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通过考察竹枝词生成和发展过程，发现其作为民俗文献的性质，并在对元代至民国时期的京津竹枝词文本进行搜集、整理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其内容与形式，从民俗文献的角度研究京津竹枝词对于城市民俗生活的记述与描绘，初步探讨竹枝词记述民俗的体例与立场，从而确立其作为民俗文献特定范式——民俗诗的民俗学地位与价值。本书研究旨在从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对京津竹枝词进行文本搜集与整理，形成可供民俗学研究的资料库系统；二是以民俗的视角观照京津竹枝词，从民俗文献的角度探讨竹枝词的记述体例与立场，并利用民俗学的相关理论对其所描绘的民俗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 研究对象与范围
本书研究的主要考察对象是竹枝词的文本内容及其形式，通过运用民俗学、历史学以及文艺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文本分类与阐释，从而达到利用竹枝词文本展现民俗生活内容以及民俗文献体例的双重目的。
本书研究的主要考察范围是京津地区，这一范围的确定包括两种向度的考量因素。就全国范围而言，选取京津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区域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从竹枝词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主要发端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四川、湖北等地，并以民歌的形式随着水运的通航以及商贸、行旅的流通而逐渐传入华北地区，这一流传过程使其具备了与早期竹枝词不同的内容与形式。从内容上讲，京津竹枝词主要是从记录的角度描述与呈现民俗生活，从而更加具备民俗文献记述民俗的价值；从形式上讲，京津竹枝词主要是以七言绝句的诗体形制存在，能够凸显出民俗文献的特殊形式与价值。第二，从京津地区的发展来看，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都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因而具备相对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语境，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竹枝词的记述内容与著述主体的倾向性。其次，就区域范围而言，选取北京与天津两个城市相连也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从竹枝词的流传过程来看，其主要通过水运与漕运的通航条件逐渐由南方传入北方，在这其中，天津作为中转站是到达京杭大运河终点（即北京）的必经之路，因而在考察北京地区的竹枝词文本形成之时有必要将天津纳入考察范围。第二，从京津地区的发展趋势来看，北京与天津保有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形势，天津一直作为北京的物资储备基地和军事防御基地，而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又使帝都文化的影响深深地渗入天津地区。由以上因素考量，本书的研究范围便定位为京津地区，并以作为国都的北京为主。
从京津竹枝词的文本留存状况出发，本书研究时段从元代一直延伸至民国时期。自元代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京津地区便开始有竹枝词文本保存下来，此后京津竹枝词不断发展直至清代达到其鼎盛时期，内容和形式都相对定型，数目也极为庞大，因而清代是本书研究的重点时段。而在这一时段之中，京津地区作为国家行政中心区域，其城市化的程度较高，所以本书主要关注的是记述城市民俗生活的京津竹枝词。
二 相关研究的学术史
选取京津竹枝词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发展过程和主要内容的分析来揭示竹枝词作为民俗文献的功能，确立竹枝词的民俗诗性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这种民俗文献的记述体例与立场，对竹枝词所呈现的民俗生活作深入描绘，勾连其与地方文献、民众群体的关系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竹枝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文字载体之一，其形式固定、内容庞杂、风格谐趣，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和传承，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综观目前学界对于竹枝词的研究，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梳理：一是本体研究，即对竹枝词作本质探讨，考证源流、判定性质、分析特征等；二是案例研究，即应用竹枝词文本进行相关的专题探讨，解读与阐释某作者或是某地区的竹枝词。
（一）竹枝词本体研究
竹枝词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字载体，其早期以歌唱的方式产生并流传，因而又被称为“竹枝歌”，后被文人仿作，形成以文本方式存在的“竹枝词”，并流传至今。就此而言，关于竹枝词的本体研究即兼有溯源、考证、辨析等多方面内容。
1.关于竹枝词的起源问题。
由于历史悠久、资料缺失等原因，对于竹枝词的起源问题存在众多的争论。
首先，关于“竹枝”的起源时间大致包括以下说法。第一，汉代说，其依据为引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江水又东，巫溪水注之，又经琵琶峡。《本志》云：琵琶峰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时，群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词》。”[1]查诸《水经注》原文并无此语，更不知《本志》为何，因而此说当不实。第二，两晋说，其依据为清代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一下有按语曰：“镵钱祭鬼，皆见于《竹枝词》内，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方密之以为起于晋。”[2]方密之乃明清学者方以智，其此说《通考》不记，来源不详，故存疑。第三，齐梁说，其依据为黄庭坚对刘禹锡的评价，任半塘认为：“自来对《竹枝》之评价，莫高于宋黄庭坚所举。黄氏感《竹枝》，‘风声气俗’之盛，至尊为‘齐梁乐府之将帅’。”[3]但事实上，黄氏之评价乃是针对刘禹锡之《柳枝词》: “刘宾客《柳枝词》，虽乏曹、刘、陆机、左思之豪壮，自为齐梁乐府之将帅也。”[4]故而此说当为误解。第四，唐代说，此说甚为流行且比较稳妥，因《全唐诗》中多载竹枝词。
其次，关于竹枝词的起源地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巴渝，如郭茂倩所言：“‘竹枝’本出于巴渝”[5]；另一说为楚地，如苏轼曰：“《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6]事实上，竹枝词具体的起源地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从文化区域来看，巴楚文化本就同源：“巴楚文化作为一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有其特定的文化构成，概括说来，巴蛮、荆州蛮为巴楚先民的主体，巴文化、楚文化为其文化的主源，巴文化、荆楚文化的交叉融合酝酿出具有独特个性的‘巴楚文化’。”[7]因而最为稳妥的说法是：“唐时竹枝的歌唱并非一地，更非仅为巴蜀。它实际只是遍布长江南北，并广布于湘鄂。包括巫山、奉节、建平、常德、吉首以至武陵、清江等地区。”[8]
最后，关于竹枝词的命名问题，大致包括以下两种说法：一是和声说，即《唐音癸签》所记：“有和声，七字为句。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又和云‘女儿’。”[9]竹枝歌以“竹枝”和“女儿”为和声的特点使得不少学者论断其命名乃是由此而起，如傅如一、张琴在《民歌“竹枝”渊源——竹枝词新论之一》中以舜之二妃涕泪斑竹的神话推断竹枝命名之来历。但题名取“竹枝”而不取“女儿”仍不见合理解释[10]。王庆沅所撰《竹枝歌和声考辨》一文意从竹崇拜的角度辨证“竹枝”之来历，但其对于舍“女儿”而定“竹枝”的原因解释为竹枝歌的发现者刘禹锡：“深谙‘竹枝、女儿’和声的宗教含义（刘氏本人即是个佛教徒），在新词中慎重敲定而保留下来，并以其命名”[11]之说则太过主观。另外一种推断是以竹枝舞蹈，日本学者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提到：“所谓‘竹枝’，所谓‘女儿’即是歌唱时众人相随和的声。在《词律》这样注释的，大概‘竹枝’是歌者手拿竹枝以取拍子的。”[12]朱自清认为这一说法“可解释《竹枝词》之得名，但苦无佐证。”[13]此后，任半塘提出了关于此说的论证：“《竹枝》命名之起因如何，尚不详。舞者手中或执竹枝，汉代似已有之；在唐舞，《拓枝》、《柳枝》皆其类也”，并对其注曰：“据《汉书》礼乐志载汉郊祀歌《天门》云：‘饰玉梢以舞歌。’所谓‘玉梢’，殊近竹枝。”[14]由此可知，这一论证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2.关于竹枝词的流变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认可由民歌而转入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历程。竹枝词最早是以民歌的形式起源并广泛传播的，如唐代诗人顾况诗云：“渺渺春生楚水波，楚人齐唱竹枝歌。与君皆是思归客，拭泪看花奈老何。”[15]顾况是唐代较早发现竹枝歌的文人，而且亲自创作《竹枝曲》:“帝子苍梧不复归，洞庭叶下荆云飞。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16]因此，《中国民间文学史》将其划归为“唐代民歌”，并认为：“‘竹枝词’唐时称为‘竹枝’，也称之为山歌。”[17]其实，竹枝只是唐时流行山歌的一种，“‘山歌’乃类名，不以《竹枝》为限”[18]。但从实际情况而言，竹枝确为唐代极具代表性的山歌，如白居易诗云：“江果尝卢橘，山歌听竹枝。”[19]任半塘将竹枝的演唱分为两种：“竹枝之歌唱显分两种，曰野唱与精唱。野唱在民间，或祠神，或应节令，或闲情踏月，集体竞赛，‘女唱驿’之地名，由此而得。精唱则向在朝市，入教坊，乃女伎专长，其人谓之‘竹枝娘’，亦染竞赛风，赵燕奴所为，其最著者。他如士大夫之唱，有张旭、刘禹锡例。”[20]此说关于野唱部分的讨论当实，但关于精唱部分的论断尚有可讨论之余地。一来唐教坊曲中确存《竹枝子》之目，但并不载其内容。因此，后人认其为《竹枝》之别名，如清代王士禛认为：“竹枝本名竹枝子，与采莲子、渔歌子、山花子、水仙子、南乡子、赤枣子、生查子等并列。今独去‘子’字，但云竹枝。”[21]但是，根据敦煌写本《云谣集杂曲子》所记《竹枝子》的内容可知，两者体制相异，并非一事。任半塘考证了“竹枝子由竹枝孳乳而来”之不实，认为“竹枝子仅见于敦煌曲，乃杂言双叠。平仄兼叶之调不能早于竹枝”，但实际上还是将两者视作一体：“盛唐即有竹枝，竹枝子或由初、盛唐之竹枝来，与中唐之竹枝无干。”[22]此言谨慎，但稍显保守。由此推断，教坊所唱应多为《竹枝子》。二来士大夫之唱的情况也不相同。张旭唱竹枝仅见于《云仙杂记》所载：“张旭醉后，唱竹枝曲，反复九回乃止。”[23]内容不详，无从论断。但是，刘禹锡亲闻竹枝歌唱而作词，并传于当地人继续演唱，此与张旭截然不同。这一点任半塘也认可：“刘氏《竹枝》引言中曾称：辞成以后，‘俾善歌者飏之，’史书则谓‘武陵裔俚悉歌之’。足见其写此歌，乃去自民间，复还于民间。而九章之内容，或状山农辛勤，或喻人心险薄，或写水边情调，或申羁旅乡愁，都不离民间生活。唐代其他作家，凡拟民歌而还供民间采用者，亦尚有之，自与刘氏《竹枝》同效。但若白居易、元稹、李绅等集内，除不歌之‘新乐府’外，别有‘奉敕撰进’与‘翰林应制’诸作，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则与刘氏《竹枝》供‘裔俚悉歌’者，大异其趣。”[24]由此或可推断，任半塘所谓之野唱当为竹枝歌之本真面貌，而精唱一部分或来自民歌《竹枝》改编，另一部分或为教坊曲《竹枝子》[25]。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论断，教坊曲《竹枝子》曲调哀怨，多诉离情别意，或为民歌“竹枝”发展而来[26]。也就是说，流传于民间的竹枝歌与教坊传唱的竹枝歌有着极大的区别，而前者才为民俗生活的必需品。换言之，竹枝词之“词”本取“歌词”之意，最初是指竹枝歌的词，如《闻歌竹枝》中所云：“巡堤听唱竹枝词，正是月高风静时。”[27]后来，竹枝歌为文人所闻，并开始进行采录和创作，最初仍能和乐而歌，但是随着形式和风格的改变而逐渐与歌舞分离，遂成文人竹枝词。
3.关于竹枝词的性质问题。
由于竹枝词逐渐失去了对其演唱方式的记载，转而变为文本资料，其形式又比较特殊，内容与体制与诗、词密切相关，所以对于竹枝词的性质问题也充满争议。
首先从文体归属上来说，因其可以和乐而歌，可被归入词体；又因其形式多为七言绝句，又可被归入诗体。这一点从竹枝词作品的选录以及对于诗词的研究中便可得到印证：一来竹枝词可入诗集，如《全唐诗》，也可入词选，如《古今词统》；二来诗话中可讨论竹枝词，如《带经堂诗话》，词话中也可讨论，如《古今词话》。任半塘在《成都竹枝词·序》中提及：“在唐，竹枝即称竹枝，无‘竹枝词’说”[28]，要义当是论述唐代诗人多称“竹枝”，而仅以“竹枝词”为题，说明自己所作乃是竹枝歌之词。不过此说也确从本质上表明了其对于竹枝之词的认识，即“认《竹枝》在近体七绝之外，亦在词曲之外，较正确”[29]。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竹枝词最初并非类似诗、词等的独立的文学形式，而是为竹枝歌所填之词。按照任半塘对于唐代诗歌之研究，此时的竹枝词乃为“声诗”，即“结合声乐、舞蹈之齐言歌词”[30]。但是宋元之后，随着文人的介入，竹枝词的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并形成定式，而逐渐文本化的过程也使其转变为一种诗体，即：“若后世以七绝咏各地风土人情，名为竹枝词者，皆不过诗家袭用唐乐之曲名而已，完全主文，本不求有声、容”[31]。清人万树将《竹枝》编入《词律》时，以皇甫松和孙光宪的作品为例，而不载刘禹锡之《竹枝词》，即是看重前两者所作带有“竹枝”“女儿”的和声：“他人集中作诗，故未注此四字。此作词体，故加入也。”[32]也就是说，万树认为词是可以和乐的，故而将作为词之竹枝的演唱方式记录其中。虽然万树将可歌之竹枝词定义为词体而非声诗，但其所言大多数文人记录或者创作竹枝歌词时都不记其演唱方式当为事实，此抑或为竹枝词从歌词进而转变为诗体的主要原因。
其次就其内容范围而言，文人的介入使得竹枝词慢慢脱离最初以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民歌状态，成为具有相对固定的体制和风格的文学作品。虽然其作为民歌的地位与意义已然消失，但是竹枝词并未因此失去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反以另外一种形式取得了较大的影响，即从其内容出发，以状写风土为题材，发展成为极具价值的歌咏风俗的诗体。尤其是明清之后，竹枝词以泛咏风土的诗体形式而盛行于世，并逐渐成为风土诗中的翘楚。风土诗即是以描绘和议论风土人情、民间生活为主的诗作，其自不可能仅含竹枝词一体，诚如丘良任所言：“竹枝词泛咏风土，而泛咏风土者非仅竹枝词。”[33]而从竹枝词的发展历程来看，也确实不断出现因吟咏风土而与竹枝词相类比，但并不以竹枝词为名者。宋代诗人杨万里作《圩丁词十解》时曾提到：“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34]表明自己效仿刘禹锡，而另命名之。元代诗人郭翼作《欸乃歌词》，也在序言中说明：“请与言其状，如杜之歌《夔州》，禹锡之《竹枝》也。因制《欸乃》新词五章遗之。言固鄙俚，不能当古作者，然或远方怀其风俗，使歌之，亦足乐也”[35]，说明《欸乃歌词》也是一种风俗诗。此后出现的诸如题名为棹歌、杂咏、杂事诗、纪俗诗等的诗体也是以吟咏风土人情为本，为风俗诗之类。但是，由于竹枝词发展较早、影响较大，使之逐渐成为风俗诗的代名词：一方面，不断有人模仿《竹枝词》而制《橘枝词》《桃枝词》《桂枝词》《松枝词》等，仍咏风土[36]；另一方面，虽不以《竹枝词》为名，但以七言绝句形式志风俗之诗皆被归为竹枝词之类。对于此点，周作人有过一段比较清晰的论述：
案《刘梦得文集》卷九竹枝词九首又二首，收在乐府类内，观小引所言，盖本是拟作俗歌，取其含义婉转，有湛濮之艳，大概可以说是子夜歌之近体化吧。由此可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但是后来引申，咏史事，咏名胜，咏方物，这样便又与古时的图赞相接连，而且篇章加多，往往凑成百篇的整数，虽然风趣较前稍差，可是种类繁富，在地志与诗集中间也自古有一部分地位了。[37]
在这里，周作人简要地梳理了竹枝词的发展历程，并由此指出其主要内容、范围以及作为风俗诗的特色所在。也就是说，竹枝词具备一定的内容、形式和特点，从而使其成为风俗诗的代名词。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周作人又对竹枝词进行了细分：一是所咏差不多全属历史地理性质的；二是诗情温丽中加入岁时风物的分子；三是以风俗人情为主者。在这三种竹枝词中，周作人认为第三种应该是用漫画手法写出的诗，带有诙谐的讽刺意味，才是真正好的风俗诗[38]。
竹枝词这种包含地方风俗的文献性质受到了民俗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钟敬文谈及浙江民俗学工作的时候，便将《瓯江竹枝词》《民国新年越中竹枝词》归为民俗历史文献[39]。董晓萍也将“竹枝词”与“风土记”、“岁时记”、“志怪”笔记、“水利簿”、“人物志”、“俚言解”并列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民俗文体文献[40]。对于这一点，萧放也有同样的定位，其将文献民俗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历代文化人的有关民俗的记录，如岁时记、风土记、地方民俗志、全国风俗志、笔记小说、竹枝词等；第二类是各种民众生活中实用的活态文献，如民间唱本、宝卷、水利册、碑刻、家谱、契约文书等。”[41]民俗学者对于竹枝词性质的认识奠定了从现代学科体系的意义之上将其定位于民俗诗的理论基础。
以上关于竹枝词的本体研究，主要提供了关于竹枝词的源流以及性质的总体信息，是从某一特定视角进行竹枝词研究的基础知识，尤其对于竹枝词的内容与文体的相关探讨，为从民俗文献的角度研究竹枝词奠定了基础。
（二）竹枝词案例研究
竹枝词的历史悠久，因而保留了相当多可供研究的文本案例，诸位学者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某作者或是某地区的竹枝词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鲁迅曾言：“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42]由此可知，在竹枝词的流传过程中文人所起的作用有二：一是保存，使得民间歌谣可以为文字所载，留存于后世；二是改变，使得民间歌谣带有文人的色彩，风格迥异。当然，这两种作用也是利弊兼得，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单就竹枝词而言，唐代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还是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诚如任半塘所说：“自后凡较进步之作家，咸知联系民间，模拟民间，已相率形成历史传统。”[43]唐代以刘禹锡为代表的文人依民间竹枝歌所制之词，又为民众广为传唱，影响甚大：“竹枝之音，起于巴蜀，唐人所作，皆言蜀中风景，后人因效其体，于各地为之。”[44]后世各地文人纷纷拟作竹枝词，但只注重文本形式而忽略其作为民歌的本质，以至于使其最终完全脱离音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竹枝词”[45]。从这一意义上讲，从作者的角度出发是研究竹枝词的一大倾向，比如对于刘禹锡竹枝词的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多从文学视角出发，讨论或比较作家创作竹枝词的内容、思想以及风格特征。
宋元以降，吟咏风土人情便已成为竹枝词的主要内容，并且开始以“某地”和“某节日”命名，比如宋代杨万里的《峡山寺竹枝词五首》、宋代冉居常的《上元竹枝歌和曾大卿》以及元代杨维桢的《西湖竹枝词》，等等。到了明代，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并逐渐形成竹枝词的地域性特征。由此，地方性竹枝词研究也成为一大趋势。[46]而此类研究一般有三种学术取向：一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研究地区性竹枝词的总体特征、风格以及艺术建构，比如程洁《上海竹枝词研究》[47]、张静文《清代北京竹枝词评析》[48]等等；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从竹枝词中提取相关的历史资料，比如王振忠《历史学视野中的竹枝词》[49]、小田《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50]，等等；三是从民俗学角度出发，提炼或解读竹枝词所描绘的民俗事象与民俗观念，比如行龙《竹枝词里的三晋社会》[51]、严奇岩《清代贵州民族墓葬类型及其特点——以竹枝词为分析文本》[52]、佐藤仁史《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53]，等等。
竹枝词的文本案例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有二：一是丘良任所著《竹枝纪事诗》[54]；二是王慎之、王子今所著《竹枝词研究》[55]。《竹枝词纪事诗》一书主要是以时代为序，列举各个时期诸位作者的竹枝词文本并简要分析其中所记述与描绘的主要内容。由于当时的文本搜集程度所限，此书中涉及的京津竹枝词文本仅包括本书研究中的一部分，但其中所透露出的理论火花却为本书研究竹枝词提供了极大的启示作用。比如，作者在分析孔尚任《燕九竹枝词》和赵柏岩《春明竹枝词》时都提到了竹枝词作为历史史料的价值[56]；而在分析杨米人《都门竹枝词》和富察明义《中顶竹枝词》时分别提出了竹枝词记述的漫画手法和侧笔手法[57]。从研究方式来看，《竹枝纪事诗》主要是按照作者或是成书的时代进行文本案例内容的解析与阐释，更多地关注竹枝词对于社会现实的记述与描绘的细节性问题。《竹枝词研究》一书由王慎之、王子今关于竹枝词研究的多篇论文汇集而成，从而更具有文本案例研究的专题倾向与价值。从研究向度来看，《竹枝词研究》一书中所汇编的研究成果既包括对于某位作者或是某个地区的竹枝词文本的深入分析，比如《论郑善夫〈竹枝词二首〉兼及明代浙闽交通》《陈廷敬及其〈云间竹枝五首〉》，等等；也包括利用多个竹枝词文本呈现某类社会生活事象的相关论述，比如《元人竹枝词记述的居庸道路》《明人竹枝词中有关“巴盐”的信息》《清代竹枝词所见女子“卜钱”风习》，等等。虽然研究的向度不同，但从主旨来看，《竹枝词研究》一书中的各篇论文皆是以竹枝词为历史文本资料，充分重视和探讨其中所记录与描绘的社会现实：“竹枝词一般能够比较真切地反映较为广阔的社会层面的生活现实，其最可珍贵的价值，可能正在于研究者如果认真发掘，则一定可以在这座社会史料的富矿中有所收获。”[5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的研究成果中已经透露出利用竹枝词文本进行民俗研究的发展趋势，便为竹枝词作为文献的民俗史料价值提供一定的佐证。比如，该书中所收录的《说“饭局”“片子”等兼及民俗语汇的复活和社会风习的重演》《竹枝词民俗史考议之一：压岁钱》《竹枝词民俗史考议之二：纸鬼》等都是对于民俗事象的探究与考证。但是，由于竹枝词本身“大抵详南而略于北”[59]的文本现实，该书中分析和探讨的主要对象还是以流传于南方的竹枝词为重。因此，《竹枝词研究》一书不仅为本书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竹枝词文本的相关内容与形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视角与方法，也为本书着重研究京津地区的竹枝词文本创造了契机。
竹枝词的文本案例研究虽然貌似繁盛，但相对于竹枝词的数量来说依然呈现不对称的态势，且其中多为描述和分析，极少有对于某作者或某地竹枝词新颖且具有深意的学术性探讨。以京津竹枝词为例，据《中华竹枝词全编》统计现存元代至民国初期的京津竹枝词4400多首[60]，但利用其为资料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者更是未见。
纵观竹枝词研究的学术史可知，由于内容和性质的独特之处，竹枝词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对象。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对于竹枝词的民俗文献价值认识不足，造成从民俗学角度挖掘竹枝词功能与意义的研究成果并不显著。在这一意义之上，从梳理竹枝词的发展历史中发现其性质的转变并最终将其定位为民俗文献或可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从而也使得竹枝词真正为民俗学所重视，在最大限度上发挥其作为民俗学学术研究资料库的功用。
三 资料来源及使用原则
本书意在通过梳理和分析元代至民国时期的京津竹枝词文本资料，发现其作为民俗文献的特征，并确立竹枝词的民俗诗性质与价值，探讨其记述民俗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一点出发，本书的研究资料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本的搜集、整理以及校对而来。由此，本书所使用的主体研究资料是以文本形式传承的京津竹枝词，其基本来源包括如下类目：
竹枝词专集与全集。从历史与现实的情况考量，竹枝词专集历史较长且数目较大，多以抄本、刻本、铅印本以及现代印刷品的形式流传。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存目统计，现存竹枝词别集的版本共一百余种，但是由于历史时限较长，其中很多版本皆仅存书目，而无法确切获取原始版本的相关内容。而就竹枝词的文本整理而言，现已出版的、搜集竹枝词文本较为全面的竹枝词全集共有三种：1997年由雷梦水、潘超、孙忠铨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竹枝词》; 2003年由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代竹枝词》; 2007年由丘良任、潘超、孙忠铨、丘进编，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华竹枝词全编》[61]。以上三种版本的竹枝词全集能够为本书研究京津竹枝词提供较为清楚和全面的文本来源。因而，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主要以竹枝词全集为目录资料，对京津竹枝词进行原始文本的搜集、整理、校对及内容考订，最大程度上保证文本资料的真实性。此外，本书根据已有京津竹枝词文本的相关辑录信息，经过调查与采集，进行了竹枝词文本的补遗工作。
诗文集。明清以来，竹枝词多以文本形式流传，并成为文人士子吟咏风土的专门文学体裁。因此，诗词文集也是竹枝词文本的主要来源，而就竹枝词纪事的本身性质而言，其多收录于历代纪事诗集之中。因而，本书在搜集、整理工作中详细考察了自唐代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纪事诗集，以期从中获取相关的竹枝词文本信息。
地方志文献。竹枝词因其描绘各地风情，从而形成地域性的特征：一方面，用地名冠之竹枝词，使其更具地方特色；另一方面，竹枝词亦被收入地方文献，成为地方性知识读物。因而，地方史志文献不仅是竹枝词文本的主要载体，也是本书研究竹枝词传承环境的知识背景资料。本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地方志文献含有两类：一是地方志，包括《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天津府县志辑》《析津志》《日下旧闻考》《京都风俗志》《天津风物志》等在内共计16种；二是风土笔记，包括《帝京景物略》《宛署杂记》《宸垣识略》《燕都丛考》《燕京岁时记》《津门杂记》等。
报纸杂志。竹枝词形制短小、题材丰富、语言通晓，兼具信息与艺术的双重特性，因此也成为报纸杂志刊登的文体形式之一。尤其是在竹枝词的近现代传承中，报纸、杂志等媒体形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竹枝词文本的载体之一。本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报纸杂志资料含有两类：一是以文字为主的报刊，包括《北平日报》《京报》《京话日报》《群强报》《顺天时报》《益世报》《大公报》等；二是以图像为主的报刊，包括《醒华日报》《旧京醒世画报》《醒俗画报》等。
从研究范围来看，本书还将使用一些辅助性的研究资料，包括文学作品、书画作品、历史资料、统计资料、档案资料等，这些资料将为本书研究竹枝词与民俗生活提供更多的数据信息、知识背景和现实感受。
本书使用各类资料的基本原则是从竹枝词记述民俗生活的角度出发，根据文本与民俗的关系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资料。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在本书对京津竹枝词进行文本梳理与民俗研究的过程中还将遵照如下主要原则：第一，历史分期原则，即将自元代至民国初期的京津竹枝词文本按照历史顺序分段处理，发现竹枝词的文本发展过程、京津民俗的文化传承以及社会转型的生活习俗变迁；第二，主体在场原则，即详细注明竹枝词的作者及文本来源，发现竹枝词记述民俗的主体倾向、记述对象以及社会功能。
[1]齐柏平持此说，详见《“竹枝”研究》，《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第83页。
[2]（宋）苏轼：《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页。
[3]任半塘持此说，详见《唐声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
[4]（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9页。
[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40页。
[6]（宋）苏轼：《竹枝词并序》，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7]萧放：《论巴楚文化的民俗特色》，彭万定、屈定富主编《巴楚文化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8]张紫晨：《竹枝词与土家族民歌》，张紫晨《张紫晨民间文艺学民俗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9]（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0]傅如一、张琴：《民歌“竹枝”溯源——竹枝词新论之一》，《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69—73页。
[11]王庆沅：《竹枝歌和声考辨》，《音乐研究》1996年第2期，第47—55页。
[12]［日］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开明书店民国十九（1930）年版，第151页。
[13]朱自清：《中国歌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4]任半塘：《唐声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7页。
[15]（唐）顾况：《早春思归，有唱〈竹枝歌〉者，坐中下泪》，《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71页。
[16]（唐）顾况：《竹枝曲》，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7]祁连休、程蔷、吕微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18]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11页。
[19]（唐）白居易：《江楼偶宴赠同座》，《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874页。
[20]任半塘：《唐声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21]（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戴鸿森校点，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页。
[22]任半塘：《唐声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2页。
[23]（唐）冯贽：《云仙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9—660页。
[24]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唐声诗总说”，第5页。
[25]从根源上来讲，一切诗歌皆起源于民间，即如钟敬文在《绝句与词发源于民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一文中所言：“中国诗歌体式，大都发源于民间的风谣”，因此，教坊曲也应受孕于民歌，此不赘述。详见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65—276页。
[26]此言谨慎，但稍显保守。详见《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7]（唐）蒋吉：《闻歌竹枝》，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8]任半塘：《成都竹枝词·序》，杨燮等著、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29]任半塘：《唐声诗》（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30]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31]任半塘：《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32]（清）万树编著：《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33]丘良任：《论风土诗》，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7卷第1期，1995年1月，第90页。
[34]（宋）杨万里：《圩丁词十解》，《历代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35]（元）郭翼：《欸乃歌词并序》，《历代竹枝词》，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36]胡怀琛在《中国民歌研究》言及于此，并提到有人以《樱枝词》记录日本风俗的。按此，当是去当地之风物而改“竹枝”之名。详见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5页。
[37]周作人：《关于竹枝词》，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8]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周作人著、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4页。
[39]钟敬文：《浙江民俗学工作的历史、现状及今后应致力的事项》，《钟敬文文集·民俗学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178页。
[40]董晓萍：《民俗文献史研究及其数字化管理系统》，《河南社会科学》第7卷第6期，2009年11月，第152页。
[41]萧放：《中国历史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37页。
[42]鲁迅：《门外文谈》，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43]任半塘：《唐声诗·唐声诗总说》，《唐声诗》（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4]（清）万树编著：《词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45]需要说明的是，此处强调“文人竹枝词”是为与以演唱形式存在的竹枝歌词相区别，以厘清竹枝词的发展历史。事实上，“竹枝”“竹枝歌”“竹枝词”在具体使用上并没有如此严格意义上的分别。
[46]吴艳荣曾于2006年发表《近三十年竹枝词研究述评》一文，重点论述了竹枝词研究的现状。就其所统计，对于竹枝词的研究文章约有百篇，其中地方性竹枝词研究约占50%，详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6卷第5期，2006年9月，第165—169页。
[47]程洁：《上海竹枝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
[48]张静文：《清代北京竹枝词评析》，《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78—81页。
[49]王振忠：《历史学视野中的竹枝词》，《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1日，第004版。
[50]小田：《竹枝词之社会史意义——以江南为例》，《学术月刊》第39卷5月号，2007年5月，第130—138页。
[51]行龙：《竹枝词里的三晋社会》，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03—432页。
[52]严奇岩：《清代贵州民族墓葬类型及其特点——以竹枝词为分析文本》，《贵州民族研究》第30卷总第131期，2010年第1期，第177—184页。
[53]［日］佐藤仁史：《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的民俗观——以“歌谣”为线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第283—299页。
[54]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5]王慎之、王子今：《竹枝词研究》，泰山出版社2009年版。
[56]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207页。
[57]丘良任：《竹枝纪事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4、195页。
[58]王慎之、王子今：《竹枝词研究》，泰山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59]（清）杭世骏：《汪沆〈津门杂事诗〉序》，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87页。
[60]此统计结果根据《中华竹枝词全编》所得，丘良任、潘超、孙忠铨、丘进编，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61]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中华竹枝词全编》是在《中华竹枝词》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性搜集与整理工作，因而前者的文本更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