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唐诗被公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对唐诗的接受也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内容。就目前学界而言，尽管唐代文学研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研究人员相对整齐、研究方法较为丰富、成果也较为丰硕的一个领域，但研究者更关注于唐诗创作史的研究，唐诗接受史的研究有待加强。从现有的唐诗接受史研究成果来看，多数针对某些具体篇章而展开，缺少对传统诗学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的宏观考察。由于唐诗经典体系往往随着时代思潮和批评家的个人喜好而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主观性和流动性，导致客观准确地揭示这一体系的基本面貌和嬗变过程面临不小的困难。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尝试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依据展开研究。与动态的唐诗经典化过程相比，沈德潜在这部选本中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是静止的、具体的，是可以进行准确描述的。通过与前代选本、诗话、笔记、论诗杂著和当代唐诗选本以及文学史教材的比较，本书将对沈德潜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的基本面貌、形成过程和后世影响加以系统研究，希望能够推动唐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现状
本书之所以选择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依据来考察唐诗的经典化，主要缘于这部选本是除《唐诗三百首》之外流行最广的古代著名唐诗选本之一。直至今日，尽管众多学者尝试多种文论系统来阐释唐代诗歌，但目前最为大众所认可的唐诗价值体系实质上仍是沈德潜在这部选本中所建构的，客观说明了此选巨大的生命力。此外，编选者沈德潜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诗学地位，其诗学对格调、神韵、性灵等各家诗说均有所吸收，立论不趋极端。学界常把沈德潜定位为中国传统诗学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主要原因就是沈德潜在唐诗学领域的建树。总之，《唐诗别裁集》具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和时代特征，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以此选为基础有利于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唐诗经典生成与演化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这个背景下，西方众多关于经典理论的研究著作开始被译介到我国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就是其中之一。布鲁姆认为文学经典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地吐故纳新，并重申文学的审美功能。他把“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作为衡量经典的重要标尺。[1]弗兰克则认为经典具有动态性，“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而且只有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文学经典才能获得解放”，政治制度的变化、文本的可行性（accessibility）、认知动机是影响经典构成的相关因素。[2]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艾略特《什么是经典作品？》，他认为：“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3]这些关于经典的论述均对中国的文学经典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童庆炳、黄曼君、朱国华、陈晓明、陶东风、张荣毅、吴承学等众多著名学者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对经典的建构、特点等进行了探讨。其中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一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品质、类型和影响等几个中心问题加以探讨，并认为：“何为经典与经典教化、经典阐释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4]
与“火热”的文学经典研究相比，唐诗经典化研究并不冷寂。陈伯海先生主编的《唐诗学书系》包含《唐诗学引论》《唐诗书目总录》《唐诗总集纂要》《唐诗论评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唐诗汇评》《意象艺术与唐诗》《唐诗学史稿》八部著作，从目录学研究、史料学编纂、理论性总结三个方面开展并构建唐诗学这门学科。此外，众多以风格特点和影响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均与唐诗经典化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重要论文有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该文详细阐述了《春江花月夜》被确立为唐诗经典名篇的过程。周勋初《从“唐人唐诗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对“七律第一”争讼焦点加以考察，并揭示了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选本、评点和论文三个方面，寻找并排列出历代读者所认定的百首唐诗经典名篇。重要专著有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初唐诗》《盛唐诗》，对初盛唐诗的演变发展加以细致描述。余恕诚《唐诗风貌》对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重要诗人诗派均加以细致辨析。值得注意的还有安徽师范大学陈文忠先生完成的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唐诗接受史研究”。该研究成果分五章，第一章是“文学经典的接受史研究”，其余四章从唐诗经典阐释史、影响史、比较接受史、诗学沉思史等四个方面对唐诗经典加以系统考察，代表了当前唐诗经典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从每章目录来看，作者似乎要对唐诗经典化加以系统而动态的考察。但从具体论述来看，仍然仅涉及3到4篇作品，如第二章“唐诗经典阐释史”分四部分：一、“第一读者”与唐诗经典接受史；二、唐人青春之歌走向顶峰之路——《春江花月夜》接受史研究；三、唐人五绝之冠的接受境遇——《江雪》接受史研究；四、唐人寻隐之冠走向现代之路——《寻隐者不遇》接受史研究；第三章“唐诗经典影响史”分四部分：一、“第一印象”的恒久光辉——《正月十五夜》与两宋元夕词，二、从影响的焦虑到模仿的快乐——《黄鹤楼》与历代“崔颢体”诗，三、古代贫士的千年咏叹——《贫女》与历代“贫士诗”，四、千古绝唱的千年影响——从《枫桥夜泊》到《涛声依旧》。可以看出，作者试图从微观的视角来探讨唐诗经典化的一般问题，仅涉及十多篇唐诗，并不足以支撑宏大的唐诗经典体系。总体而言，当前成果有助于唐诗经典化研究走向深入，但它们或者像文学史一般胪列各个时代的唐诗观念，或者专门探讨个别篇章成为经典的过程及其所蕴含的诗学意义，均缺少对唐诗经典面貌的整体描述和动态考察。
对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研究，学界还是比较重视的。其研究焦点集中于此选所体现的诗学观念。如陈新璋先生《评沈德潜在唐诗学上的建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沈德潜的唐诗观“能接受前人合理的论见，克服明显的偏颇”，“对唐诗的普及和研究有较高的价值”。武菲先生《沈德潜〈唐诗别裁集〉的编选标准》（《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论述了宗旨、体裁、音节和格调等四条编选标准的内涵及体现。文献方面，孙琴安先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唐诗选本：介绍〈唐诗别裁集〉》（《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3期）对此选的选诗特点进行了介绍。笔者《沈德潜唐诗选本考辨》（《文献》2007年第3期）对沈德潜的四部唐诗选本的版本情况加以详细介绍。另外，《唐诗别裁集》选诗以杜甫为最，且沈德潜有《杜诗偶评》专选，故诸家对沈德潜的杜诗论也相当重视。胡可先先生《沈德潜杜诗学述略》（《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对沈德潜的论杜诗之语进行了总结和探讨，认为沈德潜视杜甫“集古诗大成，为唐诗正宗”，“杜诗温柔敦厚之旨，又与他忠君爱国的精神联系在一起，构成杜诗现实主义的精髓”，论文还对沈德潜对杜诗渊源的论述进行高度评价，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沈德潜的杜诗学概况。袁志彬先生《沈德潜及其杜诗论》（上、续）（《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第4期）立足于沈德潜的格调理论，阐述了沈德潜对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风格、“议论”、“体裁”和“章法”的高度推崇，并指出其杜诗论的局限。从唐诗经典化的角度对《唐诗别裁集》进行研究的还有笔者的《论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从沈德潜晚年对白居易的推崇出发，主要探讨白居易被视为唐诗经典的过程和成因。
从研究现状来看，关于经典的理论，包括经典的性质、构成因素、经典类型，中西学者已经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实际，比如唐诗、宋词、元曲等，具体研究某种文体经典形成过程的研究著作比较缺少。本书立足于《唐诗别裁集》来探讨唐诗经典的面貌和具体形成过程正是这种尝试。
二、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
“经典”是一个使用广泛但内涵不太明确的概念。据《汉语大词典》，经典有三个义项：一是“旧指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曰：“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二指“宗教典籍”，《法华经·序品》：“又睹诸佛，圣主师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三指“权威著作；具有权威性的”。[5]前两种义项分别与儒家或宗教等特定对象相关，第三种则是通常使用这一概念时的含义。在英语中，与经典相对应的是cannon，具有规则、规范、原则、标准、教规、宗教经典书等内涵，可知中西在使用经典这个概念时，在权威、标准等意义上颇有相通之处。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语境，权威、标准马上就变得模糊起来。比如，当我们称赞某首唐诗是经典时，无疑是说这首作品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权威的地位，能够成为创作的标准。但是，这一标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后人能否通过对这一标准的实现来获得经典的地位？显然这是很难确定的。唐诗永远属于唐人，其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永恒性也只属于那个时代。后人当然不能寄希望于从语言形式的层面来达到这一标准，明七子大家李梦阳曾从语言层面模仿汉魏盛唐之作，却被何景明讽刺为高处是古人影子[6]。正如卡西尔所言：“莱辛曾说，要想窃取莎士比亚的一行诗就像窃取赫拉克勒斯的木棍一样不可能。更令人吃惊的还在于，伟大的诗人从来不重复同样的语言。”[7]那么，是否能够从思想内容的层面来达到这一标准呢？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到：“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8]这似乎是我们公认的文学经典的高度概括。但是，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又该如何概括和衡量，似乎又难以确定。许多唐诗，如王维《山居秋暝》、贾岛《寻隐者不遇》，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内容，思想方面也没有体现出深度，却仍被众多诗论家视为经典。可见，我们可以对经典明确加以定义，但对其背后所蕴含的特质很难精确地加以限定。经典似乎包含着一种悖论：既意味着权威、标准的确立，又意味着这个权威、标准的不可复制。权威、标准的确立是针对经典的创造者而言，意味着他们已经摘取了文学桂冠上那颗最耀眼的明珠，这是对创作者的最大褒奖。权威、标准的不可复制是针对经典的学习者而言，独辟蹊径才有可能置身于经典之列，这是对后学者的必然要求。
唐诗被视为经典，有时是针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而言的，并不限于某些篇章。如明胡应麟所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9]指出唐诗艺术形式远较前代完善，艺术风格多样而富于变化，创作队伍涉及各个阶层，这些因素使唐代诗歌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时代，因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备了权威的地位。不过，诗论家在论及唐诗经典时，大多与具体篇章相联系，指那些历史所筛选出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权威性的、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王之涣《凉州词》道：
李于鳞推王昌龄“秦时明月”为压卷。王元美推王翰“葡萄美酒”为压卷。王渔洋则云：“必求压卷，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其庶几乎！而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愚谓李益之“回乐峰前”，刘禹锡之“山围故国”，杜牧之“烟笼寒水”，郑谷之“扬子江头”，气象虽殊，亦堪接武。[10]
沈德潜认为唐人七言绝句除李攀龙、王世贞、王士禛所推举的王昌龄《从军行》、王翰《凉州词》、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早发白帝城》、王昌龄《长信秋词》和王之涣《凉州词》之外，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刘禹锡《金陵怀古》、杜牧《泊秦淮》和郑谷《淮上与友人别》都是典范，都具有权威、标准的地位。
就权威、标准的内涵而言，唐诗经典的基本属性首先在于其典范性，主要表现为某种范式成熟的代表，能够为后人创作提供借鉴。艾略特在谈到“什么是经典作品”这个问题时曾指出：“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11]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均包含着成熟这种特质。对唐诗而言，所谓范式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体裁。各种诗体的发展犹如一棵大树，从种子萌芽到开花结实，经典就是每个阶段的开启者或标志者。比如沈佺期《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曾被何景明、薛蕙、沈德潜等众多诗论家推为经典，此诗原题《独不见》，属乐府《杂曲歌辞》，为常见的征夫思妇题材。首联忆相聚之欢，颔联写离别之苦，颈联借“书断”渲染思念之切，尾联借“明月”衬托相思之深，语言自然流畅，对仗工稳圆熟，情感委婉迂回，风格虽近乐府，却符合七律的体制，在律法尚未定型的初唐时期非常难得，故被推为七律经典；二是情感。经典作品所抒发的情感既是个人的，又不限于个人的悲欢，而是流露出时代共同的心声。如骆宾王《帝京篇》先言长安之繁华，次言人事兴废之感，诗中所体现的怀才不遇的感伤成为初唐诗歌的共同主题，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故被众多诗论家推为经典；三是风格。风格多种多样，个人风格、时代风格、文体风格等等，经典作品必然能够代表某种风格的成熟。如初唐诗人魏征《述怀》被《古今诗删·唐诗选》《唐诗别裁集》等众多选本列为首篇，原因就在于此诗所体现的“气骨高古”风格开启了盛唐诗风。总之，当作品所包含的成熟范式对后人创作具有指导和规则的意义时，它们在诗歌史上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
典范性之外，唐诗经典还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时代文学思潮的变化和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诗论家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据王兆鹏先生对众多选本、诗话的统计，现存总量近6万首的唐人诗作，竟然没有一首作品能够赢得所有选家的青睐。[12]比如，元杨士弘《唐音》不选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明李攀龙《古今诗删》不选李白《蜀道难》，唐诗似乎并不存在一个“共识”的“权威、典范”。这似乎又是一个悖论。其实并不难理解，毕竟衡量经典的标准往往随着时代和个人而变化，所有的唐诗经典都是诗论家个人的主观判断，也只是特定时代的同声共鸣。唐诗经典随着选家的视角和时代的喜好在不断地变化，那些成就斐然的唐诗研究大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中，往往不会完全认同他人或前代所建构的经典系统，由此导致唐诗经典体系的不确定性。
三、唐诗经典的形成要素
唐诗经典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艾布拉姆斯针对美学理论的多样性，首先把作品、艺术家、世界和欣赏者四个要素确立为艺术批评的坐标，从而对各种理论加以比较分析。他说：“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在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13]这对我们考察唐诗经典的建构要素颇有启发。从唐诗经典的形成过程来看，虽然唐诗经典都是由诗人创作，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本人对唐诗经典的形成关系不大。正如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谈到维吉尔等诗人创作时说：“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试图做什么；他们唯独不能指望自己写一部经典作品，或者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就是写一部经典作品。”[14]经典是历史的积淀和发现，是诗人身后之事。换句话说，某位唐代诗人的巨大声望依赖于他创作的经典作品，一旦离开这些作品，附在诗人身上的那些神圣光环立即黯然无光。经典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作品、世界与欣赏者，是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作品而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唐诗经典形成的基本前提。诗歌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抒发情感的语言艺术，其艺术价值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衡量：语言的个性表达、情感意蕴的丰厚、艺术形象的鲜明。经典的唐诗作品首先在语言表达方面是独特的，包括独特的修辞手法、词汇、意象、结构，等等，这种独特的语言表达使它们与其他题材内容方面相近的作品加以区分，从而成就了经典的地位。如杜甫诗歌语言精工稳重，辞警意丰，而李白却飘逸奔放，明净自然，两人虽迥然不同，却被推举为“双子星座”。其次，情感意蕴的丰厚也是形成唐诗经典的重要条件，那些包含人类某些共同心理体验并能够唤起读者情感共鸣的作品，自然就更容易置身于经典的行列。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5]再次，艺术形象鲜明是衡量诗歌艺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标尺，也是实现审美效果的必要手段。作品的内容可能涉及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感情状态和人物性格等不同方面，但经典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必然能够传达给读者，这离不开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之语曰：“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16]王国维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17]均把读者审美感受的效果作为衡量作品艺术水平的重要标准。
世界是唐诗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镜与灯》中，世界指作品所表达或反映的对象，如艾布拉姆斯所说：“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18]与艾布拉姆斯所说的世界不同，本书所说的世界是指唐诗经典赖以生成的环境，其内涵更侧重“社会”。不同社会都有特定的审美思潮和意识形态，包括帝王喜好、士人心态和时代风尚，这些均会对唐诗经典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宋人论诗，虽然也使用唐前人论诗常用的诗教、风骨、兴象、声律等审美范畴，但最具时代特征的则是平淡。这种观念与宋代反对西昆诗风有密切关系，西昆体注重辞采、用典，如铺锦列绣，雕缋满眼，故欧阳修、苏轼等人提倡平淡以矫正这种诗风。在这种背景下，杜甫晚年入夔州以后所创作的技巧出神入化、境界浑融无迹的作品开始被推举为经典。黄庭坚《与王观复书》云：“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19]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云：“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揺’，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祢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揺，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邪！”[20]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促成了杜甫晚年七律经典地位的形成。又如很多著名唐诗选本对白居易诗歌并无好评，杨士弘《唐音》仅选白诗4首，列入“遗响”。李攀龙《古今诗删》和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均不选白诗。随着清代官方对儒家传统“诗教”说的提倡，白居易渐渐被视为杜甫之后最能够践行儒家“诗教”传统的典范。以乾隆名义编选的《御选唐宋诗醇》仅收录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等6家诗人，白居易赫然在列，那些被传统诗论家评为浅切、近俗的新体乐府开始大受称赏，意识形态的变化导致白居易新乐府成为经典。
欣赏者是唐诗经典形成的关键契机。唐诗经典的形成其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其中的重要因素就是欣赏者。童庆炳先生在《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中把首次揭示作品经典价值的欣赏者命名为“发现人”。[21]犹如管仲凭借鲍叔牙的推荐才得到了齐桓公的赏识，唐诗经典也必须依赖发现人才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些发现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有时还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对作品所蕴含的独特文学史价值的发现和标举才是这些作品成为经典的关键。比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宋元时期很少有人称赞此诗，何景明《明月篇序》论及七言古诗发展时指出：“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22]认为初唐四杰的七古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借夫妇之情来寄寓政治情怀，杜甫只是客观书写时事，缺少音韵之美，故初唐四杰的创作为七古最高典范。受此影响，以选诗精严而著称的李攀龙《古今诗删》选入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内的多篇初唐七古。自此，湮没无闻长达八百年之久的这首名作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获得“孤篇压倒全唐”的美誉。[23]又如元稹《遣悲怀三首》，著名选本《唐音》《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唐诗归》均不选这组作品。较早注意此组诗的是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他考证了这组诗第一首“泥他沽酒拔金钗”中的“泥”的用法，之后沈德潜《唐诗别裁集》选入了这首诗。到了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将这组诗全部选入，并评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24]把它们推举为悼亡诗的经典。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何景明、李攀龙、杨慎、沈德潜、蘅塘退士这些发现人，《春江花月夜》《遣悲怀》也许会被湮没在《全唐诗》众多作品之中，很难成为万人瞩目的名篇。
总之，唐诗经典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作品自身较高的艺术价值是基本前提，社会的审美风尚及官方意识形态是经典生成的土壤，发现人则是经典走向读者的主要媒介和关键因素。经典作品犹如精金美玉一样蕴含着永恒的价值，一旦被发现人拂去蒙尘，特有的光芒就很难再被掩盖。
四、唐诗经典的筛选途径
唐诗经典通过发现人被大众所接受，而发现人对唐诗经典的筛选主要通过选本、诗话、笔记和论诗杂著这四种途径而完成。
选本是在特定范围内按照一定标准来选择并编定的作品集。面对数量众多的作品，毫无疑问，入选作品既符合编选者的审美理想，又代表了编选者心目中的经典。一般来说，诗人的受重视程度与选本中的排名、作品入选数量和所占比例密切相关。排名越靠前、入选数量越多、在全选中所占比例越大，也就意味着越受重视。有时选家还会对作品加以评点，直接标示其经典意蕴。因此，选本最容易表达编选者较为系统的经典观念。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评李白说：“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25]由于审美标准的差异，不同选家笔下的唐诗经典会存在一些差异，这反而有利于不同诗人、不同作品有机会登上前台接受大众的检验，有利于不同经典的脱颖而出。此外，由于选本往往流传较广，很容易使经典广为人知。总之，选本是唐诗经典形成的最重要途径。它既有利于系统展现选家的经典观，也有利于这些经典迅速产生广泛影响，因此明清时期诗学大家，如李攀龙、钟惺、王夫之、朱彝尊、王士禛、沈德潜、翁方纲等，均重视通过选本来标举典范。
诗话为中国传统评诗之体，宋许顗云：“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26]相当明确地对“诗话”加以定义。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始于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不过按照许顗的定义，《六一诗话》之前的唐人诗格类和之后的元人诗法类著作也应该属于传统的诗话。欧阳修编写《六一诗话》的初衷只是“以资闲谈”，至宋末严羽《沧浪诗话》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部分，涉及诗歌的本质特点、体制源流、创作法门、高下品评、诗坛轶事等方面，大大加强了中国传统诗话的理论深度和系统性，使诗话成为明清众多诗论家习用的论诗方式。诗话对诗人诗作高下的品评、对诗坛轶事的记载、对诗歌体制和创作理论的阐发，直接影响了经典的形成。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又其《朝饥诗》云：‘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人谓其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27]孟郊、贾岛在宋代影响颇大，与欧阳修的推奖密不可分。
笔记是随笔记录见闻杂感的著作，在传统目录学分类中属于小说类。《四库提要》“小说家类”卷首释“小说”云：“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28]其“小说”观念与现代的“笔记”观念多有相合。以“笔记”为名始于北宋宋祁《宋景文笔记》，但之前的唐刘餗《隋唐嘉话》、李肇《国史补》等众多著作均被公认为笔记。陶敏、李一飞两位先生在编写《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时主张：“鉴于笔记与小说之难以严格区分，我们参酌诸家意见，将以志怪纪异为主的笔记小说与篇幅较长、带有故事性、接近现代小说的传奇合并叙述，称为志怪传奇，其他篇幅较短、以记载人物史事为主的琐语杂谈性质的著作仍归于笔记一类。”[29]这种处理是比较稳妥的。笔记多记载诗坛掌故、诗歌本事和诗人轶闻等，这些内容由于缺乏理论价值一般不受重视，但却是唐诗经典筛选的重要途径之一。笔记的许多内容不但广为流传，且被吸收到正史之中，对提升诗人诗作的地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旗亭画壁”之事首见于唐薛用弱《集异记》，虽然事情不一定可靠，但却成为后人的美谈，直接促成了王之涣《凉州词》的经典地位。
论诗杂著指别集中与诗歌批评相关的序文、书信、论诗诗和怀人诗等。序文一般涉及别集的编纂情况、作品价值的评价和作者生平等情况，是了解诗人诗作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对作品思想艺术特点的揭示，是帮助选家和读者了解这位诗人的首要资料。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评李贺曰：“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30]其对李贺诗风的看法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赞同，《金铜仙人辞汉歌》与《补梁庾肩吾宫体谣》也被视为李贺的代表诗作。
别集中与诗歌批评相关的书信一般是与友人或同道辨析诗学，它们也包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真实的审美倾向。如白居易《与元九书》对儒家诗学的强调，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与王驾评诗书》对意境理论的阐发和对王维、韦应物的推崇，均是研究唐诗经典的重要文献。
论诗诗是以诗歌形式探讨诗学问题的诗歌，体裁多采用七言绝句，内容主要是品评诗作和阐说诗道，理论色彩较诗话为胜。论诗诗一般认为始于杜甫《戏为六绝句》，由于言简意赅、意蕴丰厚、易于诵读，故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喜爱。郭绍虞等人曾编撰《万首论诗绝句》，收录了历代论诗绝句近万首，可见这种批评方式影响之大。
怀人诗是以怀念诗人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歌。张伯伟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把这类诗归入论诗诗。[31]不过，细致分析可以发现怀人诗与其他论诗诗相比颇有独特之处。怀人诗的体裁多为五律和七律，内容多抒发思念、赞赏和倾慕之情，这种情感表达的对象既可以是古人，也可以是同代知交。如果怀念对象为古人，往往涉及对其诗歌的评论和推崇；如果怀念对象为今人，多涉及双方的友谊，这自然有利于考察诗人交游及诗风渊源，对研究唐诗经典化的进程颇为重要。如唐代杜甫《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宋代黄庭坚《次苏子瞻和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诗韵追怀太白子瞻》，潘音《游天姥怀李白》，元代萨都剌《采石怀李白》，明代胡奎《怀李白》二首，童轩《采石怀李白》二首，宗臣《过采石怀李白》十首，胡应麟《凤凰台怀李白题》，清代毛奇龄《过采石有怀李白》等，这些作品对李白经典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四个途径中，诗话、笔记、论诗杂著一般只涉及个别篇章，选本入选篇目少则数百，多则数千，所建构的唐诗经典体系相对宏大而系统。另外，选本大多流行较广，在标举典范的同时又兼有指导初学者创作的功用，故影响之大远远超过诗话、笔记和论诗杂著，成为唐诗经典体系建构的最重要途径。
五、《唐诗别裁集》版本流变
沈德潜所编选的《唐诗别裁集》经历了从《唐诗宗》到《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再到《唐诗别裁集》二十卷本的两次修订，晚年的重订本就是现代最为通行的《唐诗别裁集》。沈德潜这三部唐诗选本的选诗篇目、评点不尽相同，所透露的唐诗经典观念也有差异。
（一）《唐诗宗》十七卷本
沈德潜最早编选的唐诗选本名为《唐诗宗》，国家图书馆现保存有完整的《唐诗宗》抄本。据沈氏《自撰年谱》，康熙五十一年（1712）沈德潜撰成此书，顾名思义，“唐诗宗”乃是“宗唐黜宋”之义。此前二十四年（康熙二十七年，1688），王士禛编选《唐贤三昧集》，标志着这位诗坛盟主的晚年宗尚由两宋回归唐人。沈德潜诗学深受王士禛影响，但提倡唐诗较王士禛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由于时代诗学思潮的巨大惯性决定了某种思潮从提倡到产生影响难免要经历一段时间。
从每卷所题的编选者来看，《唐诗宗》由沈德潜独立完成，共十七卷。五古4卷、七古3卷、五言律诗3卷、七律2卷、五言长律2卷、五绝1卷、七绝2卷。各体入选数量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唐诗宗》十七卷本的盛唐比例高达52%，就每种诗体而言，盛唐数量均远远大于其他时期，体现出鲜明的推崇盛唐之意。从对诗学大家的推崇来看，《唐诗宗》十七卷本入选前十位诗人是杜甫（223）、李白（135）、王维（100）、韦应物（65）、岑参（55）、刘长卿（52）、孟浩然（37）、柳宗元（35）、李颀（31）、韩愈（30）。在传统四唐分期中，盛唐诗人占六位，且数量远超其他四位中唐诗人，也呈现出推尊盛唐之意。
（二）《唐诗别裁集》十卷本
《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为沈德潜与挚友陈培脉在《唐诗宗》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行。其中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均为2卷，五言长律和五绝共1卷，七绝1卷。各体入选如下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唐诗别裁集》十卷本的盛唐比例为50.2%，虽然较《唐诗宗》的52%有所下降，但总量仍然超过其他三个时期的总和，各种诗体的入选数量也是盛唐占绝对多数，总体来看是沿袭了《唐诗宗》推尊盛唐的选诗倾向。入选数量前十位的诗人分别是杜甫（240）、李白（137）、王维（103）、韦应物（63）、岑参（56）、刘长卿（55）、韩愈（38）、柳宗元（36）、孟浩然（35）、李商隐（35）。与《唐诗宗》相比，晚唐李商隐取代李颀进入前十位。
从具体的入选诗人及诗作来看，《唐诗别裁集》十卷本入选作品1603首，和《唐诗宗》十七卷本入选1482首相比，主要的增加部分集中在七古、五绝和七绝。其中七古部分李白增加了2首，杜甫增加了16首，韩愈增加了10首，推崇以李、杜、韩为代表的雄浑阔大风格的意味更加明显。其他各体的增删情况不像七古这么集中，尤其是五绝和七绝部分，虽然《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与《唐诗宗》十七卷本相比各增加40多首，但四唐诗人都有，且每人不过数首，增加的目的只是更加全面反映唐诗的成就。总体来看，陈培脉参与修订的《唐诗别裁集》并没有改变沈德潜《唐诗宗》推尊盛唐的基本诗学倾向。
（三）《唐诗别裁集》重订本
乾隆二十八年（1763），91岁高龄的沈德潜对这部十卷本的《唐诗别裁集》重新修订，增为二十卷，这就是现今最通行的《唐诗别裁集》。《唐诗别裁集》十卷本选诗1603首，重订本选诗1936首，不但数量增加了三百多首，而且诗选宗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选诗情况来看，在保持十卷本“推崇盛唐”的诗选倾向下，重订本进一步增大了中、晚唐诗作的比例，这是两者选诗宗旨最大的不同。下表是重订本的选诗情况：
从上表来看，和十卷本相比，重订本中的盛唐比例降至41.4%。初唐诗所占全书比例由11.6%降至10.0%。中唐所占比例由26.4%增至32.7%。晚唐所占比例由11.8%增至16%。由于总体上盛唐部分仍远远高于其他时期，因此重订本没有改变十卷本推崇盛唐的基本倾向。但具体到各种体裁，重订本七律、五绝和七绝这三种诗体的中唐数量都大于盛唐，这和十卷本各体中盛唐都大于中唐相比，是个明显的转变。可以说，重订本有意识地减少了盛唐的比例，尤其是近体诗，更加重视中、晚唐的诗歌成就。
从增删情况来看，与十卷本相比，重订本新增诗作474首，删除141首，实际增加333首。所增加的诗作大部分是属于中、晚唐时期，而删除部分大部分属于初、盛唐时期。可见就增删情况而言，沈德潜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十卷本过于推崇盛唐的倾向，有意识地增加中、晚唐的诗作。下表是重订本中增加的诗作在四唐中的分布情况：
所增加作品中，初盛唐仅增加91首，占总量的19.2%，而中晚唐增加了383首，占重量的80.8%，可见这次重订，主要是增加了中晚唐诗作的比例。
从增加的诗人来看，重订本五古部分新增初唐虞世南、盛唐张谓等2人，中、晚唐刘禹锡、温庭筠等11人；七古部分新增初唐卢照邻、骆宾王等6人，中、晚唐卢纶、刘禹锡等16人；五律部分新增初唐杨炯、盛唐贺知章、章八元等3人，中、晚唐李端、窦叔向等26人；七律部分新增初唐宋之问、张谔、盛唐张志和、元结等4人，中、晚唐秦系、窦叔向等33人；五言长律新增盛唐徐坚、王季友等2人，中、晚唐韩濬、冷朝阳等27人；五绝新增中、晚唐李贺、太上隐者等2人；七绝新增盛唐孟云卿1人，中、晚唐于鹄、窦牟等17人。总体看来，增加的诗人大部分属于中、晚唐。综合增加的诗作和诗人，重订本对中、晚唐显得更加重视。
和增加诗人诗作多为中、晚唐相联系，重订本所删除的诗人及诗作乃是以初、盛唐居多。下表是重订本删除的诗作在四唐中的分布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七律基本未加改动，五古、七古、五律、五言长律和五绝所删除的初盛唐作品数量远远大于中晚唐。可见就删除作品而言，重订本对中、晚唐同样显得更加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修订之后，一些诗人在选本中的排位发生了变化。比如在十卷本中，入选前十位的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岑参、刘长卿、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和孟浩然。这10人中，盛唐和中晚唐各占5位，但前五位有4位属盛唐。而在重订本中，前十位诗人是杜甫、李白、王维、韦应物、白居易、岑参、刘长卿、李商隐、韩愈和柳宗元。白居易名列第5位，盛唐孟浩然的排名落到10名之外。至于其他一些中、晚唐著名诗人，如刘禹锡、张籍、王建和李贺等，诗作数量都有显著增加，呈现出推崇中、晚唐的意味。
从成书背景来看，编选于康熙年间的《唐诗宗》和《唐诗别裁集》十卷本，主要是反对当时的宗宋诗潮，欲重新树立唐诗的典范地位。《唐诗别裁集》重订本则是针对明代格调派理论的偏失，重新对唐诗经典的秩序加以构建。由于重订本成书期间沈德潜位居高位，所以这部选本难免蒙上一定的官方色彩，客观上扩大了这部选本的影响。同时，沈德潜晚年对其诗学理论有所修正，这部选本能够代表诗学理论成熟时期沈德潜的唐诗观。鉴于这两个原因，本书主要依据《唐诗别裁集》重订本来考察沈德潜的唐诗经典观念。
[1]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2] （荷）D·佛克马，E·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3] 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90页。
[4] 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7页。
[6] 李梦阳《驳何氏论文书》云：“子擿我文曰：‘子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明]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5页。）
[7]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588页。
[9]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10]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41页。以下引用此书仅在相关引文后注明卷数和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11] 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90页。
[12] 王兆鹏、孙凯云：《寻找经典——唐诗百首名篇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13] （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14] 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第189—190页。
[15]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16]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17] 王国维著，施议对译注：《人间词话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18] （美）M·H·艾布拉姆斯著，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第5页。
[19] [宋]黄庭坚著，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40页。
[20] [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21]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2] [明]何景明：《何大复集》卷十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23] 参见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相关论述，《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
[24] [清]蘅塘退士编，[清]陈婉俊补注：《唐诗三百首》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页。
[25] [唐]殷璠编，傅璇琮校点：《河岳英灵集》卷上，傅璇琮、陈尚君、徐俊编：《唐人选唐诗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1页。
[26] [宋]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378页。
[27]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266—267页。
[28]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82页。
[29] 陶敏、李一飞：《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7页。
[30] [唐]李贺著，[清]王琦等注：《李贺诗歌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31] 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