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的衍化与湖南作家的担当
一
“五四”以来，西方风起云涌的文艺思潮开闸涌入，中国作家以自己的文化选择在创新求变中大胆试验和尝试，铸造了自身的辉煌。湖南文学从陈衡哲、田汉、沈从文等开始，经过周立波、康濯、谢璞、任光椿等，到谭谈、水运宪、叶蔚林、韩少功、古华、残雪等，三代人（1917—1989 年，大致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三个时期）砥砺而行，经过70多年的积淀和发展，终于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坛赢得了“文学湘军”的盛誉。
“五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是现代文学思潮的源发点。从陈独秀的“白话文运动”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从鲁迅“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的现代小说到茅盾的“文学研究会”，从20 世纪30 年代的“革命”文学思潮到4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从“十七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新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一直在进程之中，没有停下过脚步。
虽然如此，但深重的政治灾难，让文学本身也深受其害。当人们从灾难中苏醒过来后，文学便成了最好的倾述和宣泄。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的正式起步。从新时期的拨乱反正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经济好转，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从回归到多元再到变异的一个发展过程，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回归重新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发展路线，伤痕文学敢于正视历史给人们带来的各种伤痛；改革文学积极关注生活，注重描绘改革时代波谲云诡的生活万象；反思文学则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努力探索人类心灵的秘密与隐忧。这个时候，出现了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绿化树》（张贤亮）、《活动变人形》（王蒙）、《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都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痛苦，不回避生活的阴暗面，积极发挥了文学干预生活的社会功能。并且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人物突破了观念化、脸谱化、高大全的模式，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有笑有泪、活灵活现、鲜明丰满，这一切都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强势复归。虽说快速发展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文学的审美功效呈现不够，作家也难以完全脱离政治的桎梏，免不了有意无意充当着主流意识的“传声筒”等。但从整体看，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是现实主义不断推进和深化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变革、市场经济的运行，积淀百年的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开闸涌入，不断更新着人们的认知，中国迎来了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文学也不例外，现实主义开始走上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道路。
随着政治与文学的疏离，文学逐渐边缘化，作家的笔调转向了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新写实”小说应运而生。新写实小说“新”在追求审美态度的客观化，致力于还原生活的原色魅力。除此之外，以张辛欣的《北京人——100个普通人的自述》、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等为代表的纪实文学，以直接的笔法展现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距离。这个时候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和以贾平凹、阿城、郑义等为代表的寻根文学作家则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展现乡村的真实图景。在这种多元格局中，路遥、张炜等作家虽然坚守着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但同时也是对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延续和深化。总的来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现实主义格局有了较大改变，表现出了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也被吸收进来，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性。但是，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现实主义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挑战，一批作家在坚守现实主义基本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大量利用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创作了一批新历史小说，这种小说有效地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融为一体，出现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代表作品有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和莫言的《红高粱》等。总的来说，9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是在80年代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上深化拓展而来的，加之改革开放的深化作用，比80 年代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理性，“小我”的个人化写作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风景。
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我们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断深化和开放的状态，其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从写作题材来看，由之前单一的政治题材发展到多元的文化题材并延伸到历史题材。作家不再充当政治的“传声筒”，而是进一步去反思文化，深入历史去探寻文化的“根”。第二，从人物形象来看，从片面化变得更具真实性。人物形象不再追求“高大上”，而是关注生活的细节，注重对具有个性特征的小人物的描写。第三，文学的关注角度由“外”向“内”转变。从新时期文学关注社会问题开始，到80年代中后期，大众的情绪转向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而90年代个人化写作逐渐兴盛，现实主义文学的关注点发生了大的转变。第四，由审美至审丑。其中，以莫言的《红高粱》 《檀香刑》这一类把“丑”描写得淋漓尽致的作品为代表。第五，艺术手法趋向多样化。其中，韩少功《爸爸爸》的寓言化写作方式，王蒙以《布礼》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风格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的作品中，象征、隐喻、反讽等大量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被现实主义文学兼收并蓄，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技巧和文本内涵。[1]
新时期以来，湖南文坛出现了莫应丰、韩少功、古华、何顿、何立伟、王开林、谭谈、聂鑫森、王跃文、阎真、唐浩明、田耳、盛可以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这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首推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1985 年发表《文化的“根”》一文，明确提出“文化有根”的主张，这被看作寻根文学理论的肇始，之后发表寓言性极强的短篇小说《爸爸爸》更是成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古华也是湖南当代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作家，1981年发表的《芙蓉镇》描写了南方乡村的变革，展现了农村经济的兴衰和政治的变幻，1983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则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对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残害，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品。何顿则被评论界视为“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其作品多以城市底层老百姓为对象，演绎出了《生活无罪》 《就那么回事》《我们像葵花》等优秀作品。而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到莫应丰的《将军吟》，这两部跨越两个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分别描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两个历史事件：“农村合作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运动。作品以湘楚文化为根基，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展现了社会的变革与人生的百态，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方式与美学特征，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谭谈则一直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其小说主要关注底层矿工的各种生活状态，其中，甘于奉献的矿工和大胆追求爱情的新思想者成为其小说着力表现的对象。其他如王跃文的《国画》、聂鑫森的《夫人党》、何立伟的《白色鸟》《天堂之歌》、唐浩明的《曾国藩》等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湘军”的优秀作品。
二
除对现实主义发展的影响外，“五四”的激情理想和个性追求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所蕴含的精神形成某种应和。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从异域“窃”来了浪漫主义火种，写下了浪漫主义的激情颂歌《摩罗诗力说》（1907），对雪莱、拜伦、普希金的“狂放不羁”“睥睨一切”的浪漫叛逆精神尽情赞美。从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对拜伦等的称颂到郭沫若《女神》（1919—1921）对歌德和惠特曼的钦佩；从郁达夫的忧郁、感伤到冯文炳的恬淡清逸；从沈从文的淳朴浪漫到蒋光慈的感奋抗争；从孙犁的诗情画意到徐訏的神秘凄美，直至1958年毛主席豪情满怀，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宏大理想，浪漫主义文学和理论一直方兴未艾。虽然此后作为一种思潮并不凸显，但作为一种精神和方法始终在文学之中。
在对新时期浪漫主义美学特征的梳理和总结方面，有人认为，在新时期小说中出现了一股浪漫主义思潮，早期以王蒙、从维熙、叶蔚林等一批中年作家为代表，后期由冯苓植、张承志、陈放、梁晓声、邓刚等作家将之推向高潮，这些作家将中国浪漫主义小说的风格发挥到了极致，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通过对大自然的描写，将目光聚焦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达强烈的革命激情，着力于自我抒情；突出表现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推崇阳刚之美和崇高风格。在这里，研究者用美学的而非阶级论的观点去审视新时期的浪漫主义文学，拓展了对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认知领域。[2]
新时期以来，由于现实主义文学的兴盛，浪漫主义一度被认为已经“终结”甚至“消失”。一般认为，导致新时期浪漫主义式微的原因是明显的，主要原因大致如下：1985年后政治激情的退潮，导致文学想象内部出现了自我解构的特征；“新写实”思潮的激扬，彻底动摇了浪漫主义精神寄寓的温床；9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对审美主体性的强力冲击加剧了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新时期以来，浪漫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确举步维艰，一方面背负着特定历史时期加于其身、以“假大空”为主要特征的“伪浪漫主义”恶名，另一方面，未能彻底根除的“伪浪漫主义”文风在暗地里确实还在兴风作浪，使得人们的社会审美心理极度受挫，浪漫主义就在这样腹背受敌的夹击中进一步失去了浪漫理想和现实审美的基础支撑。这种情况直接导致研究者在分析新时期浪漫主义时，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笔墨去论述新时期浪漫主义的“在场性”。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李庆本、曹文轩、刘思谦等人努力论证新时期浪漫主义的存在姿态，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界双双陷于低迷，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发展陷入某种尴尬境地。
虽然从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态势看，确实存在创作低迷、研究薄弱、地位尴尬的问题，但是它依然存在着、发展着。其中，高晓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可以说是充满着青春狂放激情又伴随着理想英雄主义的浪漫主义；孔捷生《南方的岸》、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无疑是寻找精神家园和寄托着乌托邦理想的浪漫主义；玛拉沁夫《活佛的故事》、白雪林《蓝幽幽的山谷》则将目光投射到西部，建构起浪漫主义风味的“草原小说”；同时，阿城的“遍地风流”系列作品，被认为表现出了天人相通、天人感应精神内涵的中国浪漫主义精神实质。其他如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贤亮的《绿化树》抒写了凄美爱情奇遇的浪漫主义；贾平凹“商州”系列作品、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通过文化寻根的追溯之旅，回应了遥远蒙昧的原始民族精神，形成混沌辽阔、风格凝重的浪漫主义；而莫言的《红高粱》则被认为开创了中国性爱浪漫主义的先河；刘绍棠的系列小说形成了以理想性、传奇性和田园牧歌情调为特征的民间浪漫主义表现特色；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则属于富有笔墨诗意的文人雅士的浪漫主义。另外，在自然浪漫主义的书写中，邓刚的《迷人的海》等大海系列表现了大自然的雄浑、博大、壮美的品格；郭保林的《写在历史拐弯处》《西北望长安》《寻觅萧关》等西部书写，凸显了高亢悲凉的西部浪漫主义表现特征；而以杨志军《环湖崩溃》为代表的生态浪漫主义创作，在青海湖这方野性而又平静的自然环境里，通过展示荒原牧区人们生活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强悍而又自由的旺盛生命。当然，张承志的作品具有审美浪漫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被视为新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
至于90年代的桂兴华（《邓小平之歌》《跨世纪的毛泽东》）、柯平（《诗人毛泽东》）、罗高林（《邓小平》）、李瑛（《我的中国》）这样以书写政治情怀为主体构成的传统浪漫主义诗人，在新时期诗坛上，他们属于热情讴歌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叙述中国革命的潮起潮落的代表者；而舒婷（《致橡树》）、顾城（《一代人》）这样的现代浪漫主义诗人，他们则书写忧伤情怀、构建浪漫童话、赞美生命；此外，像江河（《纪念碑》）、杨练（《大海停止之处》）等，他们游移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努力追求静穆高远的境界和情致。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于湖南而言，追溯甚远。湖南当代浪漫主义的发展始于屈原，它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传统，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突出表现为理性意识与现实责任感更加强烈。沈从文、周立波、孙健忠、谢璞、彭见明、谭谈、周健明等笔下的三湘大地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在他们的审美意识中积淀着崇尚自然、亲和乡村的浪漫主义因子，因此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弥漫着浓浓的乡土风情味。古华《浮屠岭》《姐姐寨》、孙健忠《醉乡》等作品着力从湖南本土的风土人情入手，生动活泼地勾勒出了湖南人独有的生活方式；彭见明《那山那人那狗》则在楚文化的视野中打量着湖南的秀丽山川，打量着湖南人的淳朴心灵。另外，湖南当代作家秉承屈原的爱国传统，行文中洋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主人翁意识。韩少功的寻根小说清醒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充分体现了文人的责任意识。古华的《芙蓉镇》则“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3]。而在诗词方面，湖南当代作家也惯用优美意象，灵活运用传奇、想象与夸张手法，比如毛泽东的古体诗词。由此可见，湖南当代文学具有屈原浪漫主义的爱国情怀，却少了屈原香草神殿的浪漫情调，现实意味更重，更加注重理性抒写。
三
从“五四”开始，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涌入中国，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接踵而至，中国文学在反理性、反传统、怀疑一切、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这种探索与思考深刻而大胆，足以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掰腕。
与浪漫主义钟爱大自然不同，在现代派笔下，大自然消失了，从波德莱尔到王尔德，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自然是丑的、恶的……对于人性的非人化现象更有触目惊心的发现。与现实主义展现人性的美丑不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现代派文学描绘出了一幅荒凉、冷漠、虚无的可怕图景，呈现了人的焦虑、孤独与失落。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表现手法可谓纷繁杂陈、交错重叠，呈现出“多元”景象。当然，这种“多元”景象也反映了这个时期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感应。
在现代中国，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同步发展的。1915 年，陈独秀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在文中，作者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这是中国较早论述现代主义的文章。自此，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与评论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形成过三次高潮。这种起伏变化呈现出历史的阶段性，与中国革命的进程紧密关联。“五四”前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评介集中于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其中，以鲁迅、茅盾、郭沫若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作品，其中，以戴望舒、曹禺、李金发、卞之琳、施蛰存的作品最为有影响力。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现实主义文学自然得到推崇和加强，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译介明显减弱，但仍有一定表现，如20 世纪40 年代，西南联大的一批师生对现代派诗歌进行了集中评介，这个时候，现代主义对中国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这些诗人通过选择和吸收，形成了中国式的表现手法，“中国式现代主义”正式步入审美视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学得到蓬勃发展，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加大了对西方古典文学以及革命的、进步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由于政治的需要，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笼统称为“颓废主义”，被意识形态视若洪水猛兽。到了60 年代，兴起了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运动，西方现代派文学再次从政治上被全面否定，这种境况直至新时期才开始改变，并逐步恢复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于1979年开始编辑由袁可嘉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四册，1981），选集包含了“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文学、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新小说”[4] 等十余个流派作家的作品。
“中国式现代主义”是袁可嘉提出的美学概念。他认为，“中国式现代主义”在于有自己“中国式”的表现特色，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思想上，既要坚持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表现，同时，又提倡对个人心绪的抒发和自由意志的张扬；在艺术上，既要发挥形象思维的特点，注重象征、隐喻、联想，让幻想与现实交织渗透，同时，又强调继承与创新，强调中华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学和文化影响的有机结合。这个理论他称为创立“现实、象征、玄思相结合的新传统”，既有别于西方现代派，又与庸俗社会学不同。袁可嘉的观点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关注、讨论和认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5]
朦胧诗派就是这个时期横空出世的“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对朦胧诗派来说，在内容上，关注描绘现代都市的紊乱无章以及人的孤独感、失落感、对现实的不满和疑虑；在艺术上，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意象叠加、时空蒙太奇等现代派技巧，强调直觉和随意性。代表作有舒婷的《礁石与灯》、叶延滨的《环形公路的圆和古城的直线》等。这个流派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质量并不一致，有的诗染上了现代派的悲观主义，表现出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有的诗则挥洒个人直觉，写得晦涩难解。
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也是“中国式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传入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产生了一股冲击波，王蒙是中国当代意识流文学的拓荒者，他在1979—1980年间接连发表《蝴蝶》《春之声》《布礼》《风筝飘带》《夜的眼》《海的梦》等。这些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连贯性，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往往采取时间交错往复、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联想和幻想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戴厚英也明确说自己吸收了“意识流”的某些表现手法，她的《人啊！人》强调自己的艺术探索和西方现代主义的非理性不是一码事儿。荒诞因素和黑色幽默也更多地进入了当代小说，比如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他把小说主题上升到了哲学境界。
与此同时，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在“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中也有所表现。张承志《北方的河》、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都涉及人对生存方式选择的问题，而孔捷生的中篇小说《大林莽》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作品，作者通过“大林莽”这个客观对应物，把自己的“思想知觉化”，把自己对生活的思考诉诸大林莽。王蒙、谌容、宗璞的作品则有表现主义特色。在王蒙的《杂色》中，马能说话，风能说话，天上的飞鹰能说话，地下的流水在说话。在谌容的《人到中年》里，患重病的陆文婷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小鱼，在水中快活地游来游去。而宗璞的《我是谁》，“我”受尽迫害和凌辱，并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变成了“大毒虫”“蛇神”“牛鬼”。像《我是谁》这种直接描绘现代人无法确认自我的难题，作者承认是受到了卡夫卡小说的启示，运用了超现实的“内观手法”。
在意识流小说的影响下，当代中国作家重视对人的深层心理的探索与思考，注重多视角的写法以及心理时空的变化，有的小说呈现出人物淡化、情节淡化、诗化和抽象化的特点，这类小说优劣不一，但都显示出现代派的影响痕迹。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我国对现代西方文论的译介和研究，覆盖面之广、速度之快也是很惊人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原型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到后结构主义、读者反映理论、后现代主义和新历史主义都有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成果。
在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新时期的理论批评呈现了新的特色。有的侧重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以及文学内部要素的互相联系；有的从个别作家、作品的研究转向系统的整体考察；有的吸收外国文化或其他学科的养料，从美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综合考察文学。这些成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多了一个参考体系，有利于推动作家返回文学本身，重视艺术创新，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有了更多的参考和借鉴。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彻底反传统，摈弃“终极价值”，崇尚“零度写作”，表现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流。中国改革开放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改革，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对于西方文学思潮的亲近，中国的后现代文学是这个特定时期政治、经济与文化合力的结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表现元素可以在同一作品中交相辉映。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后现代文学自身所推崇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后现代文学的接轨问题上，众声喧哗，莫衷一是。
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进程中，一批湖南作家的创作成果是不容忽视的。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一直处于边缘性的位置，虽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杂糅着前进，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许多作家的创作都受到了现代主义的影响，沈从文便是其中之一，沈从文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呈现出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美学特征。沈从文的现代主义创作除了受到外国思潮的影响，和他的人生经历也密不可分，所以具有世界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特点。田汉早期话剧通常被评论界认为具有唯美的浪漫主义表现特征，其作品中主人公因“灵与肉的冲突”而导致的内心激烈的矛盾、象征化艺术手法的使用、相对主义的思想观念等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主义倾向。韩少功从发表《文学的“根”》开始，着力倡导“寻根文学”，在“寻根文学”中，用西方的现代意识去观照古老的文明，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爸爸爸》便是代表之作。在《爸爸爸》中，作者立足湘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以夸张、变形、象征主义以及黑色幽默的手法为读者塑造了“丙崽”这一人物形象，对现有的文化进行鞭笞与反思，作品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审丑意识，作品的现代意识浓厚。如果说上述作家只是部分作品运用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那么蒋子丹、残雪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者和守护者。蒋子丹早期就因其小说的“荒诞”特色而备受关注，之后1985年更是大胆模仿西方“荒诞派小说”而创造了“颜色系列”小说，从开始的模仿创作到后期的形式释放，蒋子丹的创作呈现出了自己的风格，实现了对现代主义小说的探索历程。残雪则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被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守护人，她曾强调过：“我通过努力学习西方文学，深深地感到，我所追求的自我同西方现代主义是一致的，并且我觉得比大多数作家更自觉。”[6] 残雪的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是在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不重视人物性格的刻画，着重对问题进行抽象的哲理思考和对人物进行粗线条的描写，努力营造出一种陌生化情境；其二，也是残雪最主要的创作特征，那就是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强调和解构，这也是其文学现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表达。
综上可知，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发展语境中，湖南作家除了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创作方面大放异彩外，在“中国式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同样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容忽视。
至于湖南文学的后现代症候则是或隐或现，并未形成态势。
[1]参见倪娟娟《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2 年，第42—46页。
[2]参见初清华《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入场途径及知识形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古华：《芙蓉镇·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4]涂舒：《〈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简介》，《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4期。
[5]参见王芳《论袁可嘉中国式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建构》，《南昌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6]残雪：《残雪文学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