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臣的“以道事君”与儒家的入世理想

孔子晚年的专行教化，他不仅希望弟子成为掌握“道统”的师儒，也希望弟子成为“以道事君”的大臣。孔子对弟子的教化，使他们从修德以取位的君子，成为真正的有政之君子。孔子在为君子师的过程中，将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传授给弟子，弟子在为政过程中践行着孔子的教义，可谓孔子政治思想在孔门后学中的衍生。孔子对弟子的教化不仅在他们从政之前，亦在他们学成后，推荐弟子从政。50在这一由教化弟子从政到推荐弟子从政的过程中，作为业师的孔子自然具有了在弟子未来执政生涯中指导弟子和矫正弟子的“权力”，这在《论语·季氏》“季氏将伐颛臾”章中得到了体现：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51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52季康子为鲁国权臣掌一国征伐大权，是陪臣执国命的典型。在季康子将要征伐颛臾国之前，作为季氏家臣的冉有和季路主动来向孔子告知这件事，而孔子则告诉他们不该征伐颛臾国的理由。冉有、季路限于季康子的专权，虽然认可孔子的想法，却没有办法劝阻季康子。孔子之后的言论不仅是对自己不认同征伐颛臾国之观点的延伸，也是对冉有、季路的教诲。《论语·宪问》载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53《白虎通疏证·谏诤》有言：“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纳诚也。”54对于臣下来说，听事任命，人人都会，但是“以道事君”，犯颜直谏却很难。臣下对君主的谏言，是他对政治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的预判和矫正，是臣下对国君忠诚的表现。孔子用“诲”来指代“谏”，表明这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臣下不因地位的差别而失语，而应该由于掌握了“道统”，而具备教诲君主的职责。孔子希望自己培养的每一个弟子都能成为君主师，督促着政治体朝好的方向发展。虽然孔子最终并没有通过对弟子的教诲阻止季康子征伐颛臾国，但是其中体现了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不限于弟子从政以前，亦在于弟子从政之后。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具有恒久的性质，不以弟子的从政为结束，而贯穿在弟子从政的每一个细节。

孔子晚年在鲁国专行教化，是鲁国最有智识的人士，鲁国的执政者在某些政事上产生疑惑，均会来请教孔子。而孔子的弟子从政前受教于孔子，在从政后更是下意识地要与孔子交流并汇报政事。孔子在与弟子交流政事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引导弟子的从政行为。孔子的为君子师，实际上是自己政治活动的延伸。《论语·子路》中记载了一则冉子退朝与孔子的对话语录，孔子问冉有：“何晏也？”冉有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55根据朱熹的《论语集注》：“冉有时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是时季氏专鲁，其于国政，盖有不与同列议于公朝，而独与家臣谋于私室者。故夫子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国政，我尝为大夫，虽不见用，犹当与闻；今既不闻，则是非国政也。”56通过孔子将冉有所谓“政”定性为“事”，可见孔子对季氏专权的不满，亦对弟子协助季氏专权感到遗憾。在孔子看来，弟子的从政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而不应该是权臣的家事。孔子当时是鲁国最具政治智识的人士，他希望自己所培养的弟子能与自己一样，以“道”自任，引导政治朝好的方向发展。孔子通过对弟子的培养并推荐弟子从政，自然而然地在鲁国形成了一个引导政治的智识团体，这一团体的力量对孔门的每一个弟子都具有道德的约束力。因此当孔子得知季康子的家财比周朝的公侯还要富，冉求继续为他聚敛财富，孔子则愤怒地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57在孔子看来，臣下在从政过程中应当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他们对君主的不当决策应当敢于怀疑、勇于谏言，而不应依附于主政者。

杜维明指出：“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的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儒家知识分子是行动主义者，讲求实效的考虑使其正视现实政治的世界，并且从内部着手改变它。他相信，通过自我努力人性可得以完善，固有的美德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天人可能合一，使他能够对握有权力、拥有影响的人保持批评态度。”58杜维明对儒家的评述是切中肯綮的，先秦儒家在修身与从政之间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儒家通过对六经“政道”的学习，不仅提升自身的德行，亦对政治具有一定的裁断能力。他们为在位的君子，是进入权力体制中引导政治，而不在位为师儒，同样可以作为知识分子对政治做出积极引导。在先秦儒家的预设中，教化事业同样具有引导政治的功能。阎步克亦指出：“士人阶层形成了其与‘政统’相对独立的‘道统’，他们承担着‘师道’。道统与政统相互渗透、互济互维。师道贯彻着儒家的全部社会理想，并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模式的非常独特的方面。”59在中国古代，“政统”和“道统”不同，“政统”由国家治理者所掌握，而“道统”由儒家知识分子所拥有，“道统”对于“政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儒家为臣，以“道”事君；儒家为师，则以“道”导君。在孔子的主导下，孔门成为一个彼此监督和引导政治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