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请愿

1930年秋季开学，季羡林来到北平西郊的清华园，成为西洋文学系德语专业的一名新生。不久西洋文学系改名外语系，这个系在以培养留学生见长的清华大学赫赫有名，教授多数是外国人，为数不多的中国教授有吴宓、叶公超、王文显，都是名噪一时的“海归”，讲课一律用英语。学生里有钱锺书、万家宝（曹禺）这样的佼佼者。他们俩比季羡林高一个年级。季羡林学习的课程除了德文、英文、法文之外，还有国文、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现代文学、近代戏曲、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概论、文艺心理学、西洋通史等等。他还选学了俄文和希腊文。季羡林求知如饥似渴，除了必修课和选修课，他还旁听了一些课程。其中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让他受益不浅。朱先生的课在季羡林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研究比较文学的种子，让他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比较文学学科重建中成为扛旗人物；而陈先生的课则确定了他把印度学研究作为终生从事的事业。

季羡林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他是一个心系家国的热血青年。就在他入学的第二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中国军队不抵抗，短短四个月日军就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行动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沦丧，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青年学生勇敢地走在运动的前列。清华学生召开全校大会，决定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季羡林积极参加了南下请愿活动，因为日军1928年5月占领济南，他当了一年亡国奴，他恨透了日本侵略者，痛苦的经历驱使他不惜冒死一搏，他积极参加了南下请愿团。

清华、燕京等院校学生共同组成的南下请愿团，从前门火车站登上一列火车，左等右等，车子硬是不开。他们派人交涉，站长说：“我没有得到指令，这样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负得起责任？”于是，大家下车卧轨，把脑袋搁在枕木上，切断交通线。学生真是舍生忘死，万一火车开动，那就立刻人头落地。经过斗争，站长终于答应开车。路上，大家讨论什么时候开始绝食，那时候火车开得很慢，如果上车就绝食，到了南京人都饿晕了，还请什么愿？最后决定到浦口绝食。到了浦口，乘轮渡过江，大家开始绝食，徒步走到总统府。那里全是学生，人山人海，上海来的居多，北平学生受到热烈欢迎。蒋介石不肯出面，派清华老学长钱昌照出面斡旋，他劝大家先吃饭，否则蒋委员长不见。大家反对，他就让跟他走，说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接见。到了中央军校，来了很多说客，都是清华老校友，劝他们先吃饭。大家硬挺着不吃，坚持到9月29日夜里12点，蒋介石终于出来了。他说：“你们从北方来，没看到沿途络绎不绝的军车吗？那都是我派的，到北方去抗日。”蒋介石花言巧语说了一通，答应抗日。蒋介石走后，大家开始吃饭，然后登上火车返回北平。后来季羡林和同学们发现，他们被蒋介石欺骗了。

第二年，到了纪念“九一八”一周年的时候，季羡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已经降到了冰点，对形式主义的纪念活动毫无兴趣。尽管如此，他仍然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1933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继续伸向华北，承德、古北口相继陷落，国民党军队撤至密云、通州一线。“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季羡林心如刀割，他无心上课，痛恨自己不能上战场杀敌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