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专家与工艺知识

我们把第一类知识叫作工艺知识，因为它是成功地使用技能（为发挥职业功能所需）的基础与条件。据认为，一个猎人知道捕捉猎物所必需的一切，知道有关野兽、捕猎工具，以及可能影响他的活动的自然因素（包括魔力）等一切东西。一位印第安妇女的家务技能，包括大量有关她所采集的植物和有关用于缝纫、烹饪、编织、纺织、制陶、搭帐篷的物质和器具的知识。人们也认为，农民应当具有关于他所耕种的植物在不同季节中生长情况的知识，以及干扰植物生长的杂草、土壤、施肥方法、气候、马匹和家畜、他所使用的各种工具等方面的知识。

这些工艺知识有一个明确的实用特点，检验它的有效性是实际应用。但是这不意味着，包含于工艺知识之中的每一个具体或一般的“真理”，都通过一个类似于科学实验的过程在实践中被分离出来加以检验；或者经受住检验的留下来，失败了的被淘汰。这些完全是猎人、妇女、医生、农民的个人知识的总和，或者至少是关于他想努力在实践中加以控制的那部分现实的个人知识的总和，这些知识要经受实用的检验，被肯定或遭否定，一切取决于他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

一个正在充当某一职业角色的人对工艺知识的每一次实际应用，都出现于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这一情境涉及许多各不相同的对象和过程。远征的猎人、编织毛毡的妇女、为病人治病的医生、种植庄稼的农民、建造房子的建筑工人、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军事首领，都进行着一种行动，行动的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不仅高度复杂，而且不断变化。这变化既是他行动的结果，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行动之始，他按照已学会应用的某种模式，规定了他所面临的情境。

在职业模式中，选择一种情境定义，包括设置目的；预先规定将来要达到的结果（杀死某种猎物、建造已选定大小与风格的房子、病人重获健康）；从现实中搜集的资料，以及在这种关系中促进或妨碍目标实现的重要条件（猎物的可能位置与习惯，气候条件，可随意使用的工具；房子的地点、建筑材料的性质、来源与价格，现有劳动力，由建筑者提出的资金；病人的肌体情况，疾病的性质与根源，他的环境情况，能提供什么药物；等等）。

情境定义提出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如何在给定条件下达到目的，通过选择出某些资料，并按照专门的技艺，把这些资料当作材料和工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除非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预先严格确定了，且实现目的的过程相当巧妙熟练，否则，先前没有注意到或没有预见到的资料肯定会在活动范围内出现。于是，最初的情境必须重新定义，实际问题变得或多或少同以前不一样。在最终达到结果之前，这种情况会反复出现若干次。因而，无论最后结果多么令人满意，它肯定有别于最初的目的，除非行动的全过程，在人工隔绝与调节的条件下，完全是先前行动的复制。比如，在同一工厂中生产同一类型的第一千辆汽车。

我们看到，在职业角色执行的最初阶段，以及后期的几个阶段，执行者必须运用大量各种专门知识：关于材料的知识，材料进入最初已定义但后来又重新定义的情境；关于各种工具性过程预期效果的知识，为了达到目的必须将各种工具性过程结合起来。当然，这些性质各不相同的知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因为职业模式确定了一个猎人、一个医生、一个战场指挥官、一个农民或一个建筑工人，在执行正常情况下属于他职业功能的那些行动时，应该使用哪一类知识集合。但是，在科学技术发达之前，没有客观的理由认为在他的知识集合里包括或不包括任何孤立的“真理”；因为这一知识集合并不是脱离执行者个性的系统化理论，而是执行者在积极发挥他的功能时在实践中组织起来的。如果他的某些行动成功了，这标志着，他个人知道所有为了获取成功而必须知道的知识，并且在他的行动过程中某一恰当的时间恰当地使用了这些知识；如果失败了，那意味着，要么他缺乏一部分必需的知识，要么在应该使用知识的地方他没有这样做。进而，在对其他人下判断时，他的工艺知识很少与他的实际技能、创造性、毅力及良好的愿望分离。确定所有这些“个性品质”在他职业活动的成功或失败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需要一定程度的反思能力，而在我们所考虑的文化发展阶段上，人们难以做到这一点。即使在那时的文化水平上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对角色执行情况的分析，这种分析将对他处理资料时的一些想法的客观有效性，或是他将这一想法运用于工艺过程产生的结果做出评价。

这样的情况的确发生过，在比较同一执行者或同一职业的两个执行者之成功与失败的行动时，其差别可以明确地追溯到应用于两种案例中的观念冲突；这一过程偶尔也可以导致技艺知识的改善。但是，这种检验作为职业效能进步中的一个因素，其不确定性充分表现在人们在成百上千、成千上万年间对实践职业中的巫术所抱有的持久不衰的信仰。甚至现在，仍有不计其数的共同体，还没有受到现代技术理性的冲击渗透，在这些共同体中，很容易看到他们把职业角色的失败归咎于执行者忽略或不赞成某些巫术或宗教的力量，以至于没有搞一些仪式去召唤这些力量。甚至除了魔术之外，各种各样纯属荒唐的观念一直存在于某些职业中——如世界各地的农牧业——并且，这种观念还以实用主义的说辞（已被经验证明在实践中“有效”）抵抗这种外来批评。

当然，在追求职业角色的教育准备期间，甚至在此之后，在常规性地从事职业活动时期，个别人的工艺知识的确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增加和完善了。但关键问题是，增长的极限受到某个具体个人的个人知识的限制，或受到那些被公认为最成功因而懂得最多的人的个人知识的限制。他们成了自己职业中的最高权威，除非在另一个共同体中某人的声望（职业效能、智慧）甚至更高。但是，这种工艺权威不是科学家，因为对他们来说，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具备卓越的技能。知识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东西，虽然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当一个初学医道的人师从于著名权威时，当一个没有经验的家庭妇女试图向一个由于家务活干得出色而获得普遍赞赏的妇人学习某些方法时，当一位年轻的中世纪工匠跨越半个欧洲去向一位著名大师学艺时，他们寻求的不是理论，而是可供实际模仿的模型。

只要那些从事实际职业的人确信，在他们的角色执行中出现的任何情境，大都（如果不是全部）可以纳入他们熟知的一般模式之中，那么，他们就不会产生对作为高级知识承担者的科学家的需求。在没有科学家时，行会是知识与技能的唯一裁判官。它制定技艺成就的标准；它拥有经过反复试验的、为失败辩护的抵御外来批评的方法，即使必须承认某项失败，也可以以同一人或行会内技艺更好的人在将来取得的成功来挽回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