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非汉非宋的经世之学

包世臣步入社会，正值乾、嘉之际，当时学术从大的方向来分主要有三支：如日中天的乾嘉考据学（汉学）、传统的义理之学（宋学），以及新兴的今文经学；从学术流派来分则又有桐城派、阳湖派、常州学派和扬州学派；等等。由于长期活动在号称“人文渊薮”的东南地区且交游甚广，包世臣与这些学术派别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关联，而包世臣的学术却独辟蹊径，不属于当时学派的任何一支。他常自称“宋学既非性所好，汉学又不能自力”[19]。在乾嘉时期江河日下的社会环境刺激之下，直追先秦荀子、明末顾炎武的经世实学，当是包世臣对清学的独特贡献。

“清儒以小学为治经之途径，嗜之甚笃，附庸遂蔚为大国。”[20]从前节所述包世臣的身世我们已经看出，由于父亲、家庭条件及个人志向的影响，包世臣治学既不是从小学训诂入手，也不是从正统经学开始，而是从文学总集开始的[21]，这与当时蔚为大宗的汉学家、理学家有着根本不同。但日后的博览，使包世臣对经史子集仍有较全面的涉猎。其中他自称“于经则《诗》、《礼》，于史则《国语》、《国策》、马、班、陈、范、《资治通鉴》，于子则孙、吴、孟、荀、韩、吕，于总集则文选、古文苑，于汇编则《通典》、《册府元龟》、《山堂考索》稍见其深”[22]。

（一）远追荀学

《诗》、《礼》等经书，使世臣尊德性、重礼治的观念根深蒂固；喜爱史书，尤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反映他对道德史观的高度认同。而世臣读史的方法也很有特点：先了解史事概况，掩卷预筹应对之策，然后再印证史册与己见是否有合，彼此效果如何，以训练自己处理事务的能力[23]。终其一生，包世臣对世事常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这种富有启发性的读史方法，当是原因之一；对典章制度的兴趣，与他读书经世的志向相关。包世臣“少年论治之总枢”[24]的著作《说储》，正是对典章制度的一种探究。在先秦诸子学中对“孙、吴、孟、荀、韩、吕”诸子情有独钟，与他早年由现实触发的从兵家、农家而法家的求知路线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此之中世臣“尤好孙卿、吕览”[25]的荀子之学，则是荀学与他重视外在事功的经世观念正相吻合的结果。荀子是孟子之后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但因“性恶论”的独树一帜，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被视为“异端”，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荀子学说的特色，一在以“性恶论”为其学说根据。认为人生而有好利之心、声色之欲，一味顺从人的本性，必生争夺而致暴乱，因此教人重在“矫正”、“积善”以“化性”；二在以“礼”治国和“法后王”的政治论。认为礼不仅是从精神修养上的一种节制，更应是物质分配、等级差异的外在规定。即是“礼治”而不是“礼教”。这个“礼”与当时法家学说中的“法”实际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法后王，则是社会变革思想的另辟蹊径。孔孟之学主张“法先王”，言必称尧、舜，凡事皆喜托古。而荀子主张法后王，认为时代是不断进步的，则又与法家的“变古”思想相影响，具有积极的变革意识[26]。

包世臣正是在以上两方面对荀子深表赞同。在与好友沈钦韩的信中他曾表白心迹：

接来书，知阁下近治《荀子》。世臣当壮年时即喜读此书，往来四方，必置此书于行箧。荀子之所持者，礼也。孟子喜言理，而荀子喜言礼。……荀子喜言富国，亦喜论兵，然一秉之于王道，与战国策士不同。惟荀子言性恶，悖于孟子，然此亦由末俗凌夷，致荀子激为此言耳。其言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即古为字，言性善由于人为，即孟子言扩充之义耳。又其言曰：“途之人人皆可为禹”。亦即孟子人人可为尧、舜之义。后儒不察，致斥荀子为异端，被恶名于千载之下，此则吾辈所当表白者也。

《荀子》之文，平实而奇宕，为后世文章之鼻祖。《韩非》得其奇宕，《吕览》得其平实。盖韩为荀门弟子，而《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汉代惟刘向氏能本荀子之意以为文，遂得高视董、杨。世臣蓄此意已久，友朋中无可语者，今闻阁下亦治此书，窃幸吾道之不孤，陈其管见，以俟采择。[27]

对荀学的偏爱，使包世臣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中包含着大量荀学的成分。他治国以“礼”为本，喜言“富国”、“王道”，社会改革主张“法后王”，甚至治学不分门户、博采众长等思想倾向，都带有浓厚的荀学色彩。“礼”、“王道”与“富国”在他那里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认为国家富强与王道礼治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未有既贫且弱，而可言王道者也”，“过富强者为霸，过霸者为王。”[28]为此，他一方面强调以礼作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另一方面又孜孜于为国求利的经济之学，“虽补救偏弊之术，偶蒙采纳，皆有所效，然极世臣学识之所至，尚未知其能为富强否耶？”这些观念对他“以言利自居”、“本末皆富”的经济思想及大胆投身实政改革的行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实际上不独沈钦韩，在当时影响甚大、已经去世的扬州学者汪中（容甫）（1745—1794）也钟情于荀子。“他批判儒家传统思想时，竭力提倡周秦诸子之学。他反对宋明理学家以孔、孟并称，却着重提出了《荀子》，以为‘荀卿之学，出于孔子，而尤有功于诸经’。他引证古书，说明许多经传，都是靠《荀子》传下来的。”[29]也许正因这一点，虽然汪中早逝，包世臣与之并未谋面，但他对汪中的敬爱之心仍格外挚厚，花费心血精心为其编辑著作遗集。

（二）近慕亭林

在近人著作中，包世臣最欣赏顾炎武。从学术源流上看，注重经世致用的顾氏之学与注重外在事功的荀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因而包世臣对顾氏的推崇与他对荀子的喜爱一样，是顺理成章的。

儒家学说在孔子之后发生了诸多变异，这是魏晋以后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说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30]其中孟子的“内圣”之学与荀子的“外王”之学，在秦汉以后越来越明显的分道扬镳。[31]随着政局变化和时势需要，这两条学术走向在中国历史各个时期此起彼伏，各领风骚。其中“传道之儒”的内圣之学在受隋唐佛学启示之后，发展到了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宋学通过强调心灵修养，讲求义、理探讨，旨在从“修身、齐家”做起，达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目标；“传经之儒”的外王之学则始终坚持以“礼”、“乐”为本，通过建立以礼为标志的社会秩序和外在事功，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进行条理化、制度化的规范，从而达到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从学说出发点来看，二者可谓殊途而同归，其终极目的也均有经邦治国、建功立业的传统经世之志。但在历史发展中，由于自汉宋以降，孟子即被尊为“亚圣”，地位崇高，孟子所代表的内圣之学长期占据社会主流并屡屡走向不问世事的极端。荀子外王之学中更加浓厚的经世倾向往往由此作为对前者的反正而偶露峥嵘。如在宋朝，当程朱陆王在佛学影响下，渐渐沉迷于宇宙论研究和个体修炼之中、拯救社会的热情大大冷却时，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派，一反朱陆以理气心性为中心的学术路线，高举“经世”旗帜，研讨实际问题；明朝末年，理学末流日趋空虚，沉湎义理心性的士人，在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完全束手无策，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重新高举“经世”大旗，掀起强大的经世思潮；由于种种原因，顾炎武经世思想中的考据学成分在清代前期特定的历史时期被发扬光大、推向极致，但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明显，考据学末流却成为钻故纸堆、咬文嚼字、不问世事的代名词，学术偏离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方向。因此，在乾、嘉考据学走向鼎盛的同时，“绝对不问政治”的学术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一股潜在的救正之风再次兴起。以包世臣为先驱的道咸经世派，正是这一时期顾炎武经世致用学风的张大者。

包世臣最早接触顾炎武的著述是18岁在白门读书之时。当时世臣在市面上见到书商新刻之《日知录》，只翻阅首册，便极爱其书。但由于当时父亲病重，无钱购买，与其失之交臂。而顾氏之名却从此印入他的脑海。直至28岁，包世臣游常州，住阳湖派古文领袖李兆洛家中，二人切磋甚多。李氏认为世臣新书《说储》“其说多与《日知录》相出入”[32]，李家藏书甚富，包世臣于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尽读《日知录》30卷。此后，又陆续读顾氏《唐韵正》《郡国利病书》及“近世闻人”之遗书十种。顾炎武的博学多识、经世致用，使他感慨万千。但他最为喜爱的，却并不是顾氏抄录明代社会政治经济资料的作品《郡国利病书》，而是其平生精读史书后的精彩札记《日知录》。包世臣认为：“百余年来，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对其中的一些名言，如“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古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亡，卿大夫之责也；天下亡，则士与有责焉”；“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等极为推崇，“然后知予之所以信亭林者，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宜其立说之多符合也……读其集而《日知录》乃以益重，则信乎其近世学者之首也”。顾炎武由此成为包世臣心慕手追的“偶像”：

亭林之自序曰：“少为贴括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向者立言之非”。恳恳乎其不我欺也！予年十八即罢贴括之业，而力求吾儒所当有事者。佣书负米，经三数十年，颇能远伤廉之取，不枉己以求合，辛苦颠踬而不悔。兹读亭林诗文，按其岁月，核其行检，辨进修之日深，信立言之有本，使励志之士，得以倚而自坚。

亭林耳目至广，记诵绝人，勤于笔札，至老不倦。……上者推演以自植，下者裨贩而谀闻，是亭林之所长也。予少小鲜所闻见，雅善遗忘，唯以食贫居贱，知民间所疾苦，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稍长困于奔走，涉世事，读官书，则知求所以致弊之故而澄其源。又知举事骇人则败成，常求顺人情，去太甚，默运转移而不觉。必能自信也，而后载笔。然犹必时察事变，稍有窒碍，则不惜详更节目，要于必可举行以无误后世，是予之所长行也。

至于诗文一艺，结习同深，亭林之诗导源历下，沿西昆、玉溪、杜陵以窥柴桑，予则托始供奉，溯康乐、平原以达步兵、东阿，而弛负于曲江、杜陵。亭林诗从声色入，予诗从气体入。言必有物，风云月露，不得涉其毫渖，是则所同也。亭林之文，宗考亭以跻南丰，以其立志远而读书多，更事数，时时有独到语，为曾朱两家所未及。予为文能发事物之情状，窥见至隐，有如面谈，繁或千言，短则数语，因类付形，达意而止，是则千虑之一，抑亦有不敢多让者。

要之亭林之学，成于责实；予之学，出于导虚。使得周旋几席，以上下其论议，则予可免凭臆之讥，而亭林亦少术疏之诮也。亭林见《韵补》而自伤简陋独学，欲求如才老者与之讲习，则予读亭林遗书，而不能有重为之叹息者，亦无怪矣。[33]

从治学经历、个性差异、诗文异同乃至学术特色等方面将顾亭林与自己的一一比较，充分显示了顾氏在包世臣心目中的地位。而这种全面、深刻的对比、审视，有利于包世臣确定自己学术人生的位置、“倚而自坚”的根本，从而形成一种遥相呼应的“师承”。所有这些，无疑给包世臣增添了巨大的学术自信和精神动力。

（三）杂取考据学、今文经学

乾嘉之际弥漫士林的考据学风，也使包世臣汲取了相当的营养。

乾隆中期以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已逐渐走向僵化，人们读书学习也完全为应付考试，学术风气在这种导向之下每况愈下。当时“入学校应科举的人，其意既在于利禄，则学问仅系工具（敲门砖），利禄才是目的。目的达到，是愈速愈好的”[34]。于是，学者“专以帖括为能事，收藏房书、行稿及时义、总集、闱墨、试牍常数十百种，率草订以便拆选，而六经、三史顾鲜备具者。其时淹雅推休宁庶吉士戴震、余姚编修邵晋涵。每接后进，辄言不可读线订书以为谑”[35]；乾隆中期以后，一方面，文化人生产过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36]，士人在科举不畅、远离世事的生活中需要找寻自己的精神寄托；另一方面，承康乾盛世遗绪，多数学子能有平静的心态和生活条件从事纯粹的学术工作[37]。以“注释古典”为务、力图扭转不良学风的考据学遂逐渐成为主流并发展到一个高峰，“乾、嘉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38]。这比以前不学无术，专事敷衍的“线订书”们，无疑有了很大进步。包世臣热情地为这种学风转变而欢呼叫好：

近世学者宗亭林，虽吉士不敢先也，然亭林传书时有舛驳。至乾隆、嘉庆之交，学问门径豁若开通，吉士揭之，嘉定詹事钱大昕昌之，而吉士弟子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又为推波助澜，则一画一声、长短疾徐之间，意义顿殊，虽不无凭臆之谈，而体例明备，横通纵达，较吉士若或过之，摧枯朽者易为力也。[39]

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末流，成了寻章摘句、皓首穷经的腐儒之学。在它兴起之初，却曾使一代学术“学问门径豁若开通”，对救正清前期低迷、颓唐的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学术由此在整理我国古典学术成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考据学全盛时的吴、皖两派治学的根本方法，都在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研究范围都以经学为中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等等，引证取材都集于两汉，故考据学又称“汉学”。包世臣与汉学学者交往尤多。年轻的包世臣曾与两派学术的中坚人物钱大昕、段玉裁多有交往，“钱、段皆予旧识，备闻二老商榷之辞”[40]，可见他虽自谦汉学“不能自力”，却仍对两派学术投以了相当的关注和尊重。包世臣在研讨实政之学时反复强调并身体力行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正源于乾嘉学术中科学求实精神的滋养。

不过，包世臣对考据学的批判亦是显而易见的。读顾炎武《日知录》后，他一方面“叹为经国硕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而大为之防”，另一方面对顾氏考证之学的部分颇有微词：“唯摘章句以说经，及畸零证据，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读顾炎武的音韵学专著《唐韵正五书》后，一方面“心伟绝业”，认为了不起，另一方面则明确表示“而非（自己）所好也”[41]。显然，“非所好”才是他汉学“不能自力”的真正原因，至于宋学，包世臣更加敬而远之。

相比之下，提倡以经解为现实政治服务、对嘉道学术转变产生重要影响的今文经学，因与经世致用相契合，受到包世臣的关注，成为他走向经世道路的又一理论支持。

予弱冠展侧江淮间，常自病盗虚声无根柢，物色朴学，得阳湖黄乙生小仲，通郑氏礼，行不违其言；武进刘逢禄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虽情钟势曜而读书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晓楼，治何氏春秋、郑氏礼，困学而不厌；……盖吴越英隽略备于斯已。[42]

刘逢禄为清代今文经学大师，凌曙则是世臣引领出道的弟子。“刘生（逢禄）绍何（休）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反映了刘氏对他的影响；凌曙后来更是走上了今文经学的治学之路，“闻武进刘逢禄论何氏春秋而好之。……深念春秋之义存于公羊，而公羊之学传自董子”，作《春秋繁露注》17卷；“又别为《公羊礼疏》11卷，《公羊礼说》1卷，《公羊问答》2卷”[43]。凌曙与包世臣过往甚密，他对公羊学的爱好和造诣，与其师包世臣当不无深刻关联。

以上所述的荀学、顾学、汉学、今文经学等是包世臣经世之学的几个主要来源。实际上，包世臣的学术来源还不止于此。当时活跃在江淮一带的各家各派，都与包世臣有较多的关联，彼此产生过影响。他的学术，是建立在广泛汲取众长的基础上的：“世臣出游久，多识前辈，得读书之要领”[44]：

幸每遇宿儒，容我居子弟。问难析其疑，一一铭心膂。刘生（逢禄）绍何（休）学，为我条经例。证此独学心，公羊实纲纪。易（经）义不终晦，敦复有张（惠言）氏。观象得微言，明辨百世俟。私淑从董生（士锡），略悟消息旨。读书破万卷，通儒沈（钦韩）与李（兆洛）。益我以见闻，安我之罔殆。郑学黄（乙生）心通，许学钱（坫）神解。既得明册籍，又得亲模楷。乃见善恶途，判异如河济。乃令苟得怀，涣若冰释矣。[45]

除朴学的黄乙生、钱坫，今文经学的刘逢禄外，张惠言是阳湖派古文领袖、常州学派巨子，李兆洛、沈钦韩是一代通儒……包世臣这首作于嘉庆九年（1804）的述学诗，显示了当时社会浓厚的学术氛围。世臣虽自云无师学，其实早在30岁前，已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而其用力的方向只有一个，那就是经世致用。将所有这些学说化作自己为实践服务的指南，将还停留在学说层面的公羊学经世思想，发展到实践中去，从这一点上，不论此前还是此后，包世臣与纯学术的众人有着根本不同，他实际上是在开创一条艰辛而孤独的道路。

梁启超在论述当时学术转移时指出：

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46]

王国维先生在言及乾嘉向道咸的学术转向时亦认为龚、魏：

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47]

这些说法几乎给嘉道经世思想的研究定下了基调。单纯从乾嘉考据学自身的学术流变而言，此说固然不错，因为包世臣并非汉学中人。若从清代学术发展大局来看，二位先生的话则只能算对了一半。“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的新精神，“有清初诸老之志”的经世志向，在乾嘉年间的包世臣身上已体现得十分突出。与刘逢禄、张惠言、李兆洛同时期的包世臣，才是嘉道经世之风的“开派”者。

龚自珍、魏源的恩师、公羊学领袖刘逢禄，与包世臣是朋友往还。阳湖派张惠言、李兆洛，与包世臣的交往也早于龚、魏二三十年[48]。如果说“经世致用”是由这两派合一产生出的“新精神”，其“合一”工作从包世臣已经开始。包世臣学非汉宋，却能博采众长，对各家各派广泛吸纳。不仅在学理上倡导经世，而且在行动上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和直接。他一生关注社会现实，远离书斋中的纯学术，长期着力于河、盐、漕、兵、农、荒等实政之学的研讨，真正集“实行”、“实政”、“实功”于一身，其在嘉道年间的影响不亚于后起之秀的龚、魏；且当时“扬州之好学子弟皆习世臣”[49]，包世臣指点弟子们的虽主要是“本原之学”，他经世致用的倾向却仍不可避免地通过种种渠道，为尚不明朗的乾嘉学术界注入新风，凌曙走向今文经学的学术道路，可为一例。矢志不渝的经世之志与他广泛的社会影响，都使他比龚、魏成名更早，影响更早，而远不只是一般认为的仅在时间上比龚、魏早一点而已。

由于博采众长而对传统学术致力不多，包世臣自谦为“无师学”。也正因如此，他艰辛从事的经世之学，容易被后世治学术史者忽略。“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也”[50]。包世臣一生致力于实政研讨，周围却大都是治学专精的学者，正是包世臣与诸人“交相师友”所致。比包世臣年轻近20岁的后学龚自珍、魏源，与包世臣亦常有往还[51]，魏源对包世臣继承尤多。这都体现了包世臣在当时的地位，实高于今人的评价。

非汉非宋、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使包世臣研讨实政时呈现出当时罕见的少束缚、尚自由的洒脱之气。博采众长，受多方面影响，又形成了他关注现实、大胆议政、实事求是、勤勉务实的学术风格。“世臣既未仕，又素不学，然颇悉近世故事，达民间情伪”[52]。对自己经世风格的清醒认识和自信，体现了包世臣学术思想的特点，而他由此对嘉道经世学风兴起的影响，则需要学界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