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世简说
接下来简单讲讲近世，也就是宋元明清时代。
近世文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学体裁大量增加。从汉到唐，基本上赋是第一位的，诗在其次，后来文学重心逐渐由赋转移到诗，诗、赋一直是主要的文学类型。但中唐以后，文学的体裁开始多元化，除了诗、赋仍在发展，古文、词、传奇小说等也兴盛起来。中唐到北宋的古文运动，促使散体古文快速发展；词的源头虽然有争议，但大概可以上溯到唐代，像白居易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就是很明显的词；传奇小说虽然前代也有，但真正发展、丰富起来是在中唐以后，近世以降取得更高的成就。
雅斯贝尔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指称公元前500年前后，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希腊、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这一时代的文化为此后的时代确立了典型。我觉得描述中国文学的宏观发展，也可以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先秦是第一个轴心时代，《诗经》《楚辞》等作品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传统。第二个轴心时代应是唐宋之际，这一时期诗歌、文章都迎来发展的高峰：在诗歌领域，宋人面对唐人的极高成就，不愿亦步亦趋，探索出平易的新风格；而在文章领域，从中唐到北宋的古文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论唐宋诗之争，还是关于古文运动的讨论，都标志着唐宋之际对于后世文学有典范的意义，是中国文学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规定了此后文学发展的道路。
除了文类的多元化之外，俗文学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特征。俗文学大致从中唐开始发展，到宋代以后形成了基本的规范，能够与雅文学，即文士、文人、精英的文学分庭抗礼。从始自唐代的变文、说话，宋代兴起的话本，到明清时期的白话通俗小说，俗文学蔚为大观。文言小说可以追溯到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但白话小说实际上源于口头的说书传统，与文言小说的面貌完全不同。南北朝时期，俗文学往往被雅文学吸收，比如大量民间乐府，就被文人吸纳入精英文学当中；但到唐宋以后，俗文学逐渐形成了强大的传统，精英文学不再可能完全、充分地吸收俗文学，这是中国后半期文学史非常重要的特点。
从社会地位来讲，后半期的作家不再是贵族身份，很多民间艺人，比如说书人，也加入了文学创作。再如元曲的情况，有些作者可能本身是有文化的，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落到民间，他们的生活环境、作品中表达的思想趣味，都和精英阶层完全不同。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不再是单一的世界，而是具备前所未有的丰富性。
从思想感情来讲，俗文学表达的往往是中国世俗社会、日常平民生活的规范和价值观。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宣扬忠孝节义等价值观，都是世俗生活基本规范的演绎，而非作品自主生发出来的。再如《金瓶梅》，讲财、色等世俗欲望，以及对于欲望的限制，也是基于平民社会的普遍规范。《红楼梦》就完全不同，里面写“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又强调“情”的意义，这都是曹雪芹自己的创造。相比雅文学，俗文学表现的世俗规范和趣味，都是在民间的文化环境中发展成型的。
最后要提一下文学在近代的转型。现在很多人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之间，有个自然的承接，这当然有道理，但我更愿意说，随着政治、文化形式的根本转变，以及西方文学经验的影响，中国文学传统在19世纪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最简单的例子是，虽然中国古代已经有白话文学，但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时，是拿西方做类比的，他说西方中世纪是用拉丁文写作，后来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人改用各地方言写作，标志着近代文学的开启，因此中国人现在也应改用白话来写作。作为新文学的领袖，胡适眼中的白话文学，与中国传统的白话文学并不相同。稍早于他的章太炎也提倡通俗文学，但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观念，在为邹容《革命军》写的序中，他提倡的通俗是要让“屠沽负贩之徒”也能读懂，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理解。而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则深受西方影响。
就文学活动的场域而言，早期有宫廷文学，后来拓展到民间，到近现代，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中国的作家遵循“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但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读书做官的道路不复存在，文人安身立命的方式立刻发生变化。对古代作家而言，写作是业余的活动，除了冯梦龙等人靠编书来赚钱，大部分精英文人都有官职，主业并非文学。但近现代以来，写作逐渐成为谋生的手段，变成文人的职业，作家依靠版税、稿费等现代文学制度来维持生活。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中心，除了它的开放性之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出版机会、良好的物质条件，使作家能够依靠创作生存，这种情况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文学类型的变化。中国古代的核心文类是诗、赋、文，但现代的核心文类变成了小说。前面我提到，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小说是地位最低的文类，但到了近现代，它从边缘走向了核心。过去的核心文类诗歌，则产生了很大变化，旧诗基本上瓦解了，新诗取而代之。虽然旧诗依然有人写，但变成一种离散的状态，局限于少数人、小范围的圈子之内。
此外，文学的流通方式也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古代，诗作完成之后，大家酬唱、传阅，积累到一定数量后整理成诗集，以这种方式流通；到了近现代，杂志发表成为主要的流通渠道，文人面向众多陌生人创作。这也影响到文学的内容特点，比如古代的章回小说，基本上一回有万字左右，故事在关键处停止，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形成特殊的叙事节奏。但现代作家需要根据杂志社的要求，控制文章的字数和内容节奏，像连载小说，一期之内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段落，才能符合杂志社和读者的期待，叙述方式直接受到发表制度的影响。
回到诗歌，我觉得有些白话诗人非常优秀，穆旦就是其中之一。穆旦生前地位不高，但这些年越来越受重视。他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研究英国文学的王佐良，评论他的诗——“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顶尖的两三位诗人之一，但他的诗中却充满了对传统的背离。他曾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读英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了解很深，晚年不能写诗之后，就开始做翻译，译著有拜伦的《唐璜》、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等。再如优秀诗人冯至，他最受称颂的十四行诗，也深受里尔克等德国诗学的影响。可见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学，实际上更多是反叛而非继承的关系。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这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好的语言是从翻译家那里来的。他举的例子有穆旦翻译的《青铜骑士》、王道乾翻译的《情人》等，认为这些翻译家对他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的总和还要大。中国现代的文学语言是中国白话与欧化句式的综合，需要在不断操练中发展、完善，翻译家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将西方传统带到中国文学之中。20世纪前半期，重要的作家几乎没有一个不通外文、不做翻译，像郭沫若学德语不久，就开始翻译《浮士德》，译得非常好，鲁迅、巴金等也有了不起的译作。从翻译的重要性中也能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汲取的是不同的养分，因而产生了很大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