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医骨伤发展史

中医骨伤科是防治骨关节及其周围筋肉损伤与疾病的中医学分科，古属“疡医”“金镞”范畴，又称“接骨”“正体”“正骨”“伤科”等。中医骨伤科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与损伤及筋骨疾患做斗争的经验总结，具有丰富的学术内容和卓著的医疗成就，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河套人”就已发明了人工取火。在烘火取暖和烤炙食物的基础上，人们发现热物贴身可以解除某些病痛，从而产生了原始的热熨疗法。原始人在对付大自然灾害及抗击猛兽侵袭时，经常造成创伤，人们在伤处抚摸、按压以减轻症状，经过长期实践，摸索出一些简易的理伤按摩手法：对伤口则用树叶、草茎及矿石粉等裹敷，逐渐发现具有止血、止痛、消肿、排脓、生肌、敛疮作用的外用药物，这便是外治法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活环境恶劣，人们常患筋骨痹痿之疾，《吕氏春秋·古乐》反映古代人已采用舞蹈祛邪解郁，舒展筋骨，由此便逐渐产生了导引法。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古代人已经能够制作一些较精细的工具，如砭石、骨针、石镰等。这种石镰外形似镰刀，可以砭刺、切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醪醴洒，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这说明新石器时代外科手术器械—砭镰已产生，并出现了外伤科名医俞跗（约公元前2700年）。

我国奴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奴隶社会较之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促进了医学进步，中医骨伤科开始萌芽，出现了“疡医”。

夏代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用以治病的针是石针、骨针。考古工作者在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陶制的酒器，《战国策·魏二》曰：“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可见在夏代已有了人工酿酒。酒可以通血脉、行药势，也可以止痛、消毒，这对治疗创伤疾病很有意义。

商代冶炼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商代已达到青铜器的全盛时期。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医疗工具也有了改进和提高，砭石逐渐被金属的刀针所代替。据《韩非子》记载，古人“以刀刺骨”，说明“刀”已经作为骨伤疾患的手术工具了。《针灸甲乙经》序曰：“伊尹……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这是中药内治法的重大进步，标志着复合方剂的诞生，提高了药物疗效。商代已应用活血药内服治疗跌打损伤。

西周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经产生，一般认为《周易》最早载述阴阳，《尚书》最早言及五行，这种哲学观念指导医学实践，医疗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周代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其中疡医就是外伤科医师，治疗外伤疾病。《礼记·月令》载：“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说明当时已把损伤分成四种不同类型，同时采用“瞻”“察”“视”“审”四种诊断方法，这既是法医学起源的记述，又是古代中医骨伤科诊断水平的标志。

战国、秦汉时代（公元前476—公元220年）学术思想十分活跃，进一步促进了医学的发展，骨伤科基础理论亦初步形成。1973年，考古学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发掘的医学帛书表明了当时骨伤科诊疗技术的进步。专家们考证认为其医学帛书系属战国时代的文献，其中《足臂十一脉灸经》记载了“折骨绝筋”（即闭合性骨折），《阴阳脉死候》记载了“折骨裂肤”（即开放性骨折）。《五十二病方》载有52种病，共103个病名，涉及内、外、骨伤、妇、儿、五官诸科。其中“诸伤”“胻伤”“骨疽”“骨瘤”等为骨伤科病症，同时还描述了“伤痉”的临床表现，即“痉者，伤，风入伤，身信（伸）而不能诎（屈）”，这是对创伤后严重并发症—破伤风的最早记载。《五十二病方》记载了金伤、刃伤、外伤出血等多种外伤疾病，还记载有止痛、止血及防止创伤瘢痕的方法，对感染伤口用药外敷后，以丝织品或麻絮等包扎。《五十二病方》中所描述的水银膏治疗外伤感染，是世界上应用水银于外伤科的最早记载。帛画《导引图》还绘有导引练功图像与治疗骨伤科疾患的文字注释。此时期的著作《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基础理论，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中已有系统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如《灵枢·骨度》对人体头颅、躯干、四肢各部骨骼的长短、大小、广狭标记出测量的尺寸。此外，《吕氏春秋·季春纪》主张用练功疗法治疗足部“痿蹙”，为后世骨伤科动静结合理论奠定了基础。

秦汉时期，骨伤科临床医学得到发展。汉代著名外伤科医家华佗发明了麻沸散，施行于剖腹术、刮骨术；创立了五禽戏，其似今练功疗法，可运用于骨伤科疾病之康复。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这是我国第一部临床医学巨著，创立了理、法、方、药结合的辨证论治方法。

三国、晋至隋唐、五代（公元220—960年），是我国历史上战乱频繁的时期，骨伤科疾患更多见。晋代葛洪著《肘后救卒方》，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下颌关节脱臼手法整复方法；他论述了开放性创口早期处理的重要性，对腹部创伤肠断裂采用桑白皮线进行肠缝合术；还记载了烧灼止血法，并首创以口对口吹气法抢救猝死患者的复苏术。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运用虫类活血药治疗金疡；提出骨肿瘤的诊断和预后；记述了“阴疽”（似髋关节结核）、“筋疽”（似脊柱结核）的证候。隋代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病理专著，“金疮病诸候”精辟论述了金疮化脓感染的病因病理，并提出了清创疗法四要点——清创要早、要彻底，要正确地分层缝合，要正确包扎，为后世清创手术奠定了理论基础。该书在治疗开放性骨折、清除异物、结扎血管止血、分层缝合等方面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书中“中风候”和“金创中风痉候”对破伤风的症状描写得非常详细，提出它是创伤后的并发症；强调了去碎骨和清除异物的重要性；记载了肠断裂、颅脑损伤的症状和手术缝合治疗方法。

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是中医临床的百科全书，在骨伤科方面总结了补髓、生肌、坚筋、固骨类药物，介绍了人工呼吸复苏、止血、镇痛、补血、活血化瘀等疗法，载录了下颌关节脱位手法复位后采用蜡疗、热敷、针灸等外治法，丰富了骨伤科治疗法。王焘的《外台秘要》把损伤分为外损和内损；列骨折、脱位、内伤、金疮和创伤危重症五大类。蔺道人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专著，分述了骨折、脱位、内伤三大类证型；提出了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该书首次记载了髋关节脱臼，并将其分为前后脱臼两类，采用手牵足蹬整复手法治疗髋关节后脱位；利用杠杆原理，采用“椅背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该书还介绍了杉树皮夹板固定方法。对于内伤病证的治疗，该书记载了采用“七步”治疗法，提出了伤损按早、中、晚三期治疗的方案，体现了骨伤科内外兼治的整体观。

宋、辽、金、元时期（公元960—1368年），医学蓬勃发展，宋代“太医局”设立“疮肿兼折疡科”，元代“太医院”设十三科，其中包括“正骨科”和“金镞兼疮肿科”。宋代解剖学有了显著的进步。法医家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该书不仅对全身的骨骼、关节结构描述得较为详细，而且还记载了人体各部位损伤的致伤原因、症状及检查方法。宋代医官王怀隐等编成《太平圣惠方》，对骨折提出了“补筋骨，益精髓，通血脉”的治疗思想，用柳木夹板固定骨折；推广淋、熨、贴、熁、膏摩等外治法治疗损伤。张元素《医学启源》总结了治疗内伤的引经药，促进了骨伤科理气活血疗法的发展。张从正《儒门事亲》主张采用攻下逐瘀法治伤。李杲《医学发明》发挥了《黄帝内经》“肝藏血”的理论，认为“血者，皆肝之所主，恶血必归于肝，不问何经之伤，必留于胁下，盖肝主血故也”，创制了疏肝活血逐瘀的方药“复元活血汤”。刘完素是“火热论”的代表人物，他在骨伤科临证治疗时主张用甘凉、活血、润燥、生津的药物。朱震亨的观点是人体“阳有余阴不足”，提倡养阴疗法，强调补肝肾治本的原则，对治疗筋骨痹病、骨疽及伤患都有其独特的经验。

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首创“过伸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脊柱屈曲型骨折”。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不仅继承了前人治疗骨伤的经验，而且对骨折、脱位的整复手法和固定技术有所创新。元代《回回药方》中的“金疮门”“折伤门”属于骨伤科范畴，部分内容还结合了阿拉伯外来医学知识，反映了元代中医骨伤科鼎盛的状况。

明清时期（公元1368—1911年），其中明代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是中医骨伤科发展史的兴盛时期。明初，太医院也设有十三科，其中属骨伤科范畴的有“接骨”“金镞”两科，明隆庆五年（1571）改名为正骨科（又名正体科）。明代《金疮秘传禁方》记载了用骨擦音作为检查骨折的方法；对开放性骨折，主张把穿出皮肤已被污染的骨折端切除，以防感染等。明代永乐年间编著的《普济方》，在“接骨手法”中，介绍了12种骨折脱位的复位固定方法；在“用药汤使法”中又列出了15种骨折、脱位的复位固定法。明代薛己撰《正体类要》2卷，其中上卷论正体主治大法及记录治疗骨伤科内伤验案65则；下卷介绍诸伤方71首。薛氏重视整体疗法，用药主张以补气血、补肝肾为主，行气活血次之，其“气血学说”和“平补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载药1892味，其中骨伤科药物170余种。王肯堂所著的《证治准绳》对骨折亦有较精辟的论述，如对肱骨外科颈骨折采用不同体位固定。该书对骨伤科的方药还进行了由博而约的归纳整理，深为后世所推崇。

清代吴谦等著《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较系统地总结了清代以前的骨伤科经验，将正骨手法归纳为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法，并介绍了腰腿痛等疾患的手法治疗，以及运用攀索叠砖法、腰部垫枕法整复腰椎骨折脱位等；在固定方面，改进了多种固定器具，如脊柱中段损伤采用通木固定，下腰损伤采用腰柱固定，四肢长骨干骨折采用竹帘、杉篱固定，髌骨骨折采用抱膝圈固定等。王清任著《医林改错》，对解剖尤其重视，纠正了前人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对气血研究亦较深入，尤善活血化瘀法治伤，系列方剂如血府逐瘀汤、通窍活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身痛逐瘀汤等至今仍为骨伤医家广为采用。

鸦片战争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骨伤科面临危机。在此期间，骨伤科著作甚少，较有代表性的是1852年赵廷海著《救伤秘旨》，收集了少林学派的治伤经验，记载了人体36个致命大穴，介绍了损伤各种轻重症的治疗方法，收载了“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主方”，并增加了“按证加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医骨伤科的延续以祖传或师承为主，中医许多宝贵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以此方式流传下来。因广大的群众实际需要及医家自身的生存发展，全国各地保留和创建了很多骨伤科诊所，因其学术渊源的差别，出现不少流派，较著名的有河南省平乐镇郭氏正骨世家，天津苏氏正骨世家，上海石筱山、魏指薪、王子平等骨伤科八大家，广东蔡荣、何竹林等五大骨伤科名家，湖北武当派李氏正骨，福建少林派林如高，四川杜自明、郑怀贤，江苏葛云彬，北京刘寿山，山东梁铁民及辽宁孙华山等。这些流派各具特色，在当地影响甚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变革，中医骨伤科也从分散的个体开业形式向集中的医院形式过渡。1958年以后，全国各地有条件的省、市、县等均相继成立了中医院，中医院多设有伤科、正骨科或骨伤科，不少地区还建立了专门的骨伤科医院。在医疗事业发展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成立，70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与天津市中西医结合骨科研究所相继成立，嗣后其他不少省市也纷纷成立骨伤科研究机构。这标志着中医骨伤科不仅在临床医疗实践方面，而且在基础理论与科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除了医疗与科研组织机构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各省市普遍建立了中医学院与中医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80年代十余所中医院校相继成立中医骨伤系，除了招收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生外，不少院校还培养骨伤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的著名老中医的正骨经验普遍得到整理与继承，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石筱山《正骨疗法》《平乐郭氏正骨法》《魏指薪治伤手法与导引》、郑怀贤《伤科疗法》、杜自明《中医正骨经验概述》、梁铁民《正骨学》《刘寿山正骨经验》《林如高正骨经验》等。

1958年，我国著名骨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等虚心学习著名中医苏绍三正骨经验，博采各地中医骨伤科之长，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总结出新的正骨八大手法，研制成功新的夹板外固定器材，同时配合中药内服、外治及传统的练功方法，形成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其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提出“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合作”治疗骨折的四项原则，使骨折治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全国许多骨伤医疗单位开发研制了许多治疗骨折的外固定器具，如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器”、天津医院的“抓髌器”、河南洛阳正骨医院的“尺骨鹰嘴骨折固定器”及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单侧多功能外固定器”等。198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骨伤科分会成立，中医骨伤科学术研究日趋广泛，一方面推广传统、有效的医疗方法，另一方面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深入研究伤患治疗机制。一些治疗骨延迟愈合、骨质疏松、骨缺血性坏死、骨髓炎及骨性关节炎的中药新药不断被研制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新的世纪，中医骨伤科已走出国门，2005年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骨伤科专业委员会成立，海内外骨伤科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自2009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骨科创伤中心，并还开展了小儿麻痹后遗症配合针灸、按摩、穴位注射、神经刺激等治疗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为国际上所重视。2018年国家为贯彻落实《中医药人才发展“十三五”规划》及《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实施方案》，培养一批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人才，启动了以学习、应用、推广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学术理论和特色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该项目选取中医临床骨干人才参加培训，这加深了参训学员对中医骨伤等学术流派的理解和认识，对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培训项目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人才、产业、资金、发展环境等多个方面提出28条举措，为中医药特色发展保驾护航，这一措施将加强中医骨科的文化传播。中医骨伤科正迎来一个科学的春天，它必将更加茁壮成长，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