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
一、需要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需要是人的本质属性，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需要和需要满足的方式不同，动物的需要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肉体上或生理上的需要，而人类的需要则是包括生理需要在内的，更为复杂的社会需要，人类能通过生产满足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生活资料的需要、享受资料的需要、发展资料的需要。
（1）生活资料的需要，即生存需要，指人为了生存和延续后代而需要满足吃、穿、住、用、行的物质生活资料需要，这是人类最基本、最低层次的需要。
（2）享受资料的需要，指人为保持身心健康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与劳务（如医疗、卫生、体育、文化艺术、休假、旅游等物质资料与服务）。
（3）发展资料的需要，指人为了逐步摆脱旧式分工的束缚和影响，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如教育、科研设施、培训机构、图书馆、书籍、报刊以及为保证人们正常生产和自由发展的保险保障等）。
人的需要呈现一个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且人的需要是人们相互提供满足的，即需要具有社会性，只有通过社会过程，人的需要满足才能真正实现（邓大松等，2007）。[42]
（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43年发表的《人类动机的理论》一书中提出。该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1）生理需要：这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要，用以维持自身的生存。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如果一个人所有的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是他的主要动机，其他需要会退居其后。
（2）安全需要：当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满足后，就会出现安全类型的需要（安全，稳定，依赖，保护，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
（3）归属和爱的需要：也称为社交需要，如果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得到了满足，则对归属和爱的需要就会产生。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对归属的需要是指人需要结群、加入集体，相互关心和爱护。
（4）自尊需要，即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希望获得稳定的、牢固的、较高的评价。自尊的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对实力、成就、权能、优势、胜任以及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的需要。二是对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自尊需要的满足会产生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有能力的。
（5）自我实现的需要，即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人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常依赖于生理、安全、归属和爱、尊重需要的满足。
以上五种需要如同阶梯一样从低到高逐渐上升，只有低层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有新的（更高的）需要产生。在多种需要并存的情况下，总有一种需要是最迫切的。只有该需要满足后，后面的需要才会发挥激励作用。需要有高低之分，低层次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高层次需要包括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能引起内心幸福感、宁静感及丰富感，但高级需要的满足需要更多的条件（亚伯拉罕·马斯洛，2007）。[43]
（三）老年人的需要
穆光宗（2002）认为老年人的需要既有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有高级的发展需要。老年人的需要具有层次性，包括以下5个层面。
（1）生存需要，即老有所养、老有所助、老有所医，这种需要一般需要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属网络和社会组织在经济、事务和服务方面的资助获得满足。
（2）感情需要，即老有所爱、老有所伴，这种需要一般只能通过子女的孝敬、配偶的关爱或亲属的关怀获得满足。
（3）发展需要，即老有所乐、老有所亲、老有所学和老有所美，这种需要一般要通过人际交往和知识追求来实现。
（4）价值需要，即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这种需要一般通过参与家务劳动、社会公益活动或其他经济活动获得满足。这种需要体现了老年人对人生境界、人格尊严和自我价值的最高追求。
（5）归宿需要，即老有善终，这种需要透露了老年人最后的心愿、追求和境界（穆光宗，2002）。[44]
在农村发展社区居家养老，必须先了解老年人有哪些需求，应着重满足广大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此外，应了解影响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主要因素，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不仅具有多样性，还具有针对性，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二、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用于精神疾病以及医疗康复领域，至20世纪70年代，社会支持在西方作为科学研究对象和专业概念被提出，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Lin N等（1999）认为社会支持是个体处于危机时得到的来源于他人、群体、社区等提供的实质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45]实质性支持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达到某种目标，情感性支持则主要是指情绪的发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等（行红芳，2006）。[46]我国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出现对社会支持方面的研究，阮丹青等（1990）认为社会网是由一些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体系。[47]张文宏等（1999）认为个人的社会支持网在规范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48]李强（1998）认为社会支持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获得的能减轻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其中，社会联系是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团体、组织和社区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49]贺寨平（2001）认为社会支持网是指个人能获得的各种资源支持的社会网络，可以解决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及危机，维持正常的生活。[50]陈立新等（2005）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人际交往系统。从功能上看，社会支持是个人从其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的物质及精神支持；从操作来看，社会支持是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的量化表征。[51]
按获得渠道分，社会支持可分为正式社会支持和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是各级政府、机构、企业、社区等正式组织，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助老敬老政策等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是家庭成员、邻里、朋友、同龄群等，提供情感、行为和信息支持等（陶裕春等，2014）。[52]按支持内容分，社会支持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精神支持（李芳，2012）。[53]
家庭是我国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家庭的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尤为重要。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实际得到的或是期待得到的，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对于老年人来说都是最核心、最重要的社会支持（曾毅，2010）。[54]一直以来，子女是给予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的核心主体。但受人口政策、经济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老年人获得传统的家庭支持逐渐减少（郝晓宁等，2012）。[55]农村“空心化”导致“空巢”老年人越来越多，农村“空巢”老年人获得家庭的支持逐渐减少。社会、社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老年人的支持成为保证和提升“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李建新等，2014）。[56]此外，农村女性老年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长期以来受制于正式社会支持的严重短缺，农村女性老年人不得不依赖家庭及其子女，这让其晚年更容易陷入不确定、无尊严的状态中（张义祯，2010）。[57]
在以家庭为主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日渐式微的情况下，农村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问题日益严重。即便如此，绝大多数农村老年人还是愿意居家养老。在本次调查的农村老年人中，愿意居家养老者的比例高达91.8%，愿意去养老院、敬老院养老者的比例为2.7%，愿意跟随子女去外地养老者的比例为1.3%，表示无所谓者的比例为4.3%。为此，应发挥社区居家养老这种正式社会支持的作用，以弥补农村老年人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减少。在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给予其医疗保健服务及精神慰藉服务，满足其就地养老的心愿，提高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三、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基于“合理配置资源”视角，指出地区之间经济均衡发展的不可行性，强调把有限的生产要素投向重点地区，使其较快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其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在《经济区域：理论与应用》一文中提出。佩鲁认为，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任何地方，而是先出现在某些增长极上，再由一些渠道向外逐渐扩散，且其最终影响也不一样。增长极是一定经济区域的推进式单元，具有创新性强、技术高、规模大及增长快速等特征，并能诱导其他经济单元的增长，即产生“支配效应”和“扩散效应”（徐宗玲，1996）。[58]增长极理论有两大缺陷：一是把增长极只建构在抽象的经济区域，没有考虑增长极的地理区域；二是对增长极的积极作用过分强调，忽视其消极作用。针对增长极理论的第一个缺陷，法国经济学家布德维尔（Boudville）把佩鲁增长极的内涵从抽象的经济区域转向地理区域，并提出区域发展极概念（白义霞，2008）。[59]
（二）循环积累因果理论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dal）认为经济发展中存在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即社会系统中的非均衡是由累积因素造成的。缪尔达尔提出了著名的“扩散效应”和“回荡效应”。“扩散效应”是指生产要素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扩散的积累性效应，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使之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回荡效应”则指发达地区不断吸引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的积累性效应，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导致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回荡效应”不仅先于而且大于“扩散效应”，因此区域间的差异将不断扩大，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增长极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此理论基础上，缪尔达尔提出了关于区域经济的政策主张。政府应该优先发展那些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再通过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他强调地区间差异不易过大，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刺激落后地区发展，从而缩小地区间的差距（林元旦，2004）。[60]
（三）“核心—边缘”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ehman）继承了缪尔达尔的理论，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核心—边缘”理论。赫希曼指出，经济增长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出现，一旦出现在某个地方，巨大的集聚效应会促使该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该地区即为核心区，核心区周边和落后地区为边缘区。赫希曼提出的“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和“回荡效应”相对应。但不同于缪尔达尔的是，赫希曼认为“极化效应”虽然会大于“涓滴效应”，但长期的地理渗透足以减小这种差异。当然，差异的减小同样需要依靠政府的干预，只是政府的干预是审慎的，而非积极的干预（陈秀山等，2000）。[61]
（四）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
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弗农（Vernon）等于1966年提出的工业产业生命循环阶段论，即工业部门的发展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后来，区域经济学者把工业产业生命循环论引入区域经济学，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间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以及新的行业均会随时间的推移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传递。高梯度地区是指其主导部门处于创新阶段的地区，低梯度地区则指其主导部门处于衰老阶段的地区。该理论主张优先发展高梯度地区，再通过要素、产业的转移带动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缩小区域差距（林元旦，2004）。[62]
（五）倒“U”发展理论
倒“U”发展理论证明了赫希曼的观点，库兹涅茨的“倒U形假说”是该理论的基础。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Willamson）把时间变量引入区域差异的分析中，其在论文《区域不平等和国家发展过程》中，利用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和10多个国家的短期、长期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差距会扩大，然后趋于稳定。当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时，区域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曲线犹如倒“U”，故该理论被称为倒“U”发展理论。由于威廉姆逊的倒“U”发展理论在很多实证检验中被反证，因此学术界对此存有很大争议（伍新木等，2006）。[63]
以上理论都强调经济发展导致区域差异不可避免，差异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缩小，同时强调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的不同区域，如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制约农村社区居家养老发展的路径选择。因此，社区居家养老的开展模式及服务项目在农村的不同区域不可能完全一致，应因地制宜地进行。同时，应通过先进区域的示范效应，以及政府、社会对落后区域的支持，逐渐缩小农村不同区域社区居家养老的差异。
四、增权理论
增权理论（Empowerment Theory）也称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最早由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在其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提出。增权理论最初被西方政治学家用于解释种族问题，后逐渐被扩展至弱势群体的研究中。增权理论不仅是西方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理论，也是社会工作实践中重要的参考知识体系（周会敏，2008）。[64]
增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包括权力/权能（power）、去权（disempowerment）、无权（powerless）、增权（empowering）。权力/权能，指人们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提升人们的重要感、自尊感、尊严感以及福祉感。去权，指社会中的某些社群权力被剥夺。无权，则是去权的结果，是弱势群体的一种状态。无权不仅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的客观现实，还指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无权感。增权，对于因无权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来说，不是“赋予”其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其潜能（陈树强，2004）。[65]
增权的层次可划分为个体、人际关系与社会参与三个层面。个体层面的增权，指让个体具备有效控制自身的生活能力，以及对所处环境融合与影响的能力，既包括实际控制能力，也包括心理控制能力。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指通过积极的人际关系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社会参与层面的增权，指目标在于影响社会决策，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自己争取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待遇（范斌，2004）。[66]
增权的模式主要为个体主动模式和外力推动模式。个体主动模式，即个体主动改变无权现状，其关键在于让个体具有增权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外力推动模式，指通过外部力量的推动和促进来激活弱势群体，从而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能力和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因为弱势群体的无权状态导致其中很多人缺乏主动增权的能力；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增权就非常困难，所以借助外力的增权很有必要（唐咏，2009）。[67]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衰退、经济能力的降低、家庭地位的下降、社会支持网的缩小，老年人处于相对无权的弱势状态。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化导致城乡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得其缺乏经济保障、健康保障和服务保障，更容易处于弱势状态。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迁让“空巢”老年人越来越多，他们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多，存在更大的养老风险，可谓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此外，农村女性老年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由于在教育、就业、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性别差异，使得女性在年老之前就处于弱势累积过程中（杨菊华等，2013）。[68]女性年老后，其弱势积累效应更明显，在经济保障、健康医疗、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面临着更为突出的困难（姜向群等，2009）。[69]农村女性老年人由于受性别和城乡差异双重影响，生活尤为艰难（佟新，2008）。[70]
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比城市更为严峻，且农村的养老服务保障严重滞后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年人及女性老年人无人照料的风险不断增大，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则能化解上述风险，并从多方面向老年人赋能，提高其生活质量。生活照顾、康复保健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满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和健康需求，从而面向基本生活为老年人增权。文化娱乐、聊天解闷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从而为老年人的人际交流增权。此外，通过给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为老年人实现自我价值增权。借助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这个“外力”推动，可为农村老年人，尤其农村弱势群体老年人增权，提高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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