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梁国号与魏王爵

关于后梁国号之由来，胡三省有简要的解释：

朱氏本砀山人。砀山，战国时属梁地。太祖以宣武节度使创业，宣武军治汴州，古大梁也；寖益强盛，进封梁王，国遂号曰梁。《通鉴》以前纪已有萧梁，故此称曰后梁。[4]

此说认为，后梁国号依据朱全忠梁王而来。以王爵而定国号，也确实符合中古以来的传统。但朱全忠最后的爵位究竟为何，史书上的记载却有分歧。《五代会要》卷一《帝号》载：

天祐二年十一月，加（朱全忠）相国，总百揆，改封魏王，备九锡。[5]

按此说，朱全忠的王爵为魏王，并非梁王，与胡三省以王爵为国号的认识相抵牾。若此说为真，则需讨论为何朱全忠背离了中古以来的传统；若此说不确，也需分析朱全忠未能当上魏王的理由。

其实关于此点，诸书都有详尽记载。《旧唐书》卷二十下《哀帝纪》云：

（天祐二年十一月）辛巳，制：……（梁王）朱全忠可授相国，总百揆，其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忠武、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戎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武宁、忠义、荆南二十一道为魏国，仍进封魏王，依前充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户，实封八千五百户，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仍择日备礼册命。……全忠令判官司马邺让相国总百揆之命。

十二月乙酉朔。戊子，诏蒋玄晖赍手诏赴魏国，不许陈让锡命。辛卯，制：……柳璨……充魏国册礼使。制：相国魏王曾祖赠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谥宣宪；祖赠太师信追封魏王，谥武元；父赠尚书令诚追封魏王，谥文明。……庚子，敕：“魏王坚辞宠命，过示谦。朕以国史所书元帅之任，并以天下为名，爰自近年，改为诸道，既非旧制，须在正名。宜追制改为天下兵马元帅，余准诏旨处分。”

（天祐三年正月）壬申，敕：“相国总百揆魏王顷辞册命，宜令所司再行册礼。”[6]

《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纪一》云：

十一月辛巳，天子封王为魏王、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武宁、保义、忠义、武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镇国、荆南、忠武二十一军为魏国，备九锡。王怒，不受。[7]

《旧五代史》卷二《梁太祖纪二》云：

是月（天祐三年正月），天子诏河南尹张全义部署修制相国魏王法物。[8]

由以上史料我们可以梳理出朱全忠受封、辞让的具体经过，即天祐二年（905）十一月第一次令其总百揆、加九锡、建王国，朱全忠不受；十二月哀帝又令蒋玄晖“赍手诏赴魏国，不许陈让锡命”，以柳璨充魏国册礼使，并追封朱全忠曾祖、祖父、父亲皆为魏王。然从“魏王坚辞宠命，过示谦”一句来看，此举依旧未为朱全忠所接受，中央只得改其为“天下兵马元帅”。天祐三年（906）正月，再一次准备对其行册礼，并令张全义修治法物。然而这次册封依旧没有成功，两个月后，哀帝下制“元帅梁王可兼领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9]，仍称其为梁王，既说明朱全忠并没有接受魏王的封号，也表明了朝廷已经放弃了册封魏王的努力。

册封魏王的失败源于朱全忠认为此举是在“延唐祚”。《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十一月条云：

先是，全忠急于传禅，密使蒋玄晖等谋之。玄晖与柳璨等议：以魏、晋以来皆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然后受禅，当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诸道元帅，以示有渐，仍以刑部尚书裴迪为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赵殷衡疾玄晖权宠，欲得其处，因谮之于全忠曰：“玄晖、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须变。”玄晖闻之惧，自至寿春，具言其状。全忠曰：“汝曹巧述闲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锡，岂不能作天子邪！”玄晖曰：“唐祚已尽，天命归王，愚智皆知之。玄晖与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晋、燕、岐、蜀皆吾勍敌，王遽受禅，彼心未服，不可不曲尽义理，然后取之，欲为王创万代之业耳。”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晖惶遽辞归，与璨议行九锡。[10]

据此条，首先是“全忠急于传禅”，才有柳璨、蒋玄晖等“先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的建议，只要“次第行之”，受禅不过水到渠成之事，这本也合历来之传统。然王殷、赵殷衡却将其解释成“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须变”，乃至朱全忠也将此视为“闲事”。蒋玄晖等只得再三解释，然只得到朱全忠“奴果反矣”的回应。封魏王、加九锡的受禅流程也并未得到实现，甚至蒋、柳二人也因此被处死。

然而此事颇为蹊跷。首先若朱全忠急于当皇帝，依照柳璨安排的流程实行即可。从历史上来看，禅让进程呈加速状态。王莽元始五年（5）加九锡，始建国元年（9）称帝，花了四年时间。曹操、司马昭等早已建国加九锡，还要等到曹丕、司马炎才完成禅让活动。宋高祖刘裕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十月建宋国，至恭帝元熙二年（420）受禅，亦花了四年时间。南齐高帝萧道成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三月册齐公，四月即进齐王，同月受禅。梁高祖萧衍于齐和帝中兴二年（502）正月册梁公，二月进梁王，三月受禅。陈高祖陈霸先于梁敬帝太平二年（557）九月册陈公，十月进陈王，同月受禅。北齐文宣帝高洋于东魏孝敬帝武定八年（550）三月封齐王，五月受禅。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封周公，同月受禅。隋文帝杨坚于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封隋王，大定元年（581）二月受禅。唐高祖李渊于隋义宁元年（617）十一月封唐王，二年五月受禅。从以上诸帝来看，刘宋高祖以后，长则半年（唐高祖李渊），短则一月不到（北周孝闵帝宇文觉）便能顺利完成“封大国”到“受禅”这一流程，费时并不算长。

朱全忠若是出于“急于传禅”之心理处死蒋、柳二人，那么则应尽快称帝。然而我们知道，后梁于天祐四年（907）四月始受禅建国，距离首次议加九锡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朱全忠此举不仅未能加速禅让进程，反而为原本顺利的仪式平添不少障碍。再者，蒋玄晖、柳璨二人于白马驿之变中屠杀朝士，已与忠唐之士彻底决裂，断无“欲延唐祚”之可能，这一点朱全忠也十分清楚。故以此为由处死蒋、柳二人，恐非历史真相。阻碍禅让进程的原因，可能是在柳璨提议的进封魏王一事上。

按照柳璨等人的说法，禅让之前需“先封大国”，似在暗示朱全忠之“梁王”级别略低，算不上大国，需要进阶一等，变梁为魏，方合礼制。而且朱全忠为砀山人，“战国时属梁地”、起家之汴州亦为“古大梁”，实际都在战国时魏国范围之内。魏梁本是一体，故魏惠王又称梁惠王。以此来看，由梁进魏，实是再自然不过了。然在唐末，梁与魏却早已分离，各自有着严格的区域界定。更重要的是现在代表着“魏”的仍是魏博帅罗绍威，而非朱全忠。贸然称魏王，并将天雄军（辖魏博六州）纳入魏国，一则名不副实为天下笑，二则还易引起罗绍威之不安。

之后罗绍威欲诛牙兵，兼幽、沧来攻，遂求救于朱全忠。朱全忠亲自出兵相救，虽完成诛牙兵，退幽沧之计划，结果却“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11]其后朱全忠又欲平定幽、沧，“至沧州，军于长芦，沧人不出。罗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于路；又建元帅府舍于魏，所过驿亭供酒馔、幄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胡三省注曰：“罗绍威厚奉朱全忠，不惟以报德，亦惧因伐虢之便而取虞也。”[12]由此可见梁、魏关系之微妙，不可混为一谈。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朱全忠称帝建国之直接诱因乃是进攻幽、沧失败，反而被李克用攻占了潞州。《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正月条云：

初，梁王以河北诸镇皆服，惟幽、沧未下，故大举伐之，欲以坚诸镇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烧营而还，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离心，欲速受禅以镇之。丁亥，王入馆于魏，有疾，卧府中；罗绍威恐王袭之，入见王曰：“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王不如早灭唐以绝人望。”王虽不许而心德之，乃亟归。[13]

此节看似与上文提到的淮南之败相似。何以淮南之时朱全忠可以对王爵九锡辞而不受，此处又因此马上篡移唐祚？其原因则在于两次失败的性质迥然不同。淮南之败原是朱全忠平定荆襄二州后盲目突进，遇大风雨，又为柴再用抄起后军，才不得不班师回朝。损失并不算大，而且已经取得足够的战果。而此次则对幽、沧无功而返，还丢失了遏制晋军的门户潞州，最为关键的还是昭义节度使丁会的背叛。丁会直言：“臣非不能守潞，但以汴王篡弱唐祚，猜嫌旧将，臣虽蒙保荐之恩，而不忍相从，今所谓吐盗父之食以见王也。”[14]这恰如罗绍威所言“今四方称兵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为名”，朱全忠也只得“早灭唐以绝人望”“速受禅以镇之”，再也没有一年前的余裕了。

综上所述，《五代会要》中关于朱全忠“封魏王”的记载并不准确。而朱全忠辞让魏王、九锡的原因也并非传统史家所言厌恶柳璨、蒋玄晖等“欲延唐祚”，而是顾及魏王、魏国有其特定的指代对象，并非朱全忠建号之首选。然而随着天祐三年（906）年末潞州的丢失，朱全忠没有平定河北诸镇后再称帝的余裕，只得立刻称帝以稳定军心，并选用代表其核心统治区域和历史的“梁”作为国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