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推荐序一
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于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技术和产业链的内部，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和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我国最终也要走上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创新道路。如何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迎接创新方式转变时代的到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所必须提前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大繁荣》一书中，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深入探讨了自工业革命以后、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以来，先后领跑世界经济增长和创新的英国和美国的创新动力源泉和激发这种动力的制度环境，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当前学术界普遍接受的见解，很值得我们在思考中国未来变革问题时深思和参考。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推荐序二：与费尔普斯同行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大智慧的结晶。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了他超越经济学的思考，读到了他的历史厚重感、哲学思辨性、社会责任心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我有幸与费尔普斯教授共事三年多，与他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瑞士走了很多地方，开了很多会议，留下许多美好回忆，更重要的是，与他在思想上的同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活力和创新是本书的主题，也是这几年来我不断从费尔普斯教授口里听到的关键词。我们在一起探讨了活力与社会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文化、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活力与创新的逻辑关系、活力的量化检测方法等等。根据费菲尔普斯教授的解释，中国处于最有活力的发展阶段，绝不亚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费尔普斯教授30岁时见证了美国的活力，他80岁时有机会见证中国的活力，于人生而言，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和费尔普斯教授一起探讨了国家中长期创新能力的定量化评价。在目前各种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排名榜上，很多小国家名列前茅，例如瑞士经常位居第一，因为很多指标是用人均数据表示的。我们在瑞士看到他们标榜本国人均诺贝尔奖世界第一。但是，对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量化评价，什么用总量、什么用均值、什么用比重，什么用因、什么用果，一个国家是否参与前沿科技（如航天、核能）是需要更加理性设计的。更何况这些评价指标解释不了一个国家的中长期创新能力。例如，与制度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的关系。
《大繁荣》是费尔普斯教授的力作，但是肯定不会是他最后一本书。他体壮如牛、思维敏捷，仍然承担着一个大学教师的标准工作量并游走于世界各地，观察、思考、促进着世界的大繁荣。马上我们就要庆贺他的80岁生日，因为孔子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有说80如何，因此我也不知道如何用中文祝福他，只好用英文干巴巴地说，Ned，happy birthday to you! 另外我还要说，下一部力作最好还是在你生日前出版，那时，一个具有中国内涵的世界一流商学院的全体教师和学生将共同祝贺你生日快乐。当然，也别写得太快，给我们多留一些时间。
何志毅
新华都商学院理事长
北京大学教授
《北大商业评论》执行主编》
2013年8月
推荐序三
费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誉世界的大经济学家，邀请我这个忘年之交为他的新书《大繁荣》写序，压力很大！
我花了整整四天，躲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旁边的酒店里，通读《大繁荣》这本经济学的鸿篇巨制，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开窍解惑，醍醐灌顶。费老把激情和理性、科学和艺术、哲学和经济学、理想和现实、历史和未来、推理和实证完美地结合在书中，没有见过经济学著作还可以这样写的，我已经好些年没有读到过这样的好书了。就像读大哲学家卢梭深奥哲学的同时获得文学艺术的享受一样，读大经济学家费尔普斯透彻经济学的同时获得妙笔生花的陶醉。
《大繁荣》是费老对美国和整个西方过去数十年经济病症的诊断书和整治方案。他以悬壶济世之心、华佗扁鹊之术，望闻问切，把脉下药。读懂了《大繁荣》，不仅读懂了西方经济文化和经济制度，而且读懂了西方经济史；不仅读懂了资本主义，而且读懂了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书中深刻的分析和海量的文献让我有读君一本书、胜读百本书的收获。
费老把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盛，它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称为“现代经济”，并强调现代经济并不表示目前的经济。他以理论逻辑、历史验证和数据实证阐明了现代经济能够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美好生活，符合公平正义。而现代经济带来的一定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追求美好生活必要的成本。
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三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横向比较分析、纵向历史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符合现代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明确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主创新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西方经济和美国经济衰败的历史过程是放弃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对社团主义甚或社会主义侵蚀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一退再退的结果。要使美国经济和西方经济重振雄风，唯有再度拥抱现代价值观和现代经济文化，清除社团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对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腐蚀。
虽然《大繁荣》探讨的是对美国和西方经济病症的全面诊治，却对诊治中国的经济病症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2011年9月，在费老邀请我参加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经济学术会议上，我发表的论文《中国模式的悖论》就是在与费老的讨论、切磋和启发下写成的，此文在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响，验证了这种借鉴意义。
王建国
北京大学教授
中文版序
本书是讨论西方国家的议题：几个国家的经济在19世纪取得骄人成就，但在20世纪却未能继续保持辉煌，西方由此变得虚弱和迷茫，不确定能否重现昔日的荣光。这固然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但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很早以前，英国和美国也曾处于类似的阶段。在18世纪，这两个国家试图寻找更多的投资与贸易机会，进展甚微，但此后它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商业经济被改造为现代经济——由创新者而非贸易商作为领头人的经济。英国经济（包含经济参与者和经济制度）促成了生产率的“起飞”，开启了为期一个多世纪的持续增长，并或多或少提高了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最重要的是，一向以孤独和重复为特征的传统工作被互动、新奇、充满吸引力和挑战性的现代工作取代。美国经济在稍后也发生了同样的转变。
本书就是致力于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过程。在生产率和工作回报的爆发式增长背后，是大大小小的创新成果，这并非什么秘密。许多评论家认为，创新源于科技进步，尤其是科学认识的突破。但大多数创新其实并不需要新的科技成果，而是需要新的商业观念。与其他国家相比，英美两国的创新成果是如此丰富且广泛，影响到所有的产业和消费者，因此创新必然来自这两个国家特有的因素——跨越国境的科学界。本书认为，这种本土创新源自人民的冒险精神和发挥创造力的愿望，它们一直深入到社会的草根阶层，并且有相应的制度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使人们能以这些冒险活动为生。英美两国的经济活力在创新活动的喷涌和新事物的流行中展露无遗。
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人们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否则产业人士最看好的项目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创新努力。有时，鼓励政府建立促进创新活动的制度以及给特殊的创新项目融资固然可以有所帮助，但没有哪个国家找到过能替代自由企业的焕发经济活力的机制。
这些观察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中国读者思考自己国家的未来。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那么为建设高活力经济，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当然，供选择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
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英美两国的经验。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而且难度肯定会更大，因为它抛弃了焕发经济活力所需的最重要的资源：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使，100万个有创造力的头脑肯定强于50万个或者25万个。中国还可以通过改造国有部门推动创新，但这样做同样存在困难，因为它不足以创造更多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创新只有在具备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会采用时才会发生。中国必须牢记欧洲历史上的经验，当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大增甚至最终控制政权后，并没有如他们设想的那样带来活跃的创新。
因此，中国人也可以慎重考虑借鉴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如何在19世纪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后来丧失大部分活力。
我相信本书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助益。本书指出，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部分来自现代社会初期出现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和活力主义；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例如在知识不完备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这些现代价值观压倒了中世纪盛行的更传统的价值观，例如看重团结和保护的观念。后来，这些国家在20世纪中期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经济活力，原因既非现代经济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如容易导致经济波动），也不是现代价值观被否定。经济活力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价值观的复苏。在欧洲，现代价值观受到打击，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名为社团主义的中世纪式的制度和政策替代。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某些中国企业已经表现出创新能力，但也存在各种阻碍。有人说，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但必须牢记，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
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最早的行动可能会很快展开。这一转轨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我没看出有什么必然理由能阻止中国完成这个旅程。
作为一个多年来为中国着迷并对中国人民充满崇敬的人，我特别感谢新华都商学院的同事和支持者，以及优秀的出版商中信出版社，是他们让我能把自己的思想用中文传递给中国的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