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传播起点

起点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头，起点的本质、特性往往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状态、程度，等等。“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断回到原点去追问元问题。”[16]标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和历史演进的前提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和演进，同时也关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心和使命，以及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的研判和解答。因此，追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脉络的系统勾勒，更有助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底层逻辑的深刻把握和洞察。

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演进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双重维度中展开的，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稳定性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动态演进过程既不是短暂的，也不是相对独立的，更不是已经完成、终结的历史记忆，而是一种“主义”以“改变世界”的旨趣和姿态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丰富自身的现实过程。这一现实过程，既是一段历史——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不断继往开来、新陈代谢的过程，也是一种逻辑——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逻辑——不断揭示规律、生成演化的过程，还是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自身、展现生机活力的过程，更是一种实践——近代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不断推动中国发展、引领塑造时代的过程。因此，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促进等多重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内在地包含传播起点、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等多个维度。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到“传播开来”，从转换“中国话”到实现“中国化”的历史演进，是多个群体参与、多重背景影响、多种因素制约，并且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程度不仅与其思想特质相关，更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紧密相关。换言之，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非单一事件作用的结果，而是历史合力共同推动的产物。因此，有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某一个历史文献或者历史事件所能承载的，它是一个立足于对理论理解的基础上，在现实中反复实践，最后再转化为新理论的过程。不能单从理论的观点看，仅因为某人的讲话或者会议决议中，就断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简单地由某一时间节点的某一标志性事件独立完成的，而是一系列重要时间节点的多个标志性事件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 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然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18]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陷入国门被破、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近代中国举步维艰，其曲折延绵、可歌可泣的历史，既是一批批先进知识分子反思传统、救亡图存、探求真理的进步史，也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寻求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史。

落后就要挨打，唯有奋起直追。与“国门被破”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放眼世界、走出国门，“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19]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中国人在一次次的屈辱中清醒地看到了中外之间的巨大差距。于是，大批中国青年学子选择出国留学，迫切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当时“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20]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学习先进科学技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和心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当中日两国诸多方面的现实差距以战争的形式残酷地呈现在国人面前时，向先进学、向日本学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选择。有学者统计，“1896年起，留日学生络绎不绝，1906年竟逾8000人，他们成了译书的主力。在国内，纷纷开设以教授日语为主的‘学堂’，如福州的东文学堂，杭州的日文学堂，泉州的彰化学堂，天津的东文学堂，厦门的东亚学院，北京的东文学社等，培养了一批日语人材。不少官绅也设立书局，创办报刊，延聘专人从事翻译，直接刺激了翻译书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中译日书958种，其中社会科学类366种，占38%，世界史地类175种，占18%，语言类133种，占13%，科技书近百种。”[21]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在大批留学生出国求学的目的地中，与日、英、美、法、德等国相比，当时的俄国并未引起中国人的足够关注和重视，“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22]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直至20世纪初期的大致情形。

然而，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这种状况。1917年11月7日，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十月革命的胜利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世界革命的方向和前景，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可参照、可借鉴的革命道路和实践样板。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种种变革设想和方案均行不通，在种种尝试和努力均未实质性改变中国现实的历史条件下，俄国“十月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将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变为现实，改变了俄国的社会状况和面貌，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在旧式的农民战争走到尽头，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屡屡碰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纷纷破产的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23]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方向、力量、道路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十月革命”直接促进了新的世界历史的建构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思想的价值性需要在现实运动中彰显，理论的真理性需要在实践发展中检验。“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列宁主义不仅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也鼓舞和推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半个多世纪中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承认。”[24]因此，“十月革命”不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极大地改变了俄国的社会面貌，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革命运动”[25]，进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全球格局和世界历史的演化方向。

另一方面，从中国实际看，“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参照，“给正在苦闷中探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26]，开辟了中国人探索真理、救国救民的崭新境界。“十月革命后，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祖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指明了方向，中国人民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时，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选择了社会主义理想，这种历史性的选择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等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2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28]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之时。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曾总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29]可见，虽然近代以来的“优秀人物”一直在“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但真正找到这个“真理”，并将之“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实现的。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虽然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已经有人关注并讨论社会主义，比如，“从1899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以来，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梁启超和革命派如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某些介绍”[30]。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当时的国内知识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较为零散、较为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没有为人们所重视”。[31]当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变为现实时，这一现实运动给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32]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一判断是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3]在这个意义上，以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标志，中国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启了赞成并效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关注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阶段，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

二 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1919年上半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为五四运动[34]的导火索。最初由青年学生在5月4日以示威游行、罢课为主要方式的抗议行动迅速引发了一场由学生、工人、商人共同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当“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引发的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以五四爱国运动的方式迅速蔓延至全国，“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上海学生‘沿街跪求’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内，罢工工人达到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拓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35]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影响极大。

其一，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正是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立场和态度，使得五四运动能够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36]，通过罢工、罢课、罢市等方式多措并举、多方响应、多地联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拒签合约、释放学生，“最终迫使北洋政府罢免三个卖国贼和拒签合约，取得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胜利。”[37]为革命点燃了持续抗争的火种，积蓄了革命运动的势能。

其二，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多方面力量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虽然最初是由青年学生发起的，但五四运动很快“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38]。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参与。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逐渐成为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展现出强大的阶级优势和革命力量。

其三，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研究新理念、发起新思潮、探索新出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发挥了骨干作用。作为“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李大钊在其1918年7月所写的《俄法革命之比较观》中，“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热情地赞扬了十月革命”。[39]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40]以杨匏安[41]、李达[42]等为代表的先进青年，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前后，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少年中国》《建设》《星期评论》《改造》《晨报》《京报》[43]等为代表的进步刊物，逐渐成为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五四运动中，以“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44]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团体，其大部分成员作为骨干参加了这场运动。

其四，五四运动促进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有研究指出：“1920年前后，中国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从新文化运动阵营中分化出来，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完成对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也在实际斗争中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在他们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的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北京的高君宇、何孟雄、黄日葵、邓中夏、张太雷，天津的马骏、郭隆真、于方舟，武汉的陈潭秋、施洋，长沙的何叔衡、彭璜、夏明翰、向警予，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广东的杨匏安、阮啸仙、彭湃，江西的方志敏、袁玉冰，四川的杨靖公、萧楚女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赞成社会主义革命。”[45]上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中，当时大多数参加过五四运动或受到这场运动的深刻影响。

最后，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46]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迅速扩散。“五四运动的发生及其胜利，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重视，并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了解情况，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47]另一方面，从内部实践来看，五四运动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救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为己任，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索的先进分子。各种新思潮持续涌现，各种新刊物相继登场[48]，各种新主义纷至沓来[49]。从参加五四运动的组织和成员构成来看，“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50]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实践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51]

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奏，为接下来深层次、全方位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

五四运动如闪电惊雷般惊醒了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与当时的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身上。在一波又一波革命浪潮的助推下，在救亡、启蒙、革命的多重变奏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1920年春，正当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筹备建党之时，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52]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53]1920年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全国多地相继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54]1921年6月初，李大钊公开撰文倡议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55]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56]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起点、新境界，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的深度结合。面对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功实践离不开理论的科学指引和组织的有力保障。1920年前后，虽然一些地方的先进分子并没有与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但当时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先进分子酝酿建党事宜。[57]此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1920年代初中国最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要求，是中国社会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58]

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给近代以来的苦难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历史地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积贫积弱、屡遭挫折，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59]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强有力的政党，为凝聚各方共识、动员各方力量、夺取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60]

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中国社会、理解中国国情、分析中国问题、探寻中国出路。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并以理论指导实践、思想改变世界的方式深刻影响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这种观点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准备”。[61]

其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的形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深入的过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密不可分。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高君宇、张太雷、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苏兆征、彭湃、恽代英、蔡和森、林育南、邓中夏、方志敏、刘志丹、王若飞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62]，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践和发展艰辛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