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为司机，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要加速还是减速，何时转换车道。我们做出决定并承担后果。这个信念是很容易产生的，甚至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抛弃了自由意志的概念，让人们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法则便会开始崩塌。世界变得混乱失控，甚至令人恐惧。在标准的科幻故事桥段中，外来生物把我们变成僵尸、嗜血的吸血鬼和性饥渴的机器人，因为这些情节唤起了我们对失去控制的恐惧。抑或情况更糟糕，我们成了那些只想利用我们来谋取自身利益的生物的奴隶。因此，当我们想到，也许有个隐形的乘客也能控制方向盘，我们想朝着一个方向行驶时，它却争着把我们引去另一个方向，这让人感到不安。我们松开油门的时候，一只看不见的脚却将其踩得更紧。

寄生生物就像那位隐形的乘客。它们擅长瞒骗我们的免疫系统，潜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开始作恶。它们引发皮疹、病变和疼痛；它们将我们从里到外吃干抹净；利用我们孵化它们的幼虫；耗尽我们的精力；让我们失明、中毒、残疾，有时甚至可以杀死我们。但这还不是它们造成的全部影响。有些寄生生物还有另外的锦囊妙计——一股了不起的隐秘力量，甚至让研究它们的科学家感到震惊和困惑。简而言之，这些寄生生物都是精神控制的大师。无论是像病毒那样微小，还是像绦虫那样长约6英尺，它们都找到了各种狡猾的方法来操纵宿主的行为，现在许多研究者强烈怀疑这些宿主也包括人类。

我创作本书的动力来源于互联网上的一项发现。我是一名科学记者，有一天，当我在寻找有趣的写作主题时，偶然发现有一种单细胞寄生虫，以老鼠大脑为攻击目标。入侵的寄生虫通过操纵老鼠的神经回路——具体如何操作仍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问题——将老鼠内心深处对猫的恐惧转化为了吸引力，从而将老鼠直接引诱到了它的捕食者口中。我惊讶地发现，这不仅对猫来说是个好结果，对寄生虫来说也是个好结果。事实证明，该寄生虫要想完成其生殖周期，下一个阶段所需的环境正是猫的肠道。

这一发现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猫，它总爱把死老鼠扔到我脚边。虽然我被它这个习惯吓得不轻，但还是忍不住佩服它的狩猎本领。现在我开始思索如此聪明的到底是它还是寄生虫了。

当我继续查阅时，我读到了更令人惊讶的信息：这种微生物在人类大脑中很常见，因为当我们接触猫的粪便时，猫就会把它传给我们。斯坦福一名与该研究相关的神经科学家推测，这种寄生虫可能也在干扰我们的大脑。我为了弄明白他的意思便联系了他，他给我引介了一位捷克的生物学家。“他为人有些古怪，”他警告我，“但我觉得值得和他聊聊。”我拨通了一个布拉格的电话，在接下来一个多小时里，我听到了职业生涯中听过的最离奇的故事。我好几次都以为电话那头的人可能是个疯子，但我将这些想法放到一边，继续听了下去，我无法不这样做。我为好故事着迷，这个故事具备了一流医疗悬疑小说的所有元素。它从诡异变得吓人、奇怪，然后变得令人振奋。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它会对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们的谈话结束后，我打电话给其他猫寄生虫专家核查事实。起初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做，因为我害怕自己听起来太容易上当受骗了。但是一个接一个的消息来源称，那个捷克人的想法虽然还没有被证实，但值得认真研究。他对人类的研究，以及带领他走上探索之路的奥德赛之旅，成了我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写的一篇长文的基础。我在本书的一章中也对其有所描述，同时还包括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你可以自己下结论。（提醒一句：在你读到那部分之前，请不要惊慌地把宠物猫送走。因为我会更详细地阐明，我们可以采取比与心爱伴侣分离更有效的方法来防止感染。）

在调查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其他关于寄生性精神控制的事情。我了解到寄生生物迫使宿主成为它们的私人保镖、保姆、司机、仆人等。科学家有时候知道它们如何完成这些壮举，有时候也会摸不着头脑。在我看来，神经外科医生和精神药理学家能从寄生生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一旦了解了它们的把戏，我就很难再用与以前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了。我惊讶地发现，被我们称为“自然选择”的奇观，背后往往是寄生生物在指挥行动，影响着捕食者和猎物之间的斗争结果。它们的“舞台艺术”，让我对生态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疟疾和登革热等蚊媒疾病的传播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虽然寄生生物的强制性手段对人类产生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影响，但也并非全是坏消息。一些微生物实际上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不安好心的入侵者需要抵抗的远不止我们的免疫系统。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宿主形成了强大的心理防御来抵抗寄生生物。科学家称这种精神屏障为“行为免疫系统”。实验表明，它在感染风险很高的情况下开始发挥作用，促使处于危险中的生物体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以降低其所面临的风险。举个简单的例子，狗对外伤的反应就是舔伤口，用富含杀菌化合物的唾液包住伤口。然而，对像人类这样的灵长类动物来说，我们的行为防御似乎越来越与抽象和象征性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许多看似与病原体搭不上边的习惯和特征，例如我们的政治信仰、性态度或对打破社会禁忌之人不容忍的态度，这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源于我们希望避免被传染的潜意识。甚至有证据表明，我们周围环境中细菌的存在——如腐臭的气味或肮脏的生活条件等——会影响我们的性格。

寄生生物直接或间接地操纵我们的思维、感觉和行为。事实上，我们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可能不仅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框架，也塑造了整个社会的特征。这也许可以解释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病原体肆虐的地区与通过接种疫苗、改善卫生条件而大幅降低患病风险的地区总是存在着文化差异。大量证据表明，在我们身处的更广泛的人群中，寄生生物的流行会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宗教习俗、择偶倾向，以及政府公共政策。

这些主张背后的科学研究还不成熟，有些只是初步的研究成果，可能经不起仔细推敲。但是相关研究正在迅速积累，一门新学科的轮廓已经开始成型。这个新兴的领域被命名为“神经寄生虫学”。不过，可不要被标签蒙蔽了眼睛。虽然神经科学家和寄生虫学家目前正在主导着这项研究，但它已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免疫学、人类学、宗教学和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研究者。

如果病原体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真的如此深远，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发现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科学家此前低估了寄生生物的复杂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生物体复杂的生命周期，以及它们微小的体型和隐藏在体内的特征，使得研究它们的难度极高。认为寄生生物是低等、退化的生命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员的无知而产生的。寄生生物无法作为独立、自由生活的生物存在，这一点被当作它们处于原始状态的佐证。处于进化阶梯高层的宿主可能会像牵线木偶一样被这种简单生物（许多甚至连神经系统都没有）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想法听起来似乎很荒谬。

直到20世纪末，人们还认为我们对寄生生物只有基本的行为防御。的确，那些细微适应行为——表现为自发的思想和感觉——几乎完全被忽略了，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外沿。科学家和我们一样不了解潜意识冲动，因此这个“地下”王国之所以没被发现，只是因为没人想到去寻找它。

即使在今天看来，寄生生物——宿主关系的密切和复杂程度仍让许多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感到惊讶。外行人时常讶异于自然界如何让寄生性操纵出现得如此之早，有些手段看起来如此聪明和狡猾，简直只有人类或全知之神才想得出来。行为免疫系统的出现，加上这些手段，只会增加我们理解这种互动关系起源的难度。所以在继续之前，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演化是如何发生这种转向的。

寄生生物和宿主已经彼此竞争了数十亿年。第一批细菌被第一批病毒寄生。当更大的、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出现时，这些微生物相应地在它们身上定居。同时，寄生生物继续进化成不同形式的个体——蛔虫、蛞蝓、螨虫、水蛭、虱子等。随着生命规模和复杂性的增长，自然选择偏爱那些最擅长躲避宿主防御系统的寄生生物，以及最擅长击退入侵者的宿主。

如今，人体构造的各个部分几乎都见证了这场古老的斗争。我们最基础的防御手段是皮肤，它提供了一个厚厚的屏障，挡住了聚集在其表面的微生物群体。可以进入人体的部位都受到了十分严格的保护：眼睛里充盈的泪水可以冲走入侵者，[1]耳朵里的毛发可以防止虫子进入，鼻子里的过滤系统可以过滤空气中的病原体。进一步侵犯的入侵者只会遭遇更顽强的抵抗，例如，呼吸道产生的黏液会捕获入侵者。我们通过食物吞下的任何微生物很可能都在胃这口“大锅”里惨烈而死。胃里的工业级酸性物质完全可以把你的鞋子烧出个洞。[2]如果所有这些防御都被突破了，免疫细胞就会加入战斗。这支军队领头的哨兵会给入侵者做标记，紧随其后的是吞噬入侵者的白细胞和其他记录敌人标记的细胞，这样一来当身体再次遇到相同的敌人，就可以迅速调用新的军团。

在这样的火力下，你会认为人类应该总是胜利的一方。但是寄生生物相较我们而言拥有巨大的优势。它们惊人的群体规模，令我们相形见绌，而且它们快速的复制率确保了总会有少数占据优势的幸运变异体存活下来。宿主和寄生生物之间的战斗是一场无休止的军备竞赛。

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任何通过偶然改变宿主的行为得以促进自身传播的寄生生物（例如，促使宿主靠近下一个宿主），都会迅速繁殖。由于宿主无法快速演化以识别寄生生物的各种新伎俩，因此宿主的最佳生存策略，就是获得能为他们提供更广泛保护的特征。比如让动物对常见传染源——如浑浊的水、粪堆或其群体中行为怪异的成员——感到厌恶的变异可能就起到了这种作用。这种心理性适应的优越之处在于，其抵御的不是一种而是成百上千种传染因子。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演化不可能错过这样的机会。此外，保护人体免受感染的本能反应也会通过学习和文化传播得到强化和改进，从而进一步发挥其益处。事实很可能就是如此。

尽管我们的噩梦中会出现狮子、熊、鲨鱼和挥着武器的人，但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一直是寄生生物。中世纪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被黑死病夺去了生命。[3]在哥伦布（Columbus）到达新大陆后的几个世纪里，95%的美洲原住民丧命于天花、麻疹、流感和欧洲入侵者与殖民者带来的其他细菌。[4]死于1918年西班牙流感疫情的人，比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壕里的人还要多。[5]疟疾是目前地球上最致命的传染因子之一，它可以称得上是有史以来的头号大规模杀手。[6]专家估计，自石器时代以来，这种疾病已经杀死了半数在地球上存在过的人。寄生生物如何在我们之间传播，以及我们在应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威胁时发挥出的思维潜能，在这些问题上的新见解可能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一方面，这可能会催生出全新的方法来阻止这些可怕的传染因子的传播；另一方面，神经寄生虫学的研究能够拓宽我们对精神紊乱根源的了解，而通常我们并不会将其与寄生生物联系起来，这可能会使精神紊乱的预防与治疗取得进展。在不久的将来，这一领域最大的希望是，能够丰富我们对自己和我们在自然界中所处位置的理解。当然，关于这一前沿领域提出了一些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如果病原体能扰乱我们的大脑，那么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负的责任？我们真的是自己想象中的自由思考者吗？寄生生物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它们如何影响道德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将试图挽救自由意志的概念。但请注意：它同时也遭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