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大河带来的水源和冲积淤泥之上，崛起了世界最早一批强权中的两个：南方的巴比伦和北方的亚述[1]。它们都坐落在现代伊拉克境内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包括濒临两河的领土，还拥有波斯湾湾头的入海口，而亚述最初只是一个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深居内陆的小国。普通读者都知道的屈指可数的几件事之一便是，著名的空中花园坐落于巴比伦城，它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由伟大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建造（见本书彩色图版1）。
作为一名亚述学家，我研究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无论它们是由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工作的考古学家新近挖掘出来的，还是在世界各大博物馆和收藏中尘封已久的。这些泥板中的大多数只是被晒干，而非经过烘烤，而且它们通常受损，往往是严重的断裂。要把这些物质遗存和它们的文字内容拼缀起来，是一项缓慢的工作，其中既有挫折也有喜悦。一些古代遗址在几个发掘季节内就获得了数以千计的泥板，因此总有新的工作要着手，旧有释读必须根据新的发现进行修正。最近的字数统计估算，巴比伦和亚述的已知文本量已经与全部拉丁文本的字数相当，而且未来的发掘工作还将产生更多的文本量。[2]我的工作主要关涉这些楔形文字，尽管其他类型的信息，特别是希腊和希伯来文学，以及浮雕镶板上的场景，能够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解读。
1962年至1966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亚述学的时候，我的课业中没有提及空中花园。许多年后，作为一项关于古代花园的周末课程的一部分，我在牛津大学继续教育系做了一个讲座。在准备讲座时，我惊讶地发现关于巴比伦空中花园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见解；但关于亚述花园的其他大量有趣的材料使我能够集中精力于积极的方面，我略过了对这个著名世界奇迹的提及。讲座结束时，一位女性听众以责备口吻愤愤说道，她本以为会听到关于世界奇观花园的内容，于是我怯生生地为自己开脱，说从巴比伦文献或考古学的角度来看缺乏可讲的东西。我想这没有令她信服。她很失望，我很难堪。这一令人不安的经历使我至少尝试分析这个问题，但当时并没有试图去解决它。第1章讲述考古学家和亚述学家如何竭力在巴比伦寻找花园，他们有时歪曲或忽略了可靠的信息。一些希腊和拉丁史料描述了花园——它们是第2章的主题——但它们是在这座花园据信落成之时的许多世纪之后写就的。大多数试图利用巴比伦的考古发掘结果来定位花园的人，都不得不把这些古典文献扔在一边，因为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建立联系。发掘工作同样令人失望。我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几年来，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而其他工作则占据了优先地位。
与此同时，在为牛津大学的一门本科课程撰写关于钱币发明之前的通货形式的讲稿时，我发现在涉及一位亚述国王的文献翻译中出现了很多混乱。有些句子被认为是指他在公元前7世纪初就铸造了钱币，比该地区已知的最早钱币早了几个世纪。这一反常现象令人震惊，并促使我再次审视该文本。为避免时代错置地发明钱币，我发现另一种解释更有可能。国王讲述的是他的工人如何以一种新的方法用纯铜铸造巨大的动物雕像，这种方法如此成功，以至于制作过程非常容易，仿佛这些动物雕像每个只重半舍客勒[3]而非43吨一样。[4]旧版译文作“容易得就像它们是半舍客勒钱币一样”。该文本值得注意还因为王家铭文中几乎不见对技术革新的兴趣，也没有提及工匠的技艺。直到多年后，我在为BBC制作节目的过程中，与身体力行的青铜铸造师安德鲁·莱西交流，才发现该如何理解该铭文中的一些细节，后者与国王的新铸铜术有关。受这一经历影响，我开始对识别楔形文字中的技术细节问题，以及文献使用比喻和隐喻来描述技术创新之处兴趣大增。新的解读成果纳入了为古代青铜工艺研讨会撰写的论文中[5]，它对本书的影响将在第4章进行讨论。
作为一座王都，巴比伦的首要地位可以通过与亚述数座王都的对比来凸显。在公元前第1千纪的最初四百年中，亚述人从底格里斯河中游的西岸向北迁徙，他们的故都阿舒尔城与国族之神同名，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亚述”一词中。他们把王室驻地迁移到底格里斯河东岸，先是迁到尼姆鲁德，即古代的卡拉赫，然后转移到霍尔萨巴德，即古代的杜尔—沙鲁金，最后迁到它们中最大和最古老的城市：尼尼微，它的古代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这三座城市彼此相距不远。相反，巴比伦人自始至终都忠实于他们传统的首都巴比伦城。有时，亚述国王将巴比伦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但巴比伦从未征服过亚述。
这两个政权有很多共同点，尤其是语言和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大量文学作品和大部分男女神祇。他们用泥砖建房，在潮湿的黏土上书写，记录文学、历史和行政细节。但它们周遭的环境迥然有别：亚述的土地上有发源于波斯山区、汇入底格里斯河的若干支流，底格里斯河流经受惠于稳定降水的肥沃山谷和平原；另一方面，巴比伦地形平坦，运河纵横交错，依靠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丰沛的水源哺育，却缺乏足够的降水。在亚述，楔形文字的使用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终结，比巴比伦要早得多，后者继续使用楔形文字达数个世纪之久。[6]
楔形文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诸种语言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开始得到破译。释读、校订和对文本进行可靠转译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有如此多的信息可供我们使用，却仍未能找到巴比伦空中花园，令人非常沮丧。
公元前2世纪以降，希腊和罗马文献中就有关于已知世界中七大奇妙之地——值得参观的独特景点——的观念。此时这座著名的花园已落成数个世纪。最早的文本是一张纸莎草残页，它是在埃及古墓的一具木乃伊被解开时发现的，因为当时普遍使用废弃的旧卷宗来包裹尸体。其内容除几处残缺外大致完整，上面写着：“七处景点，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残缺）……金字塔……（残缺）……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王陵……（残缺）……”[7]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位人称昔兰尼的卡利马库斯（公元前305—前240）的学者在他供职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图书馆写下了《世界各地景点大全》。我们不清楚他是否持有一份七大景点的名录，因为我们对他这部作品的了解仅限于标题和零星的断简残篇，但在下个世纪写作的西西里的迪奥多鲁斯提到，塞米拉米斯在巴比伦竖立了一座方尖碑，“紧邻最有名的街道”，他说，人们把它列入“世界七大景点之中”[8]，而马库斯·泰伦提乌斯·瓦罗（公元前116—前27年）写过一篇题为《世界令人惊叹的七座建筑》的文章。这表明，数字七在当时已经众所周知地与值得一看的奇妙景点联系起来。后世作家再没有人将塞米拉米斯的方尖碑列入七大景点，这一删改暗示名录是灵活的，想必受制于潮流和建筑存废的变动不居。[9]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的奇观被替换；新的奇观被加入名录，扩大了“一生必看”的著名地点的总数，但仍冠以“七大”之名。我们掌握了多份不同的名录。罗马人和拜占庭人添加了他们自己的奇观，如罗马的大斗兽场和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10]
至于提及或描述过空中花园的主要希腊和罗马作家，他们中的大多数——西西里的迪奥多鲁斯、斯特拉博、安提帕特、约瑟夫斯和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都是与从尤利乌斯·恺撒到尼禄的数位罗马统治者的同时代人，除了最后一位，其他人均用希腊语写作。在此期间，罗马军队和行政人员在近东的西部活动，激发了人们对东方奇观的兴趣。许多世纪之后，在拜占庭时期述及空中花园的人是“悖论作家”拜占庭的斐洛，他用希腊语写作。所有这些作家都能够接触到早期的文本和传说，但这些文本和传说现在已经失传，所以没有确凿无疑的记载——罗列七大世界奇观之概念的源起已经消失在古代早期的迷雾中。在那些著作已经散佚的早期作家中，有些人恰是为亚历山大大帝效劳的，这表明该传统可能是在许多马其顿和其他希腊士兵及行政人员活跃于美索不达米亚时首次出现的。无论如何，最早的一批名录出现在尼布甲尼撒大帝（公元前604—前562在位）时代之后的数个世纪。
巴比伦空中花园、巴比伦城墙和塞米拉米斯方尖碑是迄今为止被列入七大世界奇观名录中的早期候选者中最东边的一组。其余奇观都很容易经东地中海到达。埃及拥有大金字塔和位于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人称法罗斯的灯塔；爱琴海的罗得岛拥有巨像，一尊巍峨的铜铸人像，其巨大的双腿横跨港口入口；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哈利卡纳苏斯（今博德鲁姆）拥有为卡里亚总督建造的宏伟王陵和精美雕塑；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拥有狄安娜—阿耳忒弥斯的非凡雕像（她的众多“乳房”现在被一些人认为是花粉囊，代表她作为当地养蜂业主保神祇的角色，该地今日依然以蜂蜜驰名）；希腊本土的奥林匹亚拥有伟大的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制作的宙斯雕像。所有这些奇观都位于东经21°至31°之间，希腊和罗马世界的旅行者可以相对容易地访问这些地方，来自那里的作家们推广了七大奇观的传统，并添加了其他景点；而巴比伦位于东经44°至45°之间，远离地中海沿岸。值得注意的是，巴比伦是三个早期世界奇迹的所在地。其余奇迹都位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旅游路线上；人们可能会猜想，遥远而伟大的上古赋予巴比伦一种特别浪漫的诱惑，允许想象力纵情驰骋，不受现实中异味、灰尘和流行病的困扰。
几个世纪前，希罗多德曾在著作中赞叹埃及金字塔和巴比伦城墙，但没有提到或暗示有七大奇观。这两座非凡的建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提醒希腊人，他们是伟大文明舞台上相对后进的成员。在希罗多德的时代，一些最终将加入奇观名单的建筑，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灯塔和罗得岛巨像，还没有动工，而摩索拉斯国王也尚未出世。在后来的各种名录中，非常古老的建筑与最近的建筑济济一堂，这种并列意味着人们仍然可以与遥远过去的奇迹相媲美，名录中以“现代”奇迹值得勇于进取的旅行者前往参观的旅行社口吻进行宣传。在后来的一些名录中，奇观少于或多于七个，但“七大”的概念仍然流行。
七这个数字有何重要意义？在世界奇迹这个语境下七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在希腊文化的不同领域，有诸如《七雄攻忒拜》——一个被埃斯库罗斯用于创作同名著名戏剧的传说——或“七贤”，人们认为这个数字的选择来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11]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七是天界和地府的数目；通往冥界有七重门，给人类带来文明技艺的圣贤有七位，以及最重要的，七大天体——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它们的运动和相合[12]影响着人类、城市和国家的命运。[13]好战的神祇群体“七武神”[14]的名字正意指“七”，被认为对应昴星团的星座，亦被称作“七星”[15]。在神话和传说中，恶魔往往以七个一组的形式出现，而风，也令人难以置信地一次可以刮起七场。仪式和魔法中的许多动作都要施行七遍。七包含了整体的概念，即阿卡德语的kiššatu，数字七是该词的一个语素。在后来的时代和某些领域，如天界的层数和咒语诵读的次数，三取代了七，但并非总是如此替换，因为七承载着上古的权威。
希罗多德详细描述了巴比伦城墙及其巨大的城门和穿过它们从城堡抵达河边的巧妙通道。虽然它们被囊括进——由安提帕特、斯特拉博、拜占庭的斐洛以及后来的一些罗马和基督教作家给出的——几份希腊版名录中，但它们在现代名录中通常被忽略。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第2千纪早期统治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国王时代之前，肯定已经建造了部分城墙，而且毫无疑问，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城墙经历过多次改造、重建和修复。[16]我们确知，主持修造的既有亚述国王也有巴比伦国王。在尼布甲尼撒王朝之前，有四代伟大的亚述国王对巴比伦城墙开展营建工程。巴比伦国王和亚述国王都曾主持修复工作的事实增添了混乱，后世的概括简化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城堡被两道同心圆城墙环绕，这两道城墙就像人一样得到命名：内墙叫Imgur-Enlil，“恩利尔神的赞许”，外墙叫Nemetti-Enlil，“恩利尔的防线”。这两道城墙的名字早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之前至少五百年便已有记载。时至今日，内城墙比外城墙更高更厚，外城墙的建筑质量稍次。
在公元前8世纪末至公元前7世纪亚述直接统治巴比伦时，经常进行维修和部分重建。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在位）修复并加固了这两道城墙，他虔诚地宣称自己模制了准备烘烤的砖块。他的儿子辛纳赫里布起初在那里主持建筑工作，但后来围攻并洗劫了该城，当最终恢复和平时，先是埃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前669在位），随后是他的儿子阿舒尔巴尼拔[17]，通过修复城墙做出重大的赎罪努力，在正式铭文中记录了自己的工作：
用来表达“所有”的词是kiššatu。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国王将五百年后被列入世界奇观的巴比伦城墙也描述为一个奇迹，并将“七”的概念纳入了表达。但由于用法的差异，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通过有想象力的误读或故意巧妙地变换阐释才制造出的联系。在埃萨尔哈东之后大约五十年，当霸权从亚述转移到巴比伦时，在巴比伦建立新王朝的那波帕拉萨尔写下一篇更为浮夸的记述，将他对亚述的胜利与该城墙的重建联系起来。在七个筒形印章上都发现了这段文本：
尼尼微沦陷后，那波帕拉萨尔在儿子、未来的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协助下，也修复了巴比伦的外墙，[22]并在其中埋藏了奠基铭文。虽然那波帕拉萨尔没有使用“所有民族的奇迹”这一表述，但他诗意的语言表明城墙在他的时代被赋予了至高地位。半个世纪后，统治巴比伦的纳波尼杜修复了同一座城墙，他模仿了先王的措辞，并在其中添加了“成为一个奇迹”的短语，他不仅将那波帕拉萨尔的一方印章和他自己的印章一起嵌入城墙内的一个砖龛[23]，还发现并重新安放了阿舒尔巴尼拔的铭文。[24]即使是征服巴比伦的外国人居鲁士大帝，也发布了一份措辞刻意模仿阿舒尔巴尼拔风格的敕令[25]，同时还引述了之前尼布甲尼撒对内城墙的施工。[26]在亚历山大的继业者们统治巴比伦的时代，仍然可以找到并读到这些铭文。
一长串的伟大国王们意识到他们的前辈因修建城墙获得声名，并在城墙里埋藏了一连串的碑铭以延续他们的记忆，这种延续的、自觉的传统是独一无二的。
对建造城墙的重视和强调反映了美索不达米亚式王权理念，在传奇人物吉尔伽美什的性格和成就中，他作为一位建造者的史诗事迹是这样被记录下来的：
所以对巴比伦人而言，筑墙是一种至高的王权行为。《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这一段落表明，它配得上一位伟大的英雄，并与七贤联系起来。[28]
追溯更早时期的一篇铭文中对“奇迹”表述的使用，我们发现其最古老的使用是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勒塞尔三世（公元前744—前727在位）描述他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尼姆鲁德的新宫殿时，特别强调“狮子和公牛巨像有着非常精湛的造型，覆盖迷人的织物，我把它们摆放在入口处，令其宛若奇迹”。[29]几十年后，萨尔贡二世在描述他在霍尔萨巴德的新王都时，用相同的词汇称呼宫殿里的门扇和铜饰带上的图案。他的儿子辛纳赫里布在描述了他在尼尼微的“宫殿群”的装饰特点后，写道：“我把它们造就为一个‘奇迹’。”接下来，在描述一种新型扬水装置的词句之后，他写道：“我把那些宫殿造得很美。我抬高了宫殿周围的高度，使之成为所有民族的奇迹。我将它命名为‘无双宫’。”[30]埃萨尔哈东在公元前7世纪扩展了该词的使用范围，他至少在六个场合使用了这个词：用在经他修复的阿舒尔神庙，用在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用在经他修复的巴比伦城墙，用在经他修复的尼姆鲁德的讲武殿和他在尼尼微建造的新觐见厅，以及他在尼尼微附近的塔尔比苏为王储建造的宫殿。这是某种竞争精神的一部分，它驱使每位新王都声称他比自己的前任更出色，见于诸如“更胜以往”和“超越先王”这样的短语中。
这种表述被后世的巴比伦国王采纳。尼布甲尼撒至少在四个公共场合使用过该词：用在马尔杜克雕像巡游使用的圣船；用在他位于巴比伦的一座宫殿（在铭文的开头和结尾都使用了这个词，但没有提到空中花园）；用在巴比伦的城门；以及用在博尔西帕的大神庙。最后，纳波尼杜至少使用了两次：用在巴比伦城的城墙，以及用在西帕尔的太阳神大殿。
所有这些都是奇观。该巴比伦词语与希腊语theamata（“景点”）一词密切相关，它最早用于世界奇观，后来变形为thaumata（“奇迹”）。在“所有民族的奇迹”（tabrâti kal niši）的表述中，tabrâti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东西，与早期希腊语theamata相对应。巴比伦语和希腊语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可能是巧合，但它引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希腊语的表述仿照了巴比伦短语。因此，这个概念和表述均可能由希腊人从一个传统中接收过来，该传统始于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在巴比伦延续，塞琉古诸王通过研读新巴比伦时期[31]的碑铭也熟悉了它。
楔形文字记录似乎经常提供一些紊乱的细枝末节，一些难以形成连贯叙事的信息，一些由古代作家用几种语言——亚述语、巴比伦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不同文字，包括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传播的只鳞片爪，时间跨度长达数个世纪。除了对楔形文字文献的研究发挥的关键作用外，考古发掘、实地调查和艺术史也贡献了各自的力量，通过不懈的研究为这个谜题寻找答案。铭文显示，在亚述里亚和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的巴比伦尼亚，许多特殊建筑都被宣称为奇迹。巴比伦的内城墙在一位亚述国王、一位巴比伦国王以及至少从亚历山大时代以降的希腊作家编制的奇观名录中都被明确视为奇迹。
本书是一段漫长考证之旅的成果，它最终揭开了巴比伦空中花园传说背后的真相。
图2 “东印度公司大楼”[32]尼布甲尼撒二世铭文，全文完整无缺，以古体书写在石头上，记录了国王在巴比伦的兴建活动，但没有提及空中花园，出土自巴比伦。尺寸：56.51厘米×50.16厘米
在现藏巴格达的海德尔棱柱上，透露辛纳赫里布宫殿花园细节的楔形文字铭文段落并非芝加哥棱柱（图版3）的复制品，而是大英博物馆棱柱（BM 103000）的复制品。照片由L. W.金发表在《大英博物馆楔形文字文献》（第26卷），1924年勒肯比尔做了部分校订，作为对芝加哥棱柱文本的补充。BM 103000的照片已替换芝加哥棱柱的照片作为图15，经过修订的文本细节见第257页附录，以及图版3的说明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