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遣唐使的长安体验及其汉诗创作

日本从舒明二年（630）第一次派出遣唐使，到天平宝字三年（759）第十一次遣唐使为止，其间的一百多年大致相当于《怀风藻》《万叶集》产生的时代。然而天智天皇四年（665）第五次遣唐使之前的汉诗大多散佚，对此《怀风藻》序文中也有补说：“当此之际，宸瀚垂文，贤臣献颂。雕章丽笔，非唯百篇。但时经乱离，悉从煨烬。言念湮灭，轸悼伤怀。”[7]《怀风藻》中收录了“远自淡海，云曁平都”，即近江朝以降约八十年间的作品，成书时间为“天平胜宝三年（751），岁在辛卯，冬十一月也”。事实上，与《怀风藻》相关的仅有第六（669）、七（702）、八（717）、九（733）次遣唐使。《怀风藻》中踏入长安的遣唐使、留学生诗人共有六位，分别是第六次（669）的释智藏；第七次（702）的释弁正、释道慈、伊支古麻吕；第八次（717）的藤原宇合；第九次（733）的丹墀广成，共计汉诗十六首。这些遣唐使在八世纪初的长安学习经学、与唐人交游，使其汉诗创作在题材、诗形、诗歌意象、化用典故等方面，自然地具有一种域外视野和前瞻性。

遣唐使诗人述略

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630）第一次遣使入唐，至宽平六年（894）废止遣唐使制度，先后共任命遣唐使十八次。[8]在这二百六十四年的遣使入唐活动中，随着唐、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变化，遣唐使入唐的路线、目的及任务也随之改变。概而言之，可分为初期、最盛期、末期三段。[9]初期从舒明二年（630）至天智八年（669），派遣目的主要是围绕着“打探唐朝虚实、朝鲜半岛局势和学习唐朝先进制度文化三个方面展开”，[10]使者身份也多为政治家、军人或职业外交官。这一时期遣唐使创作的文学主要收录于《怀风藻》中。

最盛期从大宝二年（702）至天平宝字三年（759），这一时期是日本全面学习唐朝制度文化的时期。自白江口一役（663），唐朝水师彻底击垮倭军，以此为转折，日本放弃了与唐朝在朝鲜半岛争夺利益的野心，转而全面师从唐朝。大批具有汉学修养的留学生和学问僧入唐，广泛收集各类经史典籍，泛海而还。日本引入唐朝制度文化推行改革，建立“律令制”国家，并模仿唐长安城的都市规划营造平城京，从而迎来了日本文化史上“唐风文化”的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从使者的派遣规模和人员构成来看，还是从日本吸收唐文化的热情和成果来说，都可视为整个遣唐使史上的最盛期，遣唐使的诗文创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

末期遣唐使从光仁天皇宝龟八年（777）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这一时期唐朝因安史之乱的爆发，北方陷入混乱，唐朝国力日益衰微。遣唐使到达长安之后，行动受到限制，兼之九世纪中叶发生的“会昌废佛”事件，留学僧侣被迫还俗中断修行，遣唐使的入唐兴致极度受挫。上述因素终于导致九世纪后期，菅原道真一纸上书，日本废止了绵延近三个世纪的遣唐使制度。

《怀风藻》共辑录六十四人诗作，序文有“作者六十四人，具题姓名，并显爵里，冠于篇首”。从这六十四位诗人的身份来看，基本上是在奈良朝占据中枢地位的知识阶层，且以朝鲜或唐朝外来的归化系学者为主。与《万叶集》中歌人一半以上是无名氏，歌人身份既有天皇、皇妃、皇子，也有浪人、乞丐、僧侣等几乎囊括当时日本各阶层人物不同，《怀风藻》诗人主要是天皇、贵族、官吏、儒者、僧侣等上流阶层，这些诗人全部都是男性，且都在中央朝廷担任要职，几乎无地方官员。[11]因此可以说，《怀风藻》是由皇族、权贵及文章博士等创作的文学世界。

《怀风藻》兼收诗作者小传九篇、诗序六篇。六十四位作者中，天皇一位、皇太子一位、王九位、官吏四十八位、僧侣四位、隐士一位。六十四位作者中被授予遣唐使身份者四人，即藤原宇合、丹墀广成、伊支古麻吕和石上乙麻吕。其中石上乙麻吕虽于天平十八年（746）拜遣唐使大使，但因计划中止而未成行，《怀风藻》附其传记对此也有记载：“天平年中。诏简入唐使。元来此举难得其人。时选朝堂，无出公右。遂拜大使。众佥悦服。为时所推。皆此类也。然遂不往。”[12]《怀风藻》收录乙麻吕诗歌四首，因其没有实际入唐体验，故暂不将其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另有入唐僧三人，即释智藏、释道慈和释弁正曾留学长安。另有葛井广成需要说明。《怀风藻》录其五言诗两首，猪口笃志在其著作《日本汉文学史》中指出，奈良朝“硕学大儒葛井广成，系王辰尔后裔本姓白猪氏，从六位上，据大外记曾于养老中任遣唐使”，[13]但据《续日本纪》“以大外记从六位下白猪史广成为遣新罗使”可知，[14]葛井广成并没有拜遣唐使，而是拜新罗使。猪口笃志的记述恐怕有误，故本稿未将葛井广成纳入研究范围。现依据日本古典文学大系小岛宪之校注《怀风藻》，同时参考《续日本纪》《公卿补任》《尊卑分脉》等相关史料，将《怀风藻》中有入唐经验的诗人稽考如表1-1。

表1-1 《怀风藻》中入唐诗人名录及作品

由表1-1可见，《怀风藻》诗人到长安的时间大都集中在八世纪初，尤以公元702年第七次遣唐使成员居多。如果将这一问题置于整个遣唐使历史框架中考察，就会发现第七次遣唐使作为分水岭的意义。[15]

七世纪末随着藤原京建造完工和大宝律令的制定，自感在内政上日益完备的日本朝廷，开始在与唐外交方面用力，并于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正月，正式任命粟田真人为第七次遣唐使执节使，这也是自天智天皇十年（671）以降，日本与唐朝的交往中断达三十年后第一次遣使。尽管第七次遣唐使的规模未必如日后那么庞大，但从其人员构成上来说，身份规格极高。著名的万叶诗人山上忆良任少录，《怀风藻》诗人释道慈、释弁正、伊支古麻吕皆在其内。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第七次遣唐使甚受日本朝廷重视，使节成员逐渐由前期的武将和外交官变为专业技术学者和文人，因此汉学修养的高低便成为派遣的一个重要条件。

比如奈良朝的“翰墨之宗”藤原宇合。藤原宇合的官吏生涯是从其作为遣唐副使为开端的。灵龟二年（716），藤原宇合以“正六位下”身份入唐，其政治地位在藤原四兄弟中并不太高。那么宇合如何得其父偏爱而被委以考察唐朝制度之重任，并仿唐制在日本建立按察使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宇合高深的汉文学修养。利光三津夫在考察宇合的生平时曾指出：“据《怀风藻》所收录汉诗，或《万叶集》所收和歌来看，宇合无疑是藤原不比等四子中，最富文才的人选。”[16]《尊卑分脉》宇合传记载其“器宇弘雅。风范凝深。博览坟典。才兼文武矣。虽经营军国之务。特留心文藻。天平之际，尤为书翰墨之宗。有集二卷”。[17]只可惜，宇合私修家集两卷已经失传，即便如此，他依然是日本上代诗坛存留汉诗最多的诗人。

长安生活对藤原宇合的影响，首先便是改名。《续日本纪》首次出现藤原宇合之名，是在灵龟二年（716）八月拜遣唐副使：“正六位下藤原朝臣马养为副使。”[18]从长安归日本不久的养老三年（719）七月，藤原马养便改名为“藤原宇合”，[19]而促使宇合改名的契机，则与其在长安所接受的经学教育有关。《旧唐书·日本传》记载有宇合这批遣唐使在长安鸿胪寺学习经学的事迹：“开元初，又遣使来朝。请儒士四门助教赵玄默，请教鸿胪寺。”木本好信指出，宇合通过对唐朝典籍的进一步学习，意识到“马养”之名不雅，遂改为训读音相同的“宇合”二字。[20]

长安鸿胪寺的授课为日本遣唐使相识、相交提供机会，还促使他们之间形成交游圈，这种人际关系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某种程度上甚至影响了奈良政坛的变动。如《怀风藻》载藤原宇合《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并序》一诗，诗中的“倭判官”即地方小官僚大和长冈。诗言“仆与明公，忘言岁久。义存伐木，道叶采葵”，取《诗经》典故极力渲染二人的君子之交，但依日本当时政坛情况，似倭判官这样的地方小官僚，实在很难有机会结交藤原宇合这位在奈良政坛执牛耳的“藤原四公子”之一。但渡唐旅程的九死一生，在长安生活上的不便与隔膜感，促使他们之间的身份差异淡化，同族意识增强，反而有益于结成一种纯友情关系，[21]是故大和长冈才成为贵公子藤原宇合诗歌中的“琴瑟之交”。

与藤原宇合同期入唐的还有吉备真备和玄昉，吉备真备同样入赵玄默门下学习经学，同属青年才俊的二人在长安的交游不难想象。《经国集》卷一收藤原宇合《枣赋》，被认为是日本文学史上现存最早的赋作。关于《枣赋》所受汉籍的影响源问题，松浦友久指出，宇合《枣赋》可能是受唐开元年间类书《初学记》影响，而《初学记》则可能是被天平七年（735）四月归国的吉备真备带回日本。也就是说，吉备真备在归国之后，将在长安所得《初学记》作为礼物赠予当时一流文人官僚藤原宇合，并促使其创作了《枣赋》。[22]果真如此的话，足见长安的留学生活对奈良文人创作影响之深远。

诗歌形式与空间效应

日本奈良时代的诗赋基本承袭中国六朝之风，这既是近江朝以来日本学习初唐文化的结果，又与早期真正担负将中国文化移植入日本且深受六朝文化影响的百济人密切相关。《怀风藻》序中共收录诗歌一百二十篇，然集中释道融五首诗歌仅余一首，因此现存古写本及板本中，实际上总诗数是一百十六首，不过类从本及其体系内的本文中卷末又追加亡名氏五言一首，现存总诗数是一百十七首。[23]从整体上来看，《怀风藻》诗歌在形式上具有如下特征：

（1）五言诗占据大半壁江山，共计一百一十首；

（2）以八句五言诗最为流行，计有七十四首；

（3）多用对句，但平仄不协调；

（4）多押平声韵。[24]

《怀风藻》诗形的上述特征，主要是受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诗集中大部分诗歌与唐诗相比明显滞后，毋宁说与魏晋六朝的诗歌更为接近，因此，山岸德平指出：“与其论《怀风藻》诗歌与唐代诗歌的关系，毋宁说其更接近汉代及魏晋以来的五言、七言诗，其中又尤其以五言诗为主。”[25]江村北海指出：“我国诗风与汉土相比，大约滞后两百年……《怀风藻》时代相当于初唐时代，因此其诗风还主要是受六朝诗歌的影响。”[26]也就是说，《怀风藻》主要接受的是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俪体诗歌的影响，《文选》所收录的四百九十四首诗歌作品（包括乐府诗）中，五言诗形占四百四十首，四言诗三十八首，而七言诗仅有九首，这与《怀风藻》中五言诗同七言诗的比例大致相同。可以说，近江奈良朝以《文选》骈俪体古诗为模仿潮流，最典型的文本莫过于《怀风藻》。至平安朝初嵯峨、淳和天皇时期，唐代近体诗开始流行，这在平安初期奉天皇敕命编撰的三部汉诗总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参考表1-2）。

表1-2 《怀风藻》与“敕撰三集”诗形对照

由表1-2可见，近江奈良朝鲜有人问津的七言诗，在平安朝汉诗中逐渐增多。近江朝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初唐时代，这时长安文坛已经开始兴起律诗、绝句等近体诗形，但并未影响到日本文学。奈良朝约相当于盛唐时代，当时也是唐诗发展的全盛时期，日本遣唐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长安与王维、李白、储光羲等一流诗人已有赠答酬唱诗作，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全面学习、模仿唐代文化的时期，但从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汉诗创作来看，大体上仍未脱六朝骈俪诗风的余习。

具体而言，初唐以来盛行的七言诗和近体诗的平仄用韵法，并未被日本大多数诗人所熟悉掌握。平安朝初期大致相当于中唐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兴起绝句、律诗等近体诗形，使用七言诗创作的诗人陡然剧增。这与空海《文镜秘府论》的问世不无关系。《文镜秘府论》系空海从唐归日之后，应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和文学的要求，就带回的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皎然《诗议》等书排比编纂而成，专述诗歌的声律、辞藻、典故、对偶等形式技巧问题，对于日本的汉诗创作具有重要的教科书作用。[27]

尽管平安初期崇尚五言的诗作并不在少数，但渐渐地七言流行起来并呈压倒性倾向，后经室町至江户时代，五言渐至寥若晨星。[28]这与中国古典诗歌五言体产生、流行于前，七言体问世、昌盛于后的发展过程恰好相似。严羽《沧浪诗话》云：“《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五言起于李陵、苏武（或云枚乘），七言起于汉武《柏梁》……”[29]形成于汉末的七言诗，基本体系特征为单句成行，句句押韵，但创作数量极少。直到晋宋之后，七言体系发生重大变化，七言诗才逐渐流行起来。[30]

《怀风藻》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从唐朝高宗时代开始，经中宗、睿宗到玄宗时代末为止，也就是从初唐到盛唐时期，此时的长安诗坛已极为成熟和繁荣，几乎引领着整个唐代诗坛的最新风向，遣唐使接触到这些时髦的诗风，将其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相对而言，比起日本国内那些仅能凭借输入典籍学习模仿汉诗创作的诗人，要带有更多的主动性，选择典籍的范围更大，接受新诗风影响的时间也更早一些。《怀风藻》中仅有的七首七言诗，分别是大津皇子《述志》，纪古麻吕《望雪》，纪男人《游吉野川》，藤原宇合《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并序》《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丹墀广成《吉野之作》，释道融《拟四愁诗》。

大津皇子《述志》仅两句：“天纸风笔画云鹤，山机霜杼织叶锦”，其后“赤雀含书时不至，潜龙勿用未安寝”两句，系无名氏后人仿柏梁体所作联句，在诗意上与大津皇子原作相去甚远，逻辑上也不甚严密，因此至多可视为七言诗的雏形。纪男人《游吉野川》一诗，“万丈崇岩削成秀，千寻素涛逆析流。欲访钟池越潭迹，留连美稻逢槎洲”，与遣唐使丹墀广成《吉野之作》在诗歌意象、篇法结构上几乎一致，“高岭嵯峨多奇势，长河渺漫作回流。钟池超泽岂凡类，美稻逢仙月冰洲”，均从写山之高耸起笔，继而河流、池泽，最后洲川之逢仙，其间“钟池”“美稻”的用典也完全相同，足见两首诗之间的影响关系。释道融《拟四愁诗》拟张衡《四愁诗》而成，张衡《四愁诗》是较为完整的抒情七言诗，只有首句为三兮三的骚体，也因此未能被文学史家公认为七言。[31]而道融诗歌则整首为三兮三节奏，“我所思兮在无漏，欲往从兮贪瞋难。路险易兮在由己，壮士去兮不复还”，因之也不能称为整齐的七言诗。

纪古麻吕《望雪》虽为七言十二句，且明显留有化用唐太宗《帝京篇十首》字法句式的痕迹，但如小岛宪之所考证，庆云二年（705）以正五位上任骑兵大将军的纪古麻吕，极有可能通过第七次遣唐使归朝时带回的汉籍，接触到了《太宗文皇帝集四十卷》，进而化用到汉诗创作中。[32]如此看来，日本上代文学中七言诗的发轫，首先是以遣唐使为媒介和先锋实现的。若论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则为遣唐使诗人独领风骚，尤其藤原宇合一人独占两首。《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并序》是七言十八句，《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是七言八句，竟无一首属于当时最流行的五言八句诗体，而专意七言长篇，足见宇合本人是超乎时流、超拔时俗的不可多得的诗坛先驱。

从对句角度看，《怀风藻》全集中没有对句的仅有两首，即葛野王的《游龙门山》与释道融的《阙题》，但多数对句显得生硬、造作、呆板、拙劣，而滞留长安多年的释弁正《在唐忆本乡》一诗，却工巧灵动，“两两相形，以整见劲，颇具语言的回环宛转之美，在当时不失为独具灵光之作”。[33]尤其是，《怀风藻》载弁正诗题为《五言在唐忆本乡一绝》，其中“一绝”一词，在整部诗集中唯一一次出现。而绝句恰是初唐以来兴起的诗歌形式，这足见弁正在长安日久，对于长安新诗形的敏感与神会。

显而易见，与自觉接受初唐诗歌的影响相比，《怀风藻》受六朝诗影响痕迹极浓。至于其间原因，肖瑞峰的分析可备一说：“这并不意味着在近江、奈良朝的诗人心中，六朝诗歌优于唐诗，因此更值得摹仿，而是因为他们处于初唐之际，除少数受遣入唐者之外，尚未能充分接触唐诗，所以便取法于六朝诗。”[34]《怀风藻》诗歌多为五言，原因正在这里。至于平仄未谐、多用对句，除了大多数诗人无法直接接触初唐诗坛的局限之外，也与其客观上受六朝诗浸润日久而未得及时研习唐代近体有关。

诗歌主题的转向

《怀风藻》中多应景应命之作，近江朝曾广纳文学之士召开酒宴，君臣唱和及侍宴应诏之诗极多，这些诗歌多以宫廷为中心，专以华词丽藻来表现歌舞升平之景象。《怀风藻》序文中也提及了近江朝汉诗文创作的盛况：“旋招文学之士。时开置礼之游。当此之际。宸翰无文。贤臣献颂。”可见当时广开宴会，招揽群臣应制作诗，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更是为了确认天皇统治力的渗透，是为了确保贵族统治的同一秩序而进行的创作。

汉诗的创作对内是形成一种同仁团体，以确保君与臣之间的一种和谐秩序，对外又具有彰显国家文化水准的象征意义，是当时东亚国家文化文明成熟度的尺规，因此汉诗不仅是上代日本知识人必备的教养之一，更兼有交际甚至是外交的功能。养老四年（720）成书的《日本书纪》，其编撰目的之一即是向东亚诸国展示日本的优位意识，这种国家观为八世纪日本知识人所共有。他们在平城京内频开酒宴，并通过汉诗酬唱歌颂天皇仁政、赞美海内升平，尤其是在接见各国使节的公宴上，以汉诗为重要外交手段，汉诗水平的高低直接被视为与国家威严相联系，这正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中侍宴、应诏诗占据绝大多数的重要原因。

《怀风藻》中所录多数诗歌，与奈良朝初期日本律令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几乎都以赞美天皇为主流。可以说，这些汉诗脱离当时的政治社会是很难产生的。仅从诗题来看，《侍宴》《应诏》《从驾》《扈从》之类以歌颂天皇美德为主题的诗歌，约占四分之一。[35]另外，即使诗题看来是普通的游览诗或者山水诗，如犬上王的《游览山水》和纪古麻吕的《望雪》，诗中歌颂圣帝御代的语句比比皆是。还有《怀风藻》中大量描写“吉野”的诗作，在将吉野视为仙境的同时，对于造访吉野的天皇的溢美之词同样极为普遍。[36]这些赞美天皇仁德的歌功颂德之作，作品中往往堆砌着大量的颂扬帝德的文字，并为自己躬逢盛事而欢欣鼓舞。“天德十尧舜，皇恩沾万民。”（纪麻吕《春日应诏》）“帝德被千古，皇恩洽万民。”（息长臣足《春日侍宴》）如果将《怀风藻》的诗歌内容进行分类的话，如表1-3所示。

表1-3 《怀风藻》诗歌内容分类*

由表1-3可见，《怀风藻》以侍宴从驾和宴集诗最多。侍宴从驾之作的大量产生，有赖于多种社会条件，但其直接诱因是天皇贵族等频繁举办各种诗宴。在典章制度、宫廷礼仪乃至生活规范无不刻意效仿华夏文明古国的近江奈良朝，最高统治者既注重“武功”，亦注重“文治”。而宣导汉诗、举办诗宴，正是体现其“文治”的重要环节。同时，这是对中国宫廷文采风流的一种追随，由此各种巧借君臣名目的诗宴便无间断地举办。问题是，日本汉诗发源于中国，但中国诗歌“兴观群怨”的功能却被无限弱化，赋诗作文仅被视为一种风流韵事。

如果从中国汉诗创作的本质在于“言志”这一点来看的话，八世纪日本的汉诗文创作，在多数场合中并不能真正陶写诗人的心声，而是多以歌颂天皇为中心。或者说，日本诗人还没有领略到中国诗歌创作的精髓就在于“发言为声”，仅耽溺于字面上的简单模仿。但是，遣唐诗人因为直接接触到长安文坛，接受汉籍浸淫的程度较深，对于中国诗歌精神的领悟也与非入唐诗人不同。《怀风藻》中收录藤原宇合述怀言志诗《悲不遇》一首：

贤者凄年暮，明君冀日新。周占载逸老，殷梦得伊人。

抟举非同翼，相忘不异鳞。南冠劳楚奏，北节倦胡尘。

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

诗歌从一个怀才不遇者的角度来表达其才高见弃、老大无成的不平之鸣。诗在精神实质上与中国古代“感士不遇”的传统主题是一脉相承的。“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尽管是一种慨叹，却不作遗世之想，而始终执着于用世与济世之初衷。山野清二郎曾指出宇合与其他以赞美天皇为主流的诗人不同，就在于他继承了中国文人的“言志”传统，并将其自觉地应用于诗歌创作中。宇合诗歌摆脱了奈良诗苑文学的集团性、功利性，而走向了一种独立性和个人性。[37]如果将宇合的诗歌放入当时诗歌环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其最独特之处，就在于对中国诗歌创作精神的接受。而这些接受的触发点，毫无疑问是以长安留学为起点的。

国家意识的自觉

在八世纪初日本对唐朝的认识中，“唐=绝域”这一观念一直占据主流。如《续日本纪》有大宝度遣唐使（702）归朝授予位阶之际，以“奉使绝域也”来描述唐的记载。[38]在这批使者之前，日本尽管也遣使至唐朝，但七世纪末期的遣使活动主要是为了修复白村江战役之后的外交关系，使者并没有到达唐朝都城长安。[39]随着大宝度遣唐使的入唐，日本恢复了与唐朝的文化交流，一种新的对唐观开始形成。但即使是在第七次遣唐使的归国报告中，仍有“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续日本纪》庆云元年七月甲申朔条）的疑问。也就是说，天武、持统朝虽有派遣遣唐使，其间也有新罗使者来日，但关于唐朝国号的变更以及唐朝内形势的变化并没有充分的认识。[40]这种情况对奈良朝知识人而言也不例外，以代表奈良文人汉诗最高创作水准的《怀风藻》为例，整理其中关于中国的称呼，则很容易发现这种对唐意识的自觉，最早发生于入唐诗人身上。换言之，具有长安体验的遣唐使诗人，对唐朝的认识与理解较之其他诗人，也有“春江水暖”的先知先觉。据《怀风藻汉字索引》，整部诗集中“唐”字共计出现十五处，[41]分列如表1-4。

根据上述文献，①②③⑤⑩皆为所附传文，其中出现“唐”字无疑指唐朝，关于这些传文的特征以及编纂者的对唐观问题，本章暂为不考，[42]接下来重点关注其余五例“唐”字用法。例④⑥分别是弁正、道慈的诗题，其中“唐”字均为标示作诗地点，即指称现实意义上的唐朝。例④弁正《在唐忆本乡》诗题中，“唐”与“本乡”相对，以表示空间距离以及由之引发的心理距离，“唐”标示的空间位置，使其诗中的“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成立，继而引发“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之叹。换言之，弁正诗歌中将“唐”视为他国，与“本乡”“日本”对比的意识是极其鲜明的。道慈《在唐奉本国皇太子》与弁正诗歌类似，“唐”既指地点又与“本国”相对，道慈在唐朝对日本皇太子的赞颂，是与其在长安的思乡之情密切交织在一起的，这点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表1-4 《怀风藻》中“唐”字索引及出处（按《怀风藻》中出现顺序）

例⑦⑧⑨三首诗作者虽无入唐经验，但据佐伯有清编《日本古代氏族事典》记载，田边史百枝、石川石足、采女比良夫皆为奈良朝贵族官吏，其中田边史百枝系大宝律令纂订者之一，其家族多涉足外交领域，如公元777年任遣唐录事的田边大川（后改姓“上毛野公”）及其子上毛颖人——也在公元804年任遣唐录事兼大外记入唐。[43]石川石足家族也曾与藤原不比等家族联姻，即使如此，这些八世纪初的诗歌中出现的“唐”字，基本上不是指称现实意义上的“唐国”。⑦诗中“唐凤”之“唐”，杉本行夫注“帝尧陶唐氏之唐”，帝尧即位后立国号唐，因称唐尧，又称陶唐氏，诗句借中国古代圣君唐尧来歌颂天皇美德。⑧诗中“勿言唐帝民”，同样为“唐尧帝时之民”，[44]典出晋代皇甫谧《高士传》卷上“壤父”，[45]诗句仍以古圣君唐尧歌颂天皇恩德。⑨诗“论道与唐侪，语德共虞邻”一句中，“唐”仍为帝尧陶唐氏，“论道与唐侪”也是说天皇美德直指陶唐氏。由此可见，这三首诗中所出现的“唐”字皆指帝尧陶唐氏，而与同时代大海彼岸的唐帝国毫无关系。

这种情形还可从与《怀风藻》同时代的《万叶集》中求证。《万叶集》中最早将“唐”训读为“もろこし”的，便是遣唐使山上忆良。唐最初被训读为“から”，从语源上讲，是由朝鲜半岛南部小国“伽罗”而来。伽罗国是日本最早与之进行海外交流的国家，也是古代日本输入外来文化的必由之路，因此“から”便从最初的仅指代“伽罗”，演变为整个朝鲜半岛的代称，八世纪后则因遣唐使的往來，被逐渐借用来指称唐。[46]“から”被用来泛指日本海外国家，这在《万叶集》中也很容易找到用例。《万叶集》中冠以“から”这一前缀修饰语的，可见からあゐ（韓藍）（第348首）、からころも（韓衣）（第952首）、からうす（辛碓）（第3886首）、からびと（漢人）（第4153首）、からくに（韓国）（第4240首）等。[47]从这些歌词的不同表记来看，至少在万叶时代，“からくに”并非限定于指唐朝，多数万叶歌人对于“唐”的认识也较为模糊。

然而，遣唐使山上忆良却能较早地将“からくに”以“韓国”表记，而在指称“唐”的场合则以“もろこし”表记，如在《镇怀石之歌》（第813首）中：“韓国（からくに）を向け平（たひ）らげて……”，而在赠天平度遣唐使歌《好去好来歌》（第893首）中：“の遠き境に遣（つか）はされ……”据《日本大百科全书》记载，“もろこし”源自对“諸越”的训读。“諸越”与“百越”同义，这一带原为日本遣唐使船登陆之所，将原来仅指称百越之地的“もろこし”，用来泛指整个唐土，恐怕正是从遣唐使之间流传开的。总之，在山上忆良的意识中，已经自觉地将“唐”与其他海外国家分辨开来，这也侧面说明了具有渡海经验的遣唐使，在其诗文创作中对“唐”认识的自觉。

遣唐使虽有对唐都长安高密度、长时段、近距离观看，却未能在文学中给予充分表现。《怀风藻》中所见长安宫苑名也多袭用汉一代，尤其是上林苑频频出现，如“不期逐恩诏，从驾上林春”（大神高市麻吕《从驾应诏》）；“幸陪瀛州趣，谁论上林篇”（巨势多益须《春日应诏其一》）；“适遇上林会，忝寿万年春”（田边史百枝《春苑应诏》）；“帝里浮春色，上林开景华”（百济和麻吕《初春于左仆射长王宅燕》），这些应诏诗歌多继承汉朝上林苑作为有德天子教化子民、与民同乐的政教空间的象征意味，歌颂君臣一体的理想政治关系，以之为当时天皇歌功颂德。

换言之，长安体验对遣唐使的汉诗创作虽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遣唐使对于长安空间的表现意识却非常淡薄。这大概就在于长安并非一座普通的都城，作为唐的国都，长安城的营造蕴含着深厚的王权思想和华夷意识。日本在建立律令制国家之后，模仿长安城在奈良盆地营造平城京，但从近几年平城京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48]平城京的造营实际暗含着一种与唐平等、对抗的“小中华意识”。[49]所以，八世纪长安的繁华面影虽在遣唐使心中引起惊异和赞叹，但于担负外交使命的遣唐使而言，更多的是要通过汉诗向整个东亚世界展示日本，这种情况下，长安城无疑是“他者”，故而很难成为被称颂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