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梁鸯驯兽

梁鸯是《列子》一书中记载的一位古人，周宣王时代农林部里的一名差役，他的工作是驯养野生的牲畜。不只是野鸡、野鸭、野羊、野鹿，即便是狮虎、豺狼、鹰隼、雕鹗之类的凶禽猛兽，一旦放进梁鸯的饲养场，一个个都变得柔驯异常，异类杂居，互敬互让，雄飞雌从，子孙满堂，简直成了一个安乐祥和的“伊甸园”。

梁鸯的这手“绝活”引起了最高领导人的注意，宣王不耻下问，向梁鸯请教其中的奥妙何在，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段？梁鸯战战兢兢地回答，可能还有些结巴：我实在没有什么手段，如果不说几句吧，又怕大王您怪罪我隐瞒。我的办法只是诚心诚意地对待这些野兽，任其天性、顺其自然，既不特别讨好，又不故意冒犯，不搞恶性刺激，处处与之为善，“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说白了，梁鸯的做法竟是“深入群众以诚相待”“与群众打成一片”，野兽们自然也就拿他当作自己人看。狮虎们走动在他的园囿里也就不再思念高林旷泽，雕鹗们栖息在他的庭院中也就不再眷恋深山幽谷。梁鸯靠施“仁政”征服了野兽王国，不愧是驯兽的高手。

梁鸯的这种“无为而治”的驯兽法恐怕早已失传。

今人驯兽则完全是另一条路子。一目了然的，莫过于街头市井鸣锣聚众的“耍猴人”，一手握着皮鞭，一手攥着玉米面窝头，顺着我来，塞块窝头，逆着我时，抽一鞭子，即所谓“文治武功、恩威并施”。如此调教之下，倒也真的把一个调皮捣蛋的泼猴驯导得服服帖帖，翻跟头爬竹竿，穿戏装扮鬼脸，忙不迭地做下去。只是，耍猴人始终不敢撤去泼猴脖子上的那条铁索链。这与梁鸯的驯兽相比，完全是两条路子。其实，不止市井耍猴的流浪汉，中国与外国的马戏团里所谓“科学的”驯兽法，也不过是这一套，只不过皮鞭换成了电棍、玉米面窝头换成了巧克力夹心饼干，此外还可能多了一层理论术语诸如“条件反射”“行为科学”“巴甫洛夫”“斯金纳”之类的包装。由此看来，“科学”完全可以和“强权”并行不悖，“福利”也可以与“奴役”联手行动。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采取过的“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就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经验。即使殖民地的人们又可以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比他们更落后贫穷的野兽们。所以，每当我看到舞台灯光下那些大象、黑熊对着观众席打躬作揖时，心中总要泛起一阵酸楚。

梁鸯驯兽付出的是仁义与真诚，现代人驯兽付出的是暴力与奸诈。“今驯”与“古驯”已截然不同。

不过，“今驯”的政绩似乎并不牢靠，马戏团里不时有悲剧发生，不是烦躁的老虎咬断了驯虎女郎的脖颈，就是愤怒的大象撞断了马戏团长的肋骨。马戏团的后院，是一个弥漫着火药味的“集中营”。

“伊甸园”变成了“集中营”，也是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界的悲哀。梁鸯已成了历史上掀过去的一页，那么，还有谁来拯救地球上的众多生灵呢？

史怀泽，赤道黑非洲丛林里的一位法国医生、一位神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被爱因斯坦誉为“理想地集善和心灵美于一身的人”，似乎成了古代中国梁鸯的“接棒人”。史怀泽毕其一生都在为倡导一种“无界限的伦理学”而奔走不已，他希望把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也推广到人与动物之间。“己所不欲，勿施于兽”，爱护动物，这不仅是为了保护动物，同时也是为了纯洁净化人的心灵。就是这位史怀泽，1950年在京斯巴赫的一次讲演中就曾颇为感激地讲到《列子》一书中中国古代哲人对动物的明智态度，其中包括对动物独立生存意义与内在价值尺度的尊重。

西方现代的史怀泽与中国古代的梁鸯结成了“知音”。而他们共同弹奏的一首乐曲，便叫作“尊重生命”。当人类最后学会与其他生物友好共处、多元共生时，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一些。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