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破解“李约瑟难题”

硬科技伴随着人类科技创新的发展而发展。

从全球来看，16~18世纪，英国凭借牛顿的经典力学理论与瓦特的蒸汽机发明，成了世界科技中心。之后，西门子发明直流发电机开启了以电气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开创了物理学新时代，德国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头号科技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爱因斯坦移民美国、世界首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研究小组成功研制出了晶体管，种种科技进步成果都促使美国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并保持至今。

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国家具备一些共同特点，那就是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世界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和专业技术人才，能够持续产出重大的、原创的科学思想和科技成果，并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和方向。

中国是世界上早期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火，发明弓箭、陶器、农牧业、天文和医药等最早的地区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研究后发现，在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超西方，除了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外，还有很多发明都首创于中国，如机械钟、铸铁技术、瓷器、万向架、马镫马具、独轮车、拱桥等，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令西方望尘莫及。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李约瑟在他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疑问。这个疑问被学术界称为“李约瑟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李约瑟提出，重农抑商的官僚体系或许是古代中国没有能够自发产生科技革命的主要原因。国内学者林毅夫则指出，以儒教礼学文化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扭曲了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使得中国在世界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被动和落后的局面。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先后掀起轰轰烈烈的科技革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直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中国才开始了以自强和兴国为目的的技术学习，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制度与文化的改革与尝试，但由于战争连绵、政局混乱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中国与前两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20世纪50年代，中国刚刚从枪炮与战争中站立起来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科技尤其如此。当时，国内专门的研究机构一度不超过30家，全国科技人才一度不足5万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国内资源严重不足，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尽管如此，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颁发了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标志着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起点。中国科学院相继成立了各产业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和地区研究机构，新中国的科技体制开始建立。

这一举措在全国及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新中国科技事业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热切盼望报效祖国的科技人才，一大批新型科技机构迅速建立，长期滞留海外的科技人才争相归航。据中国当代史相关材料记载，中国科学院建立时，侨居国外的科学家大约有5000人，到1956年底，有近2000名科学家回到祖国。到1955年，全国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已发展为840多家，科学技术人员增加到40多万人。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召开，会议鲜明地提出：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和迅速进步面前，我们已经落后，“我们必须急起直追”“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中国科学院为基础，集结全国数百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拟定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为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此次规划，绘制了新中国第一张科技发展蓝图，也改变了中国被动承受全球科技冲击和接受挑战的状态，开启了积极应对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新篇章。

1963年，国家制定《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被称为“十年科技规划”，安排重点科研项目374项，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仅几年时间，就取得了“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一批重要成果。

两次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让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期间，地质学家李四光等人根据“陆相生油”理论，打破了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说（1959年）；中国首枚探空火箭发射成功（1960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成功爆炸（1964年和1967年）；生物学家们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1970年）……大科技时代的中国已经觉醒（见图1-2）。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成了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元素。在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引进吸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形成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完整体系或产业链。

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迅猛发展之际，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的责任和开放的视野使中国政府和中国有志之士敏锐地觉察到了新技术革命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影响。1984年，当时的国家科委发起组织了关于迎接新技术革命与我国对策的大讨论，同年提出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中央政府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1985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国家“863”计划正式启动，在此后催生了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缩小了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86年国家科委部署研究课题，开展《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在对世界科技工业园区和国内条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于1987年提出在中国有选择地进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试点。同期，一批知识分子仿效硅谷经验，大胆开始了科技经济一体化运行的新组织模式探索，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迅速生成。至此，新技术革命的号角响彻中国。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产业发展主要以引进生产线为主。当时，电视机、冰箱等家电设备都属于科技产品，但中国缺乏设计、研发能力，主要靠“市场换技术”，引入生产线。

在用市场换技术后，中国进入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阶段。以高铁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走出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道路，根据国情、路情进行创新，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铁技术体系。而在汽车产业，如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华晨宝马、北京现代等也是如此，都是通过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后，中国终于进入了自主创新阶段。从“两弹一星”到军事强国，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十四号”“天宫一号”再到“问天实验舱”，从“银河一号”到“天河一号”再到“神威·太湖之光”，从龙芯系列通用芯片到5G、AI、类脑芯片全面开花……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大批自主创新成果。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直到今天，硬科技创新力终于爆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李约瑟难题”迎刃而解，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