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分析框架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基于已有研究与上文所述的理论基础，首先有必要对本书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显然，群体和群体化，是本书所需论证的中心命题。
群体，作为一个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概念，它指的是两个以上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集合。具体到本书，所指群体显然是全球气候政治中的不同国家群体，包括欧洲联盟、伞形国家、小岛国家联盟、七十七国集团、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换言之，组成这类群体的基本单位是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体，且同时这些群体内的国家间关系除了欧盟之外，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共同体/联盟。[96]
群体化，即单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如主权民族国家对某个群体的参与。根据符号互动论和社会心理学有关群体的认识，影响群体化的关键变量在于：其一，群体化的背景或曰叙事情境，一种叙事情境直接为某个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活动舞台，比如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为个体的社会化提供了行动场域和话语时空；其二，行为体是否参与互动，也就是说，群体化还须受到个体本身的身份选择和意愿的影响，现代的政治行为体多数并非政治社会化的囚徒，而往往有进行选择之权利；其三，互动本身可能对群体化产生过程动力，即群体的形成与群体化的维系，其动力来自该群体内部的行为体之间以及该群体与他群之间的持续互动。
此外，本书还从方法论意义上使用了“结构”、“进程”[97]与“机制”这三个概念。所谓结构（structure），既可以指代一种补偿机构，在系统输入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结果的一致性，又可以指一系列约束条件。[98]从定义上看，结构至少是一个与政治系统本身一样复杂的分析概念。于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批判还原主义和普遍系统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简化和抽象提出了组成结构的三要素，即“系统的排列原则、单元的功能差异、单元间能力的分配”。其中，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单元差异”这一项被当作无意义的标准而被略去，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系统是由同类单元构成。也正是这一极具“创造力”的省略，一石激起千层浪，为后来的各种理论修正和挑战预留了不小的想象空间。[99]所谓进程/过程（process），按照过程建构主义理论的解释，指的是产生社会意义的持续的实践互动关系，这是一种运动中的关系，是复杂且相互关联的动态关系复合体，其基础是社会实践。[100]
从理论上看，现有的全球气候政治虽仍运行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中[101]，但由于气候政治本身所具有的自反性和“复合相互依赖”特征，仅强调物质力的结构约束，似仍难以解释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分歧现象等国际社会事实（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群体之间的“南北对立”、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分化、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对垒等）。从结构与进程的角度观之，这种经验与理论的双重困惑，一定程度上是（有意或无意）忽视气候政治结构/进程，或割裂二者间联系所导致的。而且，就分歧本身而言，也并不仅仅局限于通俗语义下的“意见不一致”，它还可以指涉自然科学领域所谓“多重平衡态”。自然界有着广泛的分歧现象，比如曲直之分，相对一切外力而言曲或直都是一种平衡态；化学反应中的温度分布随浓度增大而出现多重平衡态；自燃、裂变等都是分歧现象。分歧问题源于动力体系中平衡态的个数变化。如此一来，对现象间的联系或多重要素的运行机制考察就显得尤为关键。[102]
所谓机制（mechanism），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可能混淆的概念，原因在于国内学界将“institutions” 和“regimes”也译作“机制”。所幸比较容易甄别的是，国际关系学意义上后两种“机制”往往与“国际制度”相关，即“国际机制”基本可以等同于一种动态的国际制度。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机制”分析，如无“国际机制”之类的特别说明，均指“mechanism”（包括内生机制和外部机制），它可以将其中的某些因素/要素串起来，从而引发变化。具体而言，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还将看到，群体化正是由群体内的个体行为体的（气候）政治变化和身份选择，乃至外部机制的反馈而共同建构和强化/再造的。换言之，群体化的形成机制，是其内外动因相互作用的动态运行过程。
二 分析框架的构建
为分析与论证的需要，笔者借鉴已有研究，在上文所述的概念与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103]
假设1：结构情境，即全球气候政治结构。全球气候政治系统结构下的互动，使新兴大国自群体/我群（in-group）与共同他者/他群（out-group）之间形成对垒。
在集体身份建构—转换—扩容方面出现温特所谓的“非线性动力特征”，这可以从复杂系统论当中获得有益启发。作为互动的复杂模式的结果，系统的行为不可能只按照其原子组成来解释，尽管事实上系统除了由其基本成分及其相互关联组成之外别无其他。气候政治系统除了无政府状态，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带有的自反性[104]和“吉登斯悖论”色彩，导致整个系统的复杂性作为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模式而涌现，这些无疑都增加了我们认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难度，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面对复杂系统时束手无策。复杂系统是历史的，随着时间而演化，而且过去的行为会对现在产生影响。[105]
假设2：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之形成，其主观构成条件在于政治系统的自主性选择。
个案比较可以将新兴大国参与气候政治视为重要的干扰变量。我们不仅可以比较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从而其群体化趋向以BASIC为主导的可能性，还可以将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俄罗斯何以位列不同的气候政治群体视作BASIC群体的某种“反例”。因而，从微观和中观的意义上来看，单个新兴大国的气候政治双层互动及其身份选择，构成了群体化的内生机制。
假设3：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之所以延续，还在于共同他者的反馈（Feedbacks）。[106]
新兴大国在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共同他者对新兴大国气候政治实践的认知与反馈，显得尤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兴大国群体化路径得以延续，为新兴大国群体身份（如BASIC）的再造/强化提供了外部动因，亦即构成了群体化的外生机制。
基于上述三个假设，下文将从“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结构分析”“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进程分析”“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机制分析”三个维度进行诠释。具体而言，本书可细分为五个部分，从新兴大国群体化所置身的全球气候政治叙事情境出发，对该情境的系统结构进行宏观分析，此为研究之第一部分；对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进程进行历史纵向（背景、阶段、特点等）和横向分析（自群体的气候政治分歧），此为第二部分；对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的内生机制进行个案比较，为第三部分；基于前三个部分的铺垫，探讨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外部机制则相应为研究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则尝试分析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国际政治意义与前景。
[1]斯德哥尔摩会议引发了全球关注，使环境议题首次嵌入国际政治，并逐渐成为国际研究和政策讨论的重要分支。参见Neil Carter，“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in Mark Beeson and Nick Bisley，eds.，Issues in 21st Century World Politic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3，p.177。
[2]Stephen Schneider，“Detecting Climatic Change Signals：Are There Any ‘Fingerprints’？”，Science，Vol.263，No.5145，1994，pp.341-343；Siegfried Fred Singer and Dennis T.Avery，Unstoppable Global Warming：Every 1500 Years，New York：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7；赵宏图：《气候变化“怀疑论”分析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56～63页。
[3]世界政治，或曰全球政治，指的是政治关系在时空上的拓展和延伸，其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行为跨越了主权民族国家的边界，也正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意义上，“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在政治权力主体、议题领域、结构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参见David Held et al.，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and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9。
[4]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4th Edition），New York：Longman，2011，pp.30，262.
[5]参见Anthony Giddens，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9；Paul G.Harris，What's Wrong with Climate Politics and How to Fix It，Cambridge：Polity Press，2013。
[6]根据IPCC报告，准确地说气候变化问题应更侧重于指涉“人为气候变化”（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即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导致显著的全球升温；人类活动已明显地改变全球气候。参见IPCC，“Climate Change 2001：Synthesis Report”，https：//www.ipcc.ch/pdf/climate-changes-2001/synthesis-syr/english/question-1to9.pdf。
[7]严双伍、赵斌：《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4～59页。
[8]目前对于界定新兴国家的标准和方法，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国外研究聚焦于国家权力的维度（dimensions），尝试为新兴国家列出了七大限定性因素，即地缘、人口、经济、资源、军事、外交和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而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大国（great powers）或超级大国（superpowers）才可以还原这七大权力维度。参见Thomas Renard，A BRIC in the World：Emerging Powers，Europe，and the Coming Order，Brussels：Academia Press，2009，pp.24-25；Thomas Renard and Sven Biscop，eds.，The European Union and Emerging Powers in the 21st Century：How Europe Can Shape a New Global Order，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2012，Chapter 3。国内新近的研究从经济、政治和历史这三重内涵来对“新兴国家”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论解读，从而区分出“最核心的”、“重要的”和“边缘的”新兴国家。其中，“最核心的”新兴国家有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重要的”新兴国家指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沙特阿拉伯；“边缘的”新兴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和伊朗。参见周鑫宇《“新兴国家”研究相关概念辨析及其理论启示》，《国际论坛》2013年第2期，第69页。此外，现有研究对新兴国家与新兴大国亦较少做严格区分，二者常指代同一国家群体且不影响读者对该现象的理解，但本书倾向于使用“新兴大国”这一提法，以分析具体的相关大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案例。
[9]所谓叙事情境（narrative scenario），本是语言学和社会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即行为体叙事或行动时所处的话语背景和活动舞台，是包含了时空场域的客观存在。将“叙事情境”迁移运用到社会科学当中，可以形象地描绘研究对象所处的复杂情境。具体到气候政治的“叙事情境”，则既整合了全球、区域、国家等地理空间维度，又涉及社会、经济、环境、技术、能源等动因的混合结构，这些要素的存在甚或相互作用，从客观上限定了行为体应对气候变化时的活动舞台。参见IPCC，“Narrative Scenarios and Storylines”，https：//www.ipcc.ch/ipccreports/sres/emission/index.php？idp=12；Ayami Hayashi et al.，“Narrative Scenario Development based on Cross-impact Analysis for the Evaluation of Global-warming Mitigation Options”，Applied Energy，Vol.83，No.10，2006，pp.1062-1075；Sabrina Scherer，Maria A.Wimmer and Suvad Markisic，“Bridging Narrative Scenario Texts and Formal Policy Modeling through Conceptual Policy Model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Vol.21，No.4，2013，pp.455-484。
[10]Kirsten H.Engel and Scott R.Saleska，“Subglobal Regulation of the Global Commons：The Case of Climate Change”，Ecology Law Quarterly，No.32，2005，pp.183-233；Barry Rabe，“Beyond Kyoto：Climate Change Policy in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s”，Governance，Vol.20，No.3，2007，pp.423-444；F.Biermann，P.Pattberg and Fariborz Zelli，eds.，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beyond 2012：Architecture，Agency and Adap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Robert O.Keohane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7-23；Joanna Depledge and Farhana Yamin，“The Global Climate-change Regime：A Defence”，in Dieter Helm and Cameron Hepburn，eds.，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433-453.
[11]石斌：《秩序转型、国际分配正义与新兴大国的历史责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92页；韦宗友：《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国际论坛》2011年第2期，第11～12页；花勇：《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及建构路径》，《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第50～51页；章前明：《从国际合法性视角看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对国际秩序转型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第10～11页；Andrew F.Cooper and Agata Antkiewicz，eds，eds.，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Canada：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2008；Parag Khanna，The Second World：How Emerging Powers Are Redefining Global Competition in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2009；Theotônio dos Santos，“Globalization，Emerging Powers，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Vol.38，No.2，2011，pp.45-57。
[12]这里借鉴的是亚历山大·温特对（大国的）“自我约束”这一主变量的定位，认为这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助然或许可原因（enabling or permissive cause），其余三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和“同质性”则均为主动或有效原因（active or efficient causes）。参见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43。
[13]〔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6页。
[14]关于自群体（in-groups）与共同他者（common others）之间的二元分类，有助于强调群体认同与（群体内、群体间）互动的社会意义。参见Henri Tajfel et al.，“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Intergroup Behaviour”，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1，No.2，1971，pp.149-178；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92-293，322，339-340，355。
[15]除非特别说明，本书的“金砖国家”均指包括南非在内的金砖五国，而为表述准确和论证需要，笔者用英文简称BRICs来指代“金砖四国”（机制），BRICS则为金砖五国（机制）。
[16]参见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第184页。
[17]Tim Dunne，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05-425；John J.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Walt，“Leaving Theory Behind：Why Simplistic Hypothesis Testing Is Bad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27-457；Andrew Bennett，“The Mother of All Isms：Causal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d Plur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59-481；Chris Brown，“The Poverty of Grand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83-497；Charlotte Epstein，“Constructivism or the Eternal Return of Universa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hy Returning to Language Is Vital to Prolonging the Owl's Flight”，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499-519；Stefano Guzzini，“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521-541；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and Daniel H.Nexon，“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paradigmatic Era：From Substantive Wagers to Scientific Ontologie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543-565；David A.Lake，“Theory Is Dead，Long Live Theory：The End of the Great Debates and the Rise of Eclectic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567-587；Christian Reus-Smit，“Beyond Meta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589-608；Christine Sylvester，“Experiencing the End and Afterl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609-626；Arlene B.Tickner，“Core，Periphery and（Neo）imperial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627-646；Michael C.Williams，“In the Beginning：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lightenment and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No.3，2013，pp.647-665.
[18]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20.
[19]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7，No.4，1997，p.414；苏若林、唐世平：《相互制约：联盟管理的核心机制》，《当代亚太》2012年第3期，第13页。
[20]对“集体身份理论”的讨论，参见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115～117页。
[21]Alberto Melucci，“The Process of Collective Identity”，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eds.，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p.44-45.
[22]Klaus Eder，“A Theory of Collective Identity：Making Sense of the Debate on a ‘European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12，No.4，2009，pp.431-432.
[23]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392.
[24]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p.388-391.
[25]Alexander Wendt，“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No.2，1994，pp.389-390.
[26]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229.
[27]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343.
[28]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64-366.
[29]Brian Greenhill，“Re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4，No.2，2008，pp.356-360.
[30]Prasenjit Duara，“Historicizing National Identity，or Who Imagines What and When”，in Geoff Eley and Roland Grigor Suny，eds.，Becoming National：A R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3；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365-366.
[31]苏格兰启蒙运动，指1740～1800年在苏格兰发生的人类文明巨大进步，代表人物有弗兰西斯·哈奇森、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不同于法德欧陆启蒙运动，前者通过大英帝国内的自由贸易已然获得了经济优势，又通过自古典时期建立起来的首个欧洲公共教育系统获得了教育优势，各方面的复苏使得苏格兰思想家开始怀疑约定俗成的假设，从而在启蒙运动中开辟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实践道路，使“人们通过苏格兰看到了所有那追求文明的信念”（伏尔泰语）。参见Arthur Herman，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The Scot's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Fourth Estate Limited，2003；Mark R.M.Towsey，Reading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Provincial Scotland，1750-1820，Leiden：Brill，2010；Jane Rendall，ed.，The Origins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1707-1776，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8。
[32]Adam Ferguson，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London：T.Cadell，1767，p.205；Friedrich Hayek，“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in Friedrich Hayek，ed.，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96-105.
[33]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pp.6-7；〔美〕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杨少华、官志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3页。
[34]参见Stephen Schneider，“Detecting Climatic Change Signals：Are There Any ‘Fingerprints’？”，Science， Vol.263，No.5145，1994，pp.341-343。
[35]Robert Jervis，System Effects：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p.260.
[36]〔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6页。
[37]〔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6页。
[38]〔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148页。
[39]〔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14页。
[40]参见〔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132～134页。
[41]参见Herbert Blumer，Symbolic Interactionism：Perspective and Method，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Hall，1969；David A.Snow，“Extending and Broadening Blumer's Conceptualization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Symbolic Interaction，Vol.24，No.3，2001，pp.367-377；Calvin J.Larson，Sociological Theory：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esent，New York：General Hall，1986，p.143。
[42]Joel M.Charon，Symbolic Interactionism：An Introduction，An Interpretation，An Integration，Englewood Cliffs，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9，pp.28-31.
[43]David A.Snow，“Social Movements”，in Larry T.Reynolds and Nancy J.Herman-Kinney，eds.，Handbook of Symbolic Interactionism，New York：AltaMira Press，2003，pp.812-824.
[44]“Social Psychology：Groups”，http：//www.sparknotes.com/psychology/psych101/socialpsychology/ section8.rhtml.
[45]参见Solomon Asch，“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Psychological Monographs，Vol.70，No.9，1956，pp.1-70。
[46]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8；John Ikenberry，“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Foreign Affairs，Vol.90，No.3，2011，pp.56-68.
[47]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William 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1，1999，pp.5-41；Gideon Rachman，“Think Again：American Decline”，Foreign Policy，No.184，2011，pp.59-65.
[48]Azar Gat，“The Return of Authoritarian Great Powers”，Foreign Affairs，Vol.86，No.4，2007，pp.59-69；也可参见Charles Kupchan，No One's World：The West，the Rising Rest，and the Coming Global Tur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49]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 5；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p.441-442，488，538；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London：Macmillan，1988；George Modelski，“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Glob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3，1996，pp.321-342.
[50]Pu xiaoyu，“Socialisation as a Two-way Process：Emerging Powe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2012，Vol.5，No.4，pp.365-366.
[51]这里关于新兴大国之“新”与“兴”的理解，主要受到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论著的启发。参见Richard Ned Lebow，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545-546。
[52]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238；〔美〕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林至敏、王建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200～210页。另参见〔美〕肯尼思·N.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4～5页；张贵洪：《理解国际关系：主题、方法、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48页；尚劝余：《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起源、流变、内涵和应用》，《国际论坛》2011年第4期，第50页。
[53]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eds.，The International System：Theoretical Essay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77-92；James Rosenau，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London：Frances Printer，1980，pp.115-169；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World Politics：A Menu for Choice，New York：W.H.Freeman，1992，pp.11-17.
[54]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343；另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第208页。
[55]代表国际关系研究前沿的学术期刊，国际上如I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和IS（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内如《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当代亚太》，近年来明显表现出以刊载定量研究成果为主的趋势。一些将科学行为主义和定量分析奉为圭臬的研究者因此认为，“若不掌握科学（尤其‘定量’）研究方法，十年内在国际关系学界几无可以立足之地”。
[56]比如计量统计的纯科学方法，可以说是当前技术宰制和人类社会过于理性化的微妙殖民，对于政治学科来说，这种殖民妨碍了政治理论的洞察力和变革能力，有陷入一种僵化迷思的危险。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参见〔英〕台乐怡《与权力做斗争——拒绝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徐进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2期，第135～139页，该文还指出当前国际关系学中的界限设定来自两股力量：一是美国霸权，二是经济学霸权（第139页）；近年有关定量分析的批评，参见王缉思《关于比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浅见》，《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8页。
[57]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第159～165页。
[58]范菊华：《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欧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18页。
[59]檀跃宇：《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其历史根源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23～125页；檀跃宇：《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南北关系》，《当代世界》2010年第6期，第32～34页。
[60]本书的“南方国家”“第三世界”，均指称群体同一性意义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说明除外。有关“南方国家”与“第三世界”这两个概念在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差异分析，参见Adil Najam，“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From Contestation to Participation to Engagement”，Glob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Vol.5，No.3，2005，pp.303-321。
[61]Andrew Hurrell and Sandeep Sengupta，“Emerging Powers，North-South Rela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Polit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8，No.3，2012，pp.463-484.
[62]李昕蕾、任向荣：《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37～46页。
[63]宋效峰：《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功能及其局限》，《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68～72页。
[64]Shahzad Ansari，Frank Wijen and Barbara Gray，“Constructing a Climate Change Logic：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Organization Science，Vol.24，No.4，2013，pp.1014-1040.
[65]李盛：《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63～66页；李盛：《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年6月。
[66]CAM是一种网络图或概念图，用以显示人们观点的概念结构和情感特质，并揭示附着于这些概念和目标之上的正面与负面价值。参见Robert M.Axelrod，Structure of Decision：The Cognitive Maps of Political Elite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No.01，January 2010，pp.1-31；Paul Thagard，“Mapping Minds across Cultures”，in Ron Sun，ed.，Grounding Social Sciences in Cognitive Sciences，London：MIT Press，2012，pp.35-60。
[67]Manjana Milkoreit，“What's the Mind Got to Do with It？A Cognitive Approach to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Working Paper，No.2012-04，http：//www.sei-international.org/mediamanager/documents/Publications/Climate/SEI-WP-2012-04-Cognitive-Climate.pdf.
[68]谢来辉：《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1期，第83～92页。
[69]杨春瑰：《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制度生成与演化发展——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求索》2011年第12期，第23～24页。
[70]刘培林：《全球气候治理政策工具的比较分析——基于国别间关系的考察角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127～142页。
[71]邵雪婷、韦宗友：《全球气候治理中“搭便车”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环境经济》2012年第1期，第47～51页。
[72]张胜军：《全球气候政治的变革与中国面临的三角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0期，第100～102页。该文还从“本国利益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团结”“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支持”这三角难题论析上，解读了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中国所面临的气候治理困境，并思考其何以在责、权、利三者间寻求某种平衡，参见该文第107～110页。另参见张胜军《全球深度治理的目标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55～75页。
[73]杨晨曦：《全球环境治理的结构与过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3年6月，第149～161页。
[74]Harro van Asselt，“Dealing with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Legal and Political Approaches in Interplay Management”，Global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No.30，May 2007，http：//www.glogov.org/images/doc/WP30.pdf.
[75]Harro van Asselt and Fariborz Zelli，“Connect the Dots：Manag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Earth System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No.25，Lund and Amsterdam：Earth System Governance Project，2012，http：//www.earthsystemgovernance.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files/ESG-WorkingPaper-25_van%20Asselt%20and%20Zelli_0.pdf.
[76]Michael P.Vandenbergh and Mark A.Cohen，“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Boundaries and Leakage”，Discussion Paper-Resources for the Future（RFF），No.09-51，November 2009，http：//www.environmentportal.in/files/Climate%20Change%20Governance.pdf.
[77]James Meadowcroft，“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Vol.4941，2009，http：//elibrary.worldbank.org/docserver/download/4941.pdf？expires=1379054479＆id=id＆accname=guest＆checksum=16C907218C2E77C1D2DE37863F9B2463.
[78]Thomas Bernauer and Lena Schaffer，“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CIS Working Paper，No.60，July 2010，http：//www.ied.ethz.ch/pub/pdf/IED_WP12_Bernauer_Schaffer.pdf.
[79]Christopher Allsopp et al.，“Institu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The Harvard Project on Climate Agreements：Policy Brief，November 2010，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files/HPCA-Policy-Brief-2010-01-Final.pdf.
[80]Arun G.Mukhopadhyay，“Climate Climax：Power，Development and ‘World Peace’”，February 18，2010，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554864.
[81]Harriet Bulkeley and Peter Newell，Governing Climate Change，New York：Routledge，2010，pp.35-53，105-114.
[82]马建英：《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外交评论》2009年第6期，第30～45页；马建英：《国际气候制度在中国的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92～121页。
[83]甘钧先、余潇枫：《全球气候外交论析》，《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64～65页。
[84]庄贵阳：《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6～15页。
[85]刘激扬、周谨平：《气候治理正义与发展中国家策略》，《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第26～27页。
[86]曾贤刚、朱留财、吴雅玲：《气候谈判国际阵营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环境经济》2011年第1期，第39～48页。
[87]肖洋：《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7期，第63～70页。
[88]Michael P.Vandenbergh，“Climate Change：The China Problem”，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81，2008，pp.905-958.
[89]Ricardo Meléndez-Oritiz，Joachim Monkelbaan and George Riddell，“China's Global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of Climate Change，Trade and Sustainable Energy：Exploring China's Interests in a Global Massive Scale-up of Renewable Energies”，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Politics and Business（RCCPB）Working Paper，No.24，March 2012.
[90]Sjur Kasa，“The Second-Image Reversed and Climate Policy：How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Helped Changing Brazil's Positions on Climate Change”，Sustainability，Vol.5，No.3，2013，pp.1049-1066.
[91]严双伍、肖兰兰：《中国与G77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第21～26页。
[92]严双伍、高小升：《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4～13页。
[93]孙学峰、李银株：《中国与77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88～102页。
[94]Econ Pöyry，“BRIC，BASIC and Climate Change Politics：Status，Dynamics and Scenarios for 2025”，Econ Report Commissioned by the Norwegian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Oslo，Norway，22 December 2010；Karl Hallding et al.，Together Alone：BASIC Countries and the Climate Change Conundrum，Copenhagen：Nordic Council Publication，2011；Xinran Qi，“The Rise of BASIC in U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8，No.3，2011，pp.295-318.
[95]徐婷：《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非正式国际机制研究——以八国集团为例》，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年5月，第134～141页。
[96]本研究倾向于使用“群体”与“群体化”，而非“集团”与“集团化”，源于当前的气候政治叙事情境，事实上只有欧盟这一特例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某种集体身份的内化。参见赵斌《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美欧分歧及其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5页。
[97]以“结构”与“进程”作为理论分析基础来讨论全球气候政治中的分歧和动因问题，另参见赵斌《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美欧分歧及其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7～91页。
[98]参见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Chapter 4。
[99]有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修正，参见Randall 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1，Summer，1994，pp.72-107；也有来自其他学派的争鸣，如John Gerard Ruggie，“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World Politics，Vol.35，No.2，January，1983，pp.261-285；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99；国内还有学者尝试提出国家功能理论，以实现对结构现实主义的升级和超越，参见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30～153页。
[100]Qin Yaqing，“Relationality and Processual Construction：Bringing Chinese Ideas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Social Sciences in China，Vol.30，No.3，2009，p.9.
[101]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前提，笔者亦接受无政府状态这一带有先验色彩的理论假定。有关对该假定的批判和质疑，参见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1999；谭再文：《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空洞及其无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78～80页。
[102]赵斌：《全球气候政治中的美欧分歧及其动因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8页。
[103]参见赵斌《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形成机制——集体身份理论视角》，《当代亚太》2013年第5期，第117～119页，本书对分析框架又做了进一步修正。
[104]气候政治的自反性，指气候政治既源于现代性的成就，又更责难于现代性自身的破坏性，这种自反性不仅表现在基于当前的社会批判与反思上，而且其目的或导向还在于指涉“未知未来”。参见严双伍、赵斌《自反性与气候政治：一种批判理论的诠释》，《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5～57页。
[105]〔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理解复杂系统》，第5～6页。
[106]这里借鉴了系统控制论中对反馈的界定，即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反馈因此也可以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运用到社会科学中，从反馈评价来看，负反馈为消极反馈，正反馈为积极反馈。对于一个群体的形成，反馈是外部动因起作用的过程，因而十分重要。参见Alistair Mees，Dynamics of Feedback Systems，New York：John Wiley，1981，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