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古典传统

对经济的理解

根据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最初的经济学被定义为家政管理的艺术，而政治经济学则把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层面。最初的政治经济（économie politique）包括农业和公共管理，研究的对象是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分配。随着后期的演化，政治经济逐渐被认同为科学。18世纪70年代之后，政治经济学特指对国民财富的生产、分配、消费和商品交换规律的系统性研究。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詹姆斯·穆勒认为正确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在人类本性法则（或道德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科学，马克思把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1972a，第8页），恩格斯则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1971，第160页）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是一个循环流，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合理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来理解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化以及长期趋势。马克·布劳格指出，“古典经济学是剩余产品产生和分配的经济学——一个酝酿中的经济体系再生产的理论”。（杜尔劳夫等，2016a，第512页）罗伯特·伊格利（1974，第142页）指出，古典经济学这一框架的本质是围绕着资本作为投入各生产周期的中间产品的存量，而最终产品的定价问题总可以推到已由之前的劳动力规模和技术决定产量的下期。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态度相对悲观，认为长期而言经济会达到一个稳定停滞的状态，其中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是相关的重要主题。自亚当·斯密起，大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同资本只能通过利润积累，而竞争[5]会使利润率下降，且劳动和资本之间没有替代作用，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是有限的。在缺乏长期增长机制的情况下，剩余的利润如何在不同的阶级中分配成为重要的议题。考虑到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更为悲观。他们认为人口的增长会使工资只保持在生存水平，但基数的上涨对剩余价值分配而言意味着更高的工资份额，更多的耕作需求（使地主阶级持续增加地租），剩余的资本收入（利润会持续下降），从而难以扩大生产，经济会很快进入停滞的稳态。虽然詹姆斯·穆勒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并提出了四个可能打破稳态的机制，但他依然认为当利润率低于一定数值时，资本会停止积累，即经济仍会停止增长。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的限制，技术进步只是零散地在各处发生，因此他们未能预测到技术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

但即便如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的态度仍然十分乐观。15世纪末到17世纪下半叶的重商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的理论研究，而重商主义对财富来源于金银的理解引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对外政策。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从宗教和政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市场力量可以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他们坚持自由放任主义，认为政府干预并不能把经济带出停滞状态，因为停滞的根源——土地的稀缺性和人口增长的自然趋势是不可解决的。（克拉克，2001，第30页）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延伸到国际贸易方面，无论是斯密从绝对优势角度出发的分析，还是李嘉图从比较优势角度出发的分析，都坚持自由贸易原则。

研究的内容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分工为起源，以价值理论为基础，逐渐将关注重点从交换关系转到更深层的生产关系，关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陈岱孙指出“古典学派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为任务”。（陈岱孙，2014，第2页）马克思认为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转换是现代经济科学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1962a，第750页）

劳动分工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研究物质财富的源泉时，配第的《政治算术》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1962b，第42页）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便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1972，第5页），并且用了前两章的内容讨论分工与分工的起源。也正是因为斯密对分工的特别强调，人们把他看作工厂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

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区分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之一。市场价格代表的是交换关系，自然价格代表的是生产关系。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关注的都是长期的自然价格的决定和变化规律。他们认同生产成本理论，认为静态一般均衡最终会达到自然价格，而且自然价格不受需求的影响。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价格的变化，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定量分析方法，供给和需求的概念并没被重视，甚至包括李嘉图都认为那只是买卖的数量，其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李嘉图，1962，第327页）后期的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萨伊以及詹姆斯·穆勒逐步引入和完善了供求定律的研究。

关于价值理论，经济思想史上一般都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把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马克思、恩格斯，1962b，第41页）斯皮格尔（1991，第10页）指出：“古典学派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或生产成本价值论。”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探讨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劳动价值论，而是多要素供求价值论。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无论是被马克思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配第，1981，第66页），还是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真正的鼻祖”、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1979，第340页）以及杜阁（1961，第21页）提出的作为自然恩赐的“纯产品”理论，都是劳动和土地共创论（a land-and-labour theory of value）。后期的马尔萨斯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更加表明古典学派的基本倾向是多要素生产费用价值论[6]。

古典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决定于生产维持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而从生产到最终销售这一过程中便需要向劳动者支付报酬，因此引入了工资基金的概念。主流观点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把实际工资视为固定的，而马克·布劳格（杜尔劳夫等，2016a，第514页）指出这只是受当时作为主流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他们认为长期的生存工资对于一代人（15年）是固定不变的，而这一时间范畴内的生存工资等于长期实际工资，这一生存水平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古典经济学家把实际工资的分析留给了经济分析范畴之外的因素。关于短期的工资，从斯密到李嘉图认同的都是以供求分析为基础的工资基金学说（wage fund doctrine），即通过短期的固定的工资基金与劳动数量之比求得平均工资率。这一工资理论直到约翰·穆勒1848年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才被放弃。

由于土地在古典时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地租理论一直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坎蒂隆在配第地租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补充，认为地租=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利润。斯密承认了绝对地租，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付出的代价，是“一种垄断价格”（斯密，1972，第138页）；而李嘉图否认其理论，试图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级差地租理论。（李嘉图，1962，第57页）但他们的理论都存在各自的内在矛盾，古典学派从未形成统一的地租理论。[7]

而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另一项——资本利润，古典政治经济学坚持利润率同一的假设，认为产业间的资本自由流通可以达到一般利润率，但其并未深究利润的性质与来源。

研究范式

受到研究自然以及自然固有规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配第开创性地赋予了经济学以科学的性质，从他开始，经济研究大都以事实、感觉和经验为依据，尽可能地用数字来说明问题。古典经济学家注重寻找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和经济原则，从而可以研究各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问题，他们将资本主义这一特有的制度看作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胡寄窗，1991，第179页）

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Charles Robbins，1898—1984）（Robbins，1935，第16页）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了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他提出古典经济学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政治学意味的，一直难以摆脱政治学的束缚而成为多学科杂糅的学科体系。巴里·克拉克的评论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他提出“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的。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克拉克，2001，第1页）凯恩斯也曾指出，19世纪末的欧洲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种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相互对立情况的客观反映。（约翰·内维尔·凯恩斯，1891）

正统经济学的标志——斯密的《国富论》就采用了抽象演绎法和经验归纳法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国富论》前两篇是关于价值理论、生产与分配理论的比较静态分析，利用“归纳”或“历史”的方法分析价格结构的变化。此外，斯密在国际贸易理论和货币理论中也应用了动态分析，比如，他认为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使国家随着时间的变化发展出新的比较优势。

但李嘉图学派只强调稳态均衡，比如在贸易理论中将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所形成的国际分工模式归因为自然禀赋的差别，因此得出国际分工方向不可变的结论。斯密的动态分析后期直到约翰·穆勒才被带回到古典经济学中。而且，李嘉图抛弃了关联性的归纳分析方法，强调逻辑一致性，通过抽象分析建立的经济模型简化了事实的复杂性，将所要研究的内容单独剥离出来，将抽象的研究方法发挥到了极致。不过，李嘉图这种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很难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熊彼特把这种研究倾向称为“李嘉图的恶习”[8]（Ricardo vice）。

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经济剩余为分配对象的剩余分析法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约翰·穆勒（1991）曾指出，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息、地租进行的分配。但布劳格则认为剩余理论并未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体现，不能解释短期价格的调整，也无法和斯密的机会成本理论以及其具有竞争性的地租理论相兼容，因此完全用其理解古典经济学是有局限的。（杜尔劳夫等，2016a，第512页）

剩余分析方法的采用自然地形成了结构分析或阶级分析的传统。自斯密起，地主、工人和资本家便被视为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三大基本收入，并构成了商品价值。李嘉图在探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分配形式时，也揭示了三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对立。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本人直接继承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概念，并且也采用了剩余分析法将国民收入作为不同社会阶级的收入，三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更多地来自李嘉图。李嘉图以具有平均资本构成的产业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来衡量所有价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解决“转形问题”的基础。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生存工资理论，并据此引申出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同大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致，马克思也坚信经济最终会发展到一个稳定状态而停滞，他认为这是由不可避免的利润率下降趋势所造成的，而且这一趋势是构成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因素。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古典学派也有众多不同，在经济周期、技术变化和再生产模式等方面，他都有更进一步的分析。具体而言，马克思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用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取代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试图以此消除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矛盾。古典学派只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马克思则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从而揭示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的真实程度（剩余价值率即剥削率）以及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533页）马克思把剩余分析更进一步，将剩余价值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并指出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特殊形式的中介。（周守正、蔡继明，2004）

马克思赞同重农学派、斯密、李嘉图等政治经济学家对理解经济现象的内部联系的追求，批判詹姆斯·穆勒和萨伊等人的经济研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称他们为庸俗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在分析利息和地租是商品市场价格的构成要素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采取的是斯密等人用来说明价格要素的公式里出现的“资本—利润”的关系，而后者却企图赋予利息和地租的不合理形式以合理的外观，宁愿采取“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公式，从而掩盖收入的真正来源。（马克思、恩格斯，1972b，第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