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人从事孙中山先生与澳门关系研究可追溯到1983年，本人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史学会“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史学会议。会议期间，在京西宾馆房间内获胡绳老前辈的接见。当时，胡老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及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当天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胡先生谈到研究孙先生的早期革命思想，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缺乏，而本人是少数专门研究港澳历史的史学家，他要求本人在搜集港澳档案史料时，特别留意是否仍存有孙先生在港澳策进辛亥革命运动的相关珍贵资料，所谓恭敬不如从命，本人欣然接受了这个使命。

为此当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从香港大学转到澳门大学任职期间，即与好友卢文辉先生组织了一个小组，调查有关孙中山先生在澳门的第一手资料，小组成员都是懂葡语的年轻同事，先由本人灌输最基本的史学常识及调查史料的技巧，然后每人分若干史料对有关孙先生在澳门的所有资料进行搜集。这些史料包括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后的澳门档案内的政府公文及在澳出版的葡文报章。可算是幸不辱命吧，果然在澳门档案内发现不少十分珍贵的有关乙未首义及其他有关孙先生的资料。

由于本人从事孙中山先生与澳门的研究只是纯粹出自个人兴趣，一直当成一个嗜好，只是在有余闲时才整理一下所搜获资料，但多年来劳碌奔波，多次搬家及转换工作地点，因此这些资料可算是散置多方，未能有暇将它们全部输入一完整档案随身携带，以致本人对此课题的写作，时歇时续，未有认真完成有组织性的稿本。只是在1997年广东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学术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分析有关资料（《浅释港澳档案所藏有关孙中山与澳门关系研究的一些资料》）的文章，后在2002年出版的《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中发表了《认识港澳史与辛亥革命研究一些新方向刍议》一文，公开了其他部分资料。到了2011年，由于是纪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周年的大日子，才下决心尽力整理多年搜集到的大部分相关资料，用作两本新书中有关孙中山先生与澳门部分的主要根据。[1]但对于孙先生在澳停留的时间及停留期间所住的地方，以及他在澳门期间的言行，和他是否能够成功在澳门开拓他的革命事业等重要问题，仍然无暇做详细分析。

2016年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教授邀请特撰写此书，让年青一代较正确了解孙先生是怎样在澳门开拓其革命事业的，并向此伟大革命先驱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乙未首义之前，虽然孙中山先生只在澳门住了一年多时间，但他其后在两部重要著作——《建国方略》及《伦敦避难记》中都谈到这段时间对他的革命事业很重要，在前一部著作中，他提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而在后一部中则说过这样的话：“时在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予卜居于珠江口之澳门……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实始于是地。”这说明孙先生认为他的整个革命事业是在他于澳门镜湖医院和同善堂寓革命于行医时开拓的。

由于有关孙先生最早期的革命思想及尝试策进革命运动的直接资料匮乏，因此一直不为人所熟知。本书集中分析讨论有关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即澳门政府档案报刊、当时澳门出版的中葡文资料等，以便进一步了解孙先生为什么要去澳门行医，其原因是否真的是寓革命于行医，他到澳门及离开的正确时间，他在留澳时段认识了哪些人士，以及这些人士是否对他尝试开拓革命运动有重要影响。

[1] 《纪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周年——缅怀孙中山澳门革命挚友飞南第》（以下简称《缅怀孙中山澳门革命挚友飞南第》），澳门国际研究所，2011年；《港澳档案中的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香港）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