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燕宁的博士论文出版，祝贺她！

因为序写得多了，这句话看上去成了套话。但实际上，对燕宁来说，这是实实在在值得祝贺的事。因为这里面体现着她一生中最大的追求。我们的学生念到大学、研究生以至博士生，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追求，但大部分人还是按部就班来念的。在我带的学生里面，迄今为止已经拿到博士学位的有二十几人，起码有二十人是这样的，从本科念到硕士，硕士毕业或者直接读博士，或者工作几年再来读博士，都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对于燕宁来说，却不那么寻常。以我的看法，燕宁在读大学之前，是一种不受拘束的学习状态，在学校不受老师的束缚，她的父母对她也是“粗放式管理”，这种状态在现行的高考体制下是不可能取得“理想”成绩的，这也造成了她以后的求学之路一直是磕磕绊绊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散漫”的学习过程也造就了她天马行空的思维和理解问题的独特性，而这也成为她此后做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做研究的人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为人稳重，思虑周全，因此做起研究来显得思维缜密，整体感强，却也往往会缺少某种尖锐性；另一类则为人粗疏，率性而为，做起研究来就显得未必面面俱到、细密周详，然而却往往跳脱不羁，总会有让人感到惊异的地方。显然，燕宁就属于这后一种了。

最初，当她有意来报考南开大学的博士的时候，就跟我谈过她的学习经历，以及她的学习方式。那时她已从山东大学读完了在职的硕士，有了工作，然而她却时常到学校去参加各种课程的学习，包括哲学系的博士课程的讨论，让我惊讶的是，她一个外语出身的学生，居然去跟哲学系的博士生们讨论经院哲学的问题；虽然从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的发言往往是自说自话，提出问题多，回答问题少，但我发现，她有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术问题，都能跟她自己正在思考的问题联系起来，哪怕这种联系是牵强附会的。坦率地说，比较起严整周密的思路来，我更偏爱尖锐而有灵性的思考与表达，所以在我招收的博士生中，那些出人意料考进来的学生多属于这一类型，即以他们奇特的见解和表述让我感到振奋。思考有漏洞是可以通过后期加工来弥补的，但如果思考过于平稳，要想出现过人之见则有时不是通过训练就可以达到的。或者说，这需要天分。燕宁的这种思维方式，也造就了她的博士论文的两个主要的特点。

一是能够把两个远距现象联系起来。我们说，一个论文首先要有一个有力的立论，那么这个立论怎样才算有力呢？维姆萨特在谈到隐喻的效果时曾提出过一个“远距”说，喻体和喻本（比喻者和被比喻者）之间的距离越远，比喻的效果越有力，比如“狗像野兽一样嚎叫”“人像野兽一样嚎叫”和“大海像野兽一样嚎叫”，哪个的艺术效果更有力呢？当然是最后一个。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一个论文的立论上，如果一个论文仅仅是描述了一个对象的艺术形态，并说明这个艺术形态与作者本人的艺术立场之间的联系，这个距离就是有限的，或者说，它的深度就是有限的；如果论文不仅描述了文本的艺术形态，而且将其与某个隐藏着的历史文化现象结合起来，找到了两者的内在联系，那么，这个立论就是符合“远距”规则的，就是一种“有力”的立论。这也就是我说的，要建立起一个“深度模式”来。在我的印象中，燕宁提出要把安吉拉·卡特的作品与古希腊喜剧联系起来，还是在她入学之初所写的有关材料中，那时我还觉得有点牵强，因为其实卡特并没有明确地说过她的写作与古希腊喜剧间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有时把自己的小说称作“喜剧”而已。但后来我大致读了《明智的孩子》，觉得燕宁的观点是有道理的。这也使我想起了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在郑敏先生家里听她讲解构主义，她是把德里达跟中国的庄子哲学联系起来讲的，一个在当代的法国，一个在公元前4世纪的东方，然而郑敏先生通过她的诗意的联想，说明了人类思维循环的基本道理。而燕宁把安吉拉·卡特和阿里斯托芬联系到了一起，一个是后现代的解构型叙事，一个是古典时期的谐谑型叙事，这两个“远距”现象，在一个“喜剧”的概念之下发生了如此奇妙的联系，使得我们对卡特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这种联想也有点类似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和古希腊的对话体文字以及梅尼普讽刺体相关联，从而说明了一种现代文体是如何在一个遥远的时空之中获得巧妙回应的。

燕宁论文的另一个特点实际上也与她的这种“远距思维”有关，那就是把一种文本现象置于一个文化史的链条中来加以审视，当然，这也是一种确立一个有力的立论的方式。现在大量年轻人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博士、硕士的学位论文，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研究，即确定一个对象，确定一个角度，然后就开始了文本赏析式的写作。我把这种研究称作是“基于一般知识的研究”，而不是“基于专业知识的研究”，也就是说，这样的研究其实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训练的研究，而不是真正有所创见的研究。虽然找到一个解析角度，或者一种理论武器，也算是一种“深度模式”，但这是最基础的模式，或者可以说，它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真正的深度模式应当是把一个现象放在一个宏大的框架之内的研究，或者说，通过对一个小的现象的解读，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化史的问题。这也是我说过的症候式解读的方法。当然，这首先需要发现症候，即发现超于你的日常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反常”现象。比如，为什么安吉拉·卡特总是要写“组合”式的家庭，而不是写传统的血缘家庭？为什么在她的笔下，血缘之间的关系总是充满了悖谬，而友谊的组合却形成了和谐？——这就是一个症候，一个反常现象。即使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虽然他们描写了大量的“偶合家庭”，但也还是着眼于血缘制家庭内部的问题，但到了卡特这里，家庭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血缘成为悖谬的起点，而非血缘关系却成为拯救人类的稻草。这当然是卡特本人的思想，但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20世纪特有的产物，还是西方思想史上固有的东西？这涉及“反逻各斯”思想的起源问题，反逻各斯主义的思想不是后现代才有的，实际上，它是从逻各斯确立的那一刻就有的。我上面说，郑敏先生居然把德里达与庄子联系了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人类的思想实质上总是多元的，固化与颠覆并存的，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会以某种立场为主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全面独白化。更何况，颠覆性基因在西方的文化中始终保持着十分活跃的状态，当然，这也源于这种文化的起始元素就包含了“弑父”的内容。就此而言，在西方的文化发展史上，一方面是血缘伦理的不断建构与强化；而另一方面，被逐渐建构起来的血缘伦理又不断面临挑战。它的最初表现形式反映在文学叙事中，便是家庭内部的利益和权力之争，而到了卡特这里，它干脆变成了导致各种人生悖谬的一种惯性结构，你不必去刻意表现血缘的解体，它本来如此，司空见惯；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友爱”成为人类独有的道德方式。在燕宁的论述中，无论是对血缘的否定，还是对友谊的肯定，都被她放到了自古希腊文化开始的思想链条中来加以考察，这样，看上去一个浮在后现代碎片中的“成人寓言”，便具有了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

当然，一个论文的深度模式越有力，研究者就越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因为，这也就意味着你的研究视野扩大了，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增加了，一个单一现象的研究变成了复合式现象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对研究者就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强化思维的联系力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有了跳脱的思维能力而止步于跳脱，还要把跳脱的各个环节尽可能严密地缝合起来，才能让你的立论征服别人；另一个要求就是多读多写，这种“联系性”研究，仅仅靠脑子里有想法是不够的，要有材料来证明，就像数学研究要通过大量的演算来推导命题一样，文学研究也要通过大量的论证来维护立论的正确性。燕宁在后一点上是值得称道的，她围绕着自己的研究方向读了许多历史哲学方面的书，更重要的是她不怕写，她在入学前就这个博士论文的问题已经写了将近十万字的东西，这也就成为她能够在三年的学制之内完成论文的基础。至于论述的严密性，燕宁读博士的三年期间，在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得力于她的“能写”。尽管从天性上，她属于跳脱型的，但大量的写作是可以使思虑的周延性得到训练而逐渐完善的。因此，我也希望她能够在繁重的教学之余，坚持勤奋写作，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是为序。

王志耕

2016年4月于南开大学