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婚姻令人目眩神迷，一个人前途未卜地跃入另一个人的怀抱。婚姻很难直视，也无法琢磨清楚。哲学家常如喜鹊般扑上去：瞧！一个千变万化、闪闪发光的命题，充满无限可能，又像彩虹一样斑斓。你不正想抓住它，带回家，长久占有吗？
然而，婚姻很少被当成哲学命题。也许在传统意义上，家庭生活为女性领地，似乎太过琐碎而不值得深思。我在大学修哲学时，所读之书的作者大多是单身汉：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康德、尼采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看来，婚姻阻碍了严肃的哲学研究，并未激发思想的灵感，难道不是吗？我和朋友们致力分析的是：自我与他人的情感关系。我们彻夜长谈父母婚姻，有的幸福，有的不幸，并自问是否将步入婚姻围城。我想拥有择偶的自由，但我怎知是否选择正确？
婚姻披着传统的外衣，其下暗涌着种种冲突——自我与他人、身体与灵魂、激情与克制、浪漫爱情的诗意与家庭日常的乏味。每天我们都在伴侣的注视下，在自我和社交角色间切换，险象环生。受到令人担忧、模棱两可的双重束缚，我们却被期待建立美满的家庭。无论好坏，我们对婚姻问题的作答——结婚与否、嫁娶何人、婚后如何、能否维系，答案往往接近人生意义的内核。悠悠百年，婚姻命题塑造了宗教、政治和社会历史。当然，在我们的文化里，选择单身或离婚，和选择结婚一样都有其意义。就拿克尔凯郭尔[2]来说吧，他解除婚约不仅是人生变故，还催生了存在主义。我们一旦开始思索婚姻，便会与哲学的宏大命题不期而遇：欲望、自由、自我、变化、道德、幸福、信仰和他心（other mind）的神秘。
19世纪中叶，玛丽安·埃文斯得偿所愿，蜕变为作家乔治·爱略特[3]，第一部小说的问世为其带来“天才”作家的美誉。与此同时，她还找到了人生伴侣。之前一连串的情感纠葛让她伤痕累累，直到邂逅作家乔治·亨利·刘易斯——他的妻子与他的挚友私通。1854年，爱略特和刘易斯“私奔”到柏林，之后二人共度了24年的光阴。虽然他们无法成婚，但她以“刘易斯夫人”的名号自居，还将每部小说手稿题献给“丈夫”。乔治·爱略特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我哲学课的教学大纲中，而且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对婚姻命题的探究兼有哲学大家的坚韧和艺术大师的细腻。
爱略特与刘易斯初结同心，便惊叹于婚姻的“美妙体验”。“这个二人世界，赋予了我感受和思考的双重力量。”1这些文字指向的话题——事业的雄心、与爱人的相濡以沫和作品中的情思交融，形成了哲学新声音，会在未来继续塑造她的婚后生活。正是这种糅合及引发的挣扎，造就了绝世之作。它们的浓烈、深刻和实验性，至今仍令人眼界大开，灵魂舒展。乔治·爱略特的小说探寻平常人生，揭示思想与情感真理，令读者感同身受。她的文学成就卓异不凡，以至于后辈作家深觉唯有创新小说形式才可与之比肩。
爱略特奋不顾身地与刘易斯同居，虽然得到了巨大成长，但也身陷难以走出的危机。他们的结合并未得到宗教的赐福，也未得到法律的许可；她敢称之为婚姻，是想令其摆脱教会和国家的束缚。对于她的同代人，二人的关系近乎丑闻，所以她多年来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同时，婚姻又使她成为乔治·爱略特。刘易斯敦促她动笔写小说，并在她苦心创作、自我怀疑时一直给她鼓励。他充当了她的经纪人、外宣和秘书。20多年来，她每天扮演着“刘易斯夫人”的角色，然而这个名号并不真实：她永远做不了刘易斯夫人。就像“乔治·爱略特”一样，也只是个虚构的自我，一位男性作家，因而有权成为一个严肃的思考者和流行小说家。
爱略特这代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笃信宗教。J.A.弗劳德写道：“在我们周围，精神的灯船已经脱离了泊地。”2这位历史学家早年经历了与爱略特相似的信仰危机。当未来的人们“发现航灯在水上随波逐流，指南针偏离了方向，只能靠星辰来指路，他们将茫然无措”。1851年，新婚的诗人马修·阿诺德自问，婚姻忠诚是不是人们渴盼的唯一信仰和真理：“哦，爱人，让我们对彼此/忠贞不渝！”3爱略特也走上了同样的信仰探求之路，在一个变动不居、飞速旋转的现代世界中，将天长地久的爱情作为心灵之锚。然而，她的婚姻经历，却与弗劳德、阿诺德等她熟识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士大相径庭。爱略特从少女时代直至暮年，始终在思索其时代定义的“女性问题”：女性如何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在爱略特的作品中，以及在她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女性问题与婚姻问题密不可分。在亲历女性问题的过程中，她既渴望别人的认可，又拒绝妥协，常常夹在二者之间痛苦不堪。
“我从未将自己当成导师，而是当成你们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41875年，爱略特这样写给友人，那时她正在完成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她找到了有创意的写法来处理深层问题：她没有将想法投射到人物身上，也没有把说教渗透到情节中，而是用艺术的方式进行哲学探讨。她愿意在人际关系和情感中斟酌推敲，利用图像、象征和原型来展开思索，拓展了大学经院哲学的正统观点。然而一直到20世纪，这些学校都将女性拒之门外。爱略特想到了自己的朋友赫伯特·斯宾塞[4]——一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他正因“情感淡漠”5而错失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削弱了他的观点和理论的说服力。爱略特来探讨一下哲学本身的问题也无妨。她的哲学风格富于同情心，颠覆传统，还闪现出幽默，因为专注而变得多姿多彩，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一次触碰、一段情感波动，往往使短暂的瞬间具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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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由这些亲密而易逝的瞬间构成，却也有着史诗般的架构。婚姻不断成长，不断改变，随岁月前行，延伸至未来。为了呈现这一点，乔治·爱略特写出了鸿篇巨制《米德尔马契》。长期的恋爱和婚姻关系像一株植物，有它的成长阶段和周期，受到季节以及多变的天气影响。环境恶劣时，它可能枯萎死亡；濒临死亡时，也可能重获新生。如此想象婚姻，我们便将其与鲜活的人和关系相连，使其植根于一个生态系统之内。维多利亚时代的哲学家们将这个系统称为“背景”（milieu）或“环境”。我们也可称之为“世界”。它是融合了自然、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混合物。
与另一个人生活，就意味着步入了他的世界：接触他的家庭、他的友情、他的文化、他的职业道路、他的野心；了解他知道的地方、他思索的可能性；熟悉他的品位、他的风格，还有他的习惯。进入婚姻生活，无论结婚还是同居，都意味着要分享生活，而这个二人世界也在成长和改变。
1853年，玛丽安·埃文斯与乔治·刘易斯初见时，他们的世界早已有交集——在伦敦同一个文学圈里活动。他们曾读过同样的书，都浸润于塑形时代的思潮中，其中包括斯宾诺莎的哲学、卡莱尔的历史书和讽刺作品，还有浪漫主义文学。当二人的涓涓细流相交汇，一个分享的世界便开始成长。
实际上，在这个分享的世界里，最重要的是努力理解这种成长。19世纪充斥着发展的思想，又生发出进步理念和进化论，这改变了人们审度自然、历史和自身的方式。玛丽安和刘易斯在研究歌德时，将成长看作集结了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命题。二人初识时，刘易斯正在写关于歌德的传记，并在他们同居的第一年完成此书。他解释道：正是歌德的影响，使“我们笃定追溯发展的阶段。要想理解长成物（the grown），我们得追溯其成长过程（growth）”6。
歌德的第一个科学成果，是一篇名为《植物的变形》的小论文。他应和了斯宾诺莎的观点，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看作“宇宙的双生要素”。在他看来，一株植物不只是物质实体，它还是一个原型、一个概念，是一个流动的图案或一种成长节奏，以根、茎、花、果的可见形式表现出来。7歌德对形式和变动的执着，被乔治·爱略特融入小说文本，贯穿在对人类性格“演变”8的探索中，也渗入越发大胆的文学实验里。
如果用一株植物来隐喻婚姻，那一定如歌德想象的那样：它本质上在成长，既有理想的一面，又有实际的一面；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具体的；既善于内省，又热衷表达。我所说的“婚姻问题”也应被视为鲜活之物，它一直在成长，向新的方向开枝散叶，既深深向下扎根，又向上生长去拥抱世界。爱略特的婚姻问题，与世俗、法律和艺术中表达的婚姻意义纠缠在一起。因为婚姻问题贯穿了她整整一生，所以无法用只言片语加以总结。婚姻问题塑造了她的自我意识，使她的情感经历变得丰富多彩，并不断在她的写作里得到表达。
为了研究乔治·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本书将在传记、哲学、文学阐释、艺术史与宗教史之间穿梭。本书开始于一个选择、一个重要日子和一段蜜月，终止于死亡、哀悼和另一个选择。
循着这条轨迹，本书既以主题为框架，也按时间顺序安排。阅读爱略特的作品，想象她写作时的心境，我们眼前会呈现作家在生活和艺术作品中共同探索的主题，那属于婚姻哲学的范畴：圣洁与道德、天职与表达、激情与牺牲、母爱与创造力、信任与幻灭、成功与失败、命运与机遇、爱情与失落，当然还有哲学的本质。
传记这种形式，旨在理解人际关系和情感，并关注生命的形式和变化；传记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方法，拓展了哲学的边界，使其进入爱略特所开辟的文学领域。传记展示了爱略特思想成长的轨迹，从而为哲学探索提供了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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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最后岁月，爱略特和刘易斯虽与众多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名家来往，但他们二人世界的核心依然是她所谓“分享的孤独”。也许这一描述适合所有婚姻，当然孤独的经历既包括幸福的满足感，也有绝望的孤独。如果说婚姻是被分享的主体性，那么真理也只能从内在获得。这种内在性就是婚姻的神圣所在；当一段婚姻被破坏，其中遭到背叛的就包括这种内在性。
菲莉丝·罗斯出版于1983年的《平行的生活：五段维多利亚时代婚姻》，就将目光投向5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的婚姻——托马斯·卡莱尔、约翰·罗斯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查尔斯·狄更斯和乔治·爱略特。她认为，其中爱略特和刘易斯的婚姻最为美满。他们是所有人中唯一没有合法成婚的，而且妻子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奋力扶持妻子的丈夫，难道这只是一种巧合吗？难道正是这些例外情况，令他们的伴侣关系更为自由、更少妥协、更加真实吗？爱略特婚姻成功的经历，似乎完美契合了罗斯关于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主张。我们依然倾向于喜闻爱略特藐视习俗，乐见她得到一切——事业有成、爱情幸福、财富自由、功成名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身为人母。
其他传记作家也对乔治·爱略特的反传统婚姻赞誉有加。但是，随着品读她的信件、重读她的小说，我开始越发质疑爱略特和刘易斯营造的“完美爱情”表象——当然这至少部分证明了评论家的观点有误。小说中描摹的阴暗的婚姻生活，那反复上演的充满矛盾、残酷和失望的场景，如何与爱略特叛逆的理想化公众形象联系起来？这些小说场景是否通过击碎体面婚姻的光鲜外壳，来向谴责其作者的道德观念复仇？或许这些场景表达了爱略特的内在体验。苏格兰作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曾形容爱略特被其丈夫护佑在“精神温室”9里，爱略特曾宣扬爱“自由”10，她如何与这种丈夫共度一生呢？奥利芬特夫人是个寡妇，她接连出版了十几本小说、传记和历史书来供养自己的三个孩子，她甚是羡慕爱略特无与伦比的文学生涯。然而温室虽可提供呵护，但也令人压抑窒息，并不适合人类栖居。
爱略特若是感到婚姻令人窒息、令人失望，她会承认吗？《米德尔马契》的叙事者暗示，夫妻藏起自己家庭的磨难也“并非坏事”。他解释道，不幸仿佛是失败，我们的自尊需要将其隐藏，而爱略特肯定有强烈的自尊。“我们这些凡人，无论男女，一天里要吞下很多失望11，要忍住泪水，唇色发白，面对质询还要回答：‘哦，没事！’自尊帮助了我们，而且当自尊只是让我们藏起自己所受的伤害，不去伤害别人，自尊就不是件坏事。”《丹尼尔·德龙达》中的年轻妻子格温德琳·格朗古相信，显露她的“失望”和“悲伤”除了带来“耻辱，给她的伤口火上浇油，别无他用”12。我并不是说，刘易斯夫人私底下和卡索邦夫人一样悲惨，或者像格朗古夫人一样受过虐待，但她很可能也有相似的感受。至少我们可能会好奇，一场幸福的婚姻里，要包含多少眼泪、多少妥协、多少压抑和绝望的岁月，才会有人质疑婚姻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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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附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开始于好奇。思索人际关系也往往从好奇开始，而这好奇又挥之不去。世上的婚姻伴侣有万万千，有多少屋舍就有多少个家。周围遍布日常的神秘，我们却很少对其深入探究。也许一个灯火通明的窗户，不时让我们窥见屋内的二人世界：我们可以看见厨房，或起居室，但很少能看见卧室。小时候我们在自己家里，对熄灯后大人的独处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们相互爱抚或天各一方时都会有什么感觉。
几位爱略特的传记作家，对她和刘易斯的性生活已经大加揣测了一番，但我们对此依然所知寥寥。一份不知转了几手的资料引用了爱略特的话，那是她与刘易斯相恋早期对避孕和性满足13（不知是指丈夫的还是指妻子的）的讨论；22年后，一位好友看见刘易斯握住并吻了爱略特的手。爱略特似乎具有性张力，甚至超过许多妙龄女子，但无从得知她是否故意运用这种吸引力，也不晓得她是否觉察出自己的魅力。能够确定的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隐晦地表达了对性爱的兴趣——她对性爱的种种模式、波动、隐藏深度和复杂性都兴致盎然。当然这不一定是爱略特的亲身体验，只是告诉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想象力所达到的范围。
爱略特和刘易斯之间的往来信件，全部与二人同葬于海格特墓地。这虽然令我们无从知晓他们亲密关系的细节，却提供了些许的启示。这表明二人无比关注婚姻的隐私，尽管他们对亲朋好友也很关心，乔治·爱略特成名后对孩子们也更为尽心。我们忍不住想，要是能挖出那些埋藏的信件，便可撬开记录其二人世界内在秘密的黑盒子。的确，大多数婚姻都含藏着秘密，也有可能大白于天下，但这些秘密中也可能包括问题、矛盾和灰色区域，其中的矛盾冲突当局者更迷，更无从解决。
例如，你如何分辨保护欲和控制欲，如何分辨爱恋和自私，如何分辨忠诚和屈服？谁妥协更多，谁牺牲更多，谁受苦更多？谁驾驭最多的权力？人对自己的婚姻并非了如指掌，就像人无法自知一样，人们知道这些问题肯定有答案，但究竟是什么就很难发现了。
我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同理心，再加上一点点想象力，我们便可以来研究爱略特的婚姻问题。我们自己或许也有过相似的经历。如果人们将“维多利亚人”等同于传统婚姻和“穿着紧身裙”的道德规范，也许就会惊讶地发现，像乔治·爱略特这样坚定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竟然为婚姻概念带来了新的灵活性。她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探索的众多主题——欲望、依赖、信任、暴力、神圣，可以被转化成婚姻生活中更为宽广但更反传统的思维。14这样，爱略特可以成为我们在“思想挣扎路上的伙伴”，即使在这些挣扎中她还遇到了前所未闻或者难以想象的可能性。
从传记的角度来看，爱略特不凡的境遇使她更接近婚姻的现代体验。她与几名男子都有过情感纠葛，35岁左右才找到人生伴侣。她选择不要孩子，小心翼翼地经营着与刘易斯儿子们的关系。在婚后几年里，她的收入远超丈夫。她既享受了二人世界，又游离于婚姻习俗之外，这为她提供了婚姻的两种体验，既熟悉又令人迷惑。对于这样一位女性，一段成功的婚姻从来不是简单地屈从于社会习俗，而是在危险地走钢丝，人们拭目以待，看她是否会轰然坠落。
[2]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作家，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幼时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性格忧郁。1840年完成学业后向雷吉娜·奥尔森（Regine Olsen）求婚，转年因无法摆脱忧郁而绝望，更觉自己不可能拥有美满婚姻，最终决定跟雷吉娜解除婚约。后来他成为致力于反思神学的作家。
[3]乔治·爱略特是玛丽安·埃文斯为了使作品得到出版机会所起的男性化笔名。
[4]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著名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他终身未婚，出于个人隐私的考虑，他选择封闭自己，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他的研究和写作也因而受到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