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半个多世纪以来包世臣研究简述

就笔者搜集的材料来看，学界对包世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半个多世纪以来，除70年代“文革”影响研究中断以外，大陆学术界有关包世臣的相关研究论文有140余篇[8]，前期主要聚焦于其经济思想、经世思想、文学思想、反侵略思想等，一些著名学者就某些热点问题对包世臣有过较集中的讨论。90年代以后，对包世臣研究的领域与视野不断扩展，有关其礼俗、人口、农业、法律、河工、书法等思想受到学界关注，并出现以“近代转型”视野观察其思想中近代因子的研究成果。近20年来，包世臣研究进入一个爆发期，仅相关学术研究论文，博士、硕士论文就近百篇，内容除以往实学思想之外，进一步拓展到其学术、盐法、漕运、农政、救荒、货币、吏治、人际交往等众多领域，其中近10年来，有关其书法、碑学、收藏等研究内容占据相当比重，显示了包世臣一生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及当代学术研究走向。

60年代初期，吴则虞、赵靖、夏东元、吴天颖、黄绮文、胡滨等学者在《文汇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学术月刊》《江淮学刊》等报刊先后发表的文章、论文（约8篇），主要集中于包世臣经济思想的研究，稍涉学术思想和反侵略思想。文章言简意赅、态度严谨、理论性强，有较强的开拓精神，奠定了包世臣研究的基石。当时学界在包世臣评价上曾有过讨论，分歧焦点在于包世臣是保守派还是开明派地主阶级的代表。并由此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有人认为，“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评价一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与保守，主要看他的主张是有利于旧的落后的封建经济，还是有利于商品交换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生”[9]，有人则认为，“评价一个人的保守或进步，应当以他在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中所站的立场和所起的作用为标准”[10]。但有一点后来成为共识，即尽管有着诸多局限，包世臣仍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中较早起来指陈时弊、倡言改革的人物”，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之一，这一从阶级斗争史观出发的历史定位奠定了30多年来包世臣研究的基调。赵靖、吴则虞先生的研究较为深入，其建立在典型史料和理论分析基础上的研究，至今仍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研究也存在缺憾。第一，由于时代原因，衡量历史人物往往以阶级立场为本位，以是否有利于“商品交换及萌芽”为标准，贴标签的现象较多。理论分析有时凌驾于史料之上，不仅使史料的搜集、史实考证显得不足，而且割裂了人物与时代的血缘关系。一些论者更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以某种模式化思维来评价传统社会不同类型的学者，从而削弱了人物研究的丰满性、客观性和深刻性；第二，由于“文革”的开始，这一方兴未艾的研究戛然而止，一些尚不明晰的问题就此成为思维定式，影响到相关人物研究和以后包世臣研究的倾向。

20世纪80年代，《江淮论坛》《学术月刊》《光明日报》《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南京史志》《淮北煤师院学报》等报刊零星发表包世臣研究论文约计16篇。此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为60年代包世臣研究的余绪，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包世臣的经济思想、文学思想、反侵略思想等。除个别文章有一定新意和深度（如对其文学思想的研究）外，多数论文无论在研究的出发点、理论水平还是史实考证、人物评价上，都未超出60年代包世臣研究的范畴。研究内容有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的特点，缺乏进一步挖掘和比较。

90年代，包世臣研究开始走向多元与深入。公开发表的17篇文章中，从原来“经济思想”角度研究的只有2篇（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其他则分别从“礼俗观”、“吏治思想”（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倡导改革（载《安徽史学》）、思想历程（载《清史研究》）、书法理论（载《阜阳师范学报》《书法丛刊》）等侧面入手，在研究的“面”上有新进展，对包世臣实学思想中“近代性”的探索开始启动（《晋阳学刊》）。

进入21世纪以来，包世臣研究数量剧增，研究内容与领域继续拓展，相关学术论文与博士、硕士研究成果近百篇，研究方向进一步多元、深入。这种态势与前数十年包世臣研究基础有关，也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社会史方法、历史人物研究视野下移以及文化热点变迁等时代背景有关。其中，对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代转型前夜的文化考察为一极富新意之视角。以笔者为代表的研究者的数篇论文，从包世臣潜心致力的当时“四大政”思想——漕运、盐法、兵政、河工等为中心，取得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分别载《近代史研究》《江海学刊》《人文论丛》《晋阳学刊》等）；以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郑大华等为代表的学者就包世臣与嘉道学风转变、包世臣吏治思想、文论、诗论及文学成就以及包世臣在嘉道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等做了深入研究（载《安徽史学》），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此外，近20年来，学界对包世臣研究还形成一个新的热点，即其书法思想研究，此类成果数量多而集中，如在笔者检索到的17篇学位论文中，有关书法文论等的研究占据10篇，反映出当下书法艺术理论研究、文化收藏领域相关研究的新发展。

包世臣与龚自珍、魏源等同为道咸年间富有声望的经世派知识分子。包世臣与魏源作为幕僚，还先后参与了河、盐、漕、兵诸政的实务策划和改革实践。但由于包世臣研究者较少，而魏源研究者众，致使二者比较中有史实失真、以讹传讹之处，从而造成崇魏抑包的倾向，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厘清与研究十分必要。如表0—1所示。

表0—1 新中国成立以来包世臣、魏源、龚自珍研究成果数量比较[11]

续表

港台地区和海外的包世臣研究立足史料，研究较为平实深入。台湾李国祁的《由安吴四种论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一文，对包世臣的简要生平、学术背景、政治认识、社会经济理念、对漕盐河工三大弊政的改革意见、对西力冲击的认识等方面均做了较为全面的观照。并从近代化的观念出发，对包世臣的一系列主张做了较为平允的分析，不乏深刻之处。[12]尤其近年来又将包世臣与魏源经世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立论较为公允[13]；刘广京以《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包世臣与魏源》为题的文章，则是从考察19世纪初叶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将包世臣作为传统知识分子中“对现实不满而并不放弃希望，期能藉建设性之批评与方策，而求对人民生活有所补助”[14]的代表加以研究，以包世臣代表作《说储》《中衢一勺》《齐民四术》为线索，将包氏的早期变法思想、四大政思想及对人民生计深刻的忧患意识予以简要揭示，对包世臣身上体现出的古代士人永不放弃的高度社会责任心极表钦佩。美国学者罗威廉则认为，“包世臣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改革者和时政分析家”。“除以书法家和书学研究者知于今世外，包世臣还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呼吁抵抗外国入侵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则更重视他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漕粮改革和两淮盐政改革中的作用。这两场改革可能被视为‘私有化’——由政府或准政府官员承办转向由合约私商办理，包世臣因此被一些当代学者视为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者’”。但在农业改革领域，“就如他在其他领域倡导的政策那样，他在嘉庆和道光年间变得越来越务实谨慎。他对大幅提高帝国农业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越来越感到悲观，这或者与其日感衰老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半个世纪以来清朝农村经济与社会情况不断恶化的趋势”[15]。其他如日本学者大谷敏夫《关于包世臣的实学思想》及相关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包世臣研究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