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剑国

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人物，学人予以高度关注自在情理之中。从《读秀》上检索，研究李渔的论著——包括专著、期刊论文、博士硕士论文——着实不少，广及传记、评传、年谱、小说、戏曲、诗文、饮食、园林、家居、医学、养生及哲学、思想等等。张成全博士选定李渔为研究对象而长期注入心血，可谓知难而进，是需要识见、勇气和毅力的。我们常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发现新材料、新问题是创新，对老问题提出新思路、新见解也是创新。读成全的《李渔研究》，我分明感受到他的新思路和新见解。

通过对以往李渔研究的梳理，成全认为不足有三：其一，忽视李渔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应有的复杂与生动。或者说忽视李渔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在不同时期发展演变的实际，往往将之一体化统而论之，大大偏离李渔的真实，违背“知人论世”的研究原则。其二，以猜想代替论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其三，满足于李渔现象与当时主流文化表象之间的比附研究，忽视李渔成长具体过程中环境与教养的特殊性。

成全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中，李渔是个另类人物，是个独特的标本，他的人生信念、态度、经历、事业和文学创作，都具有特殊性，研究李渔就要着眼于他的独特品格，关注他独特的出身、独特的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成全的基本思路是在更久远、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梳理影响李渔一生的各种主要线索，探讨李渔人生选择、思想演变、创作风格形成等的深层原因。并且通过一些基本事实的考辨，澄清李渔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尽量客观地描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李渔。

这个思路很好。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一样，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尽可能还原真实。李渔不同于同时代的一般读书人，他的身份、文化性格是特殊的、复杂的、变化的。他是读书人、文人、作家，又是医家、山人、戏曲班主、书贾。身份的变化转移，有时代变迁和社会价值观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面对李渔的复杂性作简单化处理，面对李渔的变化性作凝固化处理都是不恰当的，必须厘清事实，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这里我想举出成全书中对李渔弃医从文，走上科举道路的原因和过程的论述为例，了解他的思路和新见之一端。有的论者认为李渔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是李渔有浓厚的仇父倾向——之所以仇父是因没有得到家业继承权，主要论据就是李渔十九岁时父亲病逝后写下的《回煞辩》。成全从医生社会地位低下、科举入仕的梦想、《回煞辩》并非乖张非礼及子女孝亲四个方面加以论述，尤其是着力于对《回煞辩》的分析，力斥所谓李渔仇父说的荒唐。回煞又称丧煞、归煞、出殃等，即亡者会在某日魂返，家人须出避，以免其害，此之谓避煞。这是一种荒谬的迷信习俗，明清许多学者力斥其妄。李渔《回煞辩》秉承这种观点，认为家人避煞是“塞人子念亲之心，开天性倍本之渐，此先王之教所不容也”，批评避煞有违孝道，并非针对乃父，憎恶亡父回煞，相反，李渔倒是个孝子。至于说李渔父亲让其兄李茂继承了家业，于是李渔便与其父亲产生了矛盾，更是子虚乌有之事。成全曾发表论文专门研究回煞（《“回煞”考论》，《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这部分的论证，广引博采，长篇大论，是很精彩的笔墨。

对于李渔最终鼎革之后又弃举卖赋糊口，成为一个非士非商、亦士亦商的人物，成全结论是李渔不是出于政治考虑，也不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而是基于他的名士意识，对名士、山人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聪慧多艺的自负。这一论点我也觉得能够成立，符合李渔的性格、人生观和价值观。

《李渔研究》以下部分是分章讨论李渔的医学与养生学、哲学与文学、政治观念与其他、园林技艺与创作、词与词学理论等。这些论述不是一般的情况介绍，而是从现象发现思想，提升到思维、观念、信仰及文学思想的高度。

首先从李渔医学家世和医学素养出发是颇有识见的，因为任何人家庭环境的影响大抵都是巨大的、深远的。成全认为，李渔个性的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甚至是文学理论和创作风格，都打上了医商家庭深深的烙印。此章的精辟之处，就我感兴趣的想举出一点，就是论证李渔从早期对医药医理知识的运用，逐渐发展到对传统医学的反思和颐养哲学的构建，其颐养哲学和杨朱学派养生哲学密切相关，他从四个方面论证了这种跨时代的思想关联。但他并未止步于此，进而又论证李渔养生思想与儒家养德原则的差异，从老子贵柔守雌的人生哲学，从所谓“退一步法”、“安乐法”，从“和”的医学哲学观，考辨李渔养生思想的渊源。在此基础上，成全又讨论了李渔的颐养哲学、医学观念和小说创作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十二楼》《肉蒲团》等小说的内容，认为笠翁的小说创作，是其养生哲学的形象图解，目的在于医人医心，从而开创颐养劝惩的小说类型。

李渔一生未仕，不是政治人物。但他处于明清易代的敏感时期，处于王朝政治笼罩舆论的语境，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意识，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但他的政治态度是一个动态过程，成全主要以李渔这时期的诗歌为据，仔细分析了他的变化过程，作出这样的总结：李渔一生的政治态度凡三变：崇祯后期，充满了为忠为孝的儒生情怀和慷慨轻财的豪侠之气；甲申之乱至顺治八年之间，政治态度和倾向极为复杂。有伤时忧民之情怀，有被强制剃发的激愤，有过舍生取义之想法，也有过对时局之无奈。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情绪化特征，不能转化为一种恒定的政治情结和政治操守。顺治八年之后，李渔成为清朝的顺民，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清王朝就忠心耿耿。在道义与生存面前，李渔则更多的是考虑后者，他的政治态度呈现出实用多变之特征。因此，李渔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儒家操守，显示出市民哲学的特征。从这一结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李渔不是旧王朝的殉葬者，也不是新王朝的拥戴者，他当不了遗民也做不了清臣，支配他思想的是个人利益——生计、事业。在他的价值选择上，自我无疑是第一位的。联系以后李渔的作为，作为一个文人、山人兼商人，他在那个时期的政治态度也只能是这样。

与政治观念的变化不同，李渔的鬼神运命观倒是一以贯之的。成全论证李渔终身是无神论者，不相信鬼神天命。这一结论从李渔笔下文字很容易得出，但李渔何以成为无神论者，就没有现成的答案了。成全认为这与医学文化中医、巫之争有很大关系。李渔出身于医学世家，本人有深厚的医学素养，他一生辟巫甚力，加之他所受到的儒学教育，一起导致他无神论观念的形成。这一解释是有道理的。为此成全详细梳理介绍了医、巫之争，讨论巫、医之别。这里似乎还应当附带说明，医分化于巫是不彻底的，所以在历代的医药著作中不乏巫术成分——读读《千金翼方》《政和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就知道了。而且由于中医以阴阳五行学为理论基础，先天地缺乏科学精神，所以不可避免地保留下巫观念和巫术。

晚明王阳明心学盛行，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李渔的哲学观点与文学思想受到了晚明心学的深刻影响，举出了二者一些相似点。成全对此不赞同。他也将二者若干论点加以比较分析，认为王学作为那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潮流，都曾在不知不觉中浸润濡染影响着李渔，不过李渔的哲学观念中虽也特别强调“心”的作用，但李渔“心”之概念并非主要来源于王学，也绝非一个王学所能涵括了的。传统医学中的“以意为医”的思想、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观念等都可作为李渔“心”之概念的直接来源。李渔之“心”与王学“心”之概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成全对王、李论点的对比分析极富启示性，就是仅就字面上的简单比附而不究事理，只能作出似是而非、牛头不对马嘴的结论，这种方法绝不可取，不是科学态度。

李渔有高度的文化素养，他的园林思想与技艺颇受称道，为研究者所关注。成全研究的着力点首先是将李渔园林生活分为三个时期——这是他善作动态分析的一贯做法，其次是园林建筑的美学思想——推崇创新，崇尚自然，崇俭反奢，再次是园林技艺对创作的影响，即给予他创作较为丰富的灵感与素材，将构建园林的经验与经历融入创作。观点都很允当。

李渔的词作和词学理论，成全也有精到的论述。词侧重于对艳词的分析，因为成全认为艳词尤能反映李渔个人的襟怀、才情以及生活阅历，显露出他的真面目真性情。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李渔艳词的曲化和戏剧化倾向。而论证李渔在词学理论上的影响、价值和贡献尤为用力。成全认为以往对李渔词学理论的研究，无法凸显李渔词论在词学史的地位。李渔的词学，重视词体特征，区分诗、词、曲的不同，强调词的“意新”、“语新”、“字句之新”，把情、景关系列入词论范畴，如此等等都是李渔词学的精当之处。成全认为，这是李渔擅长理论思维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词学的进一步理性自觉。在词学发展史上，李渔的词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李渔是戏曲小说大家，历来对李渔的研究，以戏曲、小说为重。成全此书没有专门辟章研究戏曲，对于小说也只是从颐养哲学入手分析若干作品，或融入其他章节。因为成全此书的宗旨就是展现李渔这个人的独特精神面貌，发己之所发，不想重复已有的认识。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恰当的，否则就是为求全而失去精到，不免成“注水猪肉”。

但令我欣喜的是本书末章对《肉蒲团》和《合锦回文传》著作人的考证。《肉蒲团》多以为李渔作，学者皆取证于作品内容。成全亦用此内证法，从观念、细节、行文风格入手，认为《肉蒲团》与李渔的思想和创作有大面积的吻合。我是搞考证的，讲究以文献为依据，铸成铁案，内证常用作附带佐证。但《肉蒲团》的作者找不到直接或间接的有效证据，也只能求助于内证。令人钦佩的是成全的对比分析非常细致全面，知微察隐，头头是道，使人不能不相信他的考证结论。成全又推断《肉蒲团》的创作时间应该在康熙五年至九年之间，虽乏直接依据，亦堪为一家之言。清嘉庆刊《绣像合锦回文传》题“笠翁先生原本，铁华山人重辑”，是否为李渔作学界有争议，成全的考证也从作品内部寻找答案，通过对唐末历史史实的认定、鬼神观念与信仰、行文特征上与李渔作品的对比，二者形成鲜明的区别。认定与李渔无涉。

纵观《李渔研究》，我觉得成全此书有几个鲜明特色：不图面面俱到，但求有所发明；将明清的大环境与李渔的小环境相结合，将历史回顾与现实审视相结合，将李渔思想行为与作品创作相结合，将文献钩稽与理论阐释相结合；旁征博引，明确事实，不作空泛之论，不发无根之言；论述谨严透彻，行文老道明快。要之，这是一部任力厚重之作，是李渔研究的重要新成果。

成全2004年以河南安阳师院中文系副教授的身份考入南开文学院，跟我读博士，专治李渔。2006年6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即出版了他的专著《李渔研究论稿》。2007年在《李渔研究论稿》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李渔研究》，毕业后回到安阳师院，任文学院教授、院长。前两年调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跟我过从甚密。毕业以来的十年间他反复修改《李渔研究》，如今《李渔研究》即将出版。对照三稿，仅观其目录即可见修改之功非小，诚可谓“十年磨一剑”。成全请我作序，说实在的，我对李渔素无研究，只看过他的几本书而已，为之作序，也只能姑妄言之。现今成全教授正忙于完成国家项目《明代藩王文学研究》，这又是一个重要题目，且与李渔差别巨大，是对成全才智的新考验。杀青之日，一睹为快，是所愿也。

2016年4月24日草毕于钓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