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雅典悲剧与城邦

悲剧是雅典城邦特有的产物。这种文类与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惊人地同步,恐怕不是偶然。[29] 雅典民主制在其初期和快速发展时期显示出的活力,在伯里克勒斯葬礼演说对雅典民主制的颂扬中可谓体现得登峰造极。的确,民主制带给雅典邦民的诸种好处,以及它对邦民许下的自由平等的承诺,给雅典人带来无上的自豪感。但由于这种制度本身内含诸种矛盾,因此一开始就为日后的崩塌埋下了伏笔。

修昔底德、柏拉图等思想家都对极端民主制表示了担忧。修昔底德笔下的阿尔喀比亚德鼓动发动西西里远征时宣称,要想免于受人统治,就必须统治他人(6.18)。对于习惯了自由的雅典人而言,他们不仅不想“屈从于他人的统治”,多数时候还惯于统治他人(《伯罗奔半岛战争志》,8.68)。柏拉图在《法义》中更进一步揭示了极端自由对人性的彻底败坏。[30] 雅典民主制由于无法承受个人爱欲的解放和人性中对自由的极度渴求,最终自取灭亡。为了满足民众日益膨胀的欲求,雅典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对外战争。雅典帝国许诺给邦民的自由,是以对其他城邦的掠夺为基础的:

这个为其民主政制自豪的城邦推行的对外政策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政治原则。坐享内部自由的雅典公民毫不犹豫地对他人施行统治; 他们非但没有觉察出任何矛盾,似乎还把雅典帝国视为雅典独立自主的保障。[31]

雅典对待盟邦的蛮横态度,最终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伯罗奔半岛战争。雅典帝国也在西西里远征之后开始土崩瓦解。在《酒神的伴侣》中,欧里庇得斯呈现了人的爱欲的两个极端:全然无视人性中诸种激情的彭透斯,最终只能在卡德摩斯的重新拼凑起其尸身中获得人的整全; 而被迫全盘接受酒神精神所蕴含的极端自由、平等及爱欲的忒拜城邦,最终土崩瓦解,不得不屈辱地受外邦人统治。现实中,雅典帝国在极度追求自由与爱欲中覆亡。在《酒神的伴侣》中,欧里庇得斯却将追求自由、平等和欲求的极端民主制,呈现在他所勾画的世界城邦图景中。诗人还以惊人的笔触暗示,极端民主制的实现,是以与人伦世界彻底决裂,甚至以消除人的基本常识为代价的。与凭靠个人意志自由行事的美狄亚一样,亲率外邦军队摧毁忒拜(和希腊诸邦)的卡德摩斯最后也变成了神。这岂不意味着,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个体在极端民主制中被奉若神明?

事实上,早在伯罗奔半岛战争爆发前夕,欧里庇得斯就以超乎常人的敏锐洞察到愈发走向失控的雅典民主制的内在困境:在《美狄亚》中,弑子后的美狄亚宛若神明般高悬于祖父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龙车之上,以凯旋之态傲视这人世间。犯下滔天罪行的美狄亚驾着龙车逃之夭夭,却留给观剧的雅典同胞深深的道德虚无感……

从精神实质上看,古希腊“智者运动”堪称现代“启蒙运动”。卢梭、康德等现代哲人,与自然哲人阿那克萨戈拉和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等人一样,惯用科学眼光审视宗教。古希腊宗教是传统礼法的基石,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依据,也为统治提供了宗法基础。欧里庇得斯却将大量说理和论辩融入悲剧之中,并塑造了包含理性主义、平等自由思想的新酒神精神,以一种独特的悲剧形式开启了文学的启蒙路向。欧里庇得斯亲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见证了雅典的无比辉煌,也目睹了它如何深陷伯罗奔半岛战争内外交困的窘境。雅典与内外世界变动不居的关系,构成了欧里庇得斯毕生(尤其是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剧中蕴含的诸多现代性思想,如自由与平等、政治与爱欲、女性主义、政制与人性等问题,欧里庇得斯都用他“独有的调性”传达着对这些永恒主题的关切,[32] 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与欧里庇得斯的创作动机一样,促发德·罗米伊写作的动机也是对她所处时代深情而严肃的观照。欧里庇得斯于希腊诸邦联合抵御外敌(波斯)入侵的那年出生,晚年经历的希腊内战使这个昔日联合抗敌的同盟分崩离析。德·罗米伊同样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还目睹了恐袭带来的动荡不安。这就解释了何以战争在《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一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欧里庇得斯通过革新悲剧艺术,回应他所在罹乱时代面临的危机和困境,这令德·罗米伊感同身受、心有戚戚。

但是,获得这种共情并不意味着全盘同意欧里庇得斯的回应。她一面惊叹欧里庇得斯这位天才般的悲剧诗人开启了诸种全新的现代开端,一面也意识到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批评在现代仍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确,欧里庇得斯通过把一种新的悲剧精神融入传统悲剧的崇高形式,并凭借其精妙的手法将之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不仅使这种独特的文体脱胎换骨,还使它与时代精神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埃斯库罗斯朝这个方向的首次尝试《波斯人》就以失败告终)。在若干方面,欧里庇得斯都矗立于这种文体至高无上的顶峰。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由他开启的新起点,往往即是顶点。

在《欧里庇得斯的现代性》中,德·罗米伊确立了欧里庇得斯在思想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毫无疑问,由欧里庇得斯开启并奠定的戏剧的现代性走向,从此使得诗术阔步迈向现代。欧里庇得斯的独特性就在于他处于这个承上启下的关节点上。他使一种快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文学形式重新焕发生机。或许是对于欧里庇得斯创新的激赏,德·罗米伊多处提醒我们,与其急于对欧里庇得斯作价值判断,不如多关注诗人的多重面相。在这点上,德·罗米伊可谓接续了歌德对欧里庇得斯的评断——“后世为何要模仿他的缺点呢?”[33]

本书由旅法多年的方晖女士主译,我翻译了第三章部分内容并统校全书。在本书的校译过程中,方晖女士都能及时给出中肯的回应,令我受益匪浅,在此致谢。这部完成于非常时期的译著也见证了我们日渐丰盈的情谊。

罗 峰

2020年孟秋于华东师大外语楼樱桃河畔

2021年孟夏修订于浙大之江校区中方教授别墅3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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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22.4。

[2].尼采,《悲剧的诞生》,赵登荣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第12节。

[3].德·罗米伊,《古希腊悲剧研究》,高建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4].参见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II.25-27。

[5].亚里士多德《诗术》中译本参见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20,1450b。

[6].刘小枫,《城邦卫士与性情净化:亚里士多德 〈论诗术〉 中的肃剧定义试解》,载《海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页3-8。

[7].批评史上关于欧里庇得斯诗人与哲人身份的论争,参见罗峰的梳理,《诗人抑或哲人:论欧里庇得斯批评传统》,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3期,页63-71。

[8].柏拉图,《普罗塔戈拉》,收于《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337d5。但要注意,智术师个体之间差异悬殊,并未形成某个固定学派或学说。参见科纳彻,《欧里庇得斯与智术师:哲学思想的戏剧性处理》,罗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即出。

[9].Jacqueline Assaël,Euripide,philosophie et poète tragique,Bruxelles:Société des études Classiques,2001,p.2.

[10].罗峰,《欧里庇得斯的启蒙》,《国外文学》,2016年第3期,页72。

[11].参见罗峰编译,《自由与僭越:欧里庇得斯 〈酒神的伴侣〉 绎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10。

[1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253a3-4; 另参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145a25。

[13].Alan H.Summerstein et al eds,Tragedy,Comedy and the Polis,Bari:Levante Editori,1993,p.238.

[14].尼采,《悲剧的诞生》,前揭,第17节。

[15].E.R.Dodds,“ Euripides the Irrationalist,” The Classical ReviewVol.43,No.3(1929),pp.97-104.时隔多年,Dodds还在另一部力作中重申这一观点。见 E.R.Dodds,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1/1997。

[16].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页554-592。

[17].此剧不断被与女性主义、性革命及反战思潮联系在一起。见 Edith Hall,Fiona Macintosh,Amanda Wrigley eds.,Dionysus since 69:Greek Tragedy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Millenni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亦见Audrey Wick,“ The Feminist Sophistic Enterprise:from Euripides to Vietnam War,”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2.1(Winter,1992),pp.27-38.

[18].罗峰,《狄俄倪索斯的肆心:欧里庇得斯 〈酒神的伴侣〉 开场绎读》,载《海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页10。

[19].纳斯鲍姆,“秩序与僭越”,收于罗峰,《自由与僭越: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 绎读》,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页40。

[20].罗峰,《欧里庇得斯悲剧与现代性问题》,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2期,页91。

[21].Michael Benjamin Cover,“ The Death of Tragedy:The Form of God in Euripides􀆴Bacchae and Paul􀆴s Carmen Christi,” HTR 111.1(2018):66-89.

[22].D.J.Conacher,Euripides and the Sophists,London:Duckworth,1998,pp.84-107.中译本华夏出版社即出。

[23].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页29。

[24].Gilbert Norwood,The Riddle of the Bacchae:the Last Stage of Euripides􀆴Religious Views,Manchester: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08,p.16.

[25].Pietro Pucci,“The Helen and Euripides􀆴 ‘Comic’ Art,” P.Colby Quarterly,33.1(Jan.,1997),p.75.

[26].Pietro Pucci.“The Helen and Euripides􀆴‘Comic’ Art,” p.43.

[27].Davidson认为,欧里庇得斯无疑也是荷马的子孙,只是不时显得“任性”(petulant)。John Davidson,“ Euripides,Homer and Sophocles,” Illinois Classical Studies,Vol.24/25,1999-2000,p.128.

[28].罗峰,《酒神与世界城邦》,前揭,页28。

[29].刘小枫:“‘古希腊悲剧注疏集’ 出版说明”,收于戴维斯,《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起源》,郭振华、曹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0].林志猛,《柏拉图 〈法义〉 研究、翻译和笺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701b-c。

[31].Justina Gregory,Euripides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Athenian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10.中译本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32].Justina Gregory,Euripides and the Instruction of the Athenians,p.11.

[33].参见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页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