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的起源和学校的萌芽

教育是形成文明、发展文明的基础。教育起源于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是人类特有的社会活动和现象。无论从远古的原始社会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的演变，还是从新石器文化向青铜器文化的升华，都意味着人类智慧一次新的质变。在这一过程中，教育渗透到人类文明和智慧活动的每一个层面，发挥着积累、传播知识并使人类智慧再生的伟大作用。[2]

教育一词始见于《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基本途径。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影响人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可以称作教育。广义的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还包括幼儿时期所受到的启蒙教育，在为人处世的生活中，甚至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等等。狭义的教育则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向变化的活动。学校教育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教育机构承担。

一 三种不同的教育起源论说

教育的起源既是社会发展史问题，也是世界性的教育理论问题。它需要借助考古发现提供的实际材料，利用现代科技测定的结果，通过实证研究，实事求是地获得合理的结论。现在已有多种教育起源的学说，但还没有公认的最终结论。社会生活是推动教育活动的力量，则是客观的事实。在教育史上关于教育的起源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论。

（一）生物起源论

生物起源论是第一个有关教育起源的学说，这是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流变。其代表人物有19世纪法国的社会学家利托尔诺（Charles Letourneau，1831～1902）、英国的沛西·能（Sir Thomas Perey Nunn，1870～1944）。利托尔诺在所著《动物界的教育》一书中认为，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教育起源于一般的生物活动。他说：“动物尤其是略为高等的动物，完全同人一样，生来就有一种由遗传而得到的潜在的教育。”沛西·能于1923年在不列颠协会教育科学组大会上的主席演说词《人民的教育》中指出：教育从它的起源来说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不仅一切人类社会有教育，不管这个社会如何原始，甚至在高等动物中也有低级形式的教育。生物起源论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认为动物界就有教育活动。其基本错误是混淆了动物的本能活动与人类社会教育活动的界限。

（二）心理起源论

美国心理学家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是心理起源论的代表人物。孟禄在其所著《教育史教科书》中，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原始史实，判定教育应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教育的心理起源论者避免了生物起源论的错误所在，提出模仿是教育起源的新说。模仿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可视之为教育的诸种途径之一。这种观点淡化了生物性，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奠定了教育必须具备心理前提的理论。[3]

教育的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教育的起源，但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都否认了教育的社会属性和目的性，否认了教育是一种自觉有意识的活动，把动物本能和儿童无意识的模仿同有意识的教育混为一谈，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三）劳动起源论

劳动起源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苏联米丁斯基、凯洛夫等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学家。劳动起源论者在批判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源论的基础上，运用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述人和人类社会起源的观点。从恩格斯的“劳动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推断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在关于教育起源问题上，不是武断地判定上述两种观点的错误，而是在肯定它们这种有益的尝试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分析人类祖先的产生及开始制造工具前后的历史，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

我国学者杨贤江在《新教育大纲》中，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教育起源的理论，正确解释了教育起源问题，他说：“自有人生，便有教育。”认为原始的教育活动起源于使社会成员适应群体社会生活和群体生产活动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需要，教育是在生活实践过程中进行的。

二 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传说

中华民族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大量出土文物、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都足以证明，“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而且“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4]

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西北小山岗上发现了两颗猿人的门齿化石，关于元谋人的时代，古地磁方法测定为距今170万年左右，这是迄今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遗存之一。[5]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文化遗址，堪称中国人类社会初期的典型遗址。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火烧骨的发现，则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180万年前。这里虽然没有发现人类的遗骸，但出土的石制品、鹿角、烧骨及大量动物化石表明这里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根据对西侯度遗址的地质地貌、动物化石和文化遗物的相关学术研究，确立了西侯度遗址是目前我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发现的早更新世初期人类文化遗址……人类文明第一把圣火，就这样从黄河岸边开始燃起。[6]

我国的原始社会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人群时期，约从200万年前至5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从5万年前至5000年前；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从5000年前至公元前21世纪。关于母系氏族组织的存在和流行，在中国古文献中有不少传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7]类似的记述，亦见于《绎史》、《白虎通》、《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路史》注、《汉书人表考》、《帝王世纪》、《史记》、《三代世表》诸书中，这些传说，为研究认定中国古代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旁证。

（一）传说中的原始社会教育活动

中国古代的教育活动在原始社会已经发端，可从流传下来的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得到证明。据《古史考》记载：

“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近水则食鱼鳖蚌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8]“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伏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9]

随着原始农业的产生，教民农作的教育也相应产生，古籍对此记载颇多。《白虎通》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易经·系辞下》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孟子·滕文公上》也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说明原始人类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作技术，并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这些远古神话和传说中的记载，反映出古代贤哲对于教育起源及其形态的种种判断与思考，说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教育是在人类的生活和劳动实践过程中进行的，并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处于原始人群时期的北京猿人，不仅能制造和使用粗糙的石器，而且知道利用火。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各种困难，进行采集和狩猎活动，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行这些活动，就需要成年人对儿童进行指导，以便掌握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方法；而人们在集体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加上语言和思维的发展，为儿童进行看、听、说、练习提供了条件。这种初始的教育活动虽然十分原始，却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

远古社会教育的产生，与人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直接相关。它直接发源于上古先民最切近的谋生方式之中，故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与谋生技术的传播与应用结合在一起，有助于说明远古教育的特征。同时，传说中的远古教育也反映了当时区域性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以及氏族部落之间、氏族内部知识文化传播交流的主要形式。由此我们可以说，教育直接起源于人类传授社会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的需要。

（二）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活动

中国在史前文化时期，就已孕育了学校的胚胎。原始人群经过和大自然长期的艰苦斗争，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他们的生活逐渐发展得更有组织，于是母系氏族公社开始出现。母系氏族是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单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人人平等的生活。例如，以西安半坡村为代表的母系氏族公社阶段，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都在进步，除渔猎和采集外，原始农业和畜牧业是取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

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也有骨器、木器等。这时已大量制造陶器，有些陶器的造型和花纹图案都很优美，有的上面还刻有记事符号，这与文字的发明又接近了一步。不仅如此，当时，人们已知道用兽皮和麻布缝制衣服，还有耳坠等装饰品，由此可见手工技术已有提高，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并有专人承担比较复杂的工作。另外，人们的居住较稳定，并有固定的葬俗，几百人或上千人组成“部落”，“部落”中心有一个公共活动的大房子，周围是氏族成员居住的小房子；凡氏族首领的选举、氏族会议、节日庆典和宗教活动都在大房子举行，它不仅是老人和未成年人的住所，也是对氏族成员和后代进行教育的重要地方。

大房子周围环集着若干小房子，构成一个亲族单位的居住群。这种大房子即氏族老人与孩子的集体居所。由于老人与孩子常居一所，因而教育儿童的责任更多的是老人承担。在河南郑州大河村发现的氏族房屋遗址中，长达6.64米、宽5.2～5.39米的大房子主体建筑东北角，还有两个约8平方米和2平方米的储藏室，这一发现印证了文献中有关“米廪”的记载。这些遗址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推断出：文献中的“庠”、“米廪”及“公堂”，相当于氏族部落里的“大房屋”，而“成均”则相当于氏族聚落的大广场。明确这种关系，正是描绘原始社会学校雏形的主要线索。[10]

（三）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活动

大约在五千年前，中国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此时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晚期阶段。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石器更加锋利，并开始使用铜器，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轮制陶器和冶金技术是工艺发展的突出标志；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器物和装饰品显著增多，爱美观念大为发展。人们更加崇拜祖先、迷信鬼神，占卜盛行，并出现了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巫”。社会生活方面，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初步形成，语言和思维有明显发展，歌谣、谚语、神话等艺术形式陆续出现并多样化。所有这些，都使得这个时期的教育活动更加自觉，教育目的更显明确，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

在我国古籍中，关于远古教育的传说屡见不鲜，虽然有想象或后人附会的成分，但很多都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教育发生发展的规律。比如，“尧其导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11]。这些记载都帮助我们得以了解或推测原始社会教育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从新中国成立后对一些少数民族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原始社会教育的一些迹象。如通过对鄂温克人的调查研究证明，东北解放前还处于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鄂温克族儿童，七八岁时就开始接受狩猎教育，掌握有关经验技能，并进行相关的体能训练，如跳高、跳远、射箭、打靶比赛。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在非洲、美洲、印第安等氏族部落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充分说明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是：教育是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一是内容贫乏、形式简单，仅仅限于口耳相传，并结合实际动作的示范和模仿，没有文字和书本；二是主要在劳动实践中进行，教育同生产生活相融合，教育内容主要为生产和生活经验，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和使用工具，并创造语言，创作神话、记事方法等；三是教育过程是终身的，“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陶行知语），是人类早期教育的又一个显著特征；四是教育是平等的，教育目的一致，具有全民性而没有阶级性，教育目的是为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服务。集体的社会性的教育活动是为了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人人都具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三 原始社会末期学校的萌芽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的。所谓“有人斯可教，有教斯可学，自开辟则既然矣”。[12]而学校教育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般说来，学校的产生应具备的条件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使得一部分人得以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教育和学习活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了明显分工，有了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是学校教师；文字的产生使文化知识和学习内容更丰富，学习条件更便利。学校的产生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一）仓颉造字和文字演变的过程

汉字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生动见证与象征，它的产生和演变记录了上古先民创造历史财富的基本进程，并包含了他们的智慧与灵性，同时也是探寻原始氏族社会末期教育状况的重要线索。

文字的发明是学校萌生的直接条件。古代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等国家，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学校。这些国家又是最早产生文字的国度。考古发现，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遗址中的长方形骨板刻画，已具有“图形文字的萌芽”。山东大汶口的图画文字和四川大凉山耳苏人的图画文字，是萌芽状态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仓颉造字是中国黄帝时代最早关于文字的传说，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也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明在早期文字改进规范化工作中，仓颉应当是在汉字发展中具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物，在文字产生的初期，他是整理汉字的集大成者。

汉字有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汉字源于图画，由原始的图画演变而成。其似画非画，似字非字，我们称为图画文字。图画文字经过了3000多年的逐渐演变，由象形文字→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到楷书，大致是：商代之前为起源期，殷商甲骨文为成熟期。此后出现一系列演化，特别是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字体，中国文字发展历史就脱离古文字阶段进入隶楷阶段；楷书到隋唐基本定型，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被美术化成为宋体字。文字的产生不仅对学校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对后世的文化科学及社会发展也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二）原始社会末期传说中的学校萌芽

一般认为，学校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古籍记载：“成均，五帝之学。”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们是传说中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董仲舒认为成均是五帝时期的大学。“成均”，郑玄注：“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在部落联盟时期，凡宗教仪式和公众集会，都必有音乐，部落显贵重视音乐修养，他们的子弟均受乐教，可见，成均是习乐的地方。按照古代字书的解释，“成均”的本义是指经过人工加工的平坦、宽阔的场地，是原始氏族部落居住区内的广场。传说五帝时期宗教思想盛行，氏族公社注重祭祀天地鬼神，因而在祭祀中辅以音乐来维系民心。先王在“成均”用酒款待地位低贱的“郊人”，并宣讲教令，举行一些集体性的祭祀活动。古籍记载“大司乐掌成均之法”[13]，就是指掌管祭祀活动中有关音乐的事宜，这就说明当时的宗教和教育活动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只能说明“成均”具有教化作用而已。成均不是劳动场所，所进行的教育是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独立性活动，教者和学者都已脱离了生产劳动，已具有古代学校萌芽的条件。[14]

上古时代教育与社会生活尚未分开，因而可将上古先民的一系列有助于文明开化的社会活动看作社会教化的形式，并将举行这类活动的场所称为“大学”。事实上这种远古时代的所谓“大学”，既不是儒家所褒扬的那种完美无缺的“大学”，也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学校，但它确是引导上古先民步入文明开化时代的重要途径，其中形成的某些传统，也被文明开化时代的中国古典教育所继承，并成为后世追述三代教育的理想化身。

古籍上还有“虞氏之学名庠”的记载；“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关于“庠”，据《说文》注解“庠”字由“广”和“羊”两部分构成。前者的意思是房舍，后者指牛羊的羊。原始社会中后期，人类已逐渐过上以饲养、种植为主的定居生活。“庠”在原始公社的初始含义即指饲养牛羊等牲畜的场所。养老是氏族社会的传统，生产和社会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由集体敬养，他们不仅负责饲养牲畜，而且看管儿童，专门从事教育下一代的工作。“庠”逐渐从单纯的饲养牲畜的场所演变为敬养老人、教育儿童的场所。氏族社会末期，最初的等级已形成，老人有国老、庶老之分，敬养的场所也不同，有“上庠”“下庠”之别。《礼记·王制》载：“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郑玄注：“上庠，右学，大学也，在西郊；下庠，左学，小学也，在国中王宫之东。”这些记载都认为，早在五帝和虞舜时期就有了不同等级的学校，但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学校产生的条件，当时还不可能有专门的教育机构。

综上所述，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成均”和“庠”，还不是正式的学校，不过，和原始社会前期的教育活动相比，通过这些相关场所产生更有组织、分工的教育活动，相对于无定居时代那种落后的教育状态而言，无疑是一种进步，也为后来专门教育机构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成均”和“庠”是我国古代学校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