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园高中

1926年秋，季羡林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这里读了两年书。山大附设高中分文科和理科，文科校坐落在济南北园白鹤庄，又称“北园高中”。从此，他那十五六岁的青春年华，就同风景如画的白鹤庄紧密连在一起。泉城济南的地势，南高北低，七十二名泉的水流出地面，一股脑儿都向北流来。就连泰山北麓的泉水也通过黑虎泉、龙洞，汇入护城河，最终流向北园，一部分注入小清河，流向大海。因此，北园成了水乡泽国，到处荷塘密布，碧波潋滟。风乍起，吹皱一塘清水，无风时则如一片明镜，可以看到二十里外的千佛山的倒影。塘边绿柳成行，夏天杨柳绿叶葳蕤，铺天盖地，如烟如雾，即使不能“烟笼十里堤”，也把天地之间染成了绿色，自是风光旖旎，赏心悦目。

白鹤庄就在杨柳深处，是一个荷塘环绕的小村庄。虽然不见白鹤飞来，可确实是一个念书的绝妙的好地方。校址设在村中的一处大宅院，大到住了二三百学生也一点儿不显拥挤。当时学校共有六个班，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一年级四个班，季羡林在一班。这两年他一直担任班长，座位排在教室第一排左首第一个位子。

这是一所公立高中，教师待遇较好，师资队伍可谓极一时之选。

正谊中学校长鞠思敏应聘担任该校的教员，教伦理学课，课本用的是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鞠先生衣着朴素如故，威仪俨然如故，讲课慢条斯理，但是句句真诚动听。他这样一个人本身就是伦理的化身。1947年，季羡林回国后回到济南，去母校拜访鞠先生，他早已作古。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在日寇占领期间，大义凛然，不畏威胁利诱，誓死不出任伪职，穷到每天只能用盐水泡煎饼果腹，终至贫病忧愤而死。鞠先生为中华民族留正气，为后世子孙树楷模，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季羡林。

讲授历史和地理的祁蕴璞先生是山东教育界的名人。他原是第一师范的教员，后来到山东大学教书，在附中兼课。在历史和地理的教学中，他堪称状元。祁老师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人，说话有点儿口吃。他的讲义每年都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考古发掘的最新成果，以及学术界的最新学说，加以补充修改。所以，他教给学生的知识都是最新的知识。这种做法不但在中学绝无仅有，即使在大学中也十分少见，其原因就在于他精通日文和英文。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最积极最热情最及时地吸收欧美的新知识。而祁先生订有多种日文杂志，还随时购买日本新书，有时候他还把新书拿到课堂上给学生看，生怕手上沾的粉笔末弄脏了新书，战战兢兢地用袖子托着，从那细微的动作可见他对书籍的爱护。祁先生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地影响了季羡林。祁先生还在课外举办世界新形势讲座，学生中愿意听者可以自由去听。他讲演时只有提纲，没有讲义，届时指定两个文笔比较好的学生作记录，然后整理成文，交给他改正，再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季羡林是被指定的两个记录人之一。当时没有什么报纸，祁先生的讲演让学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开阔了视野，增加了知识。

国文教员王昆玉是山东莱阳人，他父亲是当地有名的文士，王先生家学渊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特别是古文写作方面更为突出。他为文遵循桐城派义法，结构谨严，惜墨如金，逻辑性很强。王先生有自己的文集，是他手抄的，从来没有出版过。王先生上课，课本使用现成的《古文观止》，不是每篇都讲，而是挑选出来若干篇加以讲解。文中的典故当然在必讲之列，而重点则在文章义法上。《古文观止》里的文章是按年代顺序排列的，不知什么原因，王先生选讲的第一篇文章竟是比较晚出的明代袁宏道的《徐文长传》，讲完后出了一个作文题目《读〈徐文长传〉书后》。在此之前，1924年，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向林兰女士主编的《徐文长的故事》投去三篇稿子，都被采用，可见徐文长其人其事引人注目。季羡林从小学起作文都用文言，到了高中仍然未变。他驾轻就熟地写了一篇《书后》，不意竟获得了王先生的青睐，定为全班压卷之作，评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当然很高兴，老师的夸奖激发起他的学习兴趣。于是，他又拿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三苏的文集，认真研读，其中不少名篇他老年时仍能背诵如流。王先生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亲手发给每个人，把差的排在前面，好的放在后面。作文后面他都写上批语，有时候还会当面说上几句。季羡林的作文簿总是最后发下来。那时候高中学生全都住校。季羡林喜欢自然风光，春秋时节，吃过早饭以后到上课之前，他经常一个人到校舍南面和西面的小溪旁散步，看小溪中碧水潺潺、绿藻漂浮。晚间下课，他又走出校门在小溪旁徘徊流连，只见月明星稀，柳影洒地，草色离离，荷香四溢。他最喜欢看的是捕蟹，附近的农民每晚来到这里，把苇箔插在溪中，水能通过苇箔流动，可是螃蟹则过不去。农民点一盏马灯，放在岸边，螃蟹只要看见一点儿亮，就从芦苇丛中爬出来，爬到灯边，农民一伸手就把它捉住了。间或有大鱼游来，被苇箔挡住，游不过去，又不知回头，只在箔前跳动，这时农民站起身来，举起带网的长竿，想把鱼网住。但是，鱼大劲儿也大，它不会束“手”待捉，奋起抵抗，往往斗争很久，农民才能把它捉住。这是季羡林最爱看的一幕。王昆玉先生有时也来这里散步，他还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夜课后闲步校前溪观捕蟹记。季羡林喜欢写抒情或写景的散文，这个作文题目正中下怀，他的“生活”积累足够，写起来得心应手，酣畅淋漓，又一次在全班夺魁。

教英文的刘先生个子矮矮的，是一中的教员，来这里兼课。他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水平非常棒，季羡林非常钦佩。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季羡林在班上英文成绩首屈一指。刘先生有一个特点，每当学生在课堂上提出问题，他自己先不回答，而是指定学生回答，指定的顺序按照英文水平高低排列。每个学生的水平在他心里都有一本账，他指定回答的学生当然要比提问的学生水平高。如果回答不了，他再依次向上指定学生，最后往往就要指定季羡林。一般问题季羡林都能够回答，如果实在回答不了，那就由刘先生亲自出马了。那时候，季羡林已经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教授的那一点儿英文，他开始购买和阅读原版英文小说，并尝试着翻译。他节衣缩食，每年能从生活费里省出两三块大洋，就用这钱买英文书。买书是通过日本东京的丸善书店，办法很简便，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下书名，再加上三个英文字母COD（cash on delivery），日文叫作“代金引换”，意思就是书到了以后，拿着钱到邮局去取。在两年之内，他共买过两三次书。他接到丸善书店的回信，就像过年一般欢喜，立即约上一个要好的同学，午饭后沿着胶济铁路，步行走到十几里外的商埠，从邮政总局把书取回来。虽然不过是薄薄的一本，他内心却充满一种无可言状的幸福感。

那时候，季羡林开始学习第二门外语——德语。胶东半岛曾被德国强占，特别是青岛，当时有不少德国人。所以，当地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多多少少懂一些德语。北园高中开设德语选修课，季羡林对外语兴趣浓厚，于是就选修了这门课。

那是新旧交替时期，济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军阀当局提倡读经，经学在当时是一门重要课程。教经学的先生是一位清朝遗老，可能得过什么功名。他在课堂上，张口就是“你们民国”如何如何，“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于是得了个“大清国”的诨号，真实姓名反被人忘记了。四书五经他都能背诵如流，据说还会倒背，所以上课从来不带课本。《诗》《书》《易》《礼》他也能讲一点儿，完全按照注疏讲。还有一位教诸子的先生姓王，北大毕业，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王先生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他曾写了篇长文《孔子的仁学》，把《论语》中讲到“仁”的地方全部搜集起来，加以综合分析，然后得出结论。此文曾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季羡林的叔父读了以后，大为赞赏。经学、诸子这些功课，季羡林当时虽然不能全懂，但每堂课都不落下，为他日后研读国学打下了基础。由此可见，季羡林从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经过长期的熏陶和积累，以至对国学经典烂熟于心，运用自如；他大学读的是外国文学专业，出国留学学习的是南亚、中亚的古文字。这些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成就了他非凡的学术本领。若干年后，他从欧洲回国，途经瑞士，一位历史学家请他将《论语》和《中庸》译成德语，这种难度很大的工作，他却驾轻就熟，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