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篇

第一章
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的总钥匙

一、从发展视角看“一带一路”

（一）历史的回响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2]，之后这两项倡议被并称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2023年5月，已有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3]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总人口达37亿人，占全球人口的近一半。[4]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但是“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概念的提出并不久远，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5]他将张骞第二次从西域返回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历史的起点——其后不久中国的丝绸便出现在了罗马。除了陆上的“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唐宋之际兴起，二者一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路线。由于古代中国的经济总量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见图1.1），中国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东西方各自传统中的文化中心主义不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聚焦于文明的交汇处，一经提出便受到学者的广泛推崇。

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及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正向曾经的历史排名回归。中国的经济能量，再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向周边扩散。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所体现出的文化包容精神相呼应，“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构建以发展为导向的包容、互惠平台，具有多元化的探索和演进的可能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6]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并不独立于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之外，而是立足于世界经济现实。

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现实是，发展仍然是大多数国家最主要的经济要求。从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状况来看，发展是这些国家面临的突出的经济任务。15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2021年的GDP加总只有21万亿美元，不到全球GDP的1/4。[7]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共有135个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数量合计占比近50%[8]，而且集中了更多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被学者们看作“城市的胜利”，然而，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只有56.1%。[9]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聚焦在发展这个目标上。对此，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做出了清晰的阐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10]

（二）历史如何开始？

自从熊彼特提出相关概念以来，经济学将发展这一概念理解为广义的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一书中将经济中的发展定义为“用不同的方式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熊彼特更具体指明发展包括下列五种情形：（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利用新的原材料或掌握新的中间品供给来源；（5）实现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发展的这五种情形其实也是创新的五种方式。

罗斯托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1975年）一书中将现代社会和原始社会的分野明确划定为，“是否把科学和技术系统地、经常地、逐步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在他看来，站在古代社会巅峰的中国之所以徘徊在科学革命的门外而始终没有迈进去，并非李约瑟所说的“商人总是被压在下层，没有办法上升到掌握国家权力的地位”，而在于当时中国缺少“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科学、哲学、发明和革新的激情”。他进而得出结论：“传统社会缺乏革新者，缺乏那些受经济的及其他的刺激或观念的影响而去积极探索技术变革的人。传统社会为热心科学的人保留了一席之地，但产生不了稳定而有力的刺激，以吸引许许多多这种人去从事科学工作。”显然，罗斯托认同熊彼特发展即创新的观念。如果翻译成当下的术语，罗斯托认为中国明清之际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关键在于缺乏健全的国家创新体系。

可是，如何发展出成功的国家创新体系？罗斯托所颂扬的“对科学的热情”，更像是发展的成果，而非发展的原因。经济学对于发展的原因仍然莫衷一是。那个神秘的推动力如同发展经济学中的“圣杯”，曾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制度等。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年）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数据，发现这些国家在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演变：总是有新兴的产业在经济中占比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熊彼特的发展观念。但库兹涅茨不得不沮丧地承认，发达国家“在长期的趋势上并不存在共同的形式……它们没有对罗斯托的起飞理论提供支持”。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世界银行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如果剔除中国等个别国家，全球的发展成果非常有限。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为例，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对美国的比例仅有3%，且1960年以来始终在这一低水平徘徊，并没有趋势性上升（见图1.2）。毋庸讳言，战后的国际经济体制并没有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根本性发展。

如果我们用熊彼特广义创新的发展观念来审视上述事实，则会更加尴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缓慢：经济结构单一且固化，几乎没有创新活动，更缺乏创新体系来持续提供创新投入。相反，发达国家却处在发展之中：持续有创新涌现，且经济结构变化活跃。简言之，发达国家的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历史该如何开始？

（三）中国的角色

中国作为过去几十年全球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发展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也对促进全球发展承担一定的责任。根据联合国的报告，1990—2015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亿下降到8.4亿。[11]而全球发展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发展上。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带领8.5亿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对中国的减贫成果赞叹道：“毫无疑问，这是消除贫困历史上最大的飞跃。”[12]

中国发展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引入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则是逐步放松对于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的限制，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和引进外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中国取得当前经济成就的重要一步。中国的发展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伟大力量。可以说，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和市场原则。

在体现市场经济普遍共性的同时，中国的成功也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就是，国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过去20多年，投资在中国的GDP中占比一度高达50%，而接近1/3的投资是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铁路、公路、航空、电力、通信和金融等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牢牢占据着主导地位。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鲜明特征，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广泛参与。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既因其基于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相辅相成，也因其国有经济和政府参与的特色，而对现有各国的发展实践构成补充。这种双重角色，也体现在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着意于提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而在于搭建国际合作平台，以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实践中开创新的局面。

二、中国发展的正外部性与经济再平衡

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了国际大循环，使中国得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进行广泛的经贸合作，包括吸引外国投资、进口设备、成立合资企业、学习技术和管理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开始从贸易逆差国变为贸易顺差国。虽然中国仍然引进大量外国直接投资（FDI），但中国已经成为对外净投资的国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从国际循环的被动参与者，逐渐变为一个主导力量。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已经开始对全球经济产生并发挥着正外部性作用。

（一）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要素禀赋上的互补性

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40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动态变化。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打造了一个以银行为主的坚实的金融体系。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实物资本，中国目前都不稀缺。同时，中国已经发展出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工业体系。中国目前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同时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了人数众多的工程师和高技能劳动力，逐步建成了一套科技创新体系，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低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从发展的要素禀赋角度来看，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人口年龄结构的互补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总体人口数量充裕，整体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但人口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劳动力素质有待提升，这与中国人口所面临的老龄化和教育深化形成互补。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规模达到37亿人，其中0~14岁和15~24岁的年轻人口占比分别为31%和17%，远高于中国的18%和11%（见图1.3）。尤其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较多的非洲、东南亚及南亚，人口结构更为年轻。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有利于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产业配置和技术合作提供了空间。

第二，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属于资源依赖型国家，发展倚重能源等资源，这与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在产业上形成互补。联合国定义资源品出口占商品出口金额超过60%的国家为资源依赖型国家，以此为标准，151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有90个为资源依赖型国家。不同区域的国家的资源禀赋特点有所不同，例如中亚及西亚地区能源和矿产资源储备丰富，经济结构依赖能源和矿产出口；非洲和美洲国家农业占比更高，依赖农产品出口。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基础薄弱，需要进口工业制成品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形成了出口资源、进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方式较为初级。大部分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出口资源品赚取外汇，但在对外贸易中整体处于逆差（见图1.4）。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面临资本的制约，这与中国已经形成的资本条件构成互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国家由于自身资本形成能力不强，技术和研发投入不足，导致生产效率较低，制约经济发展。2019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分别为0.3万美元和1.1万美元[13]，约为美国和日本水平的2%和不到8%。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为4.6万美元，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远高于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基于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与营商环境的差异，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多元的合作潜力。东南亚2021年总人口达6.8亿人，其中15~40岁人口为2.6亿人，其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也是未来具备潜力的消费市场。东南亚正在借助全球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培育产业链、供应链和贸易网络。在逆全球化和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成为中国加强区域产业合作、应对美国产业链调整风险的重要区域。西欧和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21年城镇化率分别为77%和63%，人均GDP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交通和网络设施、电力供应、法律制度等方面条件较好，政治稳定性较高。西欧和中东欧的优势产业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尤其在研发创新方面具备潜力，2020年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占GDP的比例平均约为1.6%和1.1%，中国与西欧和中东欧经济体的产业合作，可更多以资本与创新要素作为支撑与增长动力。非洲由于其资源禀赋的属性，在农产品、矿产和能源资源品出口方面与中国贸易结构互补，吸引外商投资流入、依托能源资源行业辐射更多行业发展或是可行的合作路径。

（二）中国的高储蓄与宏观再平衡具有世界经济含义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在要素禀赋上的互补性为“一带一路”的共建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仅仅具有互补性还不足以联系全球151个国家打造一个经济发展的共建平台。除了要素禀赋的互补性之外，中国经济的一些宏观特征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含义，是构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另一项经济基础。

中国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上[14]，是经济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为经济发展积累了资本。美国的GDP和人均GDP均高于中国，但是储蓄率大大低于中国。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中国的高储蓄率意味着大规模的储蓄额。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储蓄额在全世界的份额快速上升，先后将日本、美国和欧盟甩在身后（见图1.5）。目前中国的储蓄额已接近全球储蓄额的1/3。如此规模的储蓄额，足以影响全球宏观经济。

一国的高储蓄，通常意味着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则意味着对外投资。这可以从宏观经济的会计等式中看出：储蓄=国内投资+净出口，净出口=对外净投资。当一个国家的高储蓄具有世界经济含义时，这个国家将对全球的贸易和投资产生影响。美国在二战后拥有大规模贸易顺差，这是其主导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的基础。借助马歇尔计划，美国在帮助欧洲实现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彻底瓦解，但是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延续至今。

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对外投资扩张。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从战后恢复快速转向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日本的高储蓄率也同样形成了具有世界经济含义的储蓄规模。日本的贸易顺差也曾经导致其面临来自美国的再平衡压力。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系统性地扩大对外投资，尤其是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取得了较好的成效。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对外投资的扩大，日元国际化也曾经是日本央行和大藏省的主要任务。受制于日本的经济规模，日元的国际化无法与美元分庭抗礼，但是日元国际化也扩大了日元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以及国际储备中的使用。

中国的储蓄超过国内的投资需求，需要转变为贸易顺差来实现宏观平衡。而贸易顺差的数额在国民经济统计中恒等于对外净投资，二者实际上是“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一宏观现象的一体两面。长期以来，中国的贸易主要与发达国家展开，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自美国，中国外汇储备中最大的单一投资是美国国债。但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面临着平衡其贸易和经济的要求。过去10年，中美贸易摩擦显现。随着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美国更是希望借助其众多的跨国公司和强大的政府干预能力，推动全球产业链进行调整。面对全球宏观经济的新格局，中国的宏观经济也面临再平衡的需要。一方面，中国通过扩大消费和国内投资，尽可能平衡其储蓄和国内投资的差额；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对外投资也有必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重新平衡。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壁垒政策和高科技出口限制，中国难以继续通过对美国的贸易来平衡国内储蓄和投资。某种意义上，“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对海外投资的调整：将对外净投资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转向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体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宏观再平衡在当前的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三）中国规模经济的外溢效应

除了高储蓄，巨大的经济体量是中国经济的另一个宏观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5]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首先意味着巨大的经济规模。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集聚效应和外部性作用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意味着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是中国因为巨大的经济规模而获得的生产成本优势。历史的经验是，任何经济体大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外溢效应。这一点充分体现在古代中国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塑造与影响中。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向其历史地位恢复，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历史上类似的外溢效应。而且，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中国经济在全球产生的外溢效应与现代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不尽相同。

首先，因规模经济而获得的强大产能优势，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并在国际基建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02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和水泥产量均接近全球产量的60%。过去20多年里，中国在人烟稀少的广袤西部也修建了完善的公路、铁路以及电力和信息网络。中国的挖掘机、起重机、装载机等主要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16]，世界上最长的桥梁、最高的水坝、最强大的电网等也在中国。

其次，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国际贸易条件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变。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之前，全球工业化的国家主要是少数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至今不到10亿，在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发达国家与出口初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发达国家因人口较少和市场集中而拥有更强的市场地位，贸易条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使全球工业化人口在短短40年间翻倍不止。当前，中国不仅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国内市场的工业品需求也在世界各国中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中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进口数量达到了历史空前的规模。由此形成的国际贸易格局一举改变了大宗能源和原材料商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比价，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见图1.6）。

再次，中国基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和出口能力，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创新体系，可以据此通过投资和贸易带动中低收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进步。巨大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应用场景和试错空间。虽然中国的技术水平与全球顶尖水平仍存在差距，但是在很多方面这些差距已经较小，特别是制造业领域。而且中国已经形成一套由政府、市场、企业和大学所构成的创新体系，并且依靠这套体系的技术进步在持续开展。中国已经具有的很多技术可以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和资源相结合，一方面为中国的技术进步提供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另一方面也可以向中低收入国家形成技术外溢和扩散，推动这些国家走上真正的创新发展道路。

最后，中国发展所实现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技术升级，使中国的企业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开始“走出去”，产业链逐步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开始大量出现自己的跨国经营的实业公司和金融机构。这有些类似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制造业向亚洲其他国家转移的“雁行模式”。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自身资源禀赋从原先单纯的廉价劳动力优势逐步转向充裕的资本积累和一定的技术能力。企业和产业链外迁，也会带动中国金融能力向产业链上的相关国家辐射。人民币国际化则是顺势而为，有助于降低中国的跨国公司所面临的市场风险，保护中国对外投资的利益。

中国发展所积累的正外部性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而得到强化。无论是设施联通，还是政策沟通，都有利于加强相关国家内部的经济集聚和国家之间的技术传导，扩大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规模经济和跨国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对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一个共识。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长，而贸易会扩大一国产业的市场规模和范围，是一种典型的熊彼特创新。有证据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增长。[17]另外，设施联通有利于加强各国中心城市的跨国联通，而城市对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核心作用，可以加大溢出效应。

三、“一带一路”十年：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过去10年，“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2013—2018年是总体布局阶段，在倡议提出后，2015年中国政府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明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纲领。2018年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18]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过去几年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19]伴随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发展的正外部性展现积极成效：对外贸易和投资实现从发达国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从金融到实体的再平衡；共建“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则标准对接领域为共建国家提供国际公共品，切实帮助共建国家减少发展障碍。在全球百年不遇的经济变局的影响下，2021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加注重风险管控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20]

（一）对外贸易和投资向共建国家再平衡，人民币国际化借力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外流以及对中国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使发达经济体转向产业链回流、贸易摩擦壁垒等一系列政策。美国经济增速放缓，以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新兴力量。在此背景下，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打开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一个重要进展是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从发达国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再平衡。

中国对外贸易的再平衡首先表现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2013—2021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金额年均增长6%，比中国对全球的贸易增速高约一个百分点。贸易规模提升的背后是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深化，由早期进口原材料逐步拓展至基于与这些国家的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链贸易和制成品贸易。根据UN Comtrade的统计，2021年中国已经是35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21]

此外，中国扩大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优势，对共建国家从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见图1.7）。2021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20%，而美国和欧盟占贸易顺差的份额在近20年中从绝对主导地位有所下滑。从贸易结构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仍是中国重要的原材料供应来源，2022年占中国从全球进口燃料金额的85%[22]，与此同时，产业链和制成品贸易开始持续贡献中国对共建国家的贸易顺差。东南亚是中国对其贸易逆差转为顺差最明显的区域，矿物燃料和木材曾经是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随着东南亚国家发展、承接部分产业转移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并升级，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的贸易和产业分工联系改变了双方的贸易结构，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和纺织服装成为目前中国对东南亚贸易顺差的前三大行业。

整体上，中国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净进口燃料和初级工业供应品，净出口资本货品和消费品，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贸易结构。但细分到不同地域，由于各国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与不同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也形成了贸易结构的区分。以2019年为例，中国对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和欧洲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是贸易顺差，对西亚、美洲和大洋洲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则是贸易逆差。中国对东南亚和欧洲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资本货品（除运输设备），其中，中国与东南亚的产能合作密切，机械设备成为中国对东南亚主要净出口资本货品，中国与欧洲的资本货品顺差则有更大比例来自电器和电子设备。中国对东南亚、非洲和欧洲的贸易顺差都有一定比例来自消费品、纺织服装等，半耐用消费品占比突出，但欧洲从中国净进口更多耐用消费品。西亚国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逆差地域，中国主要从西亚国家净进口燃料等资源品（见表1.1）。

对外贸易顺差需要转化为对外投资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美发达经济体的量化宽松政策以及金融体系存在的潜在风险，迫使中国开始调整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对外投资结构。与贸易再平衡同步的是，中国的对外投资也从发达国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再平衡。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为发展中经济体，金融市场较不发达，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发展。中国的对外投资相应从对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转向对共建国家的实体投资。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百年大变局下，去金融化可能会强化这一趋势。

随着对外投资从发达国家的金融投资转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体投资，持有美国国债的外汇储备资产占中国对外投资资产的比例在近10年内从63%下降至35%，而对外直接投资资产、以贷款和贸易信贷为主的其他投资资产份额则持续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成为对“一带一路”实体投资的主要形式。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融资规模有较大提升，截至2021年末，累计存量规模接近1.3万亿美元。大部分投融资发生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其中银行贷款占比超过七成。[23]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规模相对中国的GDP体量而言并不算大：中国每年对共建国家的新增投资大约相当于自身GDP的1%左右，仍小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

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体投资基于中国发展经验外溢及比较优势，围绕基建和产业展开。部分共建国家的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发展欠佳，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恰好在国内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并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保证对外投资资金，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调整也需要当地基础设施提供保障。因此，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实体投资优先向基础设施领域倾斜。从投融资数据看，2013—2021年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至少58%提供给了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和能源基建是两大主要板块，非援助性质贷款至少有一半提供给了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行业（见表1.2）。

产业方面，大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缺少产业发展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生产要素和营商环境条件，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成本较高。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产业的一个思路是建设经贸产业园区，这借鉴了国内产业发展的经验，通过在园区局部先行改善营商环境、降低交易成本，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在共建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园区。[24]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公布的80个“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园区名录，经贸园、工业园和农业园区占大部分，主要分布在东南亚、非洲和欧洲。[25]

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更有利于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过去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面向欧美发达国家，顺差所形成的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贸易失衡成为常态。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顺差转化为对外基建和产业实体投资，有助于改善共建国家的生产和贸易条件。我们认为，随着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共建国家产业发展，未来“一带一路”的制成品贸易可能向技术含量更高的中上游环节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可能在中下游制成品环节形成生产和出口能力，为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动态调整提供了更多可能。

对外贸易和投资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再平衡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天然的发展条件。当前地缘格局变化更加凸显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在共建“一带一路”中使用人民币具有合理性。一是可以通过人民币实现贸易和投资闭环，让货币循环服务于“一带一路”贸易和投资。例如，在建设项目上的人民币收益可以通过人民币采购所需设备等实现回流，减少美元债务和汇率风险。二是人民币融资具有成本可控的优势，在同为商业贷款的情况下，当前美联储加息后维持利率高位、汇率波动带来不可控成本上升，人民币融资利率成本反而可能更低。

依托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规模提升，人民币业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业务范围已覆盖60多个沿线国家。[26]截至2022年7月底，中国累计与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双边本币互换安排，在10多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27]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5.42万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的14.8%。[28]2022年以来，中俄、中阿在经贸投资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或将拓展人民币结算空间，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进一步发展机遇。

（二）国际公共品提供：基建“硬联通”和规则“软联通”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硬”设施和“软”条件两个方面的制约。“硬”设施主要是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导致贸易成本较高，影响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发挥。“软”条件约束主要来自国际环境，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未充分考虑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利益诉求，使这些国家在现有国际规则体系中可能损失效率。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公共产品，着眼于提升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减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发展面临的障碍，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围绕“补短板”和“促联通”展开。在“补短板”上，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交通和能源基建上的欠缺，中国通过基建能力和优势外溢提供基础设施，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2013—2021年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的建设项目中，交通基建和能源项目金额合计占比超过75%（见表1.3）。能源领域，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哈萨克斯坦谢列克风电场等大批项目，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短缺问题。随着投资建设的电源类型从火电等转向风电、光伏，中国在绿色低碳能源领域的投资已超过传统能源，为这些国家平衡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做出了贡献。交通领域，蒙内铁路、中老铁路等一系列项目建成通车提升了当地人力和物力运输水平。

在“促联通”上，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国际通道，致力于跨区域或跨国通达度的提升，突破要素禀赋的空间制约，打通跨区域要素流动，推动沿线经济释放活力，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主体框架。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分别是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打造通畅安全高效的国际大通道。其中，中欧班列已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现代化国际物流体系的重要依托，截至2022年8月累计开行近6万列、运输货值累计近3 000亿美元，共有82条运输线路通达欧洲24个国家和200座城市[29]，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跨区域配置。能源领域，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下的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设施，提供了中亚资源和中国资本要素的交换渠道。

在“软联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当前国际经贸规则和治理体系的补充，提供规则标准方面的增量全球公共产品，聚合了丰富的合作平台与机制，并在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框架下持续推进。例如，既有的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得到了加强，中国-拉美开发性金融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合作平台也建设了起来。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的20个自贸协定中，有15个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或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如区域联盟）。中国-海合会、中日韩、中国-韩国（第二阶段）、中国-斯里兰卡等自贸谈判正在推进。[30]2022年1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推动区域贸易合作迈上新台阶。中国也正在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合作框架，以扩大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以开放包容为特点提供指导性的软法，在现有发达国家主导形成且以硬法为基础的国际治理体系上形成了补充。“一带一路”的主要协议以谅解备忘录为主，不涉及具体规则与制度对接，能够兼容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达成开放的合作意向。正因如此，共建“一带一路”在过去10年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形成3 000多个合作项目。[31]

在共建“一带一路”下形成的专业领域合作倡议，也更加尊重各国发展实际，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老挝、尼泊尔、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越南等国的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共同建立“一带一路”会计准则合作机制，并发起《“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国也与49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加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沟通协调和能力建设。

（三）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经济增长

共建“一带一路”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总体存在显著的正面效果。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一带一路”交通项目可使沿线经济体[32]贸易增加2.8%~9.7%，使沿线低收入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加7.6%，实际收入增幅为1.2%~3.4%。[33]共建“一带一路”通过投资、贸易和创新三个渠道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增长。

共建“一带一路”实体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直接刺激经济增长。共建项目涉及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石油天然气管道、厂房等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乘数效应，能带动其他行业增长。例如，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能够促进肯尼亚GDP增长至少2%。[34]需求侧，伴随基建和产业园区建设创造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者收入，提升消费水平，推动经济扩张。截至2021年底，中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当地累计创造了34.6万个就业岗位。[35]

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还能够增加区位条件优势，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增量，推动经济增长。德雷埃尔和富克斯等人在《美国经济学杂志：经济政策》上发表的论文，分析了中国于2000—2014年在13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共计4 304个官方投融资项目的数据。结果显示，来自中国的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平均而言，一个投融资项目在签约的两年后可以将东道国的经济增速提高0.4~1.5个百分点。[36]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通关清关等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实行，能够有效降低运输和劳动力成本，提高地区贸易活跃度。贸易一方面能够带来生产和消费所需的原材料与最终品，丰富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互联互通和产业分工的可能性，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创造条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计算，贸易便利化条件改善可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成本降低12%~23%。荷兰国际集团（ING）高级经济学家乔安娜·科宁斯分析称，如果“一带一路”沿线走廊和主要合作伙伴国家间的贸易成本减半，可能会使世界贸易增加12%。[37]郑智和刘卫东等学者的研究[38]则显示，2001年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价值链联系不断增强，中东欧的增长最为显著。

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源来自创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研发创新上的劣势可能成为其与领先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加大的根源。中国在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追赶式”创新的经验，在市场导向的应用技术创新等领域，向共建国家提供更加可借鉴的模式和经验，能够以创新要素驱动经济活力释放。截至2021年末，中国已与8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累计投入29.9亿元，在农业、新能源、卫生健康等领域启动建设53家联合实验室。[39]

四、思考与启示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过去10年，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切实推动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未来更加需要聚焦于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走向精细化的发展。总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以下突出的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政府和企业间的协调有待提高。共建“一带一路”具有特殊性，与不同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协调沟通由政府部门发挥重要作用，但合作与项目建设的基础仍然基于基本的市场规则，需要政府、市场和企业主体的协调配合。例如，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可能由于东道国政府更迭受到影响，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主体加强配合来推动项目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参与共建的主体较为单一，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占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金额的60%左右。[40]相比之下，虽然民营企业参与的共建项目数量不少，但体量规模小。民营企业500强中近六成企业有意愿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但面临金融支持不够、缺少境外投资的统筹协调、对东道国信息了解不充分等主要困难。[41]加强政府和企业的协调配合，有助于民营企业出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基础设施拓展至更多产业领域。

第二，低回报的投资项目往往导致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项目投融资可持续性的关注。一部分项目如果未能充分理解当地需求，会导致建成后的投资回报不可持续，可能因此引发债务可持续性问题。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未能与产业发展进行联动，形成可持续的经济效益。国际项目的建设往往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多方合作，实现技术、管理和资源等的优势互补，能够有效降低参与方的风险。在项目投融资上，也可以引入更多国际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参与运作实施，有助于提升债务的可持续性。

第三，共建“一带一路”在规则制度体系建设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软法的灵活性有助于不同国家达成共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难以落地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遵循不同的国际经贸规则，可能出现规则交叠难以执行或者规则疏漏无法覆盖的问题，在争端解决上也缺乏有效的机制来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多边合作不足也容易导致跨国建设项目面临的风险较为集中，共建“一带一路”在与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合作方面也有待加强。

（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上新台阶

站在十年路口，共建“一带一路”面临逆全球化等更为严峻的外部环境。如何将中国的资本和经验优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和资源禀赋更好地结合，充分发挥中国在基建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正外部性潜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上新的台阶？我们认为需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抓手。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高水平开放”做出了全方位的阐述，其中提到了四个重要的方面。其一，“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其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其三，“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其四，“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42]

基础设施是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放和进行贸易投资的基础。中国在共建国家建设了很多“硬基建”项目。在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下，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从实体角度缓冲逆全球化风险，也可以从金融角度缓冲去金融化风险。针对基建项目的可持续性问题，应当聚焦更“高质量”的项目，一方面基建往更高收益的项目倾斜，另一方面在产业园区建设中加强公私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溢价较高，可以通过多边合作分散融资风险，加强多边合作来化解债务问题。

制度型开放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技术优势，加强中国的技术溢出。制度和规则对新兴领域的发展起到更为关键的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在规则和标准制定中发出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的声音，与现有国际规则和制度有效对接，能够帮助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更好地应对新发展约束。中国的大市场规模也为技术创新应用提供了场景。一些科技创新较为领先的共建国家的创新人才，拥有与中国本地的创新人才不同的学科优势，可以通过制度型开放吸引先进人才要素进入中国，聚合共建国家创新生产要素，扩大创新活动的规模和范围。特别地，制度型开放的基础是市场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应以市场机制为基本原则，在市场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的作用。

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要求中国进一步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整合与全球经济开展深度合作。在发达国家产业链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在供给侧，中国的发展经验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借鉴，中国资本与共建国家人口和资源的互补带来深度产业合作机会，尤其是可以开拓新的产能合作。例如，在绿色转型领域，光伏、风电等新能源产业具备制造业属性，已经进入商业化阶段，可以外溢到具备廉价劳动力成本和低关税成本优势的东南亚共建国家。在需求侧，中国需要加大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开放力度，同时挖掘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多元市场潜力。

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要求中国维护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制，使其与时俱进，适应新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关系，同时也要求中国积极发展区域性的诸边经贸规则。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现有国际经贸和投资规则的对接，动员更广泛的国际力量共同参与，由中国作为主导国家更多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维护，有利于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多元经贸联系。

最后，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具备贸易互补性，共建“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利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在“中国投资—进口中国商品—向中国出口初级品”的投资和贸易闭环中，双方的货币循环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对应的货物循环，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当东道国与中国的贸易量足够大时，双边贸易和投资使用人民币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要小于美元。以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计价为基础，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产品，发展人民币的储值功能，构建投融资闭环，将在长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