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物﹕象

象生活于茂密丛林或热带稀树的草原，是现今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甲骨文的“象”字是个象形字，清楚地描画出一种有长而弯曲的鼻子的动物（）。由地下发掘可证实，象曾长期在中国境内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的一个6000多年前遗址，出土过象的头骨和有双鸟朝阳的象牙雕（浙江文管1976：11；河姆渡考古1980：7，9—10）。河南安阳的商代遗址也出土过象骨（杨钟健1950：146—147），也有铸造和琢磨得栩栩如生的写实铜、玉象的器物（熊传新1976：49；妇好墓：157）。这些都说明了象在华北地区栖息过，人们有充分的时间观察它的生态，做正确的描写。

甲骨文的“为”字，作手牵着象的鼻子，有所作为之状（）。它的创意大概来自象被驯服以承担搬运树木、石头一类重物的工作（周明镇，象化石：65）。《帝王世纪》有帝舜死后，群象受其伟大人格的感化，自动在其墓地周围耕田的传说。西周铜器《匡簠》有作象乐、象舞的铭文（周法高，金文：5880），也说明古人知道驯象的技术。舜的时候是否已有以牲畜拉犁的知识尚待证实。但此传说可说明，人们晓得驯象的事已有长久的历史。很可能传说中尧舜的时代就是中国开始驯象以服重役之时。象的性格虽温顺，但非洲象体重可达7500公斤，肩高3—4米。印度象虽体格较小，也重有5000公斤，肩高2—3米。当人们初次见到如此庞大的身躯，一定对之有相当大的戒心，想办法加以驯化必是相当迟晚的事情。

现今还有以象搬运笨重木材的事例。古代中国除以之从事这类劳役外，还将其庞大的身躯用于战争。《吕氏春秋·古乐》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但没有说明到底如何利用。《左传》则具体地记载楚昭王于公元前506年，用火烧大象的尾巴以激怒之而冲击吴军的阵地，取得很好的效果。在象大量生殖的印度，乘象作战更是常事。

象之所以被人们珍惜是因它有终生生长的象牙。非洲的大象牙有2米长，45公斤重。象牙质地滑润细致，纹理规则，易受刀刻而不崩坏边缘，可以雕刻出比玉、骨器更精巧细密的艺术品。《韩非子·喻老》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象牙原有本身造型的限制，但巧匠能利用酸液加以软化及应用套合的方式，制作大型而复杂的工艺品。《晋书》提到象牙细簟，乃是把象牙切丝，泡酸软化后加以编缀而成。

古代气候较温暖，加以森林未尽被辟为农田，象可以在华北很多地区生息繁殖，人们不须从远地进口象牙。又从古代中国曾经利用象以冲击敌人战阵一事看来，似乎应有大量的象群存在。但事实似又不尽然。商以前的遗址出土象牙的器物远少于其他的材料（刘道凡1980：91—92；于中航1976：67），而且大多制作小件饰物，偶尔才有杯、筒一类的容器（图3.1），且只限于丰盛的墓葬。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虽出土稍多，实不到其他材料器物的千分之一。甲骨文只见获象的残辞一条。象也是商代存在的一个国名。该残辞也许是有关俘获象国之人的占问。此现象可能表示象不是商人狩猎而更似是驯养的对象，少有野生的。但从商代以前象牙工艺品之罕见可知，不管是野生或驯养的，当时中国象繁殖的数量都不多。但是在西南的四川广汉一个约是商时代的祭祀坑内，却有大量的象门牙及整只的象牙（广汉文管1989：2—3），表示当地的象还成群生息。

象的食量相当大，每天消耗的草料和其他植物要超过200公斤。商代的农业已颇发达，很多山林被辟为农田。人们没有足够的草料大量饲养这种庞然大兽。而且象至少要20岁以后才能从事稍为复杂的工作，工作效率远低于牛、马。再者，人们宝贵的是象的长牙，而亚洲的雌象又没有长獠牙，饲养它的经济效果也就大大降低了。故只有少量的象，作为帝王的玩物，或应付礼仪所需而被饲养，如《匡簠》提到的象乐、象舞。东汉成帝时林邑王献上会跪拜的驯象。大致春秋时代的江南还有些象，故楚王才能应用于战场。周代以后气候转冷，不再恢复过去有过的温暖。象于是被迫南迁，寻找更适宜的环境，同时因其本身及人为的因素，更促使它几乎在中国境内灭绝。《汉书·武帝纪》记汉武帝接受南海贡献的驯象，东汉《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说象为南越大兽，都说明汉代时，除了有限的茂林，连江南都少见到象的活动，象已濒临绝迹的地步了（徐中舒1930：60—75）。

古代罕见象牙工艺品，也有可能不全是由于材料的难得，而是与其材料的性质及中国人的喜好有关。良玉也是从千里外的远地输入的，而且玉材比象牙还要笨重。但今日发掘出的汉代以前的玉雕，却千倍于象牙的数量，所以材料的稀罕绝不是主因。象牙朴素无文，没有晶莹的外表和鲜艳的色彩，又不若玉佩相互撞碰时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如以象牙作为权威的表征，也缺乏玉器的稳重感，对于远古的人们来说，以象牙作为阶级的表征，比之珍玉稍逊一筹。如作为普及的日常使用的簪笄一类的饰物，价格又远高于一般的骨料。尤其是当时的艺人，注意力全在玉器，较无余暇从事象牙的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