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进化的选择
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问。
——中国经济学家 梁小民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每个人从早上醒来的一刻到晚上再睡下的一刻,一直都在做各种选择:选择做什么早餐,选择穿什么衣服出门,选择今天拜访哪位朋友,选择下午去哪里聚餐……
企业也是如此,选择哪种商业模式,选择做什么产品,选择定什么价格,选择谁成为高管,选择录用什么样的员工……
人们时时刻刻都面临选择,经历了上百万年的人类进化也是如此。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爬行动物到智人,无数种生物在无数种选择中发展。当然,在这个残酷的过程中,也有众多选择错误的生物逐渐被进化淘汰,而那群作出了正确选择的猿猴,最终让人类站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选择的学问。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正是无数人类吃货们的各种正确选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和文明的发展。
直立选择
为了吃到东西,人类不得不站起来
人类祖先到底是从何时与其他生物作揖而别,走上向高等生物发展道路的呢?史学家提出了各种猜想,但最有共识的是吃货改变了这一切,原始的食欲主导了关键节点。这一次“选择”成为人类重要的经济学实践,从此世界变得不同。
让我们回到距今600万年前的东非大裂谷。
此刻正是一个炎热的盛夏午后,东非大裂谷如同横卧的十字架,两侧断崖石壁鬼斧神工,谷底松柏叠翠,深不可测,无数湖泊在巨大的谷底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宛如一颗颗发光的宝石。
这里已经有3年未下过一场像样的雨了。持续干旱的趋势依旧看不到尽头,烈日依然灼烧着大地,热气裹挟着尘土,一浪接着一浪袭来,谷底动物开始阵阵骚动。
裂谷东面石壁下一个巨大的洞穴中,住着一个猩猩家族。洞穴位于坡地上方,背后是陡峭的石壁,宽大舒适,冬暖夏凉。
此刻,一只年迈的猩猩首领正躺在洞口纳凉,它背靠石壁,眼望谷底,那里的树木日渐枯黄,往日莺飞蝶舞的画面也难觅踪迹,湖泊正在褪去最后一丝蓝色。干旱从未持续如此之久,家族库存的食物已快耗尽。这个曾经威望极高的首领,也正在遭受年轻一辈的挑战。
“报告大王,大事不好……”
坡底下跑上来一只神色慌张、身材精瘦的小猩猩,手里还捏着半个野果子,估计才刚啃几口,上面还留着一排不整齐的牙印。
“什么事?慢点说。”猩猩首领镇定地说。
“大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发现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跟小王子有关系。你最好跟我去看看……”
首领跟着小猩猩起身赶往事发地点,周围打着盹的猩猩也被这番话惊醒了,呼啦一下都跟了过来。
小猩猩在谷底一个接近干涸的湖泊边停了下来。干旱已让湖边原本茂密的树木枯萎大半,周围零星分布着一些野果树,树梢上挂着一些红色果子。
树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一群小猩猩为了摘取更高处的果子,正后肢站立、空出前肢摘野果,看他们驾轻就熟的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姿势了。
猩猩首领一声断喝:“孽障,你们都给我趴下!”小猩猩们被这霹雳断喝吓了一跳,齐刷刷回过头来,猩猩王子也被吓傻了,两前肢捧着野果,两后肢站着僵在原地,等待父王大人的发落。
猩猩首领训斥道:“你们这是什么动作,你们可知道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猩猩王子憋了半天回答道:“我们好饿,低处的果子都被吃完了,再不站起来摘,大家都会被饿死。”
猩猩首领道:“再饿也不能忤逆祖先,这等模样成何体统?”
猩猩王子道:“站起来怎么啦,我觉得很方便,也不比趴着难看。而且,总有一天低处的果子要被吃完,趴着的等死,站着的才能活下来。”
猩猩首领气得捶胸顿足:“逆子,要么你趴下,要么你就滚!我不想看到你勾腰驼背的样子!”
猩猩王子愣住了,它没想到父亲会说这样绝情的话,但年轻气盛的它很快镇定下来,望着周围的小猩猩说:“从今天起,我就要站起来,我不想趴着饿死,谁愿意跟我走就一起来吧!”
说完,猩猩王子站着走进了树林中,有十几只小猩猩也模仿着王子的样子站起来跟了上去,转眼消失在茂密的原始丛林中。
清风拂面,夏蝉怒鸣,猩猩首领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愤怒和失落瞬间涌上心头,它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叛逆者站着走出自己的视野而毫无办法。
这群出走的猩猩再也没有回来,不久,百余里外的山谷里出现了一个直立行走的猩猩家族。
这是发生在600万年前东非大裂谷的一次离家出走小事件的情景再造,却是人类进化的大事件。
当时,非洲气候突变,自然环境面临巨大挑战,食物出现严重的供应危机,靠近地面的野果所剩无几,猩猩必须站起身才能吃到更高处的野果,而且站立能解放前肢,让它们比用嘴衔野果的猩猩占有更多食物,所以,选择直立行走让它们有更大概率在灾难中活下来。
2012年3月,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与英国剑桥大学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研究发现,人类的祖先之所以由四肢着地变为直立行走,是为了独占不易获得的食物,必须腾出双手以便搬运更多。
京都大学教授松泽哲郎表示:“由于气候变化导致森林面积减小,人类的初期祖先意外获得珍贵食物的机会增多。在与其他个体的竞争中,直立行走的一方更占优势,久而久之,直立行走成了一种常态。”该研究成果被刊登在美国科学杂志《当代生物学》上,获得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同。
直立行走除了能占有更多食物、采集更高处的食物,还可以让猩猩节省更多能量。在爬行时,猩猩整个后背都一览无遗地暴露在阳光下,能量消耗极大,选择直立行走,身体受到阳光直射的面积大大减少,热辣的阳光大多只能晒到其头部,而头部正好顶着浓密的毛发,可以让猩猩能量消耗大幅度下降。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人类身上发现了一种普遍现象:“人类改善自身境遇的欲望,尽管是平静的、不带感情色彩的,却是与生俱来的、伴随终老的。”
选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在环境和资源遭遇危机时,人类会作出更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因为资源是稀缺的,选择最合适的生存方式才可以实现生存概率最大化。
商业经营也是如此,一个企业的资源有限,生产什么产品,这是一个选择。社会治理也适用同样的逻辑,一个社会既要实现效率,又要实现公平,这还是一个选择。
经济学就是一门研究如何选择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类无穷欲望的科学。它能帮助人们找到最优方案,以此来满足人类的大量需求,所以,经济学被称为一门“选择的科学”。
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从利己角度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的,然而,虽然人类的行动大都由自身利益所决定,但最后可能会无意中成全利他主义。
《国富论》中有一个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能理性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也会产生社会收益最大化。”
举个例子:生产食品的人为了让自己获取更大利益,会选择把菜做得更好吃;做手工艺品的人为了留住回头客和卖个好价钱,也努力把手工艺品做得更精美;建房子的人为了多赚钱,用心把房子建得更加结实和舒适。各行业都如此行动,最终将使人类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
600万年前,离家出走的小猩猩们选择了直立行走,它们可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作出了叛逆的选择,却无意中为人类进化开启了新征程。
几百万年后,那群叛逆的猩猩进化成的人类,以科技、艺术、哲学等重新塑造和主宰了这个世界,而另外一群猩猩,它们选择继续爬行,直到今天。
直立行走是猿人的第一次经济学实践,虽然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足以证明经济学的“选择”逻辑已经开始在人类进化中发挥强大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人类进化,新颖且妙不可言,这很好地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人类发展的关键性拐点变化,人类一旦开始发展就不会停止,接下来,也许还会有一系列的选择等待着人类。
迁徙选择
为了获得更多食物,人类分散到全球
迁徙充满着风险,留在原来的营地明显更加安全,那人类为何甘愿冒着巨大风险也要选择走出舒适区?也许是人类不得不直面的经济学中的选择难题,这是一次生死选择,也是一次无奈选择。继选择直立行走之后,人类再次艰难选择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直立行走大大增强了原始人类生存的能力,让他们提升了竞争力,而那些选择继续爬行的猩猩,则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食物,渐渐被进化规则淘汰。
但原始人类很快发现,仅仅选择直立还不够,还需要手足够长,甚至跳得更高才能摘到最高处的果子。随着种群逐渐扩大,资源开始被稀释,仅仅每天采集3小时已经无法养活部落人口,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才可以保证族群不会挨饿。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创作的《人类简史》描述了3万年前人类史上最快乐、幸福指数最高的时光:“大约早上8点离开部落,在附近的森林和草地上晃呀晃,采采蘑菇,挖挖根茎,抓抓青蛙,偶尔还得躲一下老虎。等到中午过后,他们就可以回到部落煮午餐。接下来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聊聊八卦、讲讲故事,跟孩子玩,或者就是放松放松。”
事实上,原始人类的生存是建立在自然能提供充足食物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地上有什么他们才能获取什么,他们并未创造食物,只是停留在对食物的收集层面。虽然,原始状态下的猎物、野果看起来无限多,但在部落周围一天步行所及区域内的资源却是有限的,再加上人类狩猎能力和工具存在局限性,一个部落所能捕获的野味、野果、菌类数量及质量也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刚开始,他们只需在暂居点附近就可以收集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会需要走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才可以满足需求,最后可能无法在一天之内来回,这时,他们就会选择搬迁。
在母系社会,男人大部分时间充当的是苦力劳动者和传宗接代者的角色。所以,获取猎物和食物的能力就成为女性择偶的标准,只有获取食物能力强的男人才可能获得异性的青睐,才能将自己的基因传下去。于是,雄性竞争开始了。部落每到一个新地方,男人为了获得女性的欢心,会卖力彰显自己的力量。狩猎成为一种竞技比赛,他们会很快把部落聚居地附近的资源一扫而光,成群的野兽被杀得四散逃窜,成片的蘑菇被迅速采光。
野生动物从来没见过这等场面,它们带着惊恐的眼神看着这些直立行走、拿着杀器、目露凶光、以肉食为乐的奇怪物种,侥幸存活下来的不得不仓皇远遁。
一旦聚居地附近的食物耗尽,他们便会立刻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到新地方后,如法炮制,千万年乐此不疲地重复,那时的地球人口不多,大自然提供了足够的迁移空间,整个天地都是原始人类的免费“食堂”。
食物成为原始人类迁移的驱动力,为了获得更多食物,史前人类不断循着食物的方向前进,频繁转移阵地,他们披星戴月、从不回头,他们月月搬家、年年异地,在此后几万年中,他们一步步从东非大裂谷分散到达地球各个角落。
人口迁移大都是因为自然环境、战争、资源等极端事件,史前人类的迁徙几乎都是为了获得更多食物资源。在食物的诱惑下,他们一路前行,让人类活动遍及全球,由于地理环境、日照强度、气候存在极大差异,他们也逐渐进化出不同肤色的种族。
考古学家发现,大约在100万年前,非洲猿人到达欧洲,大约在57万年前,非洲猿人抵达北京周口店。他们都遵循了生存的需求,跟随了舌尖的诱惑,在食物的牵引下,一路风尘仆仆迁移。
在经济学中,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改变的重要驱动力。史前人类也遵循了经济学规律,食物的收益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存方式,驱使他们不断迁移,最终完成了人口族群的进化。
近代人口的迁移也是因资源驱动而起。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口逐渐向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的大城市集中。如日本全国约1.26亿人口(2020年10月1日数据),其中,约1400万人口集中在东京;韩国全国约5200万人口(2021年数据),约1000万人生活在首尔;澳大利亚全国约2500万人口(2021年数据),悉尼和墨尔本两个城市的人口就占了1000万以上。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经济圈,成为人口的四大聚集地。
人类经济发展形态决定了人口迁徙的方向,人口迁徙的聚集效应进一步加强了地域人才的竞争力,呈现出叠加的“马太效应”。人口越聚集分工越细,分工越细竞争力越强,越吸引人口,从而形成人口虹吸效应。
吃货的一路迁徙,形成了世界人口的多元化分布形态,是吃货的胃引导了这一切,也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塑造了这一切。
迁移是痛苦的,人类基因中对故土的怀念也许在此刻就已经形成。痛苦的过程却孕育着新的生机,人类因为食物供需问题被迫作出这次选择,极大扩展了生存环境,为人口大增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带来了群体的经济活动,为迎来另外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条件。
火的选择
熟食促使人类文明超预期飞跃
个人选择影响个人行为,群体选择形成经济现象。群体选择会深刻改变群体,如同现在的互联网,全世界人民共同选择互联网,世界因此而改变。猿人时代,他们共同选择了将火带回家,这是人类的第三次选择,也是一次偶然选择,但火对人类却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影响。
直立可以采到更高处的果子,空出的双手能占有更多食物。自从站起身之后,人类祖先可以看到更远处的野果、蜂蜜和鸟蛋,感觉视野被完全打开,世界呈现出了另外一种景象。
饥肠辘辘的胃在呼喊,舌尖上欲望在膨胀,他们拿起前不久才学会制作的棍棒、石斧,在觉醒的原力驱使下,冲出了非洲,奔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仅仅懂得吃喝拉撒,那人类与普通动物也并无两样。直立行走后不久,一项史前技术革命让人类实现了真正的种群突破,彻底奠定了人类在生物界的地位。
经济学中,“技术革命”这个词是指人类为实现发展需要而创造的手段发生根本性飞跃,一般体现为生产工具、工艺过程出现重大变革。人类近代的三次技术革命,分别是18世纪以瓦特的蒸汽机为主导的第一次技术革命、19世纪以电力为主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20世纪以信息为主导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而火的发现和使用,从人类进化意义上来说,完全超越了近代的三次技术革命,它让人类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古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禁止人类用火,普罗米修斯看到缺乏火种的人类生活困苦,就私自帮助人类从奥林匹斯山盗取火种。
普罗米修斯因此触怒宙斯,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然后又让他的肝恢复,使他日日承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
但这仅仅是神话,人类真实的火种却源于史前雷电。
55万年前,北京周口店的一帮吃货外出打猎,遭遇了一场因雷电劈树而引发的森林火灾,不少没能及时逃跑的动物被烧死,场面惨不忍睹。这群空手而归、饥肠辘辘的猎人被一种异常的香味吸引了,那些看起来被烧得黑乎乎的动物,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香味。饥不择食的他们开始尝试吃这些被烤熟的动物,意外发现口感和味道都比以前吃的生肉好很多。他们决定把火源带回山洞,希望能再次做出这样的食物,这是火第一次进入人类生活。从此,人类生活有了烟火气。
吃货与火的偶然相遇,引发了一场史前技术大爆炸,原始人类对火的发现和利用,给人类的进化带来了惊人的巨变。经过火烤熟的食物更加容易消化和吸收,还可以形成200多种新的化合物,这可以帮助人类身体获得更加充足的营养。
食物烤熟的过程,杀灭了其中的病菌和寄生虫。生肉中常含有旋毛虫之类的寄生虫,如果直接吃,可能会出现发热、水肿、皮疹、肌痛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但经过高温加热后,寄生虫被彻底杀死,从而大大降低了人类的死亡率。
吃货对熟食的消化速度更快,熟肉比生肉的口感和味道都更好,充足的营养让人体的内脏、大脑、骨骼、口腔的进化速度加快,从而为提高脑容量作好了铺垫。
在篝火到达人类聚居地的那一刻,人类文化也开始产生。
英文单词“focus”的中文意思是“焦点”,而“focus”最早的意思是“火炉”,17世纪才被物理学家开普勒用来表示光的“聚焦、焦点”。在原始社会里,火堆毫无争议地成为劳作一天归来的人群的“焦点”。
通常,原始人类会围成一圈在篝火旁烤猎物、吃东西。火堆成为人们交流、聚会的焦点之地。山谷的风呼啸而来,篝火不仅有取暖功能,火堆旁也成为部落吃货们进行沟通的平台。
这个意义非同凡响,在千百年的时光流转中,人类一直交流甚少,平时也只是在遇到后简单打招呼,天黑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既没有交流场所,也没有交流契机。
火堆给人类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也为人类的社交创造了场景和契机。在火堆边,集体烹饪、分享的模式开始出现,以火堆为中心的社交生活逐渐成熟。
以前,进食是一种单独、快速的个人行为,现在有了火堆,吃饭变成了一种多人的、慢节奏的群体共享行为。人们有更长的时间围坐在火堆边,共同取暖,一起烹饪,可以说,火堆是人类最早的社交圈。
一群人聚集在火堆旁,交流自然就多了起来。你可能需要让老王帮你递一块木材,让老李帮你递一块你够不着的肉,或许你面前的水喝光了,希望老赵给你再倒一点。
在漫长无聊的夜晚,大家也会围着火堆分享当天的打猎经过、猎物信息,可能还需要沟通什么动物肉好吃,哪里可以捕猎到这样的动物,怎么烤才比较味美。
这些沟通需求,进一步引发了另一个链式技术大爆炸:语言的产生。如果说人类选择直立行走划清了人类与动物的界线,那么,人类选择用火则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快速进化。
人直立行走之后,口腔上壁隆起,吻部萎缩,口腔和喉咙之间形成一个直角空间,口腔变得更大,这是造物主恩赐的“直角”,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它有利于人类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使用火之后,熟食让人类的咀嚼器官不需要再那么用力,咀嚼器官开始萎缩,给发音器官腾出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进一步促进了声音共鸣和唇音形成。
人类强烈的沟通意愿驱使他们发出零碎、连续的音符,人类世界开始出现欢声笑语,那个把火带回家的选择再一次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熟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前吃生肉需要更多进食和消化的时间,而现在进食和消化的时间大大缩短,人们留出了更多思考的时间,这进一步促进了人类大脑容量的增加。
人类一开始思考,很多事情就开始发生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就是火堆旁的座位。人们围着火堆而坐,有的位置显眼,有的位置有风,有的位置多烟,有的位置取食物不方便,一开始,大家都是先到先得,慢慢地,一些人认为应该把好位置让给长辈坐,长辈理应得到更多关心。
人类的思考导致了认知的差异和共识,人群由此开始分化,渐渐倾向于把好位置让给那些部落里地位最高的人,阶层开始产生。而且,这种“排座次”的习惯一直传承到了今天,形成人类延续至今约定俗成的规矩。
人类选择把火带回家,无意中促成最令人瞩目的史前技术大爆炸,快速推动了人类的进化,而且火在之后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也一直充当着重要角色。
一开始,人类用火煮熟食物、照亮黑暗、避寒取暖、驱离猛兽,然后,人类开始用火熔化金属,铸造青铜器,进入制造工具的青铜新时代。近代,人类用火点燃了石油,沸腾的蒸汽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火炬传递仪式,开启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而今,人类点燃火箭、离开地球,探寻更神秘的宇宙,颠覆了人类千万年来对世界的认知。
选择使用火,是人类进化的偶然,也是人类的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人类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人类的身体进化、语言产生、文字出现都因此而大大加速。
选择了火,让人类超越自身生活状态的局限,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人类组织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一次完美的经济学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提升了人类身体吸收营养的收益,降低了死亡率,降低了人类生存的成本。
定居选择
渴望稳定食物引发第一次经济革命
游牧采集是无意识的收集活动,随着人口增长,这种被动的采集方式已经让食物捉襟见肘,食物供给和需求出现缺口。人类不得不面临第四次选择,他们选择了定居稳定下来。这一石破天惊的决定,到底对今天的人类生活有哪些影响呢?
在狩猎和采集时代,史前人类的食物基数并没有改变,他们仅仅是在开展一种纯自然的采集、狩猎活动,从这个角度看,他们跟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其实并无太大区别。
当然,随着人们采集技术的进步,早期人类逐渐积累了采集经验,能够预判食物生长的规律和地势等,但由于当时对气候、土壤、湿度等缺乏认识,所以大致来说,依然是靠运气来偶然发现食物的,食物获取具有极强的随机性。
首先是发现食物的地点随机,可能跨越几个山头也没有遇到猎物。其次是在觅食过程中出现的猎物物种和数量随机,也许遇到的是温顺的梅花鹿,也许遇到的是凶猛的豹子,也许遇到的是一只,也许遇到的是一大群,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不好说。不仅猎物随机,食物采集也十分随机。可能走不了多远就发现一大片野葡萄,也可能辛苦跋山涉水却只能找到几朵小蘑菇,最后一群人不得不忍受饥饿。这种择食的随机性对整个群体的生存威胁是严重和致命的。
所以,人类“拿来主义”的自然采集、捕猎方式,在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面前使食物捉襟见肘,特别是在寒带的冬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一群吃货在漫天大雪里冻得瑟瑟发抖的场景,在百万年中一次又一次地上演。
大约1.2万年前,在全球人类一路吃一路生的情况下,人口快速增长,曾经一度超过了300万人。原始的狩猎和采集方式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食物需求,他们不得不加快迁徙的频率,搬得更快,走得更远。
但是,迁徙异常艰苦且充满了危险,比如气候变化无常、沿途有猛兽出没,这导致很多人死在了迁徙途中,而且能否及时找到合适的迁徙地也充满不确定性,如果长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食物充足之地,对一个部落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从《人与自然》等节目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迁徙的艰辛。
除了迁徙,有没有一种好办法可以让人类一劳永逸呢?
转折点出现在9000年前左右,饱受迁徙之苦的人们忽然停了下来,他们选择定居在一个地方,并且开始驯化动物和植物,他们想让肉类和粮食供应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这个天才般的选择,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未来,虽然当时世界的各大洲、各个部落无法相互联系,大家却几乎像是收到某个命令一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定居和驯化。
这群具有远大理想的吃货先祖,为了自己的胃、家人的胃、子子孙孙的胃,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驯化运动,从动物到植物,只要能吃的统统要驯化。
在狩猎时代,猎手们往往需要一个更好的伙伴和助手来提高狩猎效率,于是,速度极快、敢于冲锋、智商足够的狼很快进入人类视线,他们最先成功驯化了狼,也就是今天的狗。
狗幸运地成为吃货先祖们驯化的第一种动物,面对强敌勇猛异常,对人类忠诚度极高,这大大提升了捕猎效率。狗拥有极强的嗅觉,且智商较高,能理解人类的口令,与人类合作搜寻和包抄猎物,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世界各地的岩画上,我们会发现很多狗参与狩猎的场景。狗与人类相处上千年,逐渐获得了人类普遍的认同。在许多旧石器墓葬中,都会出现狗殉葬主人的情况,而旁边经常摆有狩猎工具,可见当时大多数人类已经把狗作为狩猎助手。
许多文明曾想把狗驯化成一种肉类提供源,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原因特别搞笑,那就是狗本身也是吃货,吃得多、不长肉,粮食转化成肉的效率太低,如果当成肉狗养很不合算,所以最后狗被赶出了肉食领域。
进化并没有让狗走猪的路线,也算是命运对狗的垂青。猪就比较惨了,论智商它们跟狗不相上下,但因它们一吃就胖,粮食转化成肉的效率极高,于是入选人类肉食榜并成为首位。
人类的驯化没有停止,他们继续穷尽一切办法来开脑洞。
4500多年前,人类想找一些动物做免费苦力。他们发现南高加索地区有一种野马劲儿大、跑得快,是非常合适的劳动力,于是历经挫折,终于成功驯化了这种野马,用以拉犁推磨。这种驯化的马很快就在阿拉伯半岛和欧亚大陆得到了普及。
人们还发现,这种马不但可以干苦力,还可以作为代步工具。在茶余饭后,这些吃货们翻身上马扬鞭出门而去,带娃遛弯轻松无比,野外狩猎效率也事半功倍。
人类也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把野生植物变成可栽培的植物。有几种划时代的植物被驯化,其产生的影响力至今还在,就是人们熟悉的小麦(单粒小麦)、大麦、小扁豆、鹰嘴豆、豌豆。感谢那些胆大的吃货们,他们多次以命试吃野生植物,为后来的人类奠定了农业种植基础。
吃货们选择驯化植物,最初的确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最后产生的影响力并非吃喝这么简单。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植物的驯化,直接决定了会塑造何种文明。小麦和大麦塑造了古巴比伦文明,玉米塑造了墨西哥的古玛雅文明,而水稻、谷子则支撑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在中国古代,水稻代表南方的吴越文化,谷子代表的是中原文化,而小麦和大麦则属于西域文化,小麦通过“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逐步让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交会。
少有人知道,其实谷子的祖先是一种狗尾巴草,古人驯化了这种野草,让它结出了融入中国文化的谷子。古代典籍中经常提到的“江山社稷”的“稷”就是指谷子,以粮食寓意江山和政权,可见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人类选择驯化动物、植物,选择定居方式,让人类再次跃升到另外一个发展阶段。从迁徙的游牧模式转化为农业模式,这种最早发生于两河流域的转换,被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
人类选择定居再次有力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吃货们天才般地发起了这次经济革命,从以前的被动采集食物转变为主动创造食物,食物基数被放大。这次伟大的选择,让人类文明发展进入了新纪元。
产权选择
食物归属成为物权的起源
原始社会的主要经济物品是食物,食物的归属自然就成为焦点。饥饿成为原始驱动力,食物短缺成为催化剂,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口较多的部落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季,让基因和后代延续下来呢?人类主动进行了第五次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吃货一手造成的。
战争的导火索是产权,而产权又是第一次经济革命后的农业模式带来的,所以,战争可以说是史前人类第一次经济革命的间接产物。
在狩猎和采集的游牧模式下,所有猎物和采集物品都归部落共有,由部落首领进行统一分配。也就是说,在狩猎和采集时代,人类几乎没有产权概念。
第一次经济革命后,人类的农业定居模式正式开始,人口增长速度变得更快,大量人口出生,导致部落规模越来越大,聚集居住的人也变得更多,人类的免疫系统面临新挑战,不得不去适应营养短缺、出现疾病等情况。
据科学家分析,远古智人在定居生活后,不迁徙、不运动、大面积聚居,平均寿命居然缩短了大约10年。看起来,生命还是在于运动,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部落规模增大之后,饥饿的情况更多,病毒也更多。
因为饥饿经常出现,人们逐渐有了风险意识,希望自己采摘食物、捕获猎物后要储备一些以抵御随时到来的食物危机,自己的财产要和别人分开,才可以做到有备无患,这让产权自然而然出现了。
人类的习惯也开始改变,从“共有制”的游牧社会逐渐过渡到“私有制”的定居农业社会。
为了表示产权,他们开始尝试给自己的食物打上特有的标记。一开始只是随便涂涂,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打的标记和别人的标记很接近,容易混淆,于是他们继续改进,在不断形成个性化和差异化中,人类文明符号——文字逐渐出现。出现在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在初创之时就是一种记账工具。
原始社会的农业模式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抗风险能力较弱,天气会直接影响收成。定居后人口增速变快,一旦遇到气候不好的年份就会出现缺少食物的情况,生存便成为每个部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此刻,食物已经有了产权,那些拥有更多食物的个人或部落,便成为其他饥饿人群觊觎的对象。但因为私有制理念已经形成共识,不能像过去一样理所当然地共享别人的食物,要想获得食物,只有通过武力掠夺。于是,最原始的暴力冲突在饥饿的驱动下出现。
动物有与生俱来的掠食行为,现在依然可以从《人与自然》节目中看到类似的场景:东非草原上,一只狮子猎杀了一只鹿,还没来得及吃,血腥味就吸引了一大群鬣狗,它们成群结队地围住正打算进食的狮子。狮子虽然是兽中之王,但也会因寡不敌众被迫放弃到口的食物。
一开始,抢夺还比较容易,因为在私有制形成初期,原始人类都是以单个家庭为单位,如果抢夺食物,就跟鬣狗胁迫狮子一样,几个人的围攻就可以轻易抢走。
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力量非常微小,他们再次联合成私有产权下的联盟部落。这有别于以前的公有产权部落,此时的部落内部每个人的物资属于个人,联合是为了对抗暴力抢劫的人,这是私有产权下自发组织的防御联盟。
那些拥有大量猎物、小麦等食物的部落风险最大,他们分分钟可能被抢劫,所以他们不得不加强防御,修筑更加坚固的大门和仓库,甚至用轮流值班的方式来守护财产。
攻守双方开始博弈,掠夺方想办法更新武器,防守方想办法加固工事。为了突破坚固的防御,掠夺方也会联合其他部落一起,提高攻破物资大户的概率,然后他们均分战利品。
而防御的一方也不示弱,同样聚集更多的部落共同防御,人类最早的军事攻防组织产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饥饿让穷途末路的人冒险抢劫,拥有食物的人则舍命保护食物,以群体力量抵御群体力量,人类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通常,掠夺方和防守方并不是固定的。如果今年甲部落运气好获得了丰收,就成为防守方;明年甲部落可能因为被抢夺或收成不好,他们又成为抢夺方。如此重复,最后造成原始时代最残酷的混战。
千百年来,吃货的领地和防御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所以,一个孩子从小就会抱着好吃的东西不撒手,奋力护住自己的食物,这是人类在进化中刻在基因里的记忆。
即使到了现代,也会因争夺食物而爆发战争。1958年至1976年,冰岛与英国之间一共发生了三次“鳕鱼战争”,战争前后持续近20年,核心就是争夺一种好吃的美味——鳕鱼。
战争以掠夺食物为开端,而后愈演愈烈,人类渐渐不满足于抢夺食物,人口和土地也成为战争要掠夺的重要资源。因为这些资源可以在后续生产源源不断的食物,这也是人类在发展中不断成熟的价值理念。战胜一方不再杀死俘虏,而是强迫他们去地里劳作,让他们生产出更多食物,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最初简单的对食物掠夺演变成对综合资源、劳动力的争夺,部落冲突升级为大型战争。
战争是残酷的,赤手空拳既无法有效进攻,也无法保护自己的食物。所以,武器始终与人类战争相伴发展。远古时代,各国神庙里供奉最多的三尊神是:武器之神、食物之神、权力之神。
为了能够更快消灭对手,人类不断研究战略战术,不断改良战斗武器,马、青铜器、火等开始被应用到战争中。冲突规模和死亡人数不断扩大,有战马和武器参与的战争比用拳头的肉搏战死亡人数多出数十倍。
攻守双方继续博弈,人们开始不断扩大更多联盟,汇聚形成更大的部落。此刻,松散的部落管理形式已经无法组织更大规模的进攻与防御,必须有更好的组织形式。于是,“国”的概念开始产生,这是比部落更大的组织,能够更高效地组织人力物力,满足更大规模的掠夺和防御。
一开始是许多小国组成的联邦,但由于每个小国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号令起来极其困难,所以组织战争的效率也较低。中国的周朝后期就是这样的,周天子对70多个诸侯国的控制力较弱,要不要帮周天子打仗还得看他们的心情,最后这些小国羽翼渐丰,甚至开始跟周王朝对抗,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都是由小国成长起来的,最后一起瓦解了周王朝。
欧洲也如此,各个贵族宣誓效忠国王,每个贵族又都有效忠自己的骑士。打仗时,国王征召贵族,贵族看心情决定要不要参战,贵族愿意参战就征召骑士,骑士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召集附近的农民。而骑士召集的农民大都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他们带着锄头、自备干粮、背着锅碗瓢盆就出发参战了。到了秋天,即使战争还没结束,农民也要回去收割庄稼,极可能骑士一觉睡醒,发现部队全部回乡下收麦子了。
所以,这种模式只能支撑小规模冲突,无法支撑大规模战争,如果有更大的野心占领更多土地、征服更多疆域,就必须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完成中央集权改造的国家。
从分封制到帝国制,国家规模更大,国家力量也更强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改造,将秦王朝变成一个帝国。“帝国”不再是普通的国家形式,而是领土更大、实力更强的组织概念。秦帝国产生200年后,罗马帝国也出现在了欧洲。
600万年前,人类选择了直立行走,同动物区别开来。100万年前,人类为了得到更多食物,踏上寻找食物之路,选择了向四面八方迁徙,从而遍布整个地球。55万年前,人类选择将篝火带回营地,催生了语言和文字,成就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再次推动人类的进化过程。9000年前,为了应对狩猎采集的不确定性,人类决定定居下来,驯化动物和植物,从游牧状态转化为农业社会模式,开始第一次经济革命。随后,人们选择了私有制,选择了产权,制造了冲突,产生了战争。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人们又选择了国家,再选择了帝国模式,国家又塑造了今天的世界格局。
简言之,吃货促成了战争,战争催生了国家。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选择则是人类永远的难题。人类的每一次选择,都跟吃紧紧联系在一起。每一次选择,都会成就一部分人,也会淘汰一部分人,一次次选择的叠加,最终造就了今天的世界。
人类作出的所有选择都存在一种底层思维逻辑,那就是远古吃货们自己拥有的,但未意识到存在的、至今依然影响人类作选择的思维方式:经济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