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
《幻影公众》
“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李普曼，2013：3）《幻影公众》的第一句话，就让人深深地感受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美国式民主的怀疑。与1922年出版的《舆论》相比，《幻影公众》对于民主的“想当然”的主体——普通公众的态度更加悲观。如果说《舆论》只是提及公众喜欢以刻板印象的方式来理解外部世界的话，那么在《幻影公众》一书中，李普曼干脆指出，以公众的信息接受能力和判断能力，根本没有资格成为美式民主政治体制的行动主体，他们只是公共事务的局外人。该书一问世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赞成和反对的声音针锋相对。不过，任何经典的文本都不能仅仅用观点的对与错来进行评判，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也在于它能够不断地激发人们与之进行观点的对话与碰撞。因此，《幻影公众》一书毫无疑问是一部受众研究的经典之作。
一、成书背景
沃尔特·李普曼1889年9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1906年，成绩优异的李普曼免试升入哈佛大学。大学二年级时，他在校刊《倡导》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抨击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的作品《特权阶层》，受到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赏识，詹姆斯亲自跑到学生公寓向李普曼表达赞许，之后两人常常饮茶叙谈，成为忘年之交。大学期间，李普曼仅用三年时间就修完了四年的课程，提前一年获得学士学位。
1910年，李普曼获学士学位后以在《波士顿平民报》的见习开启了记者生涯，后被著名的“扒粪记者”、《人人杂志》主编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选为秘书，参与写作揭开华尔街内幕的各种文章，随后成为《人人杂志》的得力记者。不久以后，李普曼开始为《国际》《大众》《号角》等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杂志撰写社论和文章，成为专栏作家，并逐渐开始出版学术著作。他于1913年发表著作《政治序论》。在看到李普曼的作品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称李普曼是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年轻人”。1914年，李普曼担任了刚创办的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新共和》杂志的副主编，并在采访中结识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1917年，李普曼接受威尔逊总统的邀请短暂从政，但由于对巴黎和约持不同意见于1919年重回《新共和》杂志工作。
1922年，李普曼与拉尔夫·普利策长谈后转至纽约《世界报》担任编辑，并于1929年升任该报主编。在《世界报》工作的9年时间里，他总共撰写了大约1200篇社论，其中约1/3关于外交事务。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李普曼受聘于《纽约先驱论坛报》，他开设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持续了36年，成为20世纪美国报刊历时最久、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专栏。毫无疑问，李普曼是美国最重要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评论被250多家美国报纸和20多家国外报纸刊用和转载，受到各国政府与外交机构的高度重视。正如《李普曼传》的作者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对李普曼的评价：李普曼“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有左右舆论的巨大力量”。1958年和1962年，李普曼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1964年，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授予李普曼“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李普曼有机会成为政治家、思想家、大学教授，但他最终选择将新闻作为一生的志业。
在从事新闻业的同时，李普曼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政治。他几乎与20世纪所有欧美国家最重要的政治领袖有交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一直是白宫的重要智囊。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比一般的政治研究者了解更多的内幕和真相，这使他始终站在局内人和精英阶层的角度看待世界。
李普曼一生共出版了31本著作，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是其中最为著名和流传最广的著作。作为《舆论》的姊妹篇，《幻影公众》是《舆论》一书逻辑的延续。在《舆论》看来，公众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之所以只是一个拟态环境，并不真实，既是因为这个图景是由新闻媒体报道的选择性造成的，也是因为公众本身的偏见。《舆论》一书着重关注和批判了新闻媒体在制造公众头脑中的世界图景时扮演的角色，而《幻影公众》则试图顺着公众的“刻板印象”这一线索批判公众作为局外人在公共事务方面的无知和不专业，并进而批判美国民主政治的缺陷。所以，《幻影公众》一书的核心内容在李普曼写作《舆论》一书时便已经处于反复推敲中。根据《李普曼传》的描写，李普曼对《舆论》一书提出的“普通人是否能够对公共事务做出明智判断”这一问题的模棱两可的结论不太满意，为此，他在写《舆论》的结尾时改了好几遍。当《舆论》一书获得赞赏后，李普曼决定正视那个模棱两可的问题。1923年6月初，李普曼夫妇从纽约前往韦丁河村避暑，谢绝几乎所有访客。除了每天早上给《世界报》写社论外，其他醒着的时间李普曼都在写书。到了夏末，一部10万字的书稿初步完成，此后经过删繁就简，书稿在1925年出版，这便是《幻影公众》。
二、倡导民主现实主义
自启蒙主义时代强调天赋人权开始，西方民主理论便赋予公民以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李普曼在本书中彻底击碎了传统民主理论所塑造的神话般的公众形象，展现了一个令人失望却更接近事实的公众形象，即公众之于公共事务，不仅不专业，而且完全就是局外人。这样的人不适合作为行动的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因此最现实的民主推进方案就是让局内人操盘，公众只需要选出最合适的代理人，共享民主政府取得的成果即可。
那么，在李普曼看来，公众在公共事务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一言以蔽之，公众是一群茫然而不知所措的存在。他指出：“作为一位普通公民，他不知道究竟发生着什么，谁在操控着一切，自己将被带往何方。没有任何报纸给他相应的背景报道，帮他把握这些；也没有任何学校教他如何想象这些；他的理想通常与这些事务无法契合；他发现，聆听演说、发表、前往投票，都不能让他获得这些事务的能力。他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搞不懂、不辨方向的世界里。”（李普曼，2013：3—4）甚至，在《舆论》一书中被委以重任的专家，李普曼也表示了不信任，他认为专家可能只是比普通百姓略胜一筹，他们同样有偏见，所以关键不在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者有没有专业知识，而在于是不是局内人，不了解内幕的专家也同样是茫然的局外人。公众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茫然不知所措。这些观点说明当时李普曼的社会观具有明显的大众社会理论色彩，这种社会理论认为公众只是社会中孤立无援、原子式的个体。而这种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推论就是“魔弹论”。
李普曼通过展现美国大选不到一半的选民参与投票的例子指出民主机制运作的弊病，表明公众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注所有的公共事务。投票的选民通过选票上简单的一个勾，根本无法表达他们复杂的诉求，何况有的人还随意勾选或者不参与投票。因此，在李普曼看来，选举不过是场游戏，无法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公共表达。
李普曼对舆论也同样充满悲观。由众多人形成的舆论意见几乎都是含糊的、混乱的，无法据此行事。因此，与其指望人们联合起来应对危机，不如期待个别局内人采取行动化解危机。至于教育公众更专业地面对公共事务，这也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因为公众不专业，面对公共事务时没有机会入戏，他们一定是局外人，教育公众最现实可行的做法就是让他们具备辨别局内人的能力。由无知个体组成的混合体并不能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传统民主理论将大众视为民主的行动主体实在是荒谬。李普曼断言：“在我看来，将公民视为无所不能、至高无上，是十分虚假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追求这样的理想只能误入歧途。”（李普曼，2013：23）
那么，公众到底在民主政治中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呢？对于民主政治而言，局内人的统治是必需的。一般情况下，当直接责任者无法解决问题时，应当由局内人来处理。应当让公众放下管理国家事务的担子，将公众无法处理的具体事务、政策的设计，交给精英、局内人来处理，从而使社会良性运转。公众舆论只在危机情况中发挥作用，仅需要表达赞同或反对，以遏制顽固的或武断的力量，李普曼认为这已经是公众舆论有效作为的极限了。
那么，公众舆论参与危机解决应当秉承什么原则呢？李普曼提出四大禁忌原则和三个可行原则。所谓四大禁忌原则就是：其一，公众不应当具体执行；其二，公众不应当去洞察问题的内在价值；其三，公众不应对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和决定；第四，公众不应掌握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特殊性、技术性、密切相关的标准（参见李普曼，2013：103—104）。也就是说，在局内人行动的时候，公众作为旁观者即可。留给公众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三个可行原则：其一，判断行动者的行动是根据已有的规则还是自己的意愿；其二，识别理性的行为或专断的行为；其三，判断行为有没有遵循固有程序（参见李普曼，2013：104）。也就是说，局内人由于处于能够清楚地了解事件并采取行动的位置上，因此有能力做出行动决策，而公众作为局外人，只需选出有能力的局内人即可。
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经常关注社会问题，并希望避免自己无知的公众只需要回答两个问题：规则有缺陷吗？如果规则需要修订，如何选择修订规则的代理者？李普曼认为公众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或不知情的状态下回答这两个问题，但公众可以借助公开辩论识别党派偏见者与私利维护者，通过遵从检验与认同检验判断规则是否存在缺陷，运用调查检验扩展理性空间、避免专断的代理者，通过修正程序，提前告知评估规则的前景。这些检验方法能够帮助公众在危机中做出判断，决定对行动者支持还是反对，但如果公众不能用这些检验指导自我行动，那就什么都不要做，让时间自然化解危机。显然，在李普曼看来，公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十分有限，且这种参与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
前述四大禁忌原则和三大可行原则便是著名的“民主现实主义原则”，主张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离，认为作为旁观者的公众只在危急时刻才有必要参与对抗专制，在其他时候只需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部分，只要将个人的事情做好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了。“人们只专注于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的事情，个体劳动者的价值在于他们的努力可以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我并不看重公众舆论和大众行为能做什么。”（李普曼，2013：146—147）也就是说，在李普曼看来，明智的公众最好不要积极参与政治，履行好民主政治给他们设定的程序、提防代理人对权力的滥用和不滥用自己的权力就是万幸。公众最低限度地参与民主政治，才是现代社会有效运作的前提。
不过，尽管忧虑地指出传统民主政治面临的困境，但李普曼仍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社会一元论建构的是虚假的统一性，所谓的统一不过是统治者将自我的意志强加给所有人。李普曼毫不留情地戳破了一元论的假象，指出集权社会不过受控于一个虚假的故事，即统治者是公众意志的代言人，越是在集权统治的社会，人民参与讨论并给出思考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也因为这样，李普曼在参与式民主和集权社会之外勉强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最终被美国的国家机器所采纳。
三、“李杜之争”
谈及李普曼的舆论思想和民主现实主义原则，绕不开著名的“李杜之争”。“李杜之争”指的是约翰·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问题发生的争论，尽管他们都是传统民主理论的批评者，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导致了现实主义和社群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主政治的路径。所谓的“李杜之争”其实是詹姆斯·凯瑞的发明，在凯瑞看来，李普曼与杜威的民主观和由此生成的传播观是对立的，因为杜威将李普曼的观点称为“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最有力的起诉”（斯蒂尔，2008：162）。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凯瑞出于自身目的建构的结果，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杜威对李普曼的盛赞。
事实是，李普曼的雄文一出，杜威立即写了一篇书评给予积极回应，准确地说，李普曼对公众的批判也是杜威深有体会的现实，因此杜威声称“幻影公众”是个“合理的概念”，而李普曼“对真正的‘知识问题’所做出的论述比专业认识论哲学家的论述更有意义”（威斯布鲁克，2010：311）。而且有趣的是，杜威的书评是所有对该书的书评中态度最为肯定和积极的一篇。从这篇书评可以看出，对于困扰李普曼的“幻影公众”的问题，杜威也同样感到困惑，而且一旦杜威承认了这个前提，也很容易对美国的民主理论和实践失去信心。
作为美国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杜威当然没有那么容易失去对民主的信仰，他渐渐找到了破解“幻影公众”难题的对策。1926年，在《幻影公众》出版的次年，杜威在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做了一系列演讲，直接回应了李普曼《舆论》与《幻影公众》中的观点。这些演讲在1927年汇集成《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从这本书的主要思想来看，杜威把“幻影公众”的问题想通了。杜威认同李普曼对民主现实问题的分析，认为公众并非无所不能，亦不具有参与决策的能力，但公众并非孤立存在的个体，而且他们也不是固定存在的大众，他们是因为某些公共事件被组织起来的短暂存在的群体。之所以他们能够被建构为一个整体，是因为他们更了解自我利益，知道该怎样维权。
在这里，美国当时最重要的黑格尔研究者——杜威展现出与现象学相似的哲学立场，即民主也好，公众也好，它们是在交流中生成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也就是说，李普曼说的公众是一个个的“存在者”，而且是天然的“存在者”，是实实在在的实体；而杜威说的公众，则是“存在”，这种“存在”需要在特定的中介场景中才会生成为“存在者”，否则就是“虚无”。这大概就是一个交流哲学家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根本区别所在。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杜威当然会强调交流和参与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民主生成的前提，杜威也当然会倡导沟通与参与是促进协商互动、增加社会资本、巩固民主的基本途径。杜威显然不可能像李普曼那样退回到精英治国的道路上去，更不会视大众为民主之威胁，企图将其排除在日常政治运作之外。“作为一位民主现实主义者，李普曼与杜威具有最大相似度。杜威利用了李普曼对民主困境的描述和解释，但却否定了李普曼提出的解决方案。”（威斯布鲁克，2010：311）
尽管李普曼和杜威在反对传统民主理论上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差异（但不是截然的对立）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他们提出了实现现代民主的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如胡翼青所说：“李普曼把公众看作是一个固定的群体，而杜威则把他们看作是社会事件的动态产物；李普曼把民主看作是一套固定的秩序，而杜威则把民主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李普曼把正确与秩序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而杜威则把平等、公平和自由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李普曼认为，只要满足消极意义上的民主就已经相当不错，而杜威却认为实现公众积极的民主非常重要。”（胡翼青，2012：255）
从某种角度来看，杜威民治主义的观点体系显然比李普曼更具学理性，但事实上它从未得以真正实现。杜威呼唤的是一种民治政府，强调自治的重要性，是一种激进和彻底的民主思想；而李普曼则呼唤一种带有福利国家色彩的民享政府，在李普曼看来，自治只是民主社会的小善，必要时完全可以放弃，自治不是首要的，首要的是“这种统治能否提供一定的基本医疗、体面的住房、日用品、教育、自由、娱乐以及美”（威斯布鲁克，2010：317）。“现在看来，杜威的那一套参与式民主的理论虽然很是吃香，也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尤其是在当前更是受到学界追捧，但从来没有成为现实社会程序的主流；李普曼的那一套社会控制理论被学界甚至政界不断批判，但总是占据主导的位置，受到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高度认同，成为了他们的集体记忆和思维定势。”（胡翼青，2012：256）而且，与杜威的理论极为相似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论也有几乎同样的问题。所以，参与式民主或者说民治主义在实践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此无法在现实中被推行？
笔者认为，问题就出在公众的“生成”上。当公众抱着个人利益的目的被组织起来介入公共事件时，生成的可能并不是平等、公平和自由的民主诉求和行动，更多地可能是暴力和破坏。当杜威给了公众以“生成”的绝对自由时，却忘记了限定公众“生成”的社会框架。在这种社会框架中，生成的公众可能不是参与式民主的理性公民，更没有理论意义上的交往理性。事实上，杜威的公众和勒庞的“乌合之众”在社会实践中没有绝对的界限，而公众的生成所依赖的各种媒介物，则可能像吉特林所说的那样，将参与民主的行动推向民主的反面。在这里，杜威有黑格尔现象学作为加持，却几乎未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他的民治政府和激进的民主主义只能是形而上世界中的理论推断。
四、评价与反思
《幻影公众》作为《舆论》的续篇，获得的反映远没有《舆论》那么积极。根据罗纳德·斯蒂尔的描述：“《幻影般的公众》一书很快就绝版了，在后来的岁月里，事实上是被人们遗忘了。人们对它的忽略是不幸的，因为它是李普曼论证最为雄辩和最富有启示的著作之一。”（斯蒂尔，2008：191）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与《幻影公众》文本本身的特点息息相关。一方面，该书实际上是一篇比较枯燥的长篇社论，写法类似于勒庞的《乌合之众》，观点很独特，但论证很单薄；另一方面，该书的情感基调与美国的社会现实也并不合拍。美国是一个民主拜物教的国家，对民主充满了进步主义的乐观主义情绪，民主在美国不仅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还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神话。《幻影公众》就像是《皇帝的新装》中的童言无忌，狠狠地打了自证优越性的美国学界的脸。
在《李普曼传》中，斯蒂尔列举了史莱辛格、门肯，甚至是李普曼在哈佛的老师沃拉斯对李普曼的批判。“在当时的美国，支持李普曼观点者少，反对者众。”（斯蒂尔，2018：中文版译者序）这些批判甚至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因为李普曼所撼动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还是一种信仰。在这些人看来，李普曼关于“公众愚昧无知和不可教诲”的观点很有可能动摇美国的民主梦。此外，更让学者们不满的是，在《舆论》中，学者们还作为专家被委以精英治国的重任，而到了《幻影公众》这里，他们也都成了局外人。他们质疑李普曼：谁是局内人？谁是局外人？有没有界限？标准是什么？当然，相较于李普曼和杜威关于公众的深入探讨，这些批评意见并不值得重视，而这些批评者的行为恰恰说明学者们也都是具有刻板印象的“幻影公众”。事实证明，美国走的就是李普曼定下的民享政府和民主现实主义的道路，而批判者眼中神圣的民主，不过就是高效的行政管理，不过是物质主义和优厚的社会福利。
但李普曼的大众社会理论，确实有可以检讨之处。它把受众看作原子式的个体，与社会缺乏有机联系，这种看法被后来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研究所证伪。李普曼的公众观，虽然对包括拉斯韦尔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事实证明，公众与社会的有机联系从没有真正中断过。李普曼对公众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使其政治理论放弃了公众，走向了社会精英的专制。把一切公共事务都交给局内人去操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代理人对被代理人的绝对统治，这样的社会也许不一定有独裁者，但一定会有高高在上的权力精英阶层。不幸的是，这样的社会形态确实活生生地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当代美国。这样的社会形态，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有过深刻的批判，本文不再赘述。
（郭小安、甘馨月）
参考文献
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
〔美〕罗伯特·威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王红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于滨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美〕沃尔特·李普曼：《幻影公众》，林牧茵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拓展阅读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美〕约翰·杜威：《公众及其问题》，本书翻译组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