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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看到，16世纪和17世纪文学、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分化如何在欧洲——至少是在西欧——极大地激发了民族群体的自觉意识，以及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浪漫主义的流行如何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把这种意识转变为民族主义。整个19世纪，迄至20世纪，民族主义的进程呈现出三个方面：首先，多亏了工业革命，它不再局限于西欧；它最终影响了欧洲的每一个民族群体和其他所有大陆的大多数民族群体。其次，它在一些多少算是偶然地已经成为民族国家的地方进展神速，比如在英国和法国。第三，多半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它侵入了一些非民族国家，比如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帝国，把它们分裂成了民族的碎片。
法国人在他们18世纪末那场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期间成为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久之后得到的、源自工业革命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完善他们的政治民主，随之而来的是民主主义的那些工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们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工具——国民教育、民族媒体和民族武装。由此，法国人不仅保留、而且强化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继卡诺、丹东和拿破仑一世之后，出现了蒂耶尔、拿破仑三世、甘必大、庞加莱和福煦。
在18世纪，英国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有着比法国人更加活跃的民族意识，但英国人强烈的民族偏见在一段时间里阻止了他们采用政治民主，认为那是法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同盟者和教唆者。然而，英国人把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观念融入了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熔炉里；最终，从工业革命中收获的丰硕成果确保他们得到了他们曾经拒绝直接从法国大革命获取的东西。逐渐地，军事装备、新闻媒体和公立学校，还有民族民主制所带来的民族化的影响在大英帝国变得十分明显。紧接着柏克、皮特、纳尔逊和威灵顿之后，出现了坎宁、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索尔兹伯里、张伯伦和基奇纳。
就在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美洲说英语的人民自己建立了强大的民族政府。他们当中有些人钟情于英国早先的自由主义传统；另一些人则对当代法国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经历的共同苦难以及反抗英王“暴政”的胜利所留下的共同记忆让所有人团结在一起。这个利益共同体，不仅立即因一个共同政府的创立得到巩固，而且后来随着铁路线的修建和电报线的延伸，以及印刷报纸的使用和无所不在的“小小的红色校舍”的创设，得到加强。由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彻底的政治民主；而且，尽管一场可怕的内战接踵而来，也同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货真价实的民族主义。美利坚合众国可能并没有组成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每个民族的单一民族群体，但是，就其公民对民族主义的热情而言——不管这样的民族主义可能多么不自然——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政治民主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在整个欧洲和美洲被那些有浪漫主义倾向的民族领导人所援引。一些古老的民族群体，长期以来臣服于外来民族的统治，在这样的感召下，它们开始为争取政治自由和民族独立而斗争。一些长期以来被分裂成政治碎片的民族群体则被打动了，开始寻求民族统一和民族民主。而那些背负着君主专制重负的民族群体也被说服了，开始揭竿造反，要建立一个有着更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民主政府。19世纪20年代，欧洲出现了希腊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这样的民族国家雏形，拉丁美洲则出现了一大群说西班牙语的共和国。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人成功地摆脱了荷兰人的统治；与此同时，波兰人反抗俄罗斯和意大利人反抗奥地利的造反则以失败而告终。在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同样确立了他们的民族独立。在所有这些实例中，民族群体的复兴部分程度上都是对过去的浪漫援引；从历史上讲，它是一场向后倒退的运动。但实际的驱动力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情怀，以及民众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自己的事务[11]。在每一个实例中，结果都是助长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兴起通常伴随着一场争取民族民主的斗争；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通常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先驱。但并非始终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在德国的实例中，民族统一的最终实现，不是通过一个有民主思想的议会，而是通过一个军国主义的国王和一个贵族政治家。但是，即便是在德国，要不是手边有现成的强制义务教育、爱国主义新闻媒体和相当于民族军队的东西，俾斯麦和威廉一世也几乎不可能在法兰克福议会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此外，几乎是同时，日本的贵族政治家们正是借用了德国人的（也是欧洲人的）这些民族主义机构，并利用它们，联合日本的民族宗教，取代了政治民主，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促进力量。在专制的俄罗斯，也出现了民族主义；那里没有来自民族民主的帮助，来自民族教育的帮助也很少，但是，俄罗斯东正教会被证明是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别有效的工具。
许多年来，在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帝国之内，对“受压迫”民族的煽动一直在进行。德国人越是竭力把他们的帝国德意志化，波兰人、丹麦人和阿尔萨斯人这些臣服民族就越是试图保持他们的民族个性。俄罗斯人越是试图把他们的领土俄国化，臣服的民族——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等等——就越是努力争取民族的解放。在奥匈帝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实际少于臣服民族——捷克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等；当这些人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时候，他们就让帝国成了一个极其不合时宜的、摇摇欲坠的结构——1914年的世界大战最终把它推倒，成为一堆可怜的废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那样，土耳其帝国就是“欧洲病夫”。它的病主要是流行的民族主义传染病：不仅它的基督教臣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而且还有“受压迫的”穆斯林群体，比如阿拉伯人，都因为民族主义的狂热而陷入了谵妄；与此同时，帝国本身，曾经相当理智而宽容，如今也发疯似的致力于把这片多语言的领土简化为土耳其统一体。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看来，他的民族群体没有必要人数众多。实际上，在他看来，小有一种情感和浪漫的价值，而纯粹的大，缺乏的正是这个。就算他小小的民族已经精通“外族的”语言，很久之前就不再使用祖先的独特语言，那也只是暂时的不方便而已。他们应当且能够有他们自己的语言，哪怕是人为地使之复活，而且这件事很快就做成了。18世纪，大多数爱尔兰人只懂英语，但到了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已经学会了——仿佛是学一门外语——他们本土的盖尔语。不自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必须借助不自然的呼吸使之变得自然。后来，挪威民族主义者也强调他们的方言与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差异，实现了与瑞典的政治分离，并把他们首都已经拉丁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尼亚改为古挪威语的奥斯陆。冰岛人的行事方式也是一样。一些崭露头角的小民族莫不如此：加泰罗尼亚人、普罗旺斯人、巴斯克人、温德人、佛兰芒人、白俄罗斯人、马恩岛人和马耳他人。
在19世纪，民族主义的潮水稳步上涨，大概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最高峰。不过谁知道呢？民族主义宣传的滔滔洪流至今依然在汹涌澎湃。
浪漫主义、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共同使得普遍的民族主义进程成为可能——而且，也许使之不可避免；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里程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但是，有一些专门的宣传工具，主要由那些教条主义者打造出来，并对人民大众产生了非常有效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宣传工具的帮助，这个历史进程所采取的形式不可能和现在完全一样，当下全世界如此普遍的民族主义精神状态也不可能完全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于这些宣传工具，对于它们的构造和功能，必须给予直接的关注，这一点很重要。
[1] 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第1场。译者注：这里引用的是朱生豪先生的译文。
[2] 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特以W.布卢瓦为假名撰写的《现代政治：摘自马基雅维利、博尔吉亚及其他精英作者》（Modern Policies taken from Machiavel，Borgia，and other Choice Authors，1690），第1页。
[3] 斯图尔特和德雅尔丹：《十九世纪的法兰西爱国主义》（French Patriot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23），第19页。
[4] “1793 年2月13日给外交委员会的报告”，载《卡诺通信集》（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de Carnot），埃蒂耶纳·沙拉韦编（1892），第一卷，第363页。
[5] J.B.迪韦吉耶（编）《法律、法令、条例、行政法院公报汇编》（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etc.），第五卷，第84页。
[6] 参见A.范亨讷普：“方言的消失与持续”，载《宗教、道德与传说》（Religions，Moeurs et Légendes），第四卷（1911），第241～268页。
[7] 威廉·T.拉普拉德教授不赞成下面这个论点：“民主制带来了民族主义。”（《美国历史学会年报》［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15年，第226～227页）而且，如果我们同意他把民族主义定义为“现代民族感情”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不赞同他的结论。但上文所定义的那种民族主义肯定是紧随着人民主权学说而最早出现；它得到了政治民主普遍而有力的鼓动。成为民族群体的大多数国家，至少渴求政治民主。在某些情况下，民族主义领先于民主制，但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8] 《关于人类进步的通信》（Briefe zu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第一卷（里加，1793），第146～148。
[9] 《旧文学与新文学的历史：1817年维也纳讲稿》（Geschichte der alten und neuen Literatur，Vorlesungen gehalten zu Wien im Jahre 1817），《全集》（Sämmtliche Werke）第二卷（1846），第24页。这些讲稿中，第一篇和第十篇尤其有启发性。
[10] 关于科拉尔，可参看阿尔弗雷德·费舍尔的《世界大战之前的泛斯拉夫主义》（Der Panslawismus bis zum Weltkrieg，1919）。
[11] 参见伯特兰·奥尔巴赫：《奥匈帝国的种族和民族》（Les Races et les Nationalités en Autriche-Hongrie），第二版（1917），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