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缘起

尽管我们现在对古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尝试了多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和视角还远远没有将古代文学的全部纳入本应观照的范围之内。这些被学者遗忘的角落，也都有它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有的甚至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奇异光彩和魅力。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或者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眼光，使得这些作品和作家被边缘化和作为“他者”而存在，就像山花野草一样，它们独自盛开，独自凋零，然而清香远馨，自足自本。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学史，尽管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网罗各种不同的新资料，可是，它们向我们呈现的是否就是当时真实的文学存在？它们是否有资格来代表当时活生生的文学面貌？是否除了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师和他们的代表著作之外，就没有别的文学活动？如果有，我们应该如何来呈现这些复杂的、种类繁多的文学活动？无疑，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气魄、新的胸怀来面对我们的文学传统。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尽量真实地来反映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活生生的文学活动。

毫无疑问，那些优秀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就像一座座高山一样耸立在中国的文学地图上，给中国文学以庄严并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尊重，就像一条条大河一样滋润着中国文学的田野，成为衡量中国文学的一系列标准，并规范和制约着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方向。但是，我们知道，文学活动一开始就起源于大众之中，尽管文人阶层后来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可他们的创作源泉却大多和普通民众有关。而且，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由于某种原因，只能在特定的范围之内流行，或者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只流传了一个短暂的阶段，后来便默默无闻了。或者，由于审美取向或传播手段的限制，使它们突然消失了，以至于后人无法知道它们真实的存在情况，一如王梵志的诗歌，但这不能代表它们不曾在社会上流传并发挥过文学审美的功能。所以，我们如果还是从单一的维度来叙述文学史，就不可能较为全面和真实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原貌，也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合理。

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文学史，都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一种尴尬，即某一种文体或某一种文学思想在某一个特定的阶段出现了停滞的现象或者“空白”，或者觉得某种文体或文学形式、手法、思想逃逸出我们的视野了。文学史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避而不谈或者给出一种自己的解释，或者是把这些阶段压缩为一个很短的章节一笔带过。事实上，在真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停滞”或“空白”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比如，我们一说起汉代诗歌，为什么总是只会想到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除此之外就只有几位零星的成就不大（在诗歌方面）的诗人？汉代诗坛难道果真如此寂寥吗？在一个《诗经》学非常发达的朝代，这样的局面是否合理？另外，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否只是文人学士的专利，普通的大众阶层是否也有文学创作？如果有，他们的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人创作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真实关系？诸如此类问题，一般的文学史都没有关注，或者即使提到了，也只是一些平面化的教条式论断，并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换一种视角来关注文学史、叙述文学史。

在史学研究领域，法国年鉴学派[1]可谓影响甚大。这样一种新的视角对欧洲史学是一种革命，对中国史学来讲，其影响也不可低估，并将在以后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我们以前的历史叙述，比如二十四史，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就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这样的叙述无疑不能代表真实的历史。文学史属于专门史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可以借鉴年鉴学派的做法，尽可能还原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客观真实性，而不仅仅是“伟大”作家和“经典”作品的谱系排列。

《焦氏易林》在我国文学史上基本上是不被关注的。作为一部占卜之书，按照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它的文辞形式与正统文学相比，是一种“异”，但是对这部非主流的、“异”的作品做一种文学研究，无疑对于丰富我们文学史的地图是有益的。而且，其作者是一位生活于底层的文人，其风格和内容又表现出诸多民间性，所以对《焦氏易林》进行一种文学研究，可以对以上的问题做出一些回应，或许可以深化和拓展对以上问题的思考。这就是本书选题的缘起与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