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16ZDA241）的结项成果。清华大学团队之所以能在2016年该项目的投标中中标，原因之一也许是该项目本身就是我们当年推荐给国家社科规划办的一个选题。推荐这样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的背景是，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一年之内就有四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问世。[1]而根据我们的研究，[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另一方面要以广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资本论》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严格地说，还只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狭义政治经济学。至于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如恩格斯所说，“尚有待于创造”[3]，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举全国之力，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系统而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或编写出严谨的教科书。

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是运用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从马克思100多年前在《资本论》中所创立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属性的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中，抽象出适用于任何经济形态的资本一般、剩余一般、工资一般、利润一般、利息一般和地租一般，然后再分析这些一般范畴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特殊属性，最后再界定这些特殊范畴在不同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具有的个别属性，由此才能形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并运用这些范畴阐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经济运行体制，研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只有经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长期探索，十年磨一剑，才有可能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才通过清华大学向国家社科规划办推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并通过投标有幸获得立项。

本项目的研究于2017年1月正式启动。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没有成熟的经济范畴，也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课题组在历时5年的研究中，既要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也要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还要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所以，受陈岱孙教授所著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4]的书名的启发，我们就选择了“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本书的书名。

本书在如下几个方面做了创新性探索：

其一是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做了一般、特殊和个别的界定。遵循马克思关于最一般的抽象产生于最具体的充分发展的逻辑思维路径[5]和逻辑一致性原则，对狭义政治经济学诸如资源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经济剩余和资本等基本范畴，分别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逻辑层次上做了界定，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提供可资利用的元素。

其二是对古典学派价值理论做了重新评价。在经济思想史上，一般学者都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劳动价值论。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虽然古典学派价值理论从最初产生起带有一定的劳动价值论的色彩，并始终围绕劳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展开了探讨和争论，但无论是从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还是从重农学派作为自然恩赐的“纯产品”理论，抑或是从斯密的多要素生产费用说，也无论是从马尔萨斯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还是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总体来看，古典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多要素生产费用价值论，这种多要素生产费用价值论成为尔后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其三是构建了不同形态劳动生产力的范畴体系。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生产力（率）范畴是指单位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或者是指单位使用价值与生产中耗费的劳动时间之比，本书将其定义为绝对生产力。本书以绝对生产力作为基本构件，定义了相对生产力和相对生产力系数、社会平均生产力和社会平均生产力系数、综合生产力和综合生产力系数、比较生产力和社会总和生产力，并借助于这些不同的生产力范畴，依次揭示了分工交换产生的原因、确定专业化分工方向的依据，以及均衡比较利益率与相对生产力系数正相关、均衡交换比例与社会平均生产力系数正相关、比较生产力与单位商品价值量、单位劳动价值量正相关的原理。

其四是建立了不同分工体系下的价值决定模型。早期的广义价值论只分析了可变分工体系下的价值决定，本书把广义价值决定原理扩展到了不变分工和混合分工体系，并进而对可变分工、不变分工和混合分工三种分工体系做出了各自严格的界定，在引入效用函数的框架下，构建了不同分工体系中广义价值决定的模型，从而使广义价值论更名副其实，其基本原理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

其五是将两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扩展为多部门模型。早期的广义价值论是以两部门为基础的。本书首先使用几何平均的方式引入合成机会成本、社会平均比较利益率概念，推导出多部门模型的相对生产力、均衡交换比率、产品价值等概念的表达式；在此基础上，运用消费—生产者两阶段决策分析框架，佩龙-弗罗宾尼斯定理等数学定理，证明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

其六是完善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20世纪80年代谷书堂、蔡继明提出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最初是以马克思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为基础的[6]，但这里的劳动生产力还是仅指单个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力，这里的价值量也是指其个别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本书运用综合生产力（系数）和比较生产力概念将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正相关原理的适用范围扩展到部门之间，从而使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有了更坚实的价值基础。

其七是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模型。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真正的经济增长，无一不是起始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分工交换经济的转变。分工交换是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即使在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即没有任何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与自给自足相比，单纯的分工交换就能产生一个净收益，即比较利益，从而初始的分工交换就促进了经济增长。此外，比较利益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只要比较利益的分配合理（即比较利益率均等），初始的分工交换就能循环往复，各部门把获得的部分比较利益再用于积累（即扩大再生产），分工交换的规模就会不断扩大。正是遵循着这一逻辑，本书将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的研究扩展至经济增长领域，建立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其八是构建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传统的以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内贸易理论是分离的。本书使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交换的产生和发展的探索回到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在基本完成了广义价值论一般模型的构建后，将国内分工交换的研究扩展到国际，初步建立了一个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论证了基于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国际均衡交换比例的决定，不仅为国际贸易价格的形成奠定了价值基础，而且为国际贸易利益即比较利益的分配提供了公平的标准。

本书的特点是体现了理论经济学“两论”和“两史”的融合。

我国理论经济学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六个二级学科。这里所说的“两论”和“两史”分别是指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一方面，这四个二级学科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本书的题目也要求体现如下融合。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价值理论，这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通常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通常以生产要素价值论为基础。由于本书立项的一个初衷就是要为理论经济学构建一个统一的价值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就需要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桥梁，本书所阐述的广义价值论就是这两大学科相互融合的具体体现。

其二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的融合。本书的书名《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融合。本书的研究沿着价值理论这一主线，从斯密单要素价值论向多要素价值论的转化，到李嘉图与马尔萨斯和萨伊的价值理论的分道扬镳，从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到约翰·穆勒、边际革命三杰和马歇尔对斯密多要素价值论的传承，从两个剑桥的“资本论战”到斯拉法对传统价值理论的挑战，既实现了对三大价值理论的综合与创新，又梳理了长达180多年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充分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研究与经济思想史探索的融合。

其三是经济理论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融合。本书对斯密的价值理论的考察表明，斯密的单要素价值决定模型转变为多要素价值决定模型，不仅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且与从原始蒙昧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相一致；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的研究表明，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既反映了从特殊到一般的理论发展过程，也折射出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从确立到巩固的历史进程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过程。同样地，本书所阐述的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创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我国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向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演变的过程。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本书所阐释的经济理论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融合，同时也验证了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7]

其四是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建议的融合。如果说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如斯密所言在于富国裕民[8]，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价值也应体现在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上。本书创立的广义价值论不仅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经济提供了政策依据；本书基于公私产权相互融合、优势互补的理论，提出了鼓励扶持民营上市公司发展，遏制国企盲目收购民企、低效扩张的政策建议；本书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了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高房价门槛、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建议；本书还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国际贸易模型，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既要通过强化比较优势获取短期比较利益，又要致力于弱化比较劣势，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产业，以谋求长期贸易利益的建议。总之，本书所有的经济政策建议都是在相关的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书的上述特点也可以通过如下逻辑结构展现出来。

全书共分八篇（三十二章）：

第一篇 从狭义政治经济学到广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篇 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分野

第三篇 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

第四篇 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

第五篇 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第六篇 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第七篇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第八篇 国际分工交换与贸易政策选择

本书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下：

其一是如何在古典的剩余分析与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之间建立起桥梁。在经济思想史上，剩余分析是古典学派秉持的一个传统，而新古典学派奉边际分析为圭臬。广义价值论的核心范畴是比较利益，而比较利益是分工交换体系的总收益减去总机会成本后的余额，或者说是分工交换经济与自给自足经济之间的收益差额，从这个角度看，广义价值论采用的也是古典学派的剩余分析法。不仅如此，广义价值论在分析产品交换比例和产品价值时，采用的也是古典学派相同的平均数分析法。但是，在分析要素价值决定时，它引入了边际分析方法。它在通过剩余分析确定了比较利益总量的基础上，借助于边际分析解决功能性分配问题。如何更好地体现逻辑一致性原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其二是如何在广义价值论体系中引入货币。在由两部门模型扩展到多部门模型后，直接的物物交换出现了困难，商品生产者一般要通过至少两次的交换才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只有当货币产生之后，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交换的次数才从多次缩减到两次。如何将货币引入广义价值论框架，如何用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分析货币的产生、货币的本质、货币的功能、货币形态的演变以及货币流通规律，是广义价值论今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其三是如何将要素价值决定与产品价值决定内在地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发生分离的情况下，各种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工交换是否遵循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的价格即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是否遵循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这些无疑是广义价值论研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四是如何运用广义价值论揭示企业的产生机制。关于企业的产生，目前流行的是科斯的交易费用说，既然我们自认为广义价值论是关于分工交换一般规律的理论，为企业的产生提供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就是广义价值论责无旁贷的。

其五是如何将两部门广义价值论内生增长模型扩展到多部门。我们已经建立了多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如何在此基础上将现有的基于广义价值论的内生增长模型由两部门扩展到多部门，是广义价值论团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其六是如何将基于广义价值论的两国贸易模型扩展为多国贸易模型。如何在多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的基础上将现有的两国贸易模型扩展到多国，这同样是广义价值论团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国际贸易领域已经有若干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多国模型，广义价值论更加具备完成这一课题的比较优势，因为现已形成的广义价值论基本原理为解决国际贸易中的均衡交换比例（即广义国际价值和国际比较利益的分配）提供了可能。

清华大学“中特”课题组
2021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