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杂言七古归入七古原因新说

元明以来的诗体编排，往往有“七言古诗”或“七古”一目，其中所包含的诗歌，大抵就有本文前述之纯七古、近七古、杂言和骚体四类，这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如著名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七言古诗”一目下，就有纯七古，如李颀《送陈章甫》、王维《桃源行》、韩愈《山石》等，近七古，如高适《燕歌行》、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杂言七古，如元结《石鱼湖上醉歌》、杜甫《兵车行》等，骚体七古，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等。[8]至于，古人为何要将“杂言七古”[9]划入“七古”，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葛晓音先生在《中古七言体式的转型——兼论“杂古”归入“七古”类的原因》一文中，曾试图给出答案，其中大意不外乎：五七言杂古乃杂言古诗的主流，与七古的亲缘关系最为突出……这就是“杂古”归入“七古”的基本原因。[10]此种论证逻辑，不免粗率。按正常的理解，中国古典诗歌不外乎五、七言两大宗，常见的诗体分类，如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就是以五、七言为准绳而加以细分的。因此，在两分法的大前提下，以上问题应该重点讨论的是，“杂言七古”为何不归入“五古”，而被划在了“七古”。这才是问题的关捩所在。

窃以为，就诗体本身而言，古人之所以把“杂言七古”就近划入“七古”，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以下两个。一是，七言位居众言之中，下可连接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上可沟通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十三言等，在诸言相会而成的各类杂言诗中，七言可用之处最多，五言实不能与之相比。这一点，只要统计和区分一下杂言诗[11]以“言”分类的各种体式，便可晓然。即不计五七言、三五七言等五言和七言均有参与的体式，而分别统计使用了五言，而无七言的杂言体式有几类，有多少数量，使用了七言，而无五言的杂言体式又有几类，有多少数量。无征不立，兹不妨以盛唐六位七古名家诗为例，稍事对比并举例。

先说李颀。李颀今存杂言诗共10首，其中除五七言和三五七言8首外，虽有1首使用五言，且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即三五言的《采莲》：

越溪女，越溪莲。齐菡萏，双婵娟。嬉游向何处，采摘且同船。浩唱发容与，清波生漪涟。时逢岛屿泊，几伴鸯鸳眠。襟袖既盈溢，馨香亦相传。薄暮归去来，苎罗生碧烟。

其中前四句为三言，后十句为五言，通篇为三五言诗。但是，也有2首只有七言，而无五言的三七言，如《郑樱桃歌》等，试看《绝缨歌》一首：

楚王宴客章华台，章华美人善歌舞。玉颜艳艳空相向，满堂目成不得语。红烛灭，芳酒阑，罗衣半醉春夜寒，绝缨解带一为欢。君王赦过不之罪，暗中珠翠鸣珊珊。宁爱贤，不爱色，青娥买死谁能识，果却一军全社稷。

其中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句为三言，其余均为七言句，通篇为三七言。

次说王维。王维今存杂言诗共10首，其中除五七言、三五七言、三五七九言三种8首外，虽有1首使用五言，且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即三五言的《赠裴迪》：

不相见，不相见来久。日日泉水头，常忆同携手。携手本同心，复叹忽分襟。相忆今如此，相思深不深。

其中除首句为三言外，其余7句均为五言，通篇为三五言诗。但是，也有1首不存在五言的三七言，即《寄崇梵僧》一首：

崇梵僧，崇梵僧，秋归覆釜春不还。落花啼鸟纷纷乱，涧户山窗寂寂闲。峡里谁知有人事，郡中遥望空云山。

其中前两句即为三言，后五句为七言，通篇为三七言。

次说高适。高适今存杂言诗共11首，其中除五七言、三五七言两种9首外，并无使用五言，而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但是，其中却有2首不存在五言的三七言，如《塞下曲》等，且看《咏马鞭》一首：

龙竹养根凡几年，工人截之为长鞭，一节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连连。绕指柔，纯金坚。绳不直，规不圆。把向空中捎一声，良马有心日驰千。

其中第四到第九句均为三言，其余五句则为七言，通篇为三七言诗。

次说李白。李白今存杂言共有91首，其中除五七言、三五七言、三五七九言、五六七八九言、三四五七言、三四五七八九言、三四五七八九十一言、三四五七九言、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三五七八九言、四五七言、五七十一言、五七九言、四五七九言、五七十言、三五七九十言、三五七九十三言等17种72首外，虽有1首使用了五言，且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即三五言的《君马黄》一首：

君马黄，我马白。马色虽不同，人心本无隔。共作游冶盘，双行洛阳陌。长剑既照曜，高冠何赩赫。各有千金裘，俱为五侯客。猛虎落陷阱，壮夫时屈厄。相知在急难，独好亦何益。

其中前两句为三言，后面十二句均为五言，通篇为三五言诗。但是，不存在五言，而使用了七言的杂言诗更多，而有7种18首之巨。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三七言，共有10首，如《长相思》《元丹丘歌》《扶风豪士歌》等，其次为三七九言，共有3首，如《襄阳歌》等。试看《代美人愁镜二首》（其二）一首：

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时将红袖拂明月，为惜普照之馀晖。影中金鹊飞不灭，台下青鸾思独绝。稿砧一别若箭弦，去有日，来无年。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

其中倒数第三、第四两句为三言，首句为九言，其余七句，均一例为七言，通篇为三七九言诗。此外，七九言、三七十一言、六七言、七十一言和六七八九言，也各有1首，分别是《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飞龙引二首》（其二）《野田黄雀行》《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鞠歌行》等。

再说杜甫。杜甫今存杂言诗共有21首，其中除五七言、三五七言、五六七言、五七九言、三五七九言、二五七八言等6种15首外，并无使用了五言，而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但其中却有使用了七言，而不存在五言的杂言诗5种6首。其中，七九言的，如《天育骠骑歌》一首：

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今之画图无乃是。是何意态雄且杰，骏尾萧梢朔风起。毛为绿缥两耳黄，眼有紫焰双瞳方。矫矫龙性合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伊昔太仆张景顺，监牧攻驹阅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别养骥子怜神俊。当时四十万匹马，张公叹其材尽下。故独写真传世人，见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即休。

此诗首句和最后两句为九言，其余十七句则均为七言，通篇为七九言。此外，又有七十言的，如《徐卿二子歌》，二七九言的，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七十一言的，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三七言的，如《蚕谷行》等。

最后说岑参。岑参今存七言诗共16首，其中除五七言、三五七言等2种12首外，也无使用了五言，而不存在七言的杂言诗，反之，使用七言，而不存在五言的杂言诗则有1种4首，即三七言的《玉门关盖将军歌》《赠西岳山人李冈》等。试看《西亭子送李司马》一首：

高高亭子郡城西，直上千尺与云齐。盘崖缘壁试攀跻，群山向下飞鸟低。使君五马天半嘶，丝绳玉壶为君提。坐来一望无端倪，红花绿柳莺乱啼。千家万井连回谿，酒行未醉闻暮鸡，点笔操纸为君题。为君题，惜解携。草萋萋，没马蹄。[12]

其中除最后四句为三言外，其余均为七言句，通篇为三七言。

综上所述，杂言诗中，使用七言，而不存在五言的一类，并不稀见，有六家诗为证，共有9种33首。9种分别为三七言、六七言、七九言、三七九言、七十言、七十一言、二七九言、三七十一言、六七八九言。反观，使用五言，而不存在七言的一类，则仅有1种3首，1种即三五言。两相对照之下，杂言诗里七言居中调合，作用之明显，地位之显赫，可窥一斑。这就是古今为什么把“杂言七古”就近归为“七古”，而不划为“五古”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是，就某一首具体的诗歌而言，七言在其中的占比，往往也居于诸言之冠，而非五言所能相提并论。这一点是就古今杂言诗（主要是杂言七古）的大势而言的，出现少数例外，无论是诗歌，如韩愈《琴操十首·别鹄操》等，还是诗人，如李商隐等，均是正常现象。为了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充分的认识，以下拟对初、盛、中、晚唐的相关作品，作一个集中而全面的列举和分析。列举和分析，主要以五七言、三五七言两大类为主，并兼及同时具有五言和七言的其它杂言诗。四段中，初唐七古无甚名家，作品也均不多，故对表中所列诗人予以全部考察；盛唐以杜甫为代表；中唐以白居易为代表；晚唐杂言作品亦均无多，故也对表中所列十位诗人予以全部考察。

先说初唐。初唐段今存五七言、三五七言等同时具有五、七言的诗歌共20首。其中固然也有五言和七言句数一样多的诗歌，如宋之问《初宿淮口》、张说《送尹补阙元凯琴歌》。甚至还有以五言为主，而七言并不占优的诗歌，如上官仪《八咏应制二首》等，这样的诗，共有5首。试看乔知之《倡女行》一首：

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愿君驻金鞍，暂此共年芳。愿君解罗襦，一醉同匡床。文君正新寡，结念在歌倡。昨宵绮帐迎韩寿，今朝罗袖引潘郎。莫吹羌笛惊邻里，不用琵琶喧洞房。且歌新夜曲，莫弄楚明光。此曲怨且艳，哀音断人肠。

此诗为三五言，其中三言计有4句，五言计有10句，而七言则仅4句，从全诗来看，七言并无明显的优势。类似的例子，还有刘希夷《江南曲八首》（其六）《代秦女赠行人》等。

不过，以上两种情况显然并不是此段杂言诗创作的主流。真正的主流，乃是往往以七言为主导的杂言诗。这样的诗，共有13首，如骆宾王《帝京篇》一首，全诗共98句，其中三言仅2句，五言虽有32句，但七言更是它的两倍，而有64句之多；《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一首，全诗共64句，而五言仅2句，不过一陪衬而已，七言则高达62句。又如宋之问《龙门应制》一首，全诗共42句，其中五言亦不过4句，七言则有38句之巨；《桂州三月三日》一首，全诗共40句，五言的数量虽比前诗好些，而有8句，但和七言的32句相比，差距同样不小。此外，诸如乔知之《羸骏篇》、王勃《采莲曲》《临高台》等，无一不是七言的优势甚于五言者。

再说杜甫。杜甫今存五七言、三五七言等同时具有五、七言的杂言诗共15首。其中固然也有五言和七言句数一样多的诗歌，如《丈人山》，但是，余下的14首，并无一首为五言之句数多于七言者，而是一例为以七言为主的诗歌。如三五七言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全诗共有36句，其中三言仅2句，几可忽略不计，五言虽有12句，但七言更多，而有22句。又如五七言的《醉时歌》一首，全诗共有28句，其中五言仅寥寥4句，而七言则有24句之富。又如五六七言《逼仄行赠毕曜》一首，全诗共有26句，其中六言仅2句，五言与之同，而七言却有22句之多。又如五七九言的《李潮八分小篆歌》一首，全诗共有28句，其中九言仅1句，五言也不多，为4句，但七言则有23句之巨，几乎充盈于整首诗里。又如三五七九言的《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一首，全诗共有29句，而五言不过一点缀，仅有1句，三言、九言各有3句，而七言则有22句之侈。再看，篇幅不甚长的《戏作花卿歌》一首：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

此诗为五七九言，其中五言和九言，仅各1句，亦不过一陪衬而已，其余10句则一例为七言。诸如此类，无一不是以七言为主，而间以三、五、九诸言等。

再说白居易。白居易今存五七言、三五七言等同时具有五、七言的杂言共28首。[13]其中固然也有五言和七言句数一样的诗歌，这样的诗，共有3首，如《除官赴阙留赠微之》《能无愧》等。甚至还有以五言为主，而七言并不占优的诗歌，这样的诗，共有6首，如《朱藤杖紫骢吟》《挽歌词》《啄木曲》等。但是，以七言为主导的诗歌，仍占有绝大多数，这样的诗，共有19首。如五七言《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一首，全诗共有34句，五言仅4句，而七言则高达30句。又如三五七言《送张山人归嵩阳》一首，全诗共有20句，其中三言仅1句，五言也仅2句，七言则有17句之巨。又如三五七九言《王夫子》一首，全诗共有22句，其中三言2句，九言1句，五言亦仅1句，而七言则有18句之多。又如三五七八十一言《秦吉了哀冤民也》一首，全诗共21句，其中八言、十一言各仅1句，三言3句，五言仅4句，而七言则有12句。再看《山鹧鸪》一首：

山鹧鸪，朝朝暮暮啼复啼，啼时露白风凄凄。黄茅冈头秋日晚，苦竹岭下寒月低。畬田有粟何不啄，石楠有枝何不栖。迢迢不缓复不急，楼上舟中声暗入。梦乡迁客展转卧，抱儿寡妇彷徨立。山鹧鸪，尔本此乡鸟，生不辞巢不别群，何苦声声啼到晓。啼到晓，唯能愁北人，南人惯闻如不闻。

此诗为三五七言，全诗共18句，其中三言仅3句，五言更少，仅2句，七言最多，共有13句。综上，足窥七言一种在白居易杂言诗里的作用和地位。

最后说晚唐。晚唐段，表中10位主要诗人今存五七言、三五七言等同时具有五、七言的杂言诗共28首。[14]其中固然也有五言和七言句数不相上下的诗歌，这样的诗，计有2首，如陆龟蒙《水国诗》等。甚至还有以五言为主，而七言并不占优的诗歌，这样的诗，计有7首，其中李商隐一人就占了3首，分别是《代赠》《海上谣》《景阳宫井双桐》。类似之作，还有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温庭筠《罩鱼歌》等。即使如此，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仍是这一时期的主力军。这样的诗，共有19首。如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李商隐《李夫人三首》（其三）、温庭筠《春野行》等。试看温庭筠《苏小小歌》一首：

买莲莫破券，买酒莫解金。酒里春容抱离恨，水中莲子怀芳心。吴宫女儿腰似束，家在钱唐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风，门前春水年年绿。

此诗为五七言诗，其中五言仅2句，而七言共有6句，优势大于五言。以上所举数首，篇幅均不甚长，故七言即使有优势，与五言的差距亦不甚明显。试看以下几首，如陆龟蒙五七言《江湖散人歌》一首，全诗共78句，其中五言虽有20句，但是七言则高达58句之多。又如薛逢三五七言《镊白曲》一首，全诗共有36句，其中三言仅4句，五言更是仅2句，而七言则有30句之富。又如李咸用四五七九言《富贵曲》一首，全诗共28句，其中四言仅2句，五言与九言更是仅各1句，而七言则占据了全诗大部分的篇幅，而有24句。又如吴融三四五七八九十言《风雨吟》一首，全诗共有43句，其中八、九言仅各1句，三、四、十言仅各2句，五言亦仅3句，七言则有32句之富。其中悬殊，可以想见。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薛逢《追昔行》、李咸用《送人》、吴融《太湖石歌》等。

通过以上的列举和分析，五、七言在杂言诗里的地位之一斑，已不难窥视。在考察的四段中，纵然有个别例子五言占比与七言持平，乃至五言占比胜于七言者，然而却非大势所趋。实际的情况是，大部分诗人的大部分杂言七古，无不以七言为主，而使七言鹤立于诸言之中，所谓“诸言”，当然也包括五言。这就是古今为什么将“杂言七古”就近划归“七古”，而不纳入“五古”的又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