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网络空间与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的逻辑
近十多年来，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广泛使用成为中国社会变迁的新的显著特点（Yang，2009；DeLisle，Goldstein and Yang，2016；刘少杰，2012；王迪，王汉生，2016）。网络场域既为多元社会心态的表达提供了契机，也形成了具有网络空间独特逻辑与特征的集体认知（刘少杰，2018），产生了大量具有互联网特色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认同（蒋建国，李颖，2018；吕鹏，张原，2019），形塑着各类新型网络社群（Tong and Lei，2013；Han， 2015）。网络空间成为精神价值面向的中国赖以存在、表达、形塑、演进的客观环境，成为社会心态的重要呈现场域和主要交锋战场，也推动网络社会心态成为影响网络生态乃至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天然地具有历史的、动态的、演进的发展面向。
根据目前的主要定义，“网络社会心态”是指一定时期内，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各类网络社群之中的社会认知、社会情绪、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的总和，其本质是网络成员之间共享的心理现实性。现有研究除了对网络社会心态的核心概念进行理论勾勒外，主要聚焦两方面展开：第一，聚焦网络社会心态“是什么”的意义符码研究，对特定类型的典型网络社会心态或特定群体的网络社会心态进行测量、调查与深描，以刻画网络社会心态的表征。比如，在特定类型的典型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中，泄愤心态、冷漠心态、左右翼政治心态、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粹主义等成为典型研究对象（Nie，2013；Hyun and Kim， 2015；Pan and Xu，2018；白洁，2014；李良荣，2015；唐子茜，曹勇，2015；刘璐，谢耘耕，2018）；在特定群体的网络社会心态研究中，青年群体和中产阶层的网络社会心态受到较多关注（杨建新，2012；王会丽等，2014；王佳鹏， 2019；黄荣贵，辛艳艳，2014；郑雯，李良荣，2018）。第二，聚焦网络社会心态“为什么”的影响机制研究，分析互联网技术条件、商业化与资本化、政治力量与网络监管政策以及来自线下的多元因素给网络社会心态带来的影响和冲击（Castells，2010；Hepp，Hjarvard and Lundby，2015）。比如，国家采取多种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治理，形塑互联网平台、重要传播节点以及网络用户的行动模式，改变网络空间的主要话语生态，对网络社会心态产生影响（Tong and Lei，2013；Svensson，2014；Han，2015；King，Pan and Roberts，2017；桂勇等，2018）；商业资本带有算法审查、信息操控和平台偏向等特征，影响网民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心态（方师师，2016；Klinger and Svensson，2018；罗教讲，刘存地，2019）。
以上两方面研究，为网络社会心态的表征和影响机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少有聚焦网络社会心态“怎么样”的研究视角，系统推进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规律的实证研究。从方法上看，由于历时性数据的收集受到很大限制，现有的社会心态研究大多属于特定时点的截面研究，难以系统反映社会心态的变迁。虽然少量研究尝试运用多轮调查数据来揭示社会心态的变迁趋势，少量大数据驱动的研究初步探索了网络社会心态的规律（龚为纲，朱萌，2018；陈咏媛，王菲菲，2018；郑雯等，2019），但总体而言对社会心态的历时性研究仍有系统推进的空间。从理论建构上看，网络社会心态具有共享性、社会泛在性与相对稳定性，也具有显著的流动性和变动性。网络社会心态的表征、涌现与演进规律及其影响机制构成了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对网络社会心态表征的描述和刻画是研究心态涌现和演进规律的基础和起点，心态涌现和演进的自发性与政治网络、商业资本、技术环境等因素塑造的网络生态具有协同发展关系，但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规律本身的研究仍显匮乏。
网络数据的历时性以及网络数据获取的便捷性为社会心态的纵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部分规避了社会调查成本高昂的限制，使得在更长时间跨度下研究社会心态的演变趋势成为可能。基于长期的数据挖掘，在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中研究中国网民的认知特点、认知体系与认知规律，更加深入全面地把握网络社会心态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发展趋势，是本书尝试推进的研究目标。笔者认为，网络空间与网络社会心态在一些共同的逻辑影响下协同演进，网络空间的社会情境、文化价值观念和社群结构既是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的核心动能，也是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的重要载体，是我们理解网络空间演进、理解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问题的重要框架。网络社会心态既与现实社会存在紧密联系，又在复杂的网络生态互动中持续生成；既受到网络舆论事件与热点议题的激发，也受到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逻辑的长期影响；既在多元的网络社群关系层面发展，也在互联网人口结构的长期变迁趋势中涌现。这些都要求我们，避免零散的经验主义研究或臆想性的论断，尝试运用更大范围的经验数据挖掘，展现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的复杂性，推进更深层次的中国网民认知特点与认知体系研究，加深我们对中国网络空间的整体理解，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寻求创新性的理论建构。
一、情境逻辑：“事件/议题”与网络社会心态演进
网络社会心态首先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赋予社会意义，这是网络社会心态变动性特征的首要逻辑。由于网络符码的社会意义往往在网络互动中涌现，互联网用户在线表达所使用的话语符号或关注的议题在不断变化（Tamburrini， et al.，2015），因此，准确理解和挖掘网络社会心态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每个时代、每个历史时期、每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社会情境与社会焦点。网络舆情事件、网络热点议题是激发网络符码社会意义涌现的社会情境，也是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的重要面向。研究认为，社会心态失衡是网络舆情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透过网络舆论危机来洞察舆论事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心态（李景盛，2015；李玉娟，2012）。部分文献聚焦网络舆情事件，试图通过对事件的分析来揭示网络舆论场中的社会心态。对网络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网络社会心态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且事件背后的态度立场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郭志权，2016）。也有部分文献聚焦网络典型议题，通过对劳工议题（黄荣贵， 2017）、隐私议题（Yuan，Feng and Danowski，2013）的实证分析来透视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心态。但总体来看，聚焦“事件／议题”路径的现有研究，仍然较为注重横截面上的短期情绪、心态，忽视较为长期的、稳定的、趋势性的演进特征。
笔者认为，网络舆情事件和热点议题等社会情境中涌现出来的网络社会心态具有共享性、流动性和变动性，社会情境是激发网络社会心态涌现的直接因素，“事件/议题”是网络社会心态的重要载体。从宏观的网络空间视角观察长期的、相对稳定的舆情事件趋势和网络议题演进，有助于我们在纷繁复杂的舆论场中把握网络社会心态涌现和演进的规律性，更好地理解网络空间主流趋势。具体来说，社会情境面向的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单一事件）推动网络社会心态演进。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有着较长的发展阶段和心态演变过程。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席卷全球，跌宕起伏，在全球舆论场中掀起剧烈声浪，相关网络表达密度之大、参与度之高、言辞之烈，都是近十年所罕见，其走势深刻影响了社会心态的变迁，成为近年来影响最深、最广的触碰底线型社会心态的现象级事件。本书第一章依托百度搜索数据、新浪微博6 250万条随机博文数据，使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博文质性解读相结合的混合式研究方法，以2019年第四季度数据作为常态参照系，对比了2019年10月至12月、2020年1月至3月、2020年4月至6月、2020年7月至12月四个新冠疫情不同发展阶段的网络社会心态特征及其演进规律，对关系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民生、外交等方面的数百个指标的海量网络表达建构语料库，展开搜索指数分析、大数据情感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尝试拓展网络舆情事件研究的深度、广度，探索多元社会科学方法在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研究中的应用。
第二，网络热点议题的社会性意涵演进反映网络社会心态变迁。互联网为新兴社会概念、热点议题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为网民延伸、重构现实社会概念提供了可能性。在网络空间中，政治概念、社会概念的生产主体更趋丰富、意义更趋多元，从而激发出海量的承载网络社会心态的网络符码。热点议题背后的普通网民网络表达能够被大量捕捉到，研究者得以依托更丰富的网络数据，收集、还原网民对相关概念的讨论视角和理解原貌，基于海量数据对相关网络议题展现的社会性意涵做出趋势性推断。本书第二章以“新时代”“精准脱贫”“重大风险”等中国特色政治议题为研究对象，依托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使用简单随机抽样原则获得的2.75亿条微博博文，挖掘党的“十八大”后六年间有关政治概念的网络文本，对微博场域下与“新时代”“精准脱贫”“重大风险”等概念高度相关的网络表达建构语料库并展开语义网分析，从普通网民的日常表达中挖掘政治概念的理论取向与社会性意涵，形成历时性的“网络镜像”。研究发现，“新时代”的网络镜像从2013年的“互联网新时代”走向2018年的“多元发展新时代”，经历了从政治话语走向社会话语的过程；网民对“精准扶贫”议题的理解经历了政策起步期、模式探索期、中心深入期、精准攻坚期四个阶段，表现出从国家推动到社会参与，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协同，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应援的历时性演进特征；网络上对“重大风险”的讨论则日益复杂化，金融风险始终受到高度关注，房产风险最易催生广泛讨论，文化价值观类风险、全球联动风险近年来持续走高。
第三，网络舆情事件（多元事件）历时性的发展规律凸显网络社会心态趋势。多元化的网络舆情事件的爆发，有偶然性，亦有更深层的规律性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国的超大城市正在步入新常态转型阶段。超大城市的文化多元性超常，亚文化的种类和规模超常，文化发育的自主性超常，其公共舆论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其信息传播复杂程度更是前所未有（赵孟营， 2018），使得超大城市的任何公共事件，都有可能激发网络社会心态的爆发式涌现。本书第三章综合新浪网微舆情频道、东方网数字平台、今日头条、百度搜索、人民网舆情频道等数据来源，连续五年（2016年至2020年）基于每年50个、共计250个超大城市重点舆情事件的研究，探寻超大城市网络空间公众舆论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发展规律。研究发现，超大城市中的公共安全类事件、城市管理类事件是受关注度最高的舆情事件类型，是超大城市舆情事件负面社会心态的主要蓄水池；民生社会类舆情事件是唯一一类连续五年快速上升的事件类型，教育、婚姻、就业、工作等议题走向舆论中心。与此同时，超大城市的舆情下沉现象突出，“热搜”与“热议”在多重领域显著分化；超大城市人民群众多元分化的需求与有限的城市资源的矛盾上升，城市资源争夺型舆情风险持续上涨；“如何处理对外关系”“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成为超大城市舆情讨论与心态聚焦的新热点和新维度。
二、文化逻辑：“思想价值观念”与网络社会心态演进
网络社会心态涌现与演进的过程，受到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制约，受文化价值观的核心理论资源塑造。思想价值观念是网络社会心态涌现的文化基础，也是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的重要面向。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思想价值观念以具体而通俗的方式阐释、传播，影响人们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理解，最终形成网络社会心态的表达（马得勇，王丽娜，2015；季程远等，2016；马得勇，陆屹洲，2019）。现有研究关注到了思想价值观念与社会心态涌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揭示特定信念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与价值倾向（Boutyline and Vaisey，2017），但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期的思想价值观念变迁趋势与网络社会心态演进规律还未积累出成体系的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与演进，存在纵向的层级结构，深层的核心文化资源是浅层心态表达的纲领性要素，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价值观为网络社会心态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能够引起社会共鸣，且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潜力。思想价值观念与网络社会心态具有演进和扩散上的协同性，分析相对显性或浅层的社会心态与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的网络社会心态分析视角，能够深刻反映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中相对稳定的文化脉络和发展规律，也是理解多元复杂的网络社会心态在舆论场中声量高低、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文化价值观面向的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社会核心思想文化资源是影响网络社会心态的深层次文化资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的核心思想文化资源，既有历史延续性，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网络空间中的海量网络符码数据，使得对这类核心思想文化资源的变迁测量具有了可行性，其演进趋势是解释、解读各类复杂社会心态现象的关键。本书第四章第一节采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方法，针对2013—2016年的2亿条新浪微博博文展开大数据分析，围绕网络空间中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演进趋势进行研究，构造了好感度和反感度两类指数，即每万条微博中对特定议题或对象持好感态度或反感态度的微博数量。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好感度均显著提升，部分西方价值观虽然在碎片化的网络传播中广泛存在，但已异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利诉求表达，反映出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影响力下降。网民愈加愿意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寻求精神支持和正面心态动力。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典型思想价值观念是理解当代中国多元社会心态碰撞的核心。过去40年，伴随改革开放新旧交替的剧烈变动及在此过程中涌现的社会转型问题，中国思想理论界的“左”“右”之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长期存在，从未离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不同社会思潮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和主要观点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利益格局，以及由此提出的不同的主张和看法。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多元社会心态、多元价值观念碰撞的时代背景、重要动因与核心议题。本书第四章第二节依托新浪微博2013—2018六年间共计2.75亿条随机微博博文，使用大数据文本分析和博文质性解读混合的方法对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中国特色思想价值观念“改革开放”的网络讨论与价值观演进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网民对改革开放的整体态度倾向呈现波动向好的局面，国家立场、底层或弱势群体立场往往成为改革开放正负面态度的分野标志；改革开放在互联网空间表现为一种国家战略与生活体验兼具的社会存在；作为一种网络社会思潮，改革开放从内部讨论走向对外关系，“如何看待西方”成为网络讨论的新维度。
三、结构逻辑：“网络关键群体”与网络社会心态演进
网络社会心态具有其独特的涌现和演进逻辑，亦体现在由社会心态聚合而成的网络社群结构中。网络社群在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网络社会心态内嵌于具体的网络社群互动中，受到社群结构的影响，并在社群变化中演进。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变迁和力量博弈，影响着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其中，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等结构性因素对他们的网络社会心态的影响已经得到较多的研究，这些研究通过统计分析展示了网络社会心态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Pan and Xu，2018；邵春霞，彭勃，2015；唐芳，2009；郑雯等，2017）。
笔者认为，网络社群是构成网络社会的中观基石，既是引领网络社会心态的关键行动者，也是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的重要载体。多元价值取向的网络社群间关系与互联网人口结构的长期变迁趋势，都动态地影响着网络社会心态演进。具体来说，结构面向的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多元价值取向的网络社群间关系与力量博弈建构网络社会心态的力量格局变迁。中国网络空间存在多元化的思想价值观念，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心态的群体，跳出现实社会群体划分，趋同类聚，围绕这些思想价值观念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认同社群（Pan and Xu，2018；Huang，Gui and Sun，2019；桂勇等，2018）。不同价值观取向的网络社群之间，则形成了各种群体间关系和力量博弈，即使在共享相似的思想价值观念的社群内部，也会生成具体分化的子社群，并伴随时间发展，形成不同的社群间关系。多元价值取向的网络社群，持续处在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互动中，或新社群形成、旧社群没落的发展过程中，总体影响着网络社会心态的力量格局变迁。
第二，互联网人口结构的长期变迁趋势带来网络空间的深层重构，由此带来诸多网络社会心态特征。伴随互联网用户激增，现实社会中的各类人群比例不断扩大，通过互联网加速集结。把握互联网人口结构的总体变化趋势，有助于我们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对照与比较中,更加全面完整地理解网络舆论场意见表达的时代特征与网络空间深层重构的长期趋势。本书第五章研究底层、中等收入群体、网络新生代（90后、00后）作为中国网络空间三大关键群体的趋势性变化。研究认为，中国的网络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底层化过程。中国网民中，低学历人群持续增加，高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网络舆论场中大幅减少，底层群体作为网络空间的关键意见群体，以其浩荡的表达声量和影响力，形塑中国的网络舆论场。底层价值观成为工具性的传播符号，成为各类社会思潮争夺定义权和阐释权的对象，成为中国网络空间的关键立场基准。“底层客体性时代”向“底层主体性时代”的转变，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演进方向的新视域。另外，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较为稳定的工作和中等程度收入的网民也在逐步提升影响力，以追求“个人权利”“社会保障”“生活品质”为目标的社会心态成为网络表达的高发领域；“三高”（高发展效能、高个人奋斗、高生活追求）、“三低”（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关注、低政治表达）特征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网络表达的主流。与此同时，网络新生代正在推动中国的价值观代际更替。90后、00后在网络化生存、高压化生存和全球化生存状态中，表现出更强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性。网络新生代在社会议题、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方面深刻影响了网络社会心态的变迁，其背后，是这一群体独特的精神需求与网络表达特性。
综上，本书采取动态的、历史的视角，借助多平台、多群体、多维度的长时段、追踪性纵贯研究，将网络社会心态的自涌现规律嵌入中国特色的网络社会情境、文化价值观念和网络社群结构中，尝试建构网络空间演进与网络社会心态涌现的多重面向：社会情境是激发网络社会心态涌现的直接因素，“事件/议题”是网络社会心态的重要载体；思想价值观念是网络社会心态涌现的文化基础，深层的核心文化资源是浅层心态表达的纲领性要素，能够深刻反映网络社会心态演进中相对稳定的文化脉络和发展规律，也是理解多元复杂的网络社会心态在舆论场中声量高低、影响力大小的关键因素；网络社群是构成网络社会的中观基石，既是引领网络社会心态的关键行动者，也是网络社会心态演进的重要载体。本书探索了大数据驱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更宏观的层面对网络社会心态进行类型化，分析其演进机制；利用话题模型和语义网络阐释具体的社会心态符码意义和文化意涵变迁；利用电子痕迹和在线互动数据考察网络社群结构等等。笔者期冀通过多重面向的挖掘，在更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增进我们对中国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心态整体发展方向与演进趋势的理解。
《寻找网络民意：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第一辑）》主要探索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如何相互连接的问题，《网络空间演进：网络社会心态研究（第二辑）》则主要探索网络空间如何推动了网络社会心态的涌现和演进。如第一辑一样，本书仍然是对中国互联网变迁的朴素的记录，仍然是研究网络社会心态及其代表的精神价值面向的中国的初步尝试，存在着诸多不足。真诚期待学界同仁、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