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战争的继续演进

进入仰韶晚期阶段，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和社会组织方式继续向着更加复杂的形态演进，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复杂的酋邦(60)，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方龙山文化和南方地区的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伴随着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和复杂化进程，战争也随之以持续地演进。

复杂酋邦阶段的社会类型，有大汶口、良渚、屈家岭等。谢维扬指出：“但是在原始社会后期，尤其是酋邦形态下，战争无论在目的、手段和规模上都有了很大变化。功利的目的，包括对土地和财物的占有，对人力的俘获和对人口的吞并，逐渐变得重要起来。随之而来战争的残酷性也增加了。”(61)酋邦时期的暴力程度超过了此前村落之间武装冲突的水平。具体到物质形态的资料，则表现为一个社会防御系统的更加完善和扩大，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证据就是城池的出现。但对于酋邦时代古城功能的研究，却存在很多的争议，这使问题显得相当复杂。

城池不一定是武装冲突加剧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城池遗址是在巴勒斯坦发现的杰里科古城，时间是公元前7800年前后。但关于这座古城是出于何种目的修建，目前还没有确定答案(62)。段渝师就认为，长江中游的几座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史前古城建造的原因并不是战争的激化(63)。理由是，这些酋邦社会不惜成本投入大量劳动力进行玉器艺术品的生产，目的是加强领导者的神圣象征。这是酋邦社会区别于国家的核心——早期国家的统治者可以使用暴力完成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但酋邦组织的暴力是有限的。它的组织力并非来自强迫，而是来自观念或宗教的力量。在对政治领袖或宗教观念的信仰力的支配下，民众被组织起来，他们不需要暴力强迫。

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酋邦社会权力的基础正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非凡领袖“卡里斯玛”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卡里斯玛”一词最早出现在《圣经·旧约》中，原义是“神恩赐的礼物”。获得这种神所赐予非凡禀赋的人，就可以成为犹太民族的领袖。韦伯借用了《圣经》中的这个词，并运用于学术领域。他对该词的学术定义是：“‘卡里斯玛’（Charisma）这个字眼在此用来表示某种人格特质；某些人因具有这个特质而被认为是超凡的，禀赋着超自然以及超人的，或至少是特殊的力量或品质。这是普通人所不能具有的。它们具有神圣或至少表率的特性。某些人因具有这些特质而被视为‘领袖’（Fuhrer）。”(64)显然，这种具有非凡神圣属性的领袖人物只有拥有非凡的卡里斯玛才能对酋邦社会进行有效的控制。屈家岭文化时期的酋邦政治体修建巨大城墙的目的，正是强化统治者的卡里斯玛。因为这些城墙有平缓的坡面，并不利于防御，却有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这些城墙的建造是为了“标志酋长权力的强大和尊严”(65)。这种强大与威严的力量，就是神权政治的卡里斯玛。

学者蒂莫西·厄尔指出，酋邦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依靠于意识形态与其物质象征之体现。这些象征事物是观念、价值、传说、神话的转型，通过大型纪念性建筑、文字书写等象征对象转化为一种仪式性的真实(66)。显然，长江流域史前的巨大城垣建筑，就属于此类酋邦意识形态控制的礼仪大型建筑。

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认为长江中游古城壕是战争暴力下的产物。如郭立新就认为，从大溪文化晚期开始，象征军权的石钺出现了，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社会冲突空前激烈，因此城址的修建是为了保卫中心聚落以及抵御来犯之敌。战争的激烈使本身用于渔猎的镞变为武器。镞的武器化完成于石家河文化早期(67)。对于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似尚可商榷。第一，石钺在史前十分普遍，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作为普通的生产工具，并非一定就意味着石钺象征军权。第二，前面已经讲到，旧石器时代的战争已经普遍使用镞，镞的武器化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并非“石家河文化早期”。第三，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屈家岭时期那些古城的构成形态，如果是为了军事防御，那为何要将城墙修建为陡坡面？

真正进入国家阶段，并且以军事防御为目的的城墙建造，必然要求垂直的墙体。例如，早期国家阶段的陶寺遗址所处时代充斥着动荡和大量的军事暴力，正是陶寺这样的社会，才建造了垂直的“直立式挡土墙”。陶寺的直立城墙在外部完全垂直，在内侧则为陡坡(68)，显然有利于防御而不利于进攻。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不能证明当时的战争与防御是修建城池的根本原因，也并非所有的史前古城都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造的。但自仰韶晚期以来，确实开始出现了一些以防御功能为目的的史前城堡。

1993—1996年在郑州西山发现了距今5300—4800年的仰韶晚期古城址，面积大约3万平方米，城内最大的房屋有100平方米(69)。有学者认为，这座仰韶晚期古城的出现，说明了暴力冲突越来越剧烈，而这座古城本身也是在外界压力的优势下遭到摧毁的(70)。除此之外，在与西山古城址同属仰韶晚期秦王寨类型的河南荥阳点军台遗址三期处发现了灰坑H57。这处灰坑中互相叠压着散乱的十具人骨架，有的只有下肢，而有的缺少下肢(71)。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遗址中M45墓主的左右各有蚌壳装饰的龙虎图案(72)。二里头仰韶时期遗址F1中有残存的人骨架(73)，当为献祭与建筑奠基的人牲。

这些现象与后来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堡中的出土情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不难感受到仰韶晚期政治中心背后浓烈的军事暴力气氛(74)。一方面，这个社会可以组织大量的劳动力从事城墙的修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西山遗址的城墙不是屈家岭古城的那种斜坡体，而是具有实际军事防卫功能的墙体；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有能力捕获人牲用于建造房屋的奠基仪式，或者将敌对者置于死地，这就意味着，这一社会存在着某种有组织的、有计划性的群体暴力，有能力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某种资源的再分配和社会整合。

任式楠认为，这一时期古城址的出现，说明此一时期的社会已经区别于此前凝聚式、平等式的环壕聚落，而是开始形成了统治集团在强制性的色彩下驱使人们构筑城垣以巩固统治集团安全的状况(75)。这就意味着，这一时期黄河中游的发展状况和长江中下游的发展情况是不同的。有学者认为，早期国家的出现并不一定是最复杂酋邦演进的结果，恰恰相反，豫中地区简单的酋邦却可能发展为早期国家(76)。联系到长江流域酋邦社会的复杂和物质形态的精美繁复，再联系黄河流域中游龙山时期充斥着各种暴力的古城堡，这使线条索渐渐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