆脱愚昧的境况，这是鲁迅一生所思考和着力进行的一项伟大的工作。鲁迅在后期认为，人们首先要获得政治经济的解放，“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170，是“实地的革命战争”171，但又主张在人民大众未获得政治经济的彻底解放之前，用改革国民教育的办法，逐步改变他们文化思想落后的状况。这主要表现在改革汉字上。在《门外文谈》中，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论述了文学起源于人民群众，“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172。剥削阶级不但剥夺了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享有物质财富的权利，而且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剥夺了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享受文字的权利。汉字本来就难，统治者又用种种“故意特制的难”使文字同它的创造者分离开来，广大劳动者只能世世代代当“睁眼瞎”，遭受剥削和压迫。不识字是中国劳动人民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鲁迅尖锐地指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173，“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武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174。反动派出于愚民统治的需要，极力反对、阻挠人民群众掌握文字，“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是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175。鲁迅认为，即使是“目不识丁”的人民大众，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176。从有利于人民大众掌握汉字出发，鲁迅坚决支持汉字拉丁化的提议，他说：“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化，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177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鲁迅的文化观虽然经过了前后期的重大变化，但是，抨击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积极吸收外来的新文化，着眼于人民群众萎靡、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改变亦即国民性的改造，则是贯穿他的文化观前后期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一个显著特点。
本文原载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鲁迅研究》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