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作为交叉学科的比较叙事学
在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不同学科以及不同学科所擅长的研究方法相互融合、沟通、渗透，促进学科不断向纵深拓展，或在这一互渗、互补的过程中融会贯通，嫁接出富于生命力的新学科，已经成为某种带普遍意义的现象。在20世纪以来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中，这一现象更为引人瞩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较叙事学，正是在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延续了科学发展的传统而产生的一门新的、富于生命力的学科。
（一）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
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学科，要保持其活力与不断发展的潜力，同样需要在坚持其学科合理基础与基本取向的同时，在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展开创新，这种创新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时刻，或者说在学科发展处于十字路口时显得尤为必要。中外一些具有远见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20世纪60年代初，当比较文学研究中注重实证、注重事实影响的研究依然处于主导地位时，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René Etiemble）在其《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提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艾田伯并没有否定延续多年的历史考证的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却提出将它与当时不为人们所认可，至少不被人们所看重，尤其不为有着历史考证悠久传统的法国学者所看重的研究，即注重价值判断的审美研究结合起来，并颇具远见地指出这一结合所将产生的有益成果。他指出，当把这两种互相对立而实际上应该相辅相成的方法，即历史的考证和批评的或审美的思考结合起来时，“比较文学就会像命中注定似的成为一种比较诗学”。[1]艾田伯的这一富于洞见的设想，预示了比较诗学作为比较文学中一门卓有成效的学科此后的发展。然而，艾田伯的这一论述，其意义还不仅在此，它实际上展现了学科的扩展、综合与新学科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趋向，因而，这一论述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的意义。在文学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演变与发展中，不同的学科与学科分支正如艾田伯所说，有可能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中出现。而不同的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亦可产生新的学科与学科分支并有效地整合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在新的枝条上结出新的甜美果实。
1989年，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比较文学家弗朗索瓦·基亚在他为伊夫·谢弗勒所写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自从1951年他的《比较文学》一书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了38年，“38年来，在法国，在全世界，比较文学有所发展和变化，它本可以沿着它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它也的确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这条道路却与其他道路交叉在一起，比较学家毫不犹豫地关注着诸如类文学或者诗学等领域里发生的事情。他们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也发现他们反过来也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别人”。他并且认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较之其他学科更不应该固步自封”。在强调这一点的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专家都知道在其专业领域里，比较文学的启迪是不可或缺的。”[2]这样的看法获得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可，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这种“比较文学的启迪”，这种学科与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交叉”，不断给世界各国不同学科以及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以新的东西。比较文学的不断扩展，就是在学科范围之内或学科范围之外不同研究方法或不同学科相互交叉整合进行研究的产物。
（二）叙事学的拓展与比较叙事学
上述理论方法与学科之间的有效整合，不仅在比较文学的发展中时可见到，在叙事学研究中亦同样表现出来。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延续结构主义的浪潮，首先在法国应运而生，随后流行于欧陆和北美，并逐渐扩大其范围，在80年代以后在中国也逐渐展现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叙事学的发展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二者之间表现出发展、创新与共存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叙事学跳出了自早期以来将其自身限定于叙事文本之内、摒弃一切外在要素的封闭式研究，在延续自身的理论特征和特有的理论模式、保持特定的理论资源的同时，分别与诸多外在要素相关联，并与已经存在的大量其他研究方法，诸如女性主义、巴赫金主义、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历史主义、修辞学、电影理论、话语分析以及（精神）语言等相沟通，从而形成叙事理论融会贯通、向纵深发展的新局面，“结构主义关于故事的理论构建发展成为叙事分析中的多重模式”。[3]由此相应出现了叙事学研究中的各种变形，出现了诸如电影叙事学（film narratology）、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社会叙事学（socionarratology）、心理叙事学（psychonarratology）、文化与历史叙事学（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音乐叙事学（musical narratology）、电子网络叙事学（cyberage narratology）等众多叙事学分支。
就上述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自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1986年发表《构建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s a Feminist Narratology”）一文，首先提出女性主义叙事学以来，这一叙事学的分支就逐渐在多个研究领域和众多国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2009年10月，苏珊·S．兰瑟参加在中国重庆召开的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时，作了《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Are We There Yet?The Intersectional Future of Feminist Narratology”）的主题发言，充分肯定了女性主义叙事学20余年来的研究实绩。兰瑟借用女性主义法学学者金伯勒·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所采用的一个说法“交叉路口性”（intersectionality）来进行阐释，即将性别与位置联系起来，或者说将性别与由复杂身份带来的多种位置联系起来。兰瑟将“交叉路口性”视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隐喻，她认为，这种“交叉路口”的研究模式“能与跨越时空互为映照，其映照方式不仅对叙事学是特有的，对叙事的本质也是特有的”，这种“‘交叉路口性’可以改变我们对叙事本身的认识，从而通过叙事研究提炼出一种全新的跨学科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4]通过这种学科与研究方法的交叉可将女性主义叙事学向新的层面推进。“交叉路口性”的隐喻和“交叉路口”的研究模式不仅对女性主义叙事学这种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研究是适用的，对比较叙事学显然也是适用的。
叙事学的众多分支众声喧哗，都在各自关注的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不仅以自身富于特色的音响丰富了叙事学，也为叙事理论更好地适应和反映这一迅速变化的时代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不论对于叙事学来说，对于比较文学来说，还是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不同学科与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有效结合均是一个相互融通、借鉴、整合、创新的过程。
比较叙事学，承接的就是这样一种势头，它是上面所提到的理论方法与学科综合所出现的必然结果，一种有机的综合，而非不同学科与研究方法之间的生硬拼凑。可以说，比较叙事学是叙事学与比较文学在其“交叉路口”的自然转向、相交相逢的结果，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一自然转向的过程，可以看到二者相交相逢的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及其整合所具有的学理基础，它得以形成的理论支撑，以及它合理发展的根基，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可以预示它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不难看出，在现今已有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中，已经表现出将二者进行交叉整合的势头，出现了对比较叙事学这一方向所进行的研究与探索，并产生了越来越多引起人们注意的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比较叙事学会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日益坚实的道路，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二 比较叙事学的学科基础与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的形成，必须有其科学的学理基础，有其合理的学科定位。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支撑的学科一如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难以自立，更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知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谈到他的研究历程时曾说到，他目睹了“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这一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的“突然崛起”，从包括“区域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发展中，他悟出了这样一条道理，即所有的学术研究领域，“只要想成为学科，一切学科都必须认为自己有边界和某种内在规则，即使这些是随时间而变化的”。[5]这种“边界”和“内在规则”，实际上就是学科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以及相应的学科理论基础的建立。比较叙事学作为一门出现时间尚不长的新学科，一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交往密切并伴随各种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出现的学科，一门在各类学科或众多学科分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出现的新学科，尤为需要关注其学科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定位。
（一）比较叙事学的学科理论基础
与学科定位密切相关的是学科方法论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仅对比较叙事学是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其他任何学科的发展中都属于必须首先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学科与学术研究来说举足轻重；反过来说，没有形成自身有效的方法论的学科研究，必将行之不远：“没有方法论的地方，就不会有令人信服的分析。”[6]米克·巴尔在谈到曾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文化研究”时曾经指出：“可能是因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创新之一就是关注不同的对象，因此作为一个反对传统研究的新领域，它没能（足够）成功地发展出一套方法论，以对抗各自独立的学科排他的方法。”[7]“文化”的领域如此广泛，其研究的对象如此不一，风行一时的“文化研究”并未结出人们预期的丰硕成果，或许与其未形成有效的独特的方法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就此而言，比较叙事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就有必要对方法论问题给予高度关注。换句话说，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的学科，比较叙事学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在学科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身富于特定内涵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展开富于成效的研究，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磨炼与完善自己的理论武器。
涉及比较叙事学方法论的问题，“比较”无疑会首先进入人们的视野。毋庸置疑，比较叙事学与“比较”休戚相关。“比较”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各个不同的学科所广泛采用。但是，在一些冠以“比较”的学科中，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等，“比较”往往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是构成该学科或学科分支的基础，是该学科得以确立的根基。任何比较研究，都不是对单一对象的研究，它必定是涉及两个或多个对象的研究，其相互作为参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恰恰是此类学科和研究的魅力所在。[8]“比较叙事学”不仅具有一般的比较研究所具有的特征，同时也如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所具有的整体意义一样，它也必须将比较研究这一宗旨一以贯之。比较叙事学的魅力也与此密切相关。
涉及比较叙事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或者说再次进入人们视野的，无疑是“叙事学”。对此，我们可以在相互比照的基础上厘定其独特性，在将叙事学与比较叙事学进行比照中看出二者之间的异同。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关注的是对各种叙事作品或者说不同媒介构成的叙事文本进行叙事研究。而比较叙事学所关注的是，对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包括对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叙事理论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这对于比较叙事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根植于各自语境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作更深一步的探究，包括其相互影响，其各具特色的美学意义，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其异同所形成的深层文化内涵，等等，这样的方法应该从总体上贯穿始终。
基于此，可以对比较叙事学这一学科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视阈作出较为清晰的厘定，在此首先需要对下述相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与阐释。
在学科定位上，比较叙事学属于比较文学与叙事学这两门学科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有效结合，它是比较文学透视下的叙事学研究。
比较叙事学既属于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时也属于叙事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与二者均有密切的关联，因而，属于交叉学科。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言，一般认为，当几个学科围绕共同的问题展开研究时，学科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当学科不同而研究共同的问题，其各自的研究手段取决于支持各自对共同问题的研究时，其关系可以是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9]；当多个学科有效地运用源自其他学科的方法，不论是由于研究对象要求使然，还是由于不限定某种学科传统，从而使研究更富于成果使然，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学科间的（interdisciplinary）[10]。比较文学这一学科本身就是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或科际整合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y）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十分富于生命力。文学与艺术及其他学科领域的有效结合已经催生了不少新的学科。将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结合起来，正是跨学科与学科整合研究的有效途径，它将融合这两门学科，突出各自的优势，由它们所融合而形成的比较叙事学将整合各自的理论方法与各自的长处，一加一的有效融合将远大于二。至于在比较叙事学的研究中对跨越国别、语言与文化的各类叙事作品进行研究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这种跨越语言、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与比较研究往往能使研究者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取得超越单一对象和视野的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我们在学术研究中不难见到。为“叙事学”这一学科命名、在叙事学研究中具有开创之功的保加利亚裔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回忆他的学术经历时曾说：“文化间的对话形式我一直很感兴趣，也许因为我自己是处于两种传统中的，一种是斯拉夫传统，另一种是法国传统。我不是法国人，我看不出为什么我要排除其他文化而只限于这种文化。因为同样的原因，我对阿拉伯传统、印度传统、中国传统都很感兴趣，但程度没有那么深。”[11]这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独特经历，使托多罗夫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他成为叙事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成为叙事学在法国的重要代表。同时，他涉猎广泛，不断在新的学术领域探寻，在诗学、符号学、修辞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就叙事学研究的发展而言，比较叙事学顺应了后经典叙事学发展中将叙事学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的趋向，与诸如女性主义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等其他将叙事学与别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丰硕成果的叙事学分支一样，它也必将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由于其边界的不断扩大、学科某种程度的泛化而导致对其学科定位产生某些争议，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的焦虑，并伴随着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但是，比较叙事学作为学科分支的形成，不仅不会造成与比较文学学科相类似的由于学科泛化而形成的学科焦虑，反而有助于克服这种学科焦虑感。因为，一方面，比较叙事学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具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这一范围的限定与特定的理论方法的运用结合在一起，将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人们逐渐摆脱了一段时期以来对范围广泛的“文化”的热衷，越来越强调对“文学”本身的回归，而叙事学研究尽管也有扩大其研究范围的趋向，但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是其研究与关注的核心，因而两者的结合不仅不会偏离比较文学发展的轨道，反而会从不同的角度规范与推进对这一合理方向的追寻。
（二）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对象
就研究对象而言，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与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应，同时也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相交叉。
对比较叙事学对象的界定包括两层含义，分别需要在比较文学的意义与叙事学的意义上对二者加以考量。就叙事学来说，简而言之，叙事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叙事文本，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叙事作品，或者说叙事文。而所谓叙事文本是其中包含着叙事的各类文本。叙事有真实叙事与虚构叙事之分。通常，叙事学所研究的主要是虚构的叙事文本，即叙事虚构作品，也就是虚构的叙述者向虚构的被叙述者或者说叙述接受者讲述故事的文本。普林斯在其《叙事学词典》中对“叙事学”作了概要的阐释，对其所包括的研究对象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概而言之，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由结构主义所激发（structuralist-inspired）的有关叙事作品的理论。叙事学研究叙事的性质、形式及功能（不考虑所表现的媒介），并试图描述出叙事的能力。尤其是考察所有叙事作品，并仅仅只有叙事作品（在故事层次、叙事过程层次及其关系之间）所共同拥有的那些特征，同时考察是什么使它们得以相互区分开来，并试图阐释生产与理解叙事作品的能力。……
2．将叙事作品作为在时间上组合起来的事件与状态所形成的言语表现样式的研究（热奈特）。在这一有限的意义上，叙事学不考虑故事层次本身（比如，它不试图去构建故事或情节语法），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故事与叙事文本、叙事过程与叙事文本、故事与叙事过程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上。它特别考察了语式、语态与声音问题。
3．对（一系列）确定的叙事作品按照叙事学的模式与范畴所进行的研究。[12]
由普林斯所综合的上述界定可以看出，叙事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叙事作品，或叙事文本。它分别对叙事文本在故事层面、话语层面以及具体的叙事作品进行叙事学分析与研究。而一切讲述故事的古今中外的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诸如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史诗、叙事诗、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就都可以汇入其研究对象之列。
在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中，伴随着文化研究的浪潮，研究的范围已然不断扩大，一切具有叙事性的文本都可列入其中，不论由何种媒介所表现，其范围包括如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所说的一切“‘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13]这样一来，就将诸如电影、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包含到其研究对象中。除此而外，一些过去不被视为叙事学研究对象的作品，甚至有意排除在叙事学研究对象之外的作品，也在跨文类的研究中纳入叙事学研究中。迈斯特（Jan Christoph Meister）在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学或所谓“新叙事”（new narratologies）研究的主要范式时指出，由安斯伽·纽宁所归类的八种类别，其中的三类已经成为当代叙事学的主要方法论范式，这就是语境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叙事学的跨文类与跨媒介研究（transgeneric approaches and intermerdial approaches）。后者致力于将叙事学的概念运用于不同文类与媒介之中展开研究，这些文类与媒介与传统的基于文学文本的叙事作品是有所不同的。这样，就将叙事学的概念运用于对包括戏剧、诗歌、电影、音乐、视觉与表现艺术、电脑游戏等的适应性分析与重新阐释。[14]在叙事学研究中，此类跨文类与跨媒介研究与比较叙事学研究在取向上是一脉相承的。在21世纪以来叙事学研究的发展中，对抒情诗歌这类过去被排除在叙事学研究范围以外的文类，也在跨文类叙事学研究中进入了叙事学研究的视野，并在国内外出现了具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诗歌叙事学，或“抒情诗叙事学研究”这样的新的学科研究分支，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德国汉堡大学学者的两部著作，即2005年出版的由彼得·霍恩与詹斯·基弗合著的《抒情诗叙事学分析：16—20世纪英诗研究》[15]，以及2007年杨·舍内特与马尔特·斯坦合著的《抒情诗与叙事学：德语诗歌文本分析》[16]。这类研究本身彰显了跨学科与跨文类研究嫁接所具有的生命力。
上述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均可作为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对象。这些对象与比较文学研究是可以相互涵盖与包容的。传统地说来，古今中外以文字媒介出现的叙事作品，显然是比较文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同样，随着比较文学研究中平行研究的扩展，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研究的兴盛，电影、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也早已进入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因而，在比较叙事学的研究中，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媒介的叙事文本，均可归于比较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而无论从研究的意义，还是从已有的研究实践和趋势来看，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无疑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占据着最为引人瞩目的地位。
（三）比较叙事学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比较叙事学要求对对象作比较研究，以探寻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学科之间的叙事作品的相似与相异，其独特的发展规律，以及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比较叙事学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所作的比较研究。它将致力于探寻存在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之间的异同，并进而探寻造成这些异同的深层社会、心理、习俗、文化等原因。从总体上贯穿对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是比较叙事学的基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叙事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学语境中形成的，都带上了其形成的不同语言、文化与地域特色；而在这些丰富的叙事作品的基础上概括与总结出来的叙事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特色和独有的传统。美国学者浦安迪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叙事传统时，明确指出，东西文化各有其独立的特殊形态，因而，“中国文学中 ‘叙事’的含义也与西方文学中的‘narrative’的含义，在许多方面大异其趣”。[17]在他看来，只有厘清以抒情诗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以早期叙事文学为核心的古代地中海传统在本质上的区别，才能澄清中西“叙事”观念上的重大歧异。古代地中海传统的早期叙事文学，即西方文学最初源头之一的荷马史诗（epic），后继以中近世的“罗曼史”（romance），直至发展到18世纪和19世纪的长篇小说（novel）而蔚为大观，形成一脉相承的主流叙事系统。他认为，在这样的系统之下，“西方的novel不论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还是就批评的立场而言，都源自于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完全不能作为一种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模式，随便套用到其他的文化传统中去”。[18]而中国的古代文学传统，在浦安迪看来，其主流是“三百篇—骚—赋—乐府—律诗—词曲—小说”的传统。前者的重点在叙事，后者的重点在抒情。二者“在源头、流向和重心等方面，都各异其趣”，因此，“我们不仅要研究 ‘叙事文学’在以抒情诗为重点的中国传统文学里的地位问题，而且还要研究中国叙事文学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叙事文学之间的关联”。[19]很明显，浦安迪正是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中西叙事文学及其相应概念的分析与研究的。从二者在源头及其发展的差异中把握各自叙事文学与相关概念的本质与内涵。
与此同时，人类毕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表现在叙事作品中，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与一致之处。因而，探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相似与相异，不仅对研究文学作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极为有益，也将对形成于不同文化系统之中的作品与理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对沟通不同文化、促进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与对话产生积极的影响。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比较叙事学仍然属于叙事学研究，可以将比较叙事学作为叙事学研究，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来看待。与一般的叙事学研究不同的是，比较叙事学必须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叙事学的分析与研究。比较文学的定义多种多样，与不同的学派多有关联。法国学者伊夫·谢弗勒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给出了一个最简明扼要的定义：比较文学“属于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对比研究”。[20]“比较”作为一种普遍的方式，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都常涉及的研究方法。但在比较文学中，不同文化领域的作品之间的比较与对比是这一学科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这一点，对于比较叙事学也不例外。它也同样必须从总体上贯穿对不同文化领域中的叙事作品进行比较与对比研究。而在这一研究中，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是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在研究中应该将叙事学之基点贯彻始终。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构成叙事学的基本要素，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必须得到充分的体现，将其作为基本的导入点，基本的研究层面。
在叙事学研究中，通常包含两个大的层面，即故事与话语（文本）。前者是叙事结构的层面，它研究叙事的性质、形式、功能，并试图归纳出叙事的能力。它在故事、叙述，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层次上考察叙事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后者则是叙述话语的层面，它研究叙事文本中话语表现模式中的时序状况与事件等，集中于故事与叙事文本、叙述过程与叙事文本，以及故事与叙述过程之间可能的关系。在比较叙事学的视野中，对这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深入文本内外，沟通叙述语境，以及不同国家与文化间的社会、历史语境。
在这里，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所作的颇具启发性的东西方故事比较研究的例子，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和借鉴。这个例子就是在世界不同文化中多有流传的有关美女蛇的故事。丁乃通在《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中指出，多年来，东方学者一直认为济慈的《拉弥亚》与中国的《白蛇传》源于同一故事。（相反，在西方学术界，尽管自19世纪初中国的白蛇传说的不同版本就在用西方语言写成的著作中被概述或翻译过，但在1964年丁乃通这篇论文发表之前，“西方批评界似乎并未注意到它与欧洲有关海妖、水精或美人蛇的故事和神话之间的相似之处”[21]。）丁乃通从拉弥亚故事在亚洲和欧洲的异文入手，从故事的层面比较了希腊哲学家、伦理学家、修辞学家费洛斯特拉图（Philostratus, 170?—245?）首先在欧洲记录的拉弥亚故事与中国的冯梦龙记述的这个故事的梗概，表明二者所具有的共有的故事成分，以及在冯本中所具有的特有的重要情节，以显示其中的某些差异。[这一点，我们从济慈的叙事诗《拉米亚》 （即《拉弥亚》）本身，尤其从济慈在该诗中所作的一条涉及他诗歌故事来源的注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22]]丁乃通对二者所做的概括与归纳如下：
1．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到乡下去。
2．他在乡下遇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冯本中还有她的丫环）。
3．那个姑娘自称是个很有身份的女人，并以其美貌迷住了他。
4．他跟着她一起到那个姑娘家中，在那里看到了很华贵的家具以及奴仆等。这些都是魔法变来的。
5．实际上，她是一个美女蛇。
6．他的脸上似乎慢慢出现了某种异样的气色。
7．一个有神奇法力的得道者，从这年轻人的外表上看出他与一个女妖精在一起生活（冯本中，她曾在少数几个人——不是她丈夫——面前现过蛇形）。
8．虽然美女蛇试图避开得道者，并激烈反对得道者的信条（冯本中，还有另一个得道者），得道者最终还是帮助那年轻人制服了她。
9．她先是谴责这个得道者，并乞求宽恕；后来承认了她的阴谋，离开了这个年轻人。
10．这个年轻人成为或重新成为他的恩人的信徒，而且从此后不再迷恋女色。[23]
在叙事学研究中，“故事”指的是从叙事作品，即叙事文本的特定组合中所抽取出来的、由行为者所引起和经历的一系列按逻辑与时间顺序构成的被描述的事件。上述这段引文，就是从中西不同作者所创作的相关叙事文本中所抽取出来的“故事”。从对不同叙事文本中所贯穿的“故事”可以确认，出现在相隔遥远的国家的不同叙事文本，其隐含的深层叙述结构是相似的，其故事组合大体相似，但同时又稍有变形。这样一来，就具备了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比如，从它们的相似中，可以探讨何以相距遥远的不同文化中会存在如此类似的叙事，它与人类共同的精神、心理、行为、习俗等有何关系，有何深层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可以探讨是否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影响关系；如果存在的话，其影响途径如何，何为“发送者”，何为“接受者”？发送的途径如何？接受的过程又如何？是单向的影响，还是双向的影响？从其相异中，可以探讨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同一故事不同异文的原因，以及这一相异之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等等。至于在话语或叙事文本的层面上，则可研究其各自的叙述技巧与特征，各自独特的叙述方式，在这些叙述方式中各自所蕴含的文化与美学意义等。
丁乃通在论文中对上面所提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以所能搜寻到的各国异文为基础，探寻了该类故事在亚洲民间文学中的根源，在欧洲文学中的发展，以及在中国文学中的发扬光大，并比较了其异同形成的原因。比如，“为了用真实的细节以及要把故事拖长，中国职业说唱艺人的话本里添加了许多枝节，有的甚至与原来的故事无关，冯梦龙采用的话本就是这样的”。而“为使中国听众接受这个故事，有些不同的情节显然是必要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诸多异文。但不论其异文如何多种多样，以及对故事意义的理解如何不同，其基本的含义仍然是不变的。“即使这个故事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抗议不平的革命故事（西方的说法中显然从未接受这种解释），当代中国的作家们也没有远离这个神话的含义。”通过对一个源于古代神话和迷信的拉弥亚故事的研究，作者显然达到了他的希望：“研究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作家们如何运用不同方法处理这类极相似的故事元素，以及如何影响后代的作家，不仅能弄清这些作品的来龙去脉，显示它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特征，而且对增进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有所裨益。”[24]丁乃通的这一研究从丰富的文本入手，抽取出其故事梗概，即回到叙事学的所谓“故事”层面，再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本层面，探究其不同的表现方式与手法，进而探寻其形成的原因，以及所包含的深层的文化内蕴。可以看出，其比较研究的意图十分明显，作者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众多文本间求同辨异，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使用得得心应手，这一研究可以看作比较叙事学意义上的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
三 比较叙事学与中国叙事学研究
（一）叙事学研究的中国声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叙事学与众多国外各种学术思想和潮流一起，进入了中国的学术领域，在中国学界持续流行，在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然而，除少数情况而外，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显得明显不足。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对有关“中国叙事学”的问题不断展开了探讨，对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叙事学这一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学科与学术研究中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如何运用和发掘中国丰富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的资源，如何从整体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展开与国际叙事学界的交流，让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叙事学界的声音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凸显中国自身特色、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这种看法并非别出心裁，它表现出中国叙事学研究者对促进国内外叙事学发展的热望，同时也表现出对自身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就叙事学的发展来说，从当代叙事学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形成了一个融合各国学者的研究、具有广泛国际性的源源不断的叙事学之流。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辨识出各国学者为叙事学发展所作的努力，所形成的有影响的成果。比如，法国学者如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对经典叙事学所做的贡献，他们所“创立的叙事学是整个结构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遵循索绪尔对 ‘语言’（la langue=视为系统的语言）与 ‘言语’（la parole=在语言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个别的言说）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叙事信息”。[25]法国学者的努力，为当代叙事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后，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美国学者普林斯、查特曼，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等人以他们的研究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贡献。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叙事学的中心自法国向美国转移，形成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如詹姆斯·费伦、戴维·赫尔曼、彼德·J．拉比诺维奇、希利斯·米勒、苏珊·S．兰瑟等叙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使美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叙事学界举足轻重。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也仍可看到各国学者所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并形成为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比如，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荷兰学者米克·巴尔所进行的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德国与奥地利学者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安斯伽·纽宁等所展开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研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罗斯·钱伯斯所进行的精神心理叙事学，多瑞特·科恩所进行的历史图像叙事学研究，德国学者彼得·霍恩、杨·舍内特所进行的抒情诗叙事学分析等。至于在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经典叙事学之前的所谓“叙事学研究的 ‘古代’阶段”，各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德国的形态学方法等对叙事学的影响亦清晰可辨。
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对源自国外的这一理论，中国学界已经走过了翻译、介绍、汲取、消化、运用的过程，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要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功夫，尤其是需要在挖掘与整合中国丰富的叙事理论与资源方面下功夫。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少有像叙事学这样，能够持续如此长的时间，且一直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致力于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学人进入这一领域。
在国内的叙事学研究中，可以看到，以申丹为代表的少数叙事学家积极参与了国际叙事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与国际叙事学研究并驾齐驱，发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在叙事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中，申丹不仅对西方权威学说中的漏洞、混乱或偏颇之处进行弥补、清理、修正，率先揭示了不少概念的实质和不同学派之间的本质关系，而且在国内外首创了“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的概念，首先提出了叙事作品中双重叙事进程的问题。[26]在她2021年出版的《双重叙事进程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一书中，她自信地表明：“本书是世界上首部对 ‘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所构成的 ‘双重叙事进程’进行系统理论探讨和文本分析的专著。‘隐性进程’和 ‘双重叙事进程’（也称 ‘双重叙事运动’‘双重叙事动力’）系笔者首创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27]这一理论概念和研究模式受到了国内外叙事学者的广泛肯定与好评。[28]
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越来越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同时展开对丰富的中国叙事作品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上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比较叙事学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可行之道。十分关注中国叙事学研究的傅修延曾经说道：“举起中国叙事学这面旗帜，很容易让人想到是要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但此举实为借他山之石垫牢我们的立足之基。”[29]这里很明显地透露出中西比较之意，同时也明确地表明汲取外来资源以筑牢自身根基的意图，而并非两者高下之争。
（二）比较叙事学：构建“中国叙事学”之一途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叙事学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中国的叙事学者如何更好地为国际叙事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促进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和叙事作品分析卓有成效地开展？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领域中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妨说，“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它可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更好地与国际叙事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相沟通，使中国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叙事学的大合唱中具有自己的声部。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问题，并进行了与这一方向相关的研究；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研究。但相较国内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实践，国外学者对此似乎不如中国学者这样明确与积极。[30]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学界对于比较叙事学研究方向的注意超过了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原因何在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在他们的眼中，西方的学术理论就是普世性的世界学术理论，是无远弗届的。美国宾州库兹城大学哲学系黄勇在谈到“比较哲学”时说道，现在有些人认为，哲学也应该像科学一样，哲学家所研究的就是哲学，而不是什么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或者西方哲学之类。但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点的人，他们认为在其他传统中，只有那些与西方哲学一致的地方才是哲学。例如，“在所有以西方哲学为主题的课程和书目中，就不需要加上 ‘西方’这个限定词，而在讨论非西方哲学时，像 ‘中国’、 ‘印度’这样的限定词就变得必不可少了”。[31]这种情况，在哲学理论中是如此，在叙事学研究中也同样如此。国际叙事学界几部以叙事学理论为基础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如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32]，米克·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33]，华莱士·马丁的《当代叙事理论》[34]，珀特·阿波特的《剑桥叙事理论导论》[35]，莫妮卡·弗卢德尼克的《叙事学导论》[36]等均如此。他们所探讨的均为一般性的叙事学理论，但其理论都是以西方的叙事作品作为对象所归纳出来的，几乎找不到除西方以外的叙事作品作为分析对象。在篇幅达七百余页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尽管也有涉及非西方的叙事文和叙事理论，但完全不成比例。如论及“中国叙事文” （Chinese narrative）、“日本叙事文” （Japanese narrative）、“非洲叙事文”（African narrative）、“梵语叙事文”（Sanskrit narrative）[37]的均不到两页；而包括印度、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非西方）古代叙事理论”（Anci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nonwestern]）[38]则总共不超过五页。在西方的叙事理论研究中，非西方叙事理论和叙事作品实践的空缺十分明显。而在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叙事学理论著作中，则几乎都并列了中外叙事作品的大量例证。[39]
在最需要进行广泛“比较”的比较文学的领域，长期以来占核心地位的，在西方学界依然是属于西方范围之内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鲜少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比较研究。就学者而言，西方学界除少数汉学家而外，一般治叙事学以及比较叙事学的学者对中国以及东方的文学与理论大多所知甚少。西方学者是从他们自身自古希腊、罗马开始的文学传统来探讨叙事学理论、实践叙事学研究的，其理论概括中绝少看到来自除西方以外的文学实践。而一般说来，中国叙事学者除了对自身的文学与理论传统有较好的了解，对源自国外的叙事学理论以及西方的文学实践也都不生疏。这样一来，对致力于研究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文本实践之间异同与关系的比较叙事学就难以由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叙事学者来承担了，而中国叙事学者却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杨义曾经坦承，他在写作《中国叙事学》一书之前，曾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时阅读了一些西方叙事学的著作，并“以中国自古及今的叙事经验，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性的阅读”，他说：“当看到一些西方著名学府的名教授对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曹雪芹、鲁迅一流巨人，竟然不甚了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多少有资格对西方叙事学的 ‘世界性’产生怀疑。在西方学者较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学者有必要作出发现，这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共同主题。”[40]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摆脱包括在比较文学和叙事学领域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展开具有世界意义的比较叙事学研究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三）中国的比较叙事学：立足点与平等对话
作为中国学者和研究者，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在比较叙事学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一如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学者不应脱离以中国作为自己的基本参照和立足点一样[41]，中国学者在参与构建具有世界眼光与视阈的比较叙事学时，自然离不开中国自身的立足点，必须具备某种中国比较叙事学的意义。这样的立足点是除中国研究者外的其他任何国家的研究者所不具备或天生难以具备的，而只有具备这样的立足点才可能对自身有最根本的认识，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对自身具备最根本的认识才为具备这样的立足点提供了可能。泰裔美国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曾说道，泰国人，无论是不是学者，“常常被提醒不要tamkon farang （‘对西方人亦步亦趋’）”，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性、泰国、泰国人、泰国研究以及诸如此类与泰国相关的问题，尽管“西方人（farang）都可以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但他们绝不会像泰国人那样有极其深入的了解”。[42]而泰国人则不同，他们自身立足于其中，泰国性对于他们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共同部分，“这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认同感能够使泰国学者在泰国研究中设定一种特权状态，因为 ‘泰’并不仅仅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更是他们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43]。对于中国作为重要基点的具有世界眼光与视阈的比较叙事学来说，情况同样如此。以中国为立足点，展现世界的眼光，无疑是中国研究者在构建比较叙事学时所应具备的立场。在这里，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首先，比较叙事学应该在比较文学与叙事学的理论基础上，深入挖掘与探讨丰富的中国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资源，包括古代的叙事理论与现当代的叙事理论与作品资源，以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比较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应该放在中国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上。中国有着几千年丰富的文学传统，形成了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大量优秀的叙事作品，在此基础上，也产生了中国自身富于特色的文学理论，包括叙事理论。对中国自身的资源挖掘得越深，分析越透彻，就有可能将这样的研究做得越好。而在与国外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比较研究中，也才会更深入地发现与分析很多富于意义的东西。比如，在叙事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即“视点”或聚焦的研究中，热奈特首先将聚焦区分为三种形式，即零聚焦、内聚焦与外聚焦叙事。他认为，外聚焦叙事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变得家喻户晓，而这应该“归功于达希尔·哈梅特的小说（他的主人公就在我们眼前活动，但永远不许我们知道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和海明威的某些短篇小说，如《杀人者》，尤其是《白象似的山丘》，他守口如瓶，一直发展到叫人猜谜的地步”。[44]这里，热奈特几乎完全未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叙事作品的实践纳入其视野之内。我们对中国传统小说稍作透视，就可以看到这种只对人物的外貌、言语、行为进行描述，而几乎不进入人物内心的方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并不罕见，白描式的描述正是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新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多少修正了他对外聚焦的某些看法，指出：“自然外聚焦不是两次大战间的美国小说的发明，它的创新只是在一般很短的叙事中从头至尾维持这个方法。”[45]即便是这样，他显然也未注意到，在鲁迅早于达希尔·哈梅特、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堪称经典的属于所谓外聚焦叙事的短篇小说，如《示众》与《长明灯》。这两篇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人物，而在对人物的描述中丝毫未深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内心，只有对人物言语、外貌与行为的描述，但作品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效果，其深意寓于不言之中，具有极高的艺术表现力，于冷峻之中促人深思。对中国自身的叙事作品与叙事理论的探讨，应该是比较叙事学的立足点，由此观之，在中外比较研究中，不仅可以深入挖掘属于我们自身富于特色的东西，丰富与发展叙事理论研究与叙事作品分析，同时也可以观人之长，观人之异，从而相互沟通，增进相互了解。
其次，比较叙事学研究，其对象自然应该是双方或多方的。作为比较的一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实践作为立足点，不可或缺；同时，作为比较研究，少不了相对的一方或多方。这一方或多方如何选择呢？从叙事理论发展的历史与叙事作品的影响来看，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或对中国自身的影响来说，尚无超过西方的叙事学理论与叙事作品可与之相比。这种情况，在近30余年来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因而，目前可以用西方的叙事理论作为比较叙事学研究主要的理论参照点。也就是说，在目前较为可行的是开展中西比较叙事学研究。当然，这里没有丝毫排除的意思，在相关研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也可以而且应该大力提倡开展以中国作为基础的、与除西方以外的其他语言和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比如，印度便具有带有自身特征的叙事理论和丰富的叙事作品资源，其广泛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目前已具备这方面研究条件的学者，在相关方向和领域中所进行的比较叙事学研究应该得到特别的鼓励。应该使以在中国自身作为立足点的基础上开展的比较叙事学研究日益丰富，辐射的范围更为广泛，以使比较叙事学研究真正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的学科。
最后，比较叙事学研究，离不开各国学术界和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对话。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在叙事学、比较文学与比较叙事学这样的研究中与世界各国各种不同文化之间构成有效的理论交流与对话，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理论上交流互补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比较研究无疑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刘若愚在谈到他撰写《中国文学理论》的目的时曾经说道：
第一个也是终极的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它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从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我相信，在历史上互不关联的批评传统的比较研究，例如中国和西方之间的比较，在理论的层次上会比在实际的层次上导出更丰硕的成果。[46]
源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各有其生发出来的具体文化语境，因而相互之间产生差别，不足为奇。同时，人类毕竟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因而，不同文化的文学理论也会有许多共同与一致之处。这就为刘若愚所提出的“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基础。但是，这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并未浮现在眼前，它一如歌德所提出的“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的“世界文学”[47]一样，实际上是一个尚处在遥远之中的目标。为达致这一目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更为可行的是进行各种比较研究。在这类比较研究中，比较叙事学将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
从目前比较叙事学研究的实践来看，西方学者对此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除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所产生的影响外，前述黄勇在谈到比较哲学研究时提到的语言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语言成为英语世界哲学研究的弊端”,“被引进的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很少讨论中国学者在相关的中国哲学问题上的研究”。例如，一个西方学者在写关于中国哲学的论著时，他们往往会尽可能网罗与自己所研究问题相关的所有英语文献，甚至豆腐干大的文章都不放过，“但对于当代中国学者就相同问题所写的洋洋巨著，则可以完全置之不顾”。[48]这类情况，在比较叙事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实际上，西方学者不见得完全不关注中国叙事理论中的成就，完全无视中国学者对中国叙事理论的研究，但明显存在的语言问题妨碍了他们所作的研究。[49]因而，挖掘中国自身丰富的叙事理论资源，在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形成与世界其他文化中的叙事理论的沟通、对话与交流，从而构筑真正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意义的叙事学、比较叙事学，应该是亟待中国叙事学者积极从事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学者和研究者，理应在这些研究中多做贡献，并以不断取得的丰硕成果，实现真正的中外理论之间的交流、对话、沟通与互补。
[1][法]艾田伯：《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罗芃译，载[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2页。
[2][法]弗朗索瓦·基亚：《序言》，载[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王炳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页。
[3]David Herman,“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Ed., by David Herman.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
[4][美]苏珊·S．兰瑟：《我们到了没？——“交叉路口”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未来》，胡安江、唐伟胜译，载熊沐清、肖谊主编《叙事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学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2页。
[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3页。
[6][荷兰]米克·巴尔：《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对象》，吴琼译，载[法]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7][荷兰]米克·巴尔：《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对象》，吴琼译，载[法]雅克·拉康，让·鲍德里亚等著，吴琼编《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8]斯坦福大学教授玛乔瑞·佩洛夫（Marjorie Perloff）说道：“在美国，询问任何一个学生他/她为什么学习比较文学，而不是英语或任一国别文学，他都会告诉你比较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总是多于/超出（more than）自身。”（玛乔瑞·佩洛夫：《拓宽领域中的“文学”》，李欢欢译，载[美]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王伯华、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出自学生们的这一说法可谓一针见血，诸多以“比较”之名盛行的学科或研究大抵如此。
[9]英文中“跨学科”另一个频繁使用的用语是“cross-disciplinary”。前述美国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谈到跨学科与多学科的研究时曾这样说到，所有区域研究（安德森本人主要从事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跨学科的。而就这一学科的实践研究来看，通常被视为“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或视为“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指“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后者则“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这一实践研究中的陈规可以作为一种参照。
[10]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250.
[11][法]托多罗夫、[中]钱林森、邹琰：《从索非亚到巴黎：我的跨文化探索的旅程——滋维坦·托多罗夫：谈谈我的学术历程》，载钱林森《和而不同——中法文化对话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12]Gerald Prince,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Revised Edition.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p.66.
[13][荷兰]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14]See Jan Christoph Meister, “Narratology.”In Peter Hühn, Jan Christoph Meister, John Pier, Wolf Schmid, eds., Handbook of Narratology.De Gruyter, 2014, Vol.2, pp.634-635.
[15]Peter Hühn, Jens Kiefer, The Narratological Analysis of Lyric Poetry: Studies in English Poetry from the16thto the20thCentury.Trans., Alastair Matthews.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5.
[16]Jörg Schönert, Malte Stein, Lyrik und Narratologie: Txte-Analysen zu Deutschsprachigen Gedichte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7.
[17][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8]见[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0页。
[19][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20][法]伊夫·谢弗勒：《比较文学》，王炳东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12页。
[21][法]米丽耶·戴特利：《论中外之水精》，郭宏安译，《国外文学》1991年第2期。
[22]丁乃通表明他所讨论的有关拉弥亚故事的原型，其欧洲来源首先出自2世纪的费洛斯特拉图的记载，再经由17世纪伯顿的记载，直到19世纪济慈的诗歌。济慈在《拉米亚》中加了一条注释，说明他诗歌中的故事与菲洛斯特拉托斯（即费洛斯特拉国）《阿波罗尼传》中的相关记载十分类似，而他的这一注释实际上就是转引英国学者、作家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的《忧郁的剖析》一书中有关拉米亚故事的文字。济慈的注释全文如下：“菲洛斯特拉托斯在他的《阿波罗尼传》第四卷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同类的例子，我不能不提到，它讲到一个年轻人，名叫门尼普斯·里修斯，二十五岁，在森屈里和科林斯的途中遇到一个装扮成美丽淑女的鬼魂，她握住他的手，带他到科林斯郊外她的屋子里，告诉他说，在血统上她是腓尼基人，如果他愿意跟她呆在一起的话，他将听到她唱歌弹琴，喝到他从未喝过的酒，谁也不会来打搅他；而美丽可爱的她将与俊美可人的他同生共死。这年轻人是个哲学家，本来稳重而谨慎，能节制感情，但这次热烈的爱情除外，他和她呆了一会儿就感到别无他求，终于同她结婚，在婚礼上，他的客人中出现了阿波罗尼，后者凭着颇有把握的推测，发现她是一条蛇，一个 ‘拉米亚’，还发现她的所有的家具都不是实物，正如荷马描写的坦塔洛斯的金子那样，仅是幻象而已。她发现自己被人识破，哭了，渴求阿波罗尼不要声张，但他不为所动，于是，她，杯盘，房屋以及屋中的一切，顿时化为乌有：许许多多人关注这件事，因为它发生在希腊国内。”——伯顿：《忧郁的剖析》第三部第二节（见济慈《拉米亚》，载《济慈诗选》，屠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从叙事诗的故事层面来说，这个所谓“同类的例子”显然与济慈的《拉米亚》十分近似，他诗歌中的三个主要人物里修斯、拉米亚和阿波罗尼，从名字到其思想、行动都与菲洛斯特拉托斯《阿波罗尼传》的记载十分类似。
[23][美]丁乃通：《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载[美]丁乃通《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4][美]丁乃通：《高僧与蛇女——东西方“白蛇传”型故事比较研究》，载《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陈建宪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42—43、2页。
[25][美]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载[美]James Phelan、Peter J.Rabinowits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26]见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2—324页。
[27]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28]国外知名叙事学家与学者对申丹这一理论模式的充分肯定和国内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模式进行研究的情况，见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29]傅修延：《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30]在美国学者普林斯2003年修订再版的《叙事学词典》中，没有“比较叙事学”的词条。在戴卫·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玛丽-劳尔·瑞安2005年主编出版的《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中，给予了诸如“女性主义叙事学” （feminist narratology）、“认知叙事学”（cognitive narratology）等词条以大量的篇幅，对“文化与历史叙事学”（cultural and historical narratology）、“历史图形叙事学”（historiographic narratology）、“心理叙事学”（psyconarratology）、电子网络叙事学（cyberage narratology）等均有词条和论述，对叙事与电影、叙事与音乐等也都给予了关注。但在洋洋七百余页的鸿篇巨幅中，却找不到“比较叙事学”的词条，也看不到对它的任何论述。在戴维·赫尔曼2007年主编的《剑桥叙事指南》中，有关“比较叙事学”的概念同样付之阙如。这说明比较叙事学研究尚未受到欧美叙事学界的注意，未进入欧美主流叙事学研究的视野。
[31]黄勇：《中国哲学研究的全球化：比较哲学与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
[32]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temporary Poetics.London: Methuen, 1983;2d ed., 2002．中译有《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33]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5; 2d ed., 1997; 3d ed, 2009; 4th ed, 2017．该书前三版中译本均由笔者译出，分别为《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2003年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第四版亦即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34]Wallace Martin,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中译为《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2005年版。
[35]H.Porter Abbott,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6]Monika Fludernik, An Introduction to Narratology.London: Routledge, 2009.
[37]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62- 63; pp.265- 266; pp.8- 9;pp.511-512.
[38]David Herman, 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14-19.
[39]如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董小英：《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谭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40]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1]美国比较文学家查尔斯·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比较文学的声音是 ‘无家’的，正是这种一无所有的特性，一种挥之不去的他者性，使它的声音具有巨大的力量”。同时，他又明确指出：在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多元主义的比较文学应该从在本国中自己对自己进行比较开始”（见查尔斯·伯恩海默《导言：比较的焦虑》，载[美]查尔斯·伯恩海默《多元文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王伯华、查明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5页）。两者表面上看来似乎显出某种矛盾性，其实不然。此处的所谓“无家”（unhomely），强调的是并非一家，并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是由众声汇集的合唱，这种合唱，这种来自多元的“他者性”所汇集的声音绝非一家之音可比。但是，这种合唱毕竟由不同的声部构成，比较文学中本土的声音始终是初始的声音。
[42][美]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43][美]通猜·威尼差恭：《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袁剑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44][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45][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0页。
[46][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7][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48]黄勇：《中国哲学研究的全球化：比较哲学与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3日。
[49]法国图尔大学教授、欧洲叙事学协会（ENN）前任主席约翰·皮尔（John Pier）在与笔者在邮件中讨论比较叙事学的问题时，一再问到是否有任何以欧洲语言撰写的研究传统的中国叙事理论的论著，这些研究未受到现今在中国所运用的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影响，并问到是否有这方面研究的书目索引。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是一个研究的金矿，并认为编制以西文撰写的中国叙事理论的书目索引是朝着比较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