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1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哈萨克斯坦国立古米廖夫欧亚大学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东北乌兰和日木地区的希润本布格尔遗址（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英文名：Shoroon Bumbagar）开展了发掘工作。该遗址位于北纬47° 57′ 792″，东经104° 30′ 887″，在乌兰巴托西北295公里，图勒河（Tuul Gol）南岸，海拔约1000米。中国学界通常将该遗址称为“巴彦诺尔壁画墓”或“巴彦诺尔墓”。通过这次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未经扰动、按唐墓规制建造的大型壁画墓，墓内共发现唐代风格的壁画40余幅，陶俑、木俑141件，萨珊银币仿制品、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共40余枚，各式金属器具400余件。但与一般唐墓规制不同的是，该墓没有出土墓志。据考古报告可知，该墓在被发掘时保存极为完整，故墓志并非被盗，而是在墓葬最初建造时就没有放入。[1]

与巴彦诺尔墓情形相似，2009年7月，蒙古国与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中央省扎马尔苏木的希润多夫墓葬遗址（Заамарын Шороон Дов）发现了仆固乙突墓。此处墓葬位于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在图勒河东岸和北岸。该墓出土各类器物770余件，并在主室入口处掘得唐代墓志一合，墓志盖阴刻篆书“大唐金微都督仆固府君墓志”。可知墓主为铁勒仆固部首领、唐朝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乙突。两座墓相距不远，形制相似，因此，仆固乙突墓志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巴彦诺尔壁画墓提供了参考依据。[2]

巴彦诺尔壁画墓的发现，对考证7世纪漠北铁勒居地的具体位置有重要意义。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在漠北置六府七州，以回纥部为瀚海府，多览为燕然府，仆骨为金微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部为皋兰州，斛萨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跌结为鸡鹿州，阿布思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又以结骨为坚昆府，其北骨利干为玄阙州，东北俱罗勃为烛龙州。[3]巴彦诺尔墓的发现，为考证漠北铁勒诸部落居地位置提供了新线索，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漠北各部的所在位置。

从巴彦诺尔墓的墓葬形制、规格来看，该墓依照唐朝墓葬规制建造，又根据封土、墓室、墓道、壁画上面的列戟等因素的规模来看，墓主人在唐代应身居高位。但与一般唐墓不同的是，该墓中还保存了诸多漠北草原族群的习俗，例如丧葬方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土葬。墓室中有一木棺，木棺内有一小木箱，内置火化后的羊骨。可见，该墓在尽量不违背唐制的基础上，保留了墓主人本民族的习俗。巴彦诺尔墓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唐朝统治下的羁縻制度以及漠北草原族群提供了新的材料。

巴彦诺尔墓中出土了大量仿制拜占庭金币，还出土了金指环等西方舶来品，为探究唐代漠北地区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提供了新线索，对草原丝绸之路以及中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该墓葬中壁画以及陶俑的风格既与中原地区的唐墓类似，又别具一格，将不同地域同类墓葬的壁画及陶俑等出土文物进行比较，有助于推进中国艺术史相关领域的研究。

中国学者在研究巴彦诺尔壁画墓时有很大优势，可以结合汉文史料和国内的最新考古成果，从唐朝丧葬制度、羁縻制度、唐朝与铁勒的关系、草原丝绸之路等多角度展开进一步研究。不过，结合唐朝丧葬制度对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两座墓葬的研究仍未全面展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唐朝的羁縻制度以及唐朝与漠北铁勒贵族的关系。

巴彦诺尔壁画墓位于漠北地区。根据学界的研究现状，虽然不同研究依据壁画、钱币等不同的证据，在巴彦诺尔壁画墓的具体年份判断上有一些争议，但巴彦诺尔壁画墓属7世纪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一时期，生活在漠北地区的主要部族是铁勒，因此要研究巴彦诺尔壁画墓，首先要明确巴彦诺尔壁画墓所属地区这一时期的历史，以及铁勒诸部与唐朝之间的关系。

19世纪末的西方学者首先在漠北铁勒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古突厥碑铭《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翁金碑》《塔拉斯碑》《暾欲谷碑》等被陆续刊布后，围绕古突厥语言碑铭所作的研究大量涌现，碑铭中的部分内容和铁勒研究有密切联系。[4]夏德（Friedrich Hirth）在研究突厥碑铭的基础上，使用汉文史料撰写《薛延陀考》一文，主要贡献是将漠北铁勒诸部逐一与古音勘同，并且在碑文中找到了骨利干、拔野古等部落，考证了铁勒中薛延陀部的历史和政治结构，为后来的铁勒研究打下了基础。[5]自突厥三大碑被发现以来，铁勒的族属问题成为国内外学界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热点，包括巴托尔德（V. V. Bartold）、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内的诸多语言学家、史学家做了深入的探讨，这自然也对铁勒研究有所推进。[6]

自20世纪初以来，日本学者对铁勒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小野川秀美结合汉文史料和突厥碑铭详细考证了漠北铁勒诸部的活动，认为漠北铁勒诸部之间的融合是长期以来受共同威胁和利害逐渐发生的现象。作者详细考订了太宗、高宗朝唐廷与铁勒诸部的关系，对这一时期唐对漠北的管理也有所涉及。[7]片山章雄在「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中认为，铁勒的九姓指的是铁勒的九个部落，意味着更成熟的部落组织。[8]护雅夫探讨了铁勒诸部的俟利发、俟斤等官号问题。[9]

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学者关于铁勒的研究兴盛起来，其中贡献突出的学者是马长寿。他在专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中，对铁勒有详细论述。[10]岑仲勉《突厥集史》中辑录了漠北铁勒诸部的史料，给后人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同时，他还结合中西研究成果，考证了漠北铁勒的居地。[11]段连勤是研究铁勒问题的专家，他在专著《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丁零、高车与铁勒》以及多篇铁勒研究的论文中，对7世纪漠北铁勒各部的习俗、军事、行政、与唐和薛延陀的关系以及漠北铁勒诸部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对唐统治漠北以后的局势进行了探讨。[12]

2013年，巴彦诺尔壁画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出版，关于巴彦诺尔壁画墓的相关研究也很快展开。由于巴彦诺尔墓没有出土墓志，因此学者们依据出土文物的时代特征，首先就巴彦诺尔墓的时代和族属问题展开讨论。

巴彦诺尔墓的发掘者敖其尔等学者在考古报告中认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系突厥贵族，时代为突厥时期。日本学者东潮在「モンコ゛ル草原の突厥オテタ一ン · ヘレム壁画墓」一文中，对巴彦诺尔墓整体做了详尽的研究。他从墓葬形制和壁画题材出发，吸收中国学者对北朝至唐同类型壁画墓的丰富研究成果，逐类分析了巴彦诺尔墓中的壁画题材，认为墓主人是接受唐朝册封的突厥贵族，可能是安北都护府辖下的都督，也可能是突厥贵族阿史那忠一族的成员。[13]之后，他又撰写了《蒙古国境内的两座突厥墓——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该文章从两座墓葬的等级和陵园、墓室结构入手，探讨突厥到回鹘时代草原贵族陵园形制的变迁，并将该墓建造年代精确至唐朝羁縻统治时期，认为墓主应该是瀚海都督府、瀚海都护府或安北都护府有关的人物。[14]王国豪（Lyndon Arden-Wong）在“Ta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Turkic Period”（《突厥时期唐朝的羁縻统治》）一文中指出，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是唐朝羁縻体制下的贵族，他们不仅拥有特权，还通过获取异域物品以及建造唐式陵墓等行为，展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15]林英、萨仁毕力格认为巴彦诺尔墓的墓主人是唐朝羁縻体制下的铁勒贵族，并对墓主人的特权地位提出质疑。他们指出，大量钱币仿制品的出现揭示出巴彦诺尔墓墓主人的贵族身份不够显赫，他在极力效仿突厥可汗的威仪。[16]李丹婕《初唐铁勒酋长政治身份的多重表达——细读蒙古巴彦诺尔壁画墓》一文，详细梳理了巴彦诺尔墓的形制、壁画、出土金器、明器以及金币，认为墓主人既坚守了突厥的固有葬俗，又接纳了唐式的墓葬形制，该墓的种种因素体现了墓主人的精心考量，目的是表现自己的身份、权力和地位，进而强化本部族在漠北地区的权威。[17]

在巴彦诺尔墓附近发现的仆固乙突墓，由于有汉文墓志出土，又与巴彦诺尔墓的形制相似、出土文物风格类似，成为研究巴彦诺尔壁画墓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仆固乙突墓的发掘者巴图宝力道（Г. Батболд）对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做了详尽的研究，并利用两座墓葬的资料研究了仆固部的历史、位置、与内亚其他游牧部落的关系等问题。[18]巴彦诺尔壁画墓和仆固乙突墓的墓主人均为火葬，俄罗斯学者尼基塔·康斯坦丁诺夫（Nikita Konstantinov）等人的文章“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T Monuments in the Russian Altai from the 4th-6th Century AD”（《4—6世纪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T型考古遗址研究综述》）研究了仆固乙突墓的葬俗，并总结了4—6世纪阿尔泰突厥考古遗存。他们认为，火葬是只有突厥贵族才会使用的丧葬习俗，平民依然采用土葬，因此有理由推测在这时漠北已经出现了贵族阶层和平民的分化。[19]美国学者史书仁（Sören Stark）在“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6—7世纪象征突厥贵族的各种元素》）一文中，同样认为巴彦诺尔墓属于贵族阶层，并进一步认为其族属是铁勒仆固部。不过他从火葬遗骸推测，可以将墓主人与突厥贵族阶层联系起来。[20]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在“The Tomb of Pugu Yitu（635-678）in Mongolia：Tang-Turkic Diplomacy and Ritual”［《蒙古国仆固乙突墓（635—678）：唐朝与突厥的外交与仪式》］一文中，从墓中物质文化、葬礼仪式以及墓志和汉文史料同时入手，综合研究这两座墓葬，得出结论认为，两座墓葬反映出唐朝和漠北羁縻府州贵族之间存在互惠和文化妥协的关系。[21]

通过梳理上述研究我们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在墓葬营建时间上逐渐达成共识，即巴彦诺尔墓为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时期的墓葬，墓主人是唐朝羁縻统治制度下的漠北铁勒贵族。但关于墓主人的详细情况，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可能。

巴彦诺尔墓中的壁画和陶俑、木俑保存完整，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墓中发现的完整壁画为初唐时期关中地区贵族墓葬的壁画风格，为研究唐朝的壁画和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巴彦诺尔墓中出土的陶俑、木俑保存完整，未经扰动。从陶俑的高度、数量、种类等角度来看，均基本符合初唐三品官员的墓葬级别，可作为样本参照比对。针对巴彦诺尔墓中壁画、陶俑的艺术风格和源流，韩国学者박아림展开了研究，在몽골 볼간 아이막 바양노르 솜 울란 헤렘 벽화묘 연구（《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苏木乌兰和日木壁画墓研究》）一文中，作者将巴彦诺尔墓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中进行比较研究。除了和中原地区发现的墓葬进行比较之外，他还结合固原等地出土的粟特人墓葬、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的壁画和陶俑以及更西端的粟特地区壁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推测撒马尔罕阿弗罗西亚卜（Афрасиаба）大使厅壁画中出现的高句丽使者是通过漠北地区与粟特人产生联系的。[22]박아림和蒙古国学者勒·额尔敦宝力道、美国学者夏南悉（Nancy S. Steinhardt）合作发表몽골 바양노르 벽화묘와 복고을돌묘 출토 용과 비잔틴 금화 연구（《蒙古国巴彦诺尔壁画墓和仆固乙突墓的陶俑和拜占庭金币》），他们认为两座墓葬中的墓俑虽然与早期唐墓中的陶俑相似，然而就材料、技术和颜料而言，这些陶俑和中原地区陶俑的特征不同，却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中的陶俑相似，可能与中亚的雕塑和壁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墓中发现的仿制拜占庭金币，也进一步说明该墓葬与中亚葬俗的关联。[23]虽然目前已有众多研究成果，但墓中壁画和随葬俑的研究价值依然有待进一步挖掘。在今后的研究中，从墓葬制度的角度分析墓中保存完整的壁画和随葬俑，将会有更多的发现。

欧亚大陆各地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各地的墓葬中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在同一墓葬中最多不过几枚，但在巴彦诺尔壁画墓中，一次性出土30余枚仿制拜占庭金币及钱币型金片，极为罕见且具有特殊价值。关于巴彦诺尔壁画墓出土金币的专题研究，耶申科（Sergey A. Yatsenko）的“Image of the Early Turks in Chinese Murals and Figurines from the Recently-Discovered Tombs in Mongolia”（《中国壁画中的早期突厥人形象与蒙古国新发现墓葬中的陶俑》）一文率先分析了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的具体类型。[24]郭云艳在《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中，就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金币形制特征进行了专门研究，修正了耶申科的部分观点，并结合拜占庭金币在中国的出土情况，指出巴彦诺尔墓出土的金银币仿制品极大地扩充了模仿西方货币制作出来的金银币仿制品类型。[25]李强《欧亚草原丝路与沙漠绿洲丝路上发掘的拜占庭钱币研究述论》一文，总结了拜占庭钱币在欧亚大陆上的流传情况，指出丝路上以往出土的拜占庭钱币对研究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钱币仿制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26]在金币的研究方面，史书仁独具慧眼，他发现其中的几枚仿制查士丁尼钱币中人物形象与真正拜占庭金币上的形象不同，人物的头饰反而与片治肯特壁画中贵族所戴头饰相似。[27]李锦绣《从漠北到河东：萨珊银币与草原丝绸之路》则重点关注了墓中的仿制萨珊银币，她结合墓中发现的萨珊银币仿制品金片与1990年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发现的400枚萨珊银币，对草原丝绸之路上萨珊银币贸易圈问题进行补充研究。[28]

仿制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仿制品金片的发现，引发了学界对蒙古高原上的诸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王朝交往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兴趣。而这些仿制品金币的制作地点，有可能是中亚地区。统治中亚的西突厥汗国，可能是连接拜占庭帝国、萨珊王朝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纽带。在这方面，张绪山撰写了多篇文章，做了全面的研究和解读。[29]以巴彦诺尔墓的出土文物为基础进行的研究，将推进我们对草原丝绸之路与东西方交流的认识。

虽然巴彦诺尔壁画墓中没有出土文字材料，但蒙古国不断发现同为羁縻府州时期的汉文史料。1998年，石见清裕和森安孝夫发表了「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の再読と歴史学的考察」，文中考证了在回鹘都城哈拉巴勒嘎斯［Хар Балгас，又名斡耳朵八里（Ordu-Balik）］附近出土的《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记》。这件壁记的出土，直观地说明哈拉巴勒嘎斯古城即羁縻府州时期回纥部所在的瀚海都护府（安北都护府）。该壁记为羁縻时期唐朝派驻漠北的文官撰写，壁记的出现说明唐朝对漠北地区的有效管辖，同时证明漠北当地贵族与西域地区交流十分密切。[30]铃木宏节「唐の羈縻支配と九姓鉄勒の思結部」一文，释读了蒙古国色楞格省蔓达勒哈喇郭勒碑上的汉文，并利用乙突墓志等新材料，对铁勒思结部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考证了唐朝羁縻统治下的思结部卢山都督府的历史。[31]路虹、杨富学《铁勒浑部及其在内亚腹地的游移》一文，则对浑部的游移做了新的研究，将浑部定位在独乐河北偏南的地区。[32]蔡智慧「唐前期の羈縻支配の一類型—契苾何力一族の例を手か゛か りとして」一文，则利用契苾家族的墓志等材料，探讨了榆溪州的设置以及唐朝对契苾家族的羁縻统治。[33]

蒙古国发现最重要的羁縻府州时期汉文史料，当属仆固乙突墓志。关于仆固乙突墓的研究，国内学者发挥语言优势，首先针对墓志展开了深入研究。罗新和杨富学分别发表了墓志录文，初步探讨了仆固世系、金微都督府位置等问题。[34]杨富学《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及《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梳理了乙突墓志，并进行了多角度研究，除用墓志重新考订了仆固部的世系和漠北铁勒诸部落的居地之外，还利用墓志内容，对初唐时多次西征阿史那贺鲁、麟德二年（665）高宗封禅、乾封二年（667）九月唐征高丽以及咸亨元年（670）之后仆固乙突率漠北铁勒部队助唐征吐蕃等史实进行了考订和补充。[35]赵靖、杨富学《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利用仆固乙突墓志，结合史料记载，对铁勒仆固部的历史及唐朝与仆固部的关系做了梳理。[36]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将乾陵番酋像中的“仆固乞突”与仆固乙突联系起来，佐证了高宗与武则天对仆固一族的重视。[37]日本学者石见清裕「羈縻支配期の唐と鉄勒僕固部──新出『僕固乙突墓誌』から見て」，则利用仆固乙突墓志，研究了唐对铁勒仆固部的羁縻统治。[38]在此后的研究中，将同时期的《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记》《哈喇郭勒碑文》《仆固乙突墓志》与巴彦诺尔墓的研究相结合，是研究漠北羁縻府州问题的一个趋势，推进了我们对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时期历史的认识。

仆固乙突墓和巴彦诺尔墓的出现，也让同在这一区域的和日木·登吉古城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冯恩学以考古学的视角，判定墓葬周边所知的辽代城址和日木·登吉古城即金微州的都督治所，该城后被契丹沿用。[39]俄蒙联合考古队在和日木·登吉古城新发现了可能与突厥-回鹘时期有关联的地层，俄罗斯学者瓦休金结合仆固乙突墓和俄蒙联合考古队的最新调查成果，认为和日木·登吉古城最初是回纥首领菩萨的牙帐，羁縻府州时期为仆固部落首领及金微都督府都督的治所，到了回鹘汗国时期，则成为回鹘汗国的东方牙帐。[40]这些学者将汉文史料中的金微都督府与考古遗址和日木·登吉古城对应起来，按照这个思路继续研究，继瀚海都督府（哈拉巴勒嘎斯古城）和金微都督府（和日木·登吉古城）之后，我们可能会找到位于漠北的更多羁縻都督府的具体位置。可见，由于新材料的不断涌现，关于唐朝在漠北羁縻统治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更为细致、深入的阶段。

巴彦诺尔壁画墓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交流因素，对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和唐朝与漠北民族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成为新的热点问题。由于关于巴彦诺尔墓葬研究的主要成果涉及蒙古文、英文、俄文、日文、韩文、汉文等，搜集不易，研读更难，因而相关研究还有不少空白，而各国研究者多对墓葬形制、出土文物独立进行研究，彼此间也有脱节现象。因此，亟须对巴彦诺尔壁画墓及出土文物进行全面系统研究，这样才能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巴彦诺尔壁画墓研究向更广阔纵深的方向发展。

蒙古国发现了一枚保存较为完整的玉册，上书“于天下气无”，该句出自白居易所撰《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一语。本书主书名“声闻荒外”即取自于此。

巴彦诺尔墓是一座位于漠北草原的关中风格唐朝贵族墓葬，墓中发现了大量陶俑、壁画等初唐风格的文物，同时发现了中亚、拜占庭风格的器物。该墓葬和其他漠北铁勒考古遗址的发现，为唐代北方羁縻府州和草原丝绸之路等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第一章主要依据巴彦诺尔墓蒙古文考古报告，对巴彦诺尔墓的墓葬形制、壁画、陶俑和木俑以及其他随葬品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介绍。

第二章从墓中的随葬俑数量、天王俑高度、三梁冠、镶宝石带具、列戟等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巴彦诺尔墓是初唐时期的关中风格贵族墓葬，很可能是唐朝为金微都督仆固歌滥拔延修建的大型墓葬。

第三章从唐朝的视角研究了唐朝羁縻制度下的巴彦诺尔墓。从陶俑、木俑、葬具、墓志立碑、赐物等角度，将巴彦诺尔墓和仆固乙突墓做了对比研究，进而依据巴彦诺尔墓墓道壁画，探讨了羁縻府州的官员设置，最后从列戟的角度探讨了羁縻都督府相关问题。

第四章从草原丝绸之路的角度研究了巴彦诺尔墓中的金币与佛教因素，重点对其中发现的30余枚金币及钱币型金片进行了研究。

第五章研究了蒙古国发现的与巴彦诺尔墓、仆固乙突墓同时期的其他唐朝羁縻统治时期遗物，包括西突厥贵族来到漠北草原后刻写的汉文壁记、位于参天可汗道上的唐人题记、思结部卢山都督府首领的石碑、霫部贵族的鱼符以及可以追溯到唐朝羁縻统治时期的城址。

相信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将对巴彦诺尔墓、铁勒及唐朝治下的漠北草原有更为直观的了解。

---

[1] А.Очир，Л.Эрдэнэболд，С. Харжаубай，Х.Жантегин，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 Судалгаа，Улаанбаатар，2013；〔蒙〕阿·敖其尔等：《蒙古国布尔干省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的发掘》，萨仁毕力格译，《草原文物》2014年第1期，第14—23页；А.Очир，Л.Эрдэнэболд，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Урлагийн Дурсгал，Улаанбаатар，2017。下文中巴彦诺尔壁画墓相关考古资料均参见上述考古报告。

[2] А.Очир，С.В.Данилов，Л.Эрдэнэболд，Ц.Цэрэндорж，Эртний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Бунхант Булшны Малтлага，Судалгаа：Төв Аймгийн Заамар Сумын Шороон Бумбагарын Малтлагын Тайлан，Улаанбаатар，2013. 下文中仆固乙突墓相关考古资料均参见该考古报告。

[3] 《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6页；又见《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正月丙申”条，中华书局，2011年，第6244页。

[4] W. Radloff，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St. Petersburg，1895，pp.3-40.

[5] 〔德〕夏德：《薛延陀考》，陈浩译，《欧亚译丛》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44—152页。

[6] 〔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张锡彤、张广达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54—256页；〔法〕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第193—204页。

[7] 〔日〕小野川秀美：《铁勒考》，《民族史译文集》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资料组，1978年，第29—62页。

[8] 片山章雄「Toquz Oγuz と『九姓』の諸問題について」『史學雑誌』90-12、1981年、39—55頁。

[9] 護雅夫「東突厥官称号考：鉄勒諸部の俟利発と俟斤」『東洋学報』46-3、1963年、293—322頁。

[10]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0—64页。

[11]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1958年，第662—760页。

[12] 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丁零、高车与铁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3—504页。

[13] 東潮「モンコ゛ル草原の突厥オテタ一ン · ヘレム壁画墓」『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人間社会文化研究』第21輯、2013年、1—50頁。

[14] 〔日〕东潮：《蒙古国境内的两座突厥墓——乌兰克热姆墓和仆固乙突墓》，筱原典生译，《北方民族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1—43页。

[15] Lyndon Arden-Wong，“Tang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Turkic Period，”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6，No.2，2014，pp.9-20.

[16] 林英、萨仁毕力格：《族属与等级：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初探》，《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24—129页。

[17] 李丹婕：《初唐铁勒酋长政治身份的多重表达——细读蒙古巴彦诺尔壁画墓》，《艺术史研究》第19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43—168页。

[18] Г. Батболд，Мартагдсан Пугу Аймаг，Улаанбаатар，2017，pp.5-227.

[19] Nikita Konstantinov，Vasilii Soenov，Synaru Trifanovaa，Svetlana Svyatko，“A Review of Archaeological T Monuments in the Russian Altai from the 4th-6th Century A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16，2018，pp.103-115.

[20] Sören Stark，“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Michael Maas ed.，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Rome，China，Iran，and the Steppe，ca.250-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333-356.

[21] Jonathan Karam Skaff，“The Tomb of Pugu Yitu（635-678）in Mongolia：Tang-Turkic Diplomacy and Ritual，” Competing Narratives between Nomadic People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urs，Algyő，2019，pp.295-307.

[22] 박아림：몽골 볼간 아이막 바양노르 솜 울란 헤렘 벽화묘 연구. 중앙아시아연구，2014，19（2），pp.1-25.

[23] 박아림，낸시S. 몽골 바양노르 벽화묘와 복고을돌묘 출토 용과 비잔틴 금화 연구. 중앙아시아연구，2017，22（1），pp.73-99.

[24] Sergey A. Yatsenko，“Image of the Early Turks in Chinese Murals and Figurines from the Recently-Discovered Tombs in Mongolia，” The Silk Road，Vol.12，2014，pp.13-24；汉译见〔俄〕耶申科《中国壁画中的早期突厥人形象与蒙古国新发现墓葬中的陶俑》，杨瑾、梁敏译，《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18—26页。

[25] 郭云艳：《论蒙古国巴彦诺尔突厥壁画墓所出金银币的形制特征》，《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15—123页。

[26] 李强：《欧亚草原丝路与沙漠绿洲丝路上发掘的拜占庭钱币研究述论》，《草原文物》2016年第1期，第109—114页。

[27] Sören Stark，“Aspects of Elite Representation among the Sixth- and Seventh-Century Türks，” Nicola Di Cosmo，Michael Maas ed.，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Rome，China，Iran，and the Steppe，ca.250-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333-356.

[28] 李锦绣：《从漠北到河东：萨珊银币与草原丝绸之路》，《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6—111页。

[29] 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第81—89页；张绪山：《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北大史学》（1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45页。

[30] 石見清裕·森安孝夫「大唐安西阿史夫人壁記の再読と歴史学的考察」『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3輯、1998年、93—110頁。

[31] 鈴木宏节「唐の羈縻支配と九姓鉄勒の思結部」『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0輯、2015年、223—255頁。

[32] 路虹、杨富学：《铁勒浑部及其在内亚腹地的游移》，《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第166—173页。

[33] 蔡智慧「唐前期の羈縻支配の一類型—契苾何力一族の例を手か゛か りとして」『歴史文化社会論講座紀要』第15輯、2018年、1—15頁。

[34] 罗新：《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57—63页；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82页。

[35] 杨富学：《唐代仆固部世系考——以蒙古国新出仆固氏墓志铭为中心》，《西域研究》2012年第1期，第69—76页；《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82页。

[36] 赵靖、杨富学：《仆固部与唐朝关系考》，《新疆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59—64页。

[37] 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第83—88页。

[38] 石見清裕「羈縻支配期の唐と鉄勒僕固部──新出『僕固乙突墓誌』から見て」『東方学』第127輯、2014年、1—17頁；汉译见〔日〕石见清裕《羁縻支配时期的唐与铁勒仆固部——以〈仆固乙突墓志〉为中心》，载氏著《唐代的民族、外交与墓志》，王博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5—221页。

[39] 冯恩学：《蒙古国出土金微州都督仆固墓志考研》，《文物》2014年第5期，第83—88页。

[40] 〔俄〕谢·亚·瓦休金：《契丹古城和日木·登吉与和硕-柴达木碑铭上的托固城——八世纪早期土拉河城市的起源与种族文化属性问题》，陈恳译，《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10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7—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